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東方戰局的序幕及其前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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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準備時期
陸軍總司令部被置于優先地位
1940年7月底至12月初，在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大的一次戰局中，德國國防軍最高參謀部及其最高到今，隻發揮了微不足道的作用，這在德國大本營的曆史上也許是最罕見的現象之一。
對俄國的戰争，既沒有按普魯士&mdash&mdash德國總參謀部的工作方式，制定一個基本的、經全面考證的計劃，而且在關于作戰的指揮問題上，希特勒除了在西方戰局即将開始前，寥寥數語，草率地發表了自己的觀點之外，再沒有任何表示。
從一開始，希特勒使将此戰局的全部計劃&mdash&mdash從展開到确定首批進攻目标都聽任陸軍總司令部安排。
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完全被排斥在一邊，甚至陸軍總參謀部1940年秋舉行東方戰局的大型司令部演習時，指揮參謀部的成員都沒有作為客人或觀察員被邀請參加。
約德爾将軍也有意識沒有采取任何步驟，因為他個想根據參謀部的任務和性質，以傾導者的身份參與事态的發展。
但也有一些例外，如1940夏季，他委托國防處長對蘇俄作戰的基本要素，進行一次研究并拟制一份研究報告。
其目的是，熟悉蘇俄地理和軍事現狀，并企圖先于陸軍向希特勒提出自己的建議。
9月初，國防處長根據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約德爾的指示，通知卡納裡斯海軍上将的諜報局，&ldquo東方領域&rdquo在最近幾周要進駐大量部隊，并提出幾條采取隐蔽措施的原則。
除此之外，國防軍指揮參謀部還擔負了1940年秋向羅馬尼亞派送陸、空軍&ldquo軍事代表團&rdquo的任務。
這無疑也是&ldquo東方戰局&rdquo準備工作之一1940年11月12日統帥部&ldquo為爾後作戰&rdquo所制定的第18号指令中，所多次提到的轉變方向，在上述系列事情中終于找到了答案。
指令隻是說：&ldquo探明下一步俄國态度的政治會商已經開始了。
不管這種會商的結果如何，凡是已經口頭命令的東方各項準備工作，将照常進行。
一旦陸軍将作戰計劃呈送于我（希特勒一譯注）井經我批準備，一系列指令就會随之簽發。
&rdquo 這樣看來，約德爾将軍1946年在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上，對質詢所作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實的。
他解釋說：&ldquo我不是..第一個為進攻蘇聯而作準備工作的人。
當我在陸軍總參謀部從見證人保盧斯那裡得知..陸軍總參謀部正在制定進攻蘇聯的方案，我大吃一驚。
&rdquo我們暫且不談指揮參謀部參謀長約德爾在供詞的其他段落所談到的他的主要任務，即将希特勒的決斷，通過他的&ldquo總參謀部的工作..以國防軍整個機構所需要的軍事形式體現出來&rdquo上述的事情就再一次清楚地表明，國防軍統帥部的結構，在戰争達到白熱化時，也不能适應國防軍指揮的最低實際需要。
希特勒的介入 人們總是有這樣一種假設，即統帥部集這一時期的經驗，應自覺地拒絕任何為東方戰局制定作戰基礎的上作。
然而，事态的發展從根本上駁倒了這一假設。
首先，當陸軍首腦于12月5日向希特勒報告其研究結果時，希特勒毫無保留地同意了這一作戰計劃，盡管他作了一些評述。
遵照他的&ldquo據此計劃，準備工作全面鋪開&rdquo的指示，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約德爾委托國防處，按慣例在與陸、海，空三軍作戰處取得一緻的基礎上，将陸軍的&ldquo思想&rdquo以統帥部指令的形式體現出來。
同時，約德爾還強調說：&ldquo元首..已決心實施東方作戰行動..因為陸軍從沒有象今天這樣強大，而且最近再次向蘇俄表明..凡是德國想去的地方，都可以到達&rdquo 在國防處長在巴黎期間，曾提出指令的第一份&ldquo草案&rdquo必須進行補充。
12月16日，瓦利蒙特向約德爾呈遞了第二份草案，同時強調指出&ldquo在制定過程中，國防處對處在兩線作戰的形勢，以及對有待解決的燃料消耗量的問題，作出了判斷&rdquo。
希特勒的思想集中在作戰開始和實施的方式方法上。
因此，當約德爾将軍于12月17日提交指令草案時，希特勒命令，計劃要作&ldquo重大變動&rdquo。
此前，陸軍總司令部認為，整個東方戰局的勝利希望在于，将進攻重點放在莫斯科方向。
因為據估計，敵人&ldquo主力&rdquo可能在此方向上，隻有把重點放在此，才有可能将敵主力一舉殲滅。
