第一章 價值觀、心理學與人類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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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依賴。
當這種母親般的呵護消退時，他們就會驚恐，就會缺乏安全感；反之，當他們能感受到身邊有一位關愛的母親，或類似母親的替身，無論是現實中的人物或是幻想中的人物，他們都能變得積極樂觀起來。
存活是一個不斷重生的過程。
對我們大部分人來說，生活的悲劇在于我們還沒有充分地完成出生這個過程，就已經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出生，在這個意義上，不單指離開母親子宮、膝頭、手等等，而是指一個人獨立進入主動和創造的狀态。
就像嬰兒在剪斷臍帶後必須自主呼吸，人在出生後的每時每刻也都必須處于主動和創造的狀态。
一個人直到重新找到安身立命的根基，才充分完成了出生的過程；這種安身立命的根基建立在其與世界的一種創造性的關聯中，建立在其後體驗到的與全人類和一切生靈的休戚相關的結合裡。
從被動地生根在自然和母親的子宮裡，人又再次生根&mdash&mdash這次是主動地、創造性地和所有生命結合在一起。
第四，人需要有一種身份認同感。
人是這樣一種動物：會說&ldquo我&rdquo，會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單獨的實體。
尚未與大自然分離、尚未超越自然的動物則不具備這種意識，它沒有身份認同的需求。
脫離了自然狀态的人，被賦予了理性和想象力的人，便需要形成一個關于自身的概念，需要表達、需要感覺&ldquo我即是我&rdquo。
因為人不是被動地生活，而是主動地生活；因為人已經扯斷了與自然一體的原始紐帶，得自行作出各種決定，了解自己和鄰居是不同的人，必須清醒意識到自己是行為的主體。
與前述的關聯需求、根基需求、超越需求一樣，這種身份認同感的需求亦如此重要和不可或缺，如果一個人不能以某種方式滿足這種需求，同樣不能維持健全的心智。
人類在與母親、與自然切斷&ldquo原始聯結&rdquo過程中，即培養起自己的身份認同感。
嬰兒尚不能脫離母親，尚無法說&ldquo我&rdquo，因而也未顯現此項需求。
隻有當人構想出自己與外部世界是兩兩獨立存在的時候，才具備區分自己與他人的意識；在牙牙學語的過程中，一般人總是最後才學會以&ldquo我&rdquo這個詞來指代自己。
在整個人類種族的發展中，人對獨立自我的意識程度取決于其與所在部落的分離程度以及個性化過程的推進程度。
原始部落成員可能以一種&ldquo我即是我們&rdquo的公式來表達其身份認同感，尚不能以&ldquo個人&rdquo來構想自身，即無法構想自己獨立于部落而存在。
在中世紀，個人身份的認同即他在封建等級制度裡被賦予的社會角色。
農民并不是一個恰巧當了農民的人，領主也并非恰巧當了領主。
他生來就是一個農民或一個領主，不可變更的社會地位的意識成為一個人的身份認同感的主要部分。
在封建制度瓦解的年代，這種身份歸屬感發生動搖，人們遂發出&ldquo我是誰&rdquo之诘問，或更确切的提法是，&ldquo我如何才能知道我即是我？&rdquo這個問題與勒内·笛卡兒以哲學形式所提的問題有異曲同工之妙。
笛卡兒是這樣回答對身份的探索的：&ldquo我疑，故我思；我思，故我在。
&rdquo但這一回答将全部分量都壓在了&ldquo我&rdquo作為體驗我的思考活動的主體，而沒有顧及到&ldquo我&rdquo在感受和創造行為過程中亦是被體驗的客體。
西方文化的發展導向是這樣的：創立基礎讓每個人都能充分體驗其個性。
人們通過使個人獲得政治和經濟上的自由，通過教育其獨立思考而非盲從某種權威的壓力，寄望其能以這樣一種方式感受&ldquo我&rdquo的存在，即自己本人是其所有能量産生的中心和活躍的主體，并時刻體驗到這種狀态。
但是真正實現了這種關于&ldquo我&rdquo的嶄新體驗的人仍在少數。
對大多數人而言，個人主義僅是一個冠冕堂皇的門面，它的背後仍隐藏着無法獲得身份認同感的失落。
人們不斷尋覓并且的确發現了不少真實個人身份認同的替代品。
民族、宗教、階級、職業，這些都能用以填補某種身份認同之需。
&ldquo我是美國人。
&rdquo&ldquo我是清教徒。
&rdquo&ldquo我是商人。
&rdquo這類表明身份的套語有助于人們體驗身份認同感&mdash&mdash其所處的原始部落身份已經消失，而一種真實個人身份認同感尚未獲得。
當今社會這些五花八門的身份使用通常并行不悖。
它們在一個非常寬泛的意義上可稱作地位型身份認同，若與舊有封建世襲殘餘混合使用，這種身份認同還要有效得多，一如我們在歐洲諸國見到的情形。
在美國，封建的遺迹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社會流動性又如此深入人心，這類地位型的身份認同則自然積弱一些，而人們将身份認同感越來越多地轉移到了對從衆的體驗上。
就我不願顯得與衆不同這種情況，就我希望和其他人一樣、并希望其他人也把我看作一個&ldquo常人&rdquo的情況，我亦感受自己是一個&ldquo我&rdquo。
