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日本的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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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革命
一個文明很少因外來因素而滅亡：在外來的影響或攻擊結束一個文明，或改變其基本結構以前，該文明的活力必因内部的衰微而遭削弱。
一個統治家族甚少具備長久統治所需的堅韌活力與敏捷适應力。
因為王朝的開創者在角逐天下時，其家族之精銳已耗費大半，于是乃由平庸之才擔負那唯有天縱之士方能負荷的治國重任。
家康之後的德川家族治理國事尚可稱職，然而除吉宗（Yoshimune）之外，罕有激奮之輩。
在家康死後8代之内，封建藩主時有叛亂，動搖了幕府統治，他們或拖欠稅收，或拒絕納稅。
如此，政府雖竭力節儉，而江戶财庫卻仍無力支持保衛國家安全之所需。
兩百餘年的太平盛世既腐蝕了武士的鬥志，也使人民難以适應戰争所帶來的困苦和犧牲。
好逸惡勞的習尚取代了豐臣秀吉時代的簡樸刻苦。
因此，亟須保衛國家主權之際，日本人乃發覺舉國上下身心俱缺武裝。
日本知識界因和外國隔絕而感煩躁，同時對于傳聞中歐美文物之盛亦不免好奇。
知識界研究賀茂真淵與本居宣長等人作品，私下并視幕府為違反皇朝延續的僭越者。
同時，知識界也無法對于天皇神聖與德川家族所宣稱的天皇貧乏無能之間取得統一認知。
有些人甚至隐藏于吉原及其他地方，向城市秘密散發傳單，激昂地呼籲打倒幕府，恢複天皇統治。
當此政府疲憊無力之秋，傳來驚人的消息&mdash&mdash1853年，一支美國艦隊罔顧日本政府禁令，擅自駛進浦賀灣（UragaBay），其統帥堅持要會見日本最高當局。
時美國海軍準将佩裡（CommodorePerry）率戰艦4艘，兵卒560員。
佩裡并未以這支尚可觀的兵力耀武揚威。
他僅緻幕府家慶将軍（Iyeyoshi）一禮貌周到的文翰，保證美國政府所求者，不過是要日本開數處港口以供通商，及日本政府妥作安排，保護在日本海邊失事之美國船員。
适逢太平天國之亂，佩裡一行遂即回航其在中國海域的基地。
1854年佩裡率一支更強大的艦隊重抵日本，并攜帶一些準備饋贈日本天皇、皇後及皇族親王的禮物&mdash&mdash包括香水、時鐘、火爐、威士忌酒等。
新立的幕府家定将軍（Iyesada）雖未将那些禮物轉給皇室，但卻同意與佩裡簽訂《神奈川條約》（TheTreatyofKanagawa）。
此條約實際上是對美方所有的要求予以讓步。
佩裡對日本人的禮儀稱贊備至，且以并不完全的遠見宣布曰：&ldquo倘若日本人前往美國，即可發現全美國可航行的水域對他們都開放。
即使是加州的金礦區也不會禁止日本人前往。
&rdquo在此條約以及後來簽訂的幾個條約規定下，日本乃開放主要港口以供外來之貿易。
關稅有特别的規定，其數目也是有限的。
日本同意歐美國民在日本犯罪歸其本國駐日領事法庭審判，并禁止日本對境内所有基督教的迫害。
同時，美國答應将日本所需要之軍火戰艦售予日本，并借給日本軍官技士以教導戰術。
這些條約使日本人備感悲痛，雖然日本人後來也承認這些條約是演化與命運的公平工具。
有些日本人願不惜代價與外國人一戰，以驅逐外國人，恢複一個自主的封建農業政權。
也有一部分人則了解學習西方的必要，反對驅逐外國人。
他們主張日本唯有盡快學習西方的工藝技術及現代戰争之術，才可避免重蹈中國連連敗北而受歐洲列強經濟宰割的覆轍。
西化運動的領袖以驚人的手筆，在封建藩主的幫助下，推翻幕府，恢複天皇統治。
然後以天皇的權威推翻封建制度，并介紹西方工藝技術給日本。
1867年，封建藩王說服幕府最後的将軍德川慶喜（TokugawaYoshinobu）遜位。
慶喜說：&ldquo幾乎所有的行政措施均欠完善，本人慚愧地承認，目前這種令人不滿的情況乃由于本人的缺點和無能所緻。
與外國接觸既已日趨廣泛，除非由一個中央權力集中統治，否則國家基石将告破碎。