而現在希特勒卻要求，中央集團軍群在擊潰白俄羅斯的蘇軍後，其大部分快速部隊要揮師北上，&ldquo與北方集團軍群..協同，殲滅波羅的海沿岸三國内的敵人&rdquo，待奪占列甯格勒和喀琅施塔德後，才向莫斯科挺進。
促使希特勒下此決心的原因是十分有代表性的，即此前尤其是爾後，他經常是放棄不容更改的、所有作戰行動所追求的首要目标&mdash&mdash殲火敵人的有生力量，而代之以二等目标。
一個月後希特勒又再次提出&ldquo迅速切斷波羅的海地域的聯系&rdquo是&ldquo最重要的任務&rdquo，他的本怠在于保障這一沿海地區的經濟運輸暢通無阻；保障與芬蘭的最短的聯系距離。
東方戰局的作戰基礎，是陸軍總參謀部經數月精心研究和最富才幹的首腦們的多方論證的結晶，然而卻被希特勒如此大筆揮，被另一方案所取代，因此，認為國防處的研究方案參與此事的猜測是不正确的。
因為按照參謀部的習慣.此項研究工作應事先交付陸軍作戰處承擔。
因此，另一種設想也是不能成立的，即國防處在1941年夏季需要對兩種對立意見作出決斷時，兩次利用書面的形勢判斷，有力地支持了陸軍總司令部的立場。
同時，也沒有其他迹象表明，希特勒在下此決斷時，受到了約德爾将軍的影響。
一切迹象證明，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約德爾與在制定西線作戰計劃時相反，沒有給陸軍總司令部一個重新發表意見的機會。
而他自己卻要親自對指令的基本要點重新進行修訂&mdash&mdash他認為這裡與其職責相協調的&mdash&mdash而已将以前所用的代号&ldquo奧托&rdquo和&ldquo弗裡茨&rdquo改為現在衆所周知的&ldquo巴巴羅薩&rdquo就是通過這種途徑而拼湊起來的這份文件，終于經希特勒簽字，使德國國防軍踏上了開向東方的艱難曆程。
陸軍總司令部如同約德爾将軍&mdash&mdash在這裡，他又完全淪為希特勒工作班子的領導&mdash&mdash一樣，除了對他們苦心制定的計劃作如此重大改動深感震驚之外，沒有提出任何異議。
有人隊為，在東方戰局的進程中，希特勒會被迫重新接受陸軍總司令部原來制定的計劃，這種把回避現實當成是解決問題的邏輯推理，實際上是自欺欺人。
&ldquo巴巴羅薩&rdquo指令下達後，在東方戰局的準備工作中，陸軍總司令部仍起着主導作用。
陸軍這一優先權是在三次大型會商會上提出的&mdash&mdash頭兩次在貝希特斯加登，最後一次在柏林舉行。
在1月至3月中旬舉行的這三次會上，希特勒向陸軍頭目們提出了他關于軍隊展開和近期作戰目标的決斷。
在這種情況下，約德爾将軍憑着他的性格和素質。
隻能如同每天在希特勒&ldquo侍從&rdquo的小圈子裡舉行一般的形勢報告一樣，來充當希特勒的常務顧問。
在這種場合，盡管他可以談論東方戰局的有關情況，也可以親手去完成希特勒的某種特殊願望；但他的參謀部從未能承擔過純粹的準備工作。
按照他自己的工作方式，他越是長時間地遠離國防處，他越是一籌莫展，隻得自己依靠自己。
同時他似乎也認識到，他所應得的權威，基本來自于與希特勒的親密關系，而不是由于他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的職位，對于他代表的事業他已完全荒廢了。
駐在柏林附近的克拉普尼茨的國防處長及其軍官們，處在一種與世隔絕的環境中。
在1月到2月的時間裡，他們幾乎沒有接觸一點即将開始的、成為整個國防軍頭等大事的俄國戰局。
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等于宣告在各高級參謀部内，已分為東部戰場和其他戰場，這為後來的作戰造成大量災禍；另一方面在這殷時間裡，參謀部與它的參謀長分離所帶來的弊端日益顯露出來。
約德爾将軍一向從簡短的通告或從某位副官草率的記錄中所能獲取的信息不足以證實1月19日，國防處長幾個星期中唯一一次到貝希特斯加登訪問時，向他的上司詢問一個這樣的問題，&ldquo元首是否仍堅持實施&lsquo巴巴羅薩，行動&rdquo。
約德爾對這個三番五次提出的問題十分不滿。
回答中，他表明了希特勒對這次作戰的毫不動搖的堅定決心，而且還說了一句至今難忘的話，他說：&ldquo俄國這個龐然大物如同一個豬尿泡，隻需一戳就會把它捅破。
&rdquo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的這種表達方式與希特勒1月9日的話，有過之而無不及。
希特勒在談話中曾這樣說過：&ldquo俄國軍隊雖然象一尊無頭的泥塑像，但它将來的發展還難以預料..現在還不能低估俄國人。
因此，德國的進攻必須以最強的手段實施&rdquo。
國防處長及其軍官們，并不同意&ldquo上層&rdquo的觀點。
他們一方面象往常一樣，盡力去完成東方戰局賦予他們的微不足道的任務；另一方面，盡可能與陸、海、空三軍總司令部保持密切聯系。
但這些活動與真正的國防軍指揮任務還相差甚遠，隻能解決一些低層次的問題。
譬如，在一次在陸軍總參謀部進行的會高中，讨論的是如何盡力滿足東方戰局對長車、輪胎、備件和發動機燃料的大量需求&mdash&mdash國防處長曾帶指揮參謀部負責組織和前疊任務的軍官、當時的明希上校和馮·蒂佩爾斯基爾希上校參加了這一會議。
彙總陸、海、空三軍總令部的命令、地圖和其他資料，并拟制&ldquo大事年表&rdquo，以供希特勒按時發号施令用，也是他們的任務。