我是那個&ldquo如你所願&rdquo的人&mdash
當這種母親般的呵護消退時，他們就會驚恐，就會缺乏安全感；反之，當他們能感受到身邊有一位關愛的母親，或類似母親的替身，無論是現實中的人物或是幻想中的人物，他們都能變得積極樂觀起來。
存活是一個不斷重生的過程。
對我們大部分人來說，生活的悲劇在于我們還沒有充分地完成出生這個過程，就已經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出生，在這個意義上，不單指離開母親子宮、膝頭、手等等，而是指一個人獨立進入主動和創造的狀态。
就像嬰兒在剪斷臍帶後必須自主呼吸，人在出生後的每時每刻也都必須處于主動和創造的狀态。
一個人直到重新找到安身立命的根基，才充分完成了出生的過程；這種安身立命的根基建立在其與世界的一種創造性的關聯中，建立在其後體驗到的與全人類和一切生靈的休戚相關的結合裡。
從被動地生根在自然和母親的子宮裡，人又再次生根&mdash&mdash這次是主動地、創造性地和所有生命結合在一起。
第四，人需要有一種身份認同感。
人是這樣一種動物：會說&ldquo我&rdquo，會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單獨的實體。
尚未與大自然分離、尚未超越自然的動物則不具備這種意識，它沒有身份認同的需求。
脫離了自然狀态的人，被賦予了理性和想象力的人，便需要形成一個關于自身的概念，需要表達、需要感覺&ldquo我即是我&rdquo。
因為人不是被動地生活，而是主動地生活；因為人已經扯斷了與自然一體的原始紐帶，得自行作出各種決定，了解自己和鄰居是不同的人，必須清醒意識到自己是行為的主體。
與前述的關聯需求、根基需求、超越需求一樣，這種身份認同感的需求亦如此重要和不可或缺，如果一個人不能以某種方式滿足這種需求，同樣不能維持健全的心智。
人類在與母親、與自然切斷&ldquo原始聯結&rdquo過程中，即培養起自己的身份認同感。
嬰兒尚不能脫離母親，尚無法說&ldquo我&rdquo，因而也未顯現此項需求。
隻有當人構想出自己與外部世界是兩兩獨立存在的時候，才具備區分自己與他人的意識；在牙牙學語的過程中，一般人總是最後才學會以&ldquo我&rdquo這個詞來指代自己。
在整個人類種族的發展中，人對獨立自我的意識程度取決于其與所在部落的分離程度以及個性化過程的推進程度。
原始部落成員可能以一種&ldquo我即是我們&rdquo的公式來表達其身份認同感，尚不能以&ldquo個人&rdquo來構想自身，即無法構想自己獨立于部落而存在。
在中世紀，個人身份的認同即他在封建等級制度裡被賦予的社會角色。
農民并不是一個恰巧當了農民的人，領主也并非恰巧當了領主。
他生來就是一個農民或一個領主，不可變更的社會地位的意識成為一個人的身份認同感的主要部分。
在封建制度瓦解的年代，這種身份歸屬感發生動搖，人們遂發出&ldquo我是誰&rdquo之诘問，或更确切的提法是，&ldquo我如何才能知道我即是我？&rdquo這個問題與勒内·笛卡兒以哲學形式所提的問題有異曲同工之妙。
笛卡兒是這樣回答對身份的探索的：&ldquo我疑，故我思；我思，故我在。
&rdquo但這一回答将全部分量都壓在了&ldquo我&rdquo作為體驗我的思考活動的主體，而沒有顧及到&ldquo我&rdquo在感受和創造行為過程中亦是被體驗的客體。
西方文化的發展導向是這樣的：創立基礎讓每個人都能充分體驗其個性。
人們通過使個人獲得政治和經濟上的自由，通過教育其獨立思考而非盲從某種權威的壓力，寄望其能以這樣一種方式感受&ldquo我&rdquo的存在，即自己本人是其所有能量産生的中心和活躍的主體，并時刻體驗到這種狀态。
但是真正實現了這種關于&ldquo我&rdquo的嶄新體驗的人仍在少數。
對大多數人而言，個人主義僅是一個冠冕堂皇的門面，它的背後仍隐藏着無法獲得身份認同感的失落。
人們不斷尋覓并且的确發現了不少真實個人身份認同的替代品。
民族、宗教、階級、職業，這些都能用以填補某種身份認同之需。
&ldquo我是美國人。
&rdquo&ldquo我是清教徒。
&rdquo&ldquo我是商人。
&rdquo這類表明身份的套語有助于人們體驗身份認同感&mdash&mdash其所處的原始部落身份已經消失，而一種真實個人身份認同感尚未獲得。
當今社會這些五花八門的身份使用通常并行不悖。
它們在一個非常寬泛的意義上可稱作地位型身份認同，若與舊有封建世襲殘餘混合使用，這種身份認同還要有效得多，一如我們在歐洲諸國見到的情形。
在美國，封建的遺迹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社會流動性又如此深入人心，這類地位型的身份認同則自然積弱一些，而人們将身份認同感越來越多地轉移到了對從衆的體驗上。
就我不願顯得與衆不同這種情況，就我希望和其他人一樣、并希望其他人也把我看作一個&ldquo常人&rdquo的情況，我亦感受自己是一個&ldquo我&rdquo。
我是那個&ldquo如你所願&rdquo的人&md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