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空蕩蕩的宇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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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用法,一為科學用法,一為感情用法:可以為了一個表述所引起的或真或假的指稱而運用表述。

    這就是語言的科學用法。

    但是也可以為了表述觸發的指稱所産生的感情的态度方面的影響而運用表述。

    這就是語言的感情用法。

    (第243頁)與此相應,他把信仰分為兩種:一為科學信仰,一為感情信仰。

    科學信仰是&ldquo因為如此,所以如此&rdquo的信仰,是可以證實的相信。

    至于感情信仰,隻不過是一種情緣相信,是一種信仰感受,是一種&ldquo恍若神奇的經驗&rdquo。

    這種感受,一定劑量的酒精或大麻都能夠制造,文學作品也能提供:舉例來說,讀畢《阿多尼斯》之後,我們就沉浸在一種強烈的感情态度中,它給人的感覺猶如信仰,這時我們很容易認為自己是在相信不朽或長存,或是相信某種能夠表述的東西&hellip&hellip(第254頁)瑞恰慈之所以區分兩種信仰,是因為他認為,好多神經病症都來自于不能區分&ldquo确定的事實&rdquo和&ldquo可接受的信仰&rdquo。

    在他看來,傳統信仰與現代科學本是離則雙美合則兩傷:知識和信仰的混合是一種變态,這兩種活動都因此而蒙受降格的損失。

    (第257頁)頑固的實證主義者企圖以科學信仰滅感情信仰,而虔誠宗教信徒則企圖以感情信仰滅科學,故而導緻心理紊亂或變态。

    欲求心理正常,就是讓科學信仰和感情信仰并行不悖。

    藉路易斯的話來說,一則相信宇宙本是&ldquo空蕩蕩的宇宙”一則又保留一些&ldquo恍惚狀态&rdquo,在宇宙中樂哉悠哉。

     [12]原文為Thepatienthastheexperienceofbeingnobodyinaworldofnobodiesandnothings。

    意為清空宇宙和主體之後,我們自身就成了nobody,我們所處身的世界則成了aworldofnobodiesandnothings。

    《莊子·逍遙遊》雲:&ldquo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于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

    &rdquo成玄英疏:&ldquo無何有,猶無有也。

    莫,無也。

    謂寬曠無人之處,不問何物,悉皆無有,故曰無何有之鄉也。

    &rdquo拙譯藉此語譯nobody為&ldquo無何有之人&rdquo,譯aworldofnobodiesandnothings為&ldquo無何有之鄉&rdquo。

     [13]原文為almost-nobodydiscovershismistakesaboutalmost-nothing。

    路易斯此語頗帶反諷。

    意思是說,既然人已成為almost-nobody,世界已經成為almost-nothing,人卻能竟然發現自己在有些事情上弄錯了,真是奇怪。

     [14]薩特(Jean-PaulSartre,1905&mdash1980),法國哲學家、劇作家、小說家,當代文化生活中的國際知名人物,法國存在主義的首倡者。

    (參《不列颠百科全書》第15卷70頁) [15]愛默生(RalphWaldoEmerson,1803&mdash1882),美國散文作家、思想家、詩人、演說家,美國19世紀新英格蘭超驗主義文學運動的領袖。

    (參《不列颠百科全書》第6卷52頁) [16]費奇諾(MarsilioFicino,又譯菲奇諾,1433&mdash1499),哲學家、神學家和語言學家。

    他對柏拉圖和其他古典希臘作家作品的翻譯和注釋,促成了佛羅倫薩柏拉圖哲學的複興,影響歐洲思想達兩個世紀之久。

    (參《不列颠百科全書》第6卷285頁) [17]【原注】HermannHesse的DasGlasperlenspiel(1943),由R.Wiston及C.Wiston譯為英文,題為TheGlassBeadGame(倫敦,1970)。

    【譯注】赫爾曼·黑塞(HermannHesse,1877&mdash1962)德國作家。

    其小說DasGlasperlenspiel(1943)有張佩芬之中譯本《玻璃球遊戲》(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

     [18]即便不同意作者,也可以欣賞作品,這一觀點也見諸蘇珊·桑塔格筆下。

    她在《反對闡釋》(程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中論及納粹德國的一流導演裡芬斯塔爾時說:把萊尼·裡芬斯塔爾的《意志的勝利》和《奧林匹亞》稱為傑作,并不是在以美學的寬容來掩蓋納粹的宣傳。

    其中存在着納粹宣傳,但也存在着我們難以割舍的東西。

    這是因為,裡芬斯塔爾這兩部影片(在納粹藝術家的作品中别具一格)展現了靈氣、優美和感性的複雜動态,超越了宣傳甚至報道的範疇。

    我們發現自己&mdash&mdash當然,不太舒服地&mdash&mdash看見了&ldquo希特勒&rdquo,而不是希特勒;看見了&ldquo一九三六年奧林匹克運動會&rdquo,而不是一九三六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通過作為電影制片人的裡芬斯塔爾的天才,&ldquo内容&rdquo已&mdash&mdash我們即便假設這違背了她的意圖&mdash&mdash開始扮演起純粹形式的角色。

    (第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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