按照一個真正的國防軍指揮标準來說，如果說國防處在那幾個月裡，在與俄國戰局有關系的事情上作出了成績，那就是為适應新的形勢，為繼續實施對英作戰和維護西歐占領區的安全，提出新的方針。
與此緊密相關的是上文已經提到的任務，即利用情報機構的一切手段迷惑敵人，使&ldquo對俄的展開行動..成為戰争史上最大的一次欺騙行動&rdquo，以轉移人們&ldquo對在英國登陸實施最後準備工作的注意力&rdquo。
從3月起，東方戰局對于德國大本營的各個分部來說已日益變成最重要的工作。
3月中旬，當部隊的展開行動全面鋪開時，希特勒再次介人了陸軍的基本作戰計劃。
他斷然命令，放棄南翼（第12集團軍）由摩樂多瓦出擊的計劃。
第聶伯河這個巨大障礙，最好從後方打開缺口，從而使盧布林地域的南方集團軍群的北翼（第6集團軍）得到其快速部隊的加強。
這裡不太清楚，對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是否在每日的形勢報告會上，通過通常對最高司令的這種&ldquo靈感&rdquo進行一番解釋而參與了希特勒的這慚的專橫獨斷。
但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在一次與陸軍首腦以及陪同軍官總參謀部豪辛格上校，進行的長達5個半小時的談話中，向他們宣布了這一決定。
根據一切迹象表明，陸軍方面沒有表示任何反對意見。
但陸軍總參謀長卻在他的日記裡，對希特勒這次發表的以及其他日漸動搖東方作戰計劃基本框架的意見，發了不少牢騷。
看一看南方集團軍群在戰局的頭幾周所遇到的巨大困難，就足以對這位站在最高位置蔔的統帥人物的活動所造成的後果作出充分估價。
此外，還有一項特别重要的涉及國防軍最高層指揮體制的決定值得一提。
這項決定不應歸咎于希特勒，而應歸咎于陸軍總司令自己。
約德爾認為，陸軍總司令部由于被排除于挪威戰局之外，布勞希奇元帥可能出于氣憤，于這天宣布，由挪威和芬蘭向白俄羅斯地區開進的計劃&ldquo全部聽任統帥部安排&rdquo。
這樣，當時在芬蘭就出現了第二個&ldquo統帥部戰場&rdquo。
但是同挪威戰局相反，在這裡陸軍本來一貫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體現出某些特性。
然而，陸軍總司令對在一個純粹陸地戰場上的大量陸軍部隊所擁有的職責和控制權，心甘情願地拱手讓給國防軍統帥部，即讓給希特勒。
由于在東方戰局開始前芬蘭軍隊總司令曼納海姆元帥拒絕了德國統帥部關于擔任芬蘭境内全部對蘇作戰部隊&mdash&mdash包括德軍&mdash&mdash總指揮的請求，緻使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和國防處分别接管了陸軍總參謀長和作戰處在芬蘭此部的任務，就狹義的作戰意義而言，這兩個職位都是陸軍理應和有條件擔負的，根本談不上别人接管。
除作戰外，其他一切任務，如部隊征召、補充、前送和補給象在挪威一樣，仍由陸軍總司令部負責。
人們若想尋求這一特殊的指揮上的調整所帶來的後果，也是無益的，而且得不出任何結果。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這種解決問題的辦法無論如何不是好的，或者說不是最好的。
還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陸軍首腦是一個強大的人物，他會重新奪回對挪威陸軍部隊的指揮權，而不會走相反的路。
盟友 對俄國的進攻，由于巴爾幹戰局從5月中旬推遲到6月22日，因此，在進攻俄國前夕，與結盟和友好國家接觸，并與德同一起共同進行這場東方戰局，再次成了國防軍最高參謀部的特殊任務。
然而，就是在這件事情上，參謀部的獨立自主性也同樣受到很大限制。
起初，希特勒挑選的對象隻是一些能為德軍展開提供方便的俄國的近鄰，或者要與蘇俄清算舊帳的國家，如羅馬尼亞和芬蘭。
排在第二線的國家也許還有匈牙利和斯洛伐克。
瑞典起碼也能為德國提供間接支援，即可借道瑞典向芬蘭輸送德國部隊，因此也旱被列為考慮之列了。
希特勒指出，對主要盟國意大利，必須注意保守秘密，不能暴露自己的觀點。
任與其他各盟國接觸的時機和方式上，要十分留心，因為一方面，東方戰局帶有突然性和先發制人的性質；另一方面，這是希特勒領導軍事聯盟所一貫采取的原則。
芬蘭盡管不是與德國結盟的國家，但兩國有&ldquo戰鬥情誼&rdquo的關系，是德國特别信賴的國家。
6月初，兩國舉行了一次短暫的&ldquo總參謀部會商&rdquo。
鑒于在芬蘭的特殊指揮關系，這次會商仟務主要由國防軍指揮參謀部承擔。
在會上，約德爾将軍再次以轉移方向為開場白，大談其已經赢得戰争，現在必須結束戰争雲雲。
接着，要德國陸軍總參謀部，與芬蘭代表就未來雙方在拉多加湖一線關系的問題進行了讨論。
希特勒親自同羅馬尼亞國家元着安東内斯庫元帥舉行了會談。
對其他國家。
國防軍指揮參謀部主要依靠向友好政府所在地派駐老資格的軍事武官，或按照在意大利的作法，派遣高級軍官，這種軍官後來通常被稱為&ldquo駐盟國國防軍大本營的德國将軍&rdquo。
但是，這決不會自然形成喇：在山雙方或多方組成的固定的參謀部領導下的協同作戰的局面。
國防軍指揮參謀部與盟友談判的内容，一般隻局限于國防軍統帥部指令裡所提到的戰争問題，即陸軍總參謀部由其展開計劃和作戰計劃派生出來的以及經希特勒同意的思想和建議。
更大的戰略問題&mdash&mdash雖然也屬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任務範疇&mdash&mdash如鑒于意大利的軟弱，考慮與日本達成一項日本在遠東進攻蘇俄的協議，就需要在1940年9月27日簽訂的德、意、日&ldquo三國條約&rdquo的基礎上進行。
但是當時，雙方都尚未考慮這種可能性。
日本外相在柏林進行長時間逗留後，1941年4月中旬回國時，途經莫斯科，與蘇俄簽訂了一項中立條約，日本以此向德表明自己的态度。
德國方面沒有料到其盟國會走這一步棋。
德國認為，日本是想通過此舉免去後顧之憂，以利放手打擊英國在遠東的地位。
德國隻能以符合其戰勝英國這個最終和最高目标而聊以自慰。
因此，當德國的東方戰局揭開序幕時，得到日本的直接幫助微乎其微。
直到1941年秋季，由于蘇俄的崩潰即在眼前兩國才恢複了過去的相互信賴的關系。
當時，德國大個營的人們甚至針對日本的所謂倡議，趾高氣揚地說：&ldquo我們不需要梁上君子&rdquo！ 我們暫且不管站在關鍵軍事職位上&mdash&mdash不僅限于國防軍統帥部&mdash&mdash的人，在關于未來對俄作戰的快速進程問題上與希特勒的觀點是否一緻，這裡再一次說明，僅僅被視為希特勒軍事工作班子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在作戰指揮的基本問題上，不可能提出與希特勒相悖的觀點。
因此，統帥部包括海軍總司令部在那時期的全部言論，都是關于這些盟友支持德國即将到來的對英戰争、以及必要時的對美戰争。
1941年3月5日國防軍統帥部的第24号指令，在海軍一份備忘錄和此後國防處研究結果的基礎上，将這些觀點總結為基本方針。
它的最後一句話是：&ldquo關于巴巴羅薩行動不允許對日本有絲毫暗示。
&rdquo 最後的指揮措施 國防處在約德爾的領導下，在對俄戰局的最後準備階段，除完成所受領的指揮領域的任務外，還負責彙總陸、海、空三軍每日上報的偵察情報，以及向陸軍總司令部傳達希特勒對展開和最初進攻目标的大大小小的反複變動；在涉及國防軍統帥部芬蘭戰場&rdquo的問題上，則與挪成集團軍司令部聯系，希特勒的一切言詞，都來源于他個人的孜孜不倦的腦力勞動，而且不但被他的親信&mdash&mdash首先是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而且被有關的軍種總司令部作為命令，無條件地加以接受。
最突出的事例是1941年7月14日在柏林總理府舉行的。
一次&ldquo大型會商會&rdquo。
在這次會上，希特勒打破一切慣例，向到會的集團軍群、集團軍、裝甲集群司令；海、空軍與此相當的将領；以及國防軍統帥部首腦及其最親密同僚了解關于任務和企圖的全部細節。
出于僞裝的緣故，這一大批高級軍官在希特勒的副官的周密安排下，通過新、老總理府的各條人口，并按不同時間準時到會。
報告按各條戰線，分組舉行。
被點名的成員。
按指定時間，到老總理府的議會大廳集合。
在這裡他們受到了希特勒無拘束的歡迎。
14時，會商結束。
在共進午餐的宴度上，希特勒發表了一次&ldquo包羅萬象的政治講話&rdquo。
講話中，他再一次說明進攻俄閨的理由，并反複解釋說，俄國的覆滅将促使英國放棄戰争。
從外表上看在與會者中，信任的氣氛占絕對優勢。
&ldquo大事年表&rdquo對指揮參謀部的準備工作，起了巨大作用。
鑒于作戰規模之大和範圍之廣，以及在東線、西線、北線所采取的措施的相互依賴性，&ldquo大事年表&rdquo按照料各軍種的願望，将大量的困難問題彙編起來。
由于巴爾幹戰局，推遲了進攻時間，因此需在5月份拟制第二份&ldquo大事年表&rdquo。
此外，還需要與卡納裡斯情報局的有關部安排好邊界和消息封鎖問題，以保證突然襲擊的達成。
但另一方面，要保證滿載貴重的戰時經濟物資的俄國列車源源不斷地運往德國，直至進攻發起前的最後幾分鐘。
國防處終于受領了一項特殊任務，即以外交部照會的形式、将俄軍在近幾個月内侵犯德國邊界和領空以及類似事件歸納整理出來。
這種文件要根據其内容在國際法上的重要程度。
按不同級别簽字上報。
不太嚴重的事件由國防處長簽字，中等嚴重的事件由約德爾将軍簽字，重大、嚴重事件則由統帥部參謀長簽字。
其目的是十分清楚的。
正如6月19日，外交部駐統帥部聯絡官通知國防處長時說的：&ldquo對于國防軍統帥部..截止今晚前向元首所作的關于俄閏侵犯邊界的報告，元首昨晚已委托外交部長發出最後警告，意在表明德國對俄國軍隊展開所造成的威脅不能再繼續猶豫不決了。
&rdquo 據回憶當時要求拟制的這一報告，基本是一份以事實為依據并有大量數據的文件。
說到這裡，似乎通過前文講述的事實，已經揭示了&ldquo非正義戰争&rdquo的實質。
然而，&ldquo非正義戰争&rdquo這個詞彙對于當時每個軍官來說都還前所未聞！後來，從邊境會戰中俘虜的大量蘇俄戰俘口中，以及從蘇俄在邊界附近新建大量機場一事中得知，俄國人在軍事上的充分準備，遠遠超出德的意料，然而，即使如此也無法改變德國戰争的&ldquo非正義&rdquo性。
最後，隻能到它自己的所謂&ldquo國家至上&rdquo論中去尋找答案。
&ldquo罪惡的命令&rdquo 對于希特勒的、已為大家所熟知的&ldquo罪惡&rdquo命令，國防軍指揮參謀和國防處肯定有過密切接觸。
詳細地描述一下事情經過，以及此項命令在德國大本營裡的産生過程
對俄國的戰争，既沒有按普魯士&mdash&mdash德國總參謀部的工作方式，制定一個基本的、經全面考證的計劃，而且在關于作戰的指揮問題上，希特勒除了在西方戰局即将開始前，寥寥數語，草率地發表了自己的觀點之外，再沒有任何表示。
從一開始，希特勒使将此戰局的全部計劃&mdash&mdash從展開到确定首批進攻目标都聽任陸軍總司令部安排。
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完全被排斥在一邊，甚至陸軍總參謀部1940年秋舉行東方戰局的大型司令部演習時，指揮參謀部的成員都沒有作為客人或觀察員被邀請參加。
約德爾将軍也有意識沒有采取任何步驟，因為他個想根據參謀部的任務和性質，以傾導者的身份參與事态的發展。
但也有一些例外，如1940夏季，他委托國防處長對蘇俄作戰的基本要素，進行一次研究并拟制一份研究報告。
其目的是，熟悉蘇俄地理和軍事現狀，并企圖先于陸軍向希特勒提出自己的建議。
9月初，國防處長根據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約德爾的指示，通知卡納裡斯海軍上将的諜報局，&ldquo東方領域&rdquo在最近幾周要進駐大量部隊，并提出幾條采取隐蔽措施的原則。
除此之外，國防軍指揮參謀部還擔負了1940年秋向羅馬尼亞派送陸、空軍&ldquo軍事代表團&rdquo的任務。
這無疑也是&ldquo東方戰局&rdquo準備工作之一1940年11月12日統帥部&ldquo為爾後作戰&rdquo所制定的第18号指令中，所多次提到的轉變方向，在上述系列事情中終于找到了答案。
指令隻是說：&ldquo探明下一步俄國态度的政治會商已經開始了。
不管這種會商的結果如何，凡是已經口頭命令的東方各項準備工作，将照常進行。
一旦陸軍将作戰計劃呈送于我（希特勒一譯注）井經我批準備，一系列指令就會随之簽發。
&rdquo 這樣看來，約德爾将軍1946年在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上，對質詢所作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實的。
他解釋說：&ldquo我不是..第一個為進攻蘇聯而作準備工作的人。
當我在陸軍總參謀部從見證人保盧斯那裡得知..陸軍總參謀部正在制定進攻蘇聯的方案，我大吃一驚。
&rdquo我們暫且不談指揮參謀部參謀長約德爾在供詞的其他段落所談到的他的主要任務，即将希特勒的決斷，通過他的&ldquo總參謀部的工作..以國防軍整個機構所需要的軍事形式體現出來&rdquo上述的事情就再一次清楚地表明，國防軍統帥部的結構，在戰争達到白熱化時，也不能适應國防軍指揮的最低實際需要。
希特勒的介入 人們總是有這樣一種假設，即統帥部集這一時期的經驗，應自覺地拒絕任何為東方戰局制定作戰基礎的上作。
然而，事态的發展從根本上駁倒了這一假設。
首先，當陸軍首腦于12月5日向希特勒報告其研究結果時，希特勒毫無保留地同意了這一作戰計劃，盡管他作了一些評述。
遵照他的&ldquo據此計劃，準備工作全面鋪開&rdquo的指示，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約德爾委托國防處，按慣例在與陸、海，空三軍作戰處取得一緻的基礎上，将陸軍的&ldquo思想&rdquo以統帥部指令的形式體現出來。
同時，約德爾還強調說：&ldquo元首..已決心實施東方作戰行動..因為陸軍從沒有象今天這樣強大，而且最近再次向蘇俄表明..凡是德國想去的地方，都可以到達&rdquo 在國防處長在巴黎期間，曾提出指令的第一份&ldquo草案&rdquo必須進行補充。
12月16日，瓦利蒙特向約德爾呈遞了第二份草案，同時強調指出&ldquo在制定過程中，國防處對處在兩線作戰的形勢，以及對有待解決的燃料消耗量的問題，作出了判斷&rdquo。
希特勒的思想集中在作戰開始和實施的方式方法上。
因此，當約德爾将軍于12月17日提交指令草案時，希特勒命令，計劃要作&ldquo重大變動&rdquo。
此前，陸軍總司令部認為，整個東方戰局的勝利希望在于，将進攻重點放在莫斯科方向。
因為據估計，敵人&ldquo主力&rdquo可能在此方向上，隻有把重點放在此，才有可能将敵主力一舉殲滅。
而現在希特勒卻要求，中央集團軍群在擊潰白俄羅斯的蘇軍後，其大部分快速部隊要揮師北上，&ldquo與北方集團軍群..協同，殲滅波羅的海沿岸三國内的敵人&rdquo，待奪占列甯格勒和喀琅施塔德後，才向莫斯科挺進。
促使希特勒下此決心的原因是十分有代表性的，即此前尤其是爾後，他經常是放棄不容更改的、所有作戰行動所追求的首要目标&mdash&mdash殲火敵人的有生力量，而代之以二等目标。
一個月後希特勒又再次提出&ldquo迅速切斷波羅的海地域的聯系&rdquo是&ldquo最重要的任務&rdquo，他的本怠在于保障這一沿海地區的經濟運輸暢通無阻；保障與芬蘭的最短的聯系距離。
東方戰局的作戰基礎，是陸軍總參謀部經數月精心研究和最富才幹的首腦們的多方論證的結晶，然而卻被希特勒如此大筆揮，被另一方案所取代，因此，認為國防處的研究方案參與此事的猜測是不正确的。
因為按照參謀部的習慣.此項研究工作應事先交付陸軍作戰處承擔。
因此，另一種設想也是不能成立的，即國防處在1941年夏季需要對兩種對立意見作出決斷時，兩次利用書面的形勢判斷，有力地支持了陸軍總司令部的立場。
同時，也沒有其他迹象表明，希特勒在下此決斷時，受到了約德爾将軍的影響。
一切迹象證明，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約德爾與在制定西線作戰計劃時相反，沒有給陸軍總司令部一個重新發表意見的機會。
而他自己卻要親自對指令的基本要點重新進行修訂&mdash&mdash他認為這裡與其職責相協調的&mdash&mdash而已将以前所用的代号&ldquo奧托&rdquo和&ldquo弗裡茨&rdquo改為現在衆所周知的&ldquo巴巴羅薩&rdquo就是通過這種途徑而拼湊起來的這份文件，終于經希特勒簽字，使德國國防軍踏上了開向東方的艱難曆程。
陸軍總司令部如同約德爾将軍&mdash&mdash在這裡，他又完全淪為希特勒工作班子的領導&mdash&mdash一樣，除了對他們苦心制定的計劃作如此重大改動深感震驚之外，沒有提出任何異議。
有人隊為，在東方戰局的進程中，希特勒會被迫重新接受陸軍總司令部原來制定的計劃，這種把回避現實當成是解決問題的邏輯推理，實際上是自欺欺人。
&ldquo巴巴羅薩&rdquo指令下達後，在東方戰局的準備工作中，陸軍總司令部仍起着主導作用。
陸軍這一優先權是在三次大型會商會上提出的&mdash&mdash頭兩次在貝希特斯加登，最後一次在柏林舉行。
在1月至3月中旬舉行的這三次會上，希特勒向陸軍頭目們提出了他關于軍隊展開和近期作戰目标的決斷。
在這種情況下，約德爾将軍憑着他的性格和素質。
隻能如同每天在希特勒&ldquo侍從&rdquo的小圈子裡舉行一般的形勢報告一樣，來充當希特勒的常務顧問。
在這種場合，盡管他可以談論東方戰局的有關情況，也可以親手去完成希特勒的某種特殊願望；但他的參謀部從未能承擔過純粹的準備工作。
按照他自己的工作方式，他越是長時間地遠離國防處，他越是一籌莫展，隻得自己依靠自己。
同時他似乎也認識到，他所應得的權威，基本來自于與希特勒的親密關系，而不是由于他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的職位，對于他代表的事業他已完全荒廢了。
駐在柏林附近的克拉普尼茨的國防處長及其軍官們，處在一種與世隔絕的環境中。
在1月到2月的時間裡，他們幾乎沒有接觸一點即将開始的、成為整個國防軍頭等大事的俄國戰局。
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等于宣告在各高級參謀部内，已分為東部戰場和其他戰場，這為後來的作戰造成大量災禍；另一方面在這殷時間裡，參謀部與它的參謀長分離所帶來的弊端日益顯露出來。
約德爾将軍一向從簡短的通告或從某位副官草率的記錄中所能獲取的信息不足以證實1月19日，國防處長幾個星期中唯一一次到貝希特斯加登訪問時，向他的上司詢問一個這樣的問題，&ldquo元首是否仍堅持實施&lsquo巴巴羅薩，行動&rdquo。
約德爾對這個三番五次提出的問題十分不滿。
回答中，他表明了希特勒對這次作戰的毫不動搖的堅定決心，而且還說了一句至今難忘的話，他說：&ldquo俄國這個龐然大物如同一個豬尿泡，隻需一戳就會把它捅破。
&rdquo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的這種表達方式與希特勒1月9日的話，有過之而無不及。
希特勒在談話中曾這樣說過：&ldquo俄國軍隊雖然象一尊無頭的泥塑像，但它将來的發展還難以預料..現在還不能低估俄國人。
因此，德國的進攻必須以最強的手段實施&rdquo。
國防處長及其軍官們，并不同意&ldquo上層&rdquo的觀點。
他們一方面象往常一樣，盡力去完成東方戰局賦予他們的微不足道的任務；另一方面，盡可能與陸、海、空三軍總司令部保持密切聯系。
但這些活動與真正的國防軍指揮任務還相差甚遠，隻能解決一些低層次的問題。
譬如，在一次在陸軍總參謀部進行的會高中，讨論的是如何盡力滿足東方戰局對長車、輪胎、備件和發動機燃料的大量需求&mdash&mdash國防處長曾帶指揮參謀部負責組織和前疊任務的軍官、當時的明希上校和馮·蒂佩爾斯基爾希上校參加了這一會議。
彙總陸、海、空三軍總令部的命令、地圖和其他資料，并拟制&ldquo大事年表&rdquo，以供希特勒按時發号施令用，也是他們的任務。
按照一個真正的國防軍指揮标準來說，如果說國防處在那幾個月裡，在與俄國戰局有關系的事情上作出了成績，那就是為适應新的形勢，為繼續實施對英作戰和維護西歐占領區的安全，提出新的方針。
與此緊密相關的是上文已經提到的任務，即利用情報機構的一切手段迷惑敵人，使&ldquo對俄的展開行動..成為戰争史上最大的一次欺騙行動&rdquo，以轉移人們&ldquo對在英國登陸實施最後準備工作的注意力&rdquo。
從3月起，東方戰局對于德國大本營的各個分部來說已日益變成最重要的工作。
3月中旬，當部隊的展開行動全面鋪開時，希特勒再次介人了陸軍的基本作戰計劃。
他斷然命令，放棄南翼（第12集團軍）由摩樂多瓦出擊的計劃。
第聶伯河這個巨大障礙，最好從後方打開缺口，從而使盧布林地域的南方集團軍群的北翼（第6集團軍）得到其快速部隊的加強。
這裡不太清楚，對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是否在每日的形勢報告會上，通過通常對最高司令的這種&ldquo靈感&rdquo進行一番解釋而參與了希特勒的這慚的專橫獨斷。
但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在一次與陸軍首腦以及陪同軍官總參謀部豪辛格上校，進行的長達5個半小時的談話中，向他們宣布了這一決定。
根據一切迹象表明，陸軍方面沒有表示任何反對意見。
但陸軍總參謀長卻在他的日記裡，對希特勒這次發表的以及其他日漸動搖東方作戰計劃基本框架的意見，發了不少牢騷。
看一看南方集團軍群在戰局的頭幾周所遇到的巨大困難，就足以對這位站在最高位置蔔的統帥人物的活動所造成的後果作出充分估價。
此外，還有一項特别重要的涉及國防軍最高層指揮體制的決定值得一提。
這項決定不應歸咎于希特勒，而應歸咎于陸軍總司令自己。
約德爾認為，陸軍總司令部由于被排除于挪威戰局之外，布勞希奇元帥可能出于氣憤，于這天宣布，由挪威和芬蘭向白俄羅斯地區開進的計劃&ldquo全部聽任統帥部安排&rdquo。
這樣，當時在芬蘭就出現了第二個&ldquo統帥部戰場&rdquo。
但是同挪威戰局相反，在這裡陸軍本來一貫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體現出某些特性。
然而，陸軍總司令對在一個純粹陸地戰場上的大量陸軍部隊所擁有的職責和控制權，心甘情願地拱手讓給國防軍統帥部，即讓給希特勒。
由于在東方戰局開始前芬蘭軍隊總司令曼納海姆元帥拒絕了德國統帥部關于擔任芬蘭境内全部對蘇作戰部隊&mdash&mdash包括德軍&mdash&mdash總指揮的請求，緻使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和國防處分别接管了陸軍總參謀長和作戰處在芬蘭此部的任務，就狹義的作戰意義而言，這兩個職位都是陸軍理應和有條件擔負的，根本談不上别人接管。
除作戰外，其他一切任務，如部隊征召、補充、前送和補給象在挪威一樣，仍由陸軍總司令部負責。
人們若想尋求這一特殊的指揮上的調整所帶來的後果，也是無益的，而且得不出任何結果。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這種解決問題的辦法無論如何不是好的，或者說不是最好的。
還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陸軍首腦是一個強大的人物，他會重新奪回對挪威陸軍部隊的指揮權，而不會走相反的路。
盟友 對俄國的進攻，由于巴爾幹戰局從5月中旬推遲到6月22日，因此，在進攻俄國前夕，與結盟和友好國家接觸，并與德同一起共同進行這場東方戰局，再次成了國防軍最高參謀部的特殊任務。
然而，就是在這件事情上，參謀部的獨立自主性也同樣受到很大限制。
起初，希特勒挑選的對象隻是一些能為德軍展開提供方便的俄國的近鄰，或者要與蘇俄清算舊帳的國家，如羅馬尼亞和芬蘭。
排在第二線的國家也許還有匈牙利和斯洛伐克。
瑞典起碼也能為德國提供間接支援，即可借道瑞典向芬蘭輸送德國部隊，因此也旱被列為考慮之列了。
希特勒指出，對主要盟國意大利，必須注意保守秘密，不能暴露自己的觀點。
任與其他各盟國接觸的時機和方式上，要十分留心，因為一方面，東方戰局帶有突然性和先發制人的性質；另一方面，這是希特勒領導軍事聯盟所一貫采取的原則。
芬蘭盡管不是與德國結盟的國家，但兩國有&ldquo戰鬥情誼&rdquo的關系，是德國特别信賴的國家。
6月初，兩國舉行了一次短暫的&ldquo總參謀部會商&rdquo。
鑒于在芬蘭的特殊指揮關系，這次會商仟務主要由國防軍指揮參謀部承擔。
在會上，約德爾将軍再次以轉移方向為開場白，大談其已經赢得戰争，現在必須結束戰争雲雲。
接着，要德國陸軍總參謀部，與芬蘭代表就未來雙方在拉多加湖一線關系的問題進行了讨論。
希特勒親自同羅馬尼亞國家元着安東内斯庫元帥舉行了會談。
對其他國家。
國防軍指揮參謀部主要依靠向友好政府所在地派駐老資格的軍事武官，或按照在意大利的作法，派遣高級軍官，這種軍官後來通常被稱為&ldquo駐盟國國防軍大本營的德國将軍&rdquo。
但是，這決不會自然形成喇：在山雙方或多方組成的固定的參謀部領導下的協同作戰的局面。
國防軍指揮參謀部與盟友談判的内容，一般隻局限于國防軍統帥部指令裡所提到的戰争問題，即陸軍總參謀部由其展開計劃和作戰計劃派生出來的以及經希特勒同意的思想和建議。
更大的戰略問題&mdash&mdash雖然也屬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任務範疇&mdash&mdash如鑒于意大利的軟弱，考慮與日本達成一項日本在遠東進攻蘇俄的協議，就需要在1940年9月27日簽訂的德、意、日&ldquo三國條約&rdquo的基礎上進行。
但是當時，雙方都尚未考慮這種可能性。
日本外相在柏林進行長時間逗留後，1941年4月中旬回國時，途經莫斯科，與蘇俄簽訂了一項中立條約，日本以此向德表明自己的态度。
德國方面沒有料到其盟國會走這一步棋。
德國認為，日本是想通過此舉免去後顧之憂，以利放手打擊英國在遠東的地位。
德國隻能以符合其戰勝英國這個最終和最高目标而聊以自慰。
因此，當德國的東方戰局揭開序幕時，得到日本的直接幫助微乎其微。
直到1941年秋季，由于蘇俄的崩潰即在眼前兩國才恢複了過去的相互信賴的關系。
當時，德國大個營的人們甚至針對日本的所謂倡議，趾高氣揚地說：&ldquo我們不需要梁上君子&rdquo！ 我們暫且不管站在關鍵軍事職位上&mdash&mdash不僅限于國防軍統帥部&mdash&mdash的人，在關于未來對俄作戰的快速進程問題上與希特勒的觀點是否一緻，這裡再一次說明，僅僅被視為希特勒軍事工作班子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在作戰指揮的基本問題上，不可能提出與希特勒相悖的觀點。
因此，統帥部包括海軍總司令部在那時期的全部言論，都是關于這些盟友支持德國即将到來的對英戰争、以及必要時的對美戰争。
1941年3月5日國防軍統帥部的第24号指令，在海軍一份備忘錄和此後國防處研究結果的基礎上，将這些觀點總結為基本方針。
它的最後一句話是：&ldquo關于巴巴羅薩行動不允許對日本有絲毫暗示。
&rdquo 最後的指揮措施 國防處在約德爾的領導下，在對俄戰局的最後準備階段，除完成所受領的指揮領域的任務外，還負責彙總陸、海、空三軍每日上報的偵察情報，以及向陸軍總司令部傳達希特勒對展開和最初進攻目标的大大小小的反複變動；在涉及國防軍統帥部芬蘭戰場&rdquo的問題上，則與挪成集團軍司令部聯系，希特勒的一切言詞，都來源于他個人的孜孜不倦的腦力勞動，而且不但被他的親信&mdash&mdash首先是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而且被有關的軍種總司令部作為命令，無條件地加以接受。
最突出的事例是1941年7月14日在柏林總理府舉行的。
一次&ldquo大型會商會&rdquo。
在這次會上，希特勒打破一切慣例，向到會的集團軍群、集團軍、裝甲集群司令；海、空軍與此相當的将領；以及國防軍統帥部首腦及其最親密同僚了解關于任務和企圖的全部細節。
出于僞裝的緣故，這一大批高級軍官在希特勒的副官的周密安排下，通過新、老總理府的各條人口，并按不同時間準時到會。
報告按各條戰線，分組舉行。
被點名的成員。
按指定時間，到老總理府的議會大廳集合。
在這裡他們受到了希特勒無拘束的歡迎。
14時，會商結束。
在共進午餐的宴度上，希特勒發表了一次&ldquo包羅萬象的政治講話&rdquo。
講話中，他再一次說明進攻俄閨的理由，并反複解釋說，俄國的覆滅将促使英國放棄戰争。
從外表上看在與會者中，信任的氣氛占絕對優勢。
&ldquo大事年表&rdquo對指揮參謀部的準備工作，起了巨大作用。
鑒于作戰規模之大和範圍之廣，以及在東線、西線、北線所采取的措施的相互依賴性，&ldquo大事年表&rdquo按照料各軍種的願望，将大量的困難問題彙編起來。
由于巴爾幹戰局，推遲了進攻時間，因此需在5月份拟制第二份&ldquo大事年表&rdquo。
此外，還需要與卡納裡斯情報局的有關部安排好邊界和消息封鎖問題，以保證突然襲擊的達成。
但另一方面，要保證滿載貴重的戰時經濟物資的俄國列車源源不斷地運往德國，直至進攻發起前的最後幾分鐘。
國防處終于受領了一項特殊任務，即以外交部照會的形式、将俄軍在近幾個月内侵犯德國邊界和領空以及類似事件歸納整理出來。
這種文件要根據其内容在國際法上的重要程度。
按不同級别簽字上報。
不太嚴重的事件由國防處長簽字，中等嚴重的事件由約德爾将軍簽字，重大、嚴重事件則由統帥部參謀長簽字。
其目的是十分清楚的。
正如6月19日，外交部駐統帥部聯絡官通知國防處長時說的：&ldquo對于國防軍統帥部..截止今晚前向元首所作的關于俄閏侵犯邊界的報告，元首昨晚已委托外交部長發出最後警告，意在表明德國對俄國軍隊展開所造成的威脅不能再繼續猶豫不決了。
&rdquo 據回憶當時要求拟制的這一報告，基本是一份以事實為依據并有大量數據的文件。
說到這裡，似乎通過前文講述的事實，已經揭示了&ldquo非正義戰争&rdquo的實質。
然而，&ldquo非正義戰争&rdquo這個詞彙對于當時每個軍官來說都還前所未聞！後來，從邊境會戰中俘虜的大量蘇俄戰俘口中，以及從蘇俄在邊界附近新建大量機場一事中得知，俄國人在軍事上的充分準備，遠遠超出德的意料，然而，即使如此也無法改變德國戰争的&ldquo非正義&rdquo性。
最後，隻能到它自己的所謂&ldquo國家至上&rdquo論中去尋找答案。
&ldquo罪惡的命令&rdquo 對于希特勒的、已為大家所熟知的&ldquo罪惡&rdquo命令，國防軍指揮參謀和國防處肯定有過密切接觸。
詳細地描述一下事情經過，以及此項命令在德國大本營裡的産生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