&rdquo明治天皇簡要答之曰：&ldquo德川慶喜恢複朝廷統治的提議已被接受。
&rdquo于是，1868年1月1日，&ldquo明治時代&rdquo正式開始。
其對神道舊宗教加以修改，并廣泛展開宣傳，使人民相信：複辟的天皇屬于神聖的皇朝一系，并且聖明天縱，其命令應如神的谕旨般被接受。
在此新權力的武裝下，西化運動倡導者完成了迅速轉變日本的奇迹。
伊藤博文（ItoHirobumi）與井上馨（InouyeKaoru）勇敢地沖破禁令阻礙，到達歐洲學習工藝與制度。
歐洲的鐵路、汽船、電報及戰艦，都令他們歎為觀止。
兩人帶着歐化日本的決心回國。
于是日本政府雇用英國人監督鐵路建設、電報設置及海軍的建立；雇用法國人修訂法律，訓練陸軍；雇用德國人參與醫學與公共衛生組織；雇用美國人助其建立普及教育制度；為使諸事更臻完善，乃雇用意大利人教授日本人雕刻和繪畫。
這些措施雖不免引起短暫流血反應，而日本精神亦時起而反抗這種人為的異端變革，但是，獲得最後勝利的是機器，工業革命把日本帶進了新領域。
這個革命（日本近代曆史中唯一的真正革命）必然提高了财富與經濟力量而形成一個階級。
這個新階級&mdash&mdash制造商、商人及金融家&mdash&mdash在傳統的日本曾是社會的最低階層。
他們就是日漸擡頭的資産階級，靜靜地用其财富與影響，首先摧毀了封建制度，然後企圖削弱皇權。
1871年，政府說服封建貴族放棄傳統特權，然後以政府公債換取貴族土地，以示安撫。
[1]借着這種利害關系，使舊日貴族仍然忠心耿耿地效忠政府。
政府借此大膽而為，很容易使一個中世紀國家轉變成一個現代國家。
伊藤博文于二度遊歐歸國後，又仿照德國建立一個五等爵位的新貴族制度，分爵位等級為公（Prince）、侯（Marquise）、伯（Count）、子（Viscount）、男（Baron）。
然而這些新貴系賞賜推行工業化有功人士的頭銜，與封建社會的公爵迥然而異。
在伊藤博文锲而不舍的奮鬥中，一個民主政治的雛形終于形成，促使各階級的英才得以畢其精力，共同為國家急劇的經濟成長而努力。
依據1889年頒布的首部憲法，天皇唯我獨尊地居萬民之上，擁有全國的土地，統率全國海軍、陸軍，負有統一全國、維持國脈等特權。
基于他個人的同意，賦予參衆兩院立法之權，國務大臣不但由他任命，而且隻向他負責，而非向兩院負責。
在此之下則是一個由具有嚴格财産限制46萬選民所組成的選舉團。
漸次放松選舉權的限制後，1928年的選民遽增至1300萬人，出人意料的是，政府腐敗的現象與民主政治的推進等量齊觀。
與民主政治俱來的是基于拿破侖法典，并從中古封建社會脫穎而出的日本新法典（1881年）。
言論、出版、集會、信仰等自由，通訊及居住地不可侵犯，非依法律正當程序不得任意逮捕或處罰等一系列基本人權都得到相當的保障。
嚴刑迫供也加以廢除，對本屬于社會階層的最低階級&mdash&mdash穢多（Eta）&mdash&mdash也破除歧視，在法律上與其他人處于平等的地位。
監獄獲得改善，犯人的工作也有些許報酬，當他們獲釋時，更有一筆資金供其重建事業之用。
盡管法律的規定相當寬厚，但犯罪
一個統治家族甚少具備長久統治所需的堅韌活力與敏捷适應力。
因為王朝的開創者在角逐天下時，其家族之精銳已耗費大半，于是乃由平庸之才擔負那唯有天縱之士方能負荷的治國重任。
家康之後的德川家族治理國事尚可稱職，然而除吉宗（Yoshimune）之外，罕有激奮之輩。
在家康死後8代之内，封建藩主時有叛亂，動搖了幕府統治，他們或拖欠稅收，或拒絕納稅。
如此，政府雖竭力節儉，而江戶财庫卻仍無力支持保衛國家安全之所需。
兩百餘年的太平盛世既腐蝕了武士的鬥志，也使人民難以适應戰争所帶來的困苦和犧牲。
好逸惡勞的習尚取代了豐臣秀吉時代的簡樸刻苦。
因此，亟須保衛國家主權之際，日本人乃發覺舉國上下身心俱缺武裝。
日本知識界因和外國隔絕而感煩躁，同時對于傳聞中歐美文物之盛亦不免好奇。
知識界研究賀茂真淵與本居宣長等人作品，私下并視幕府為違反皇朝延續的僭越者。
同時，知識界也無法對于天皇神聖與德川家族所宣稱的天皇貧乏無能之間取得統一認知。
有些人甚至隐藏于吉原及其他地方，向城市秘密散發傳單，激昂地呼籲打倒幕府，恢複天皇統治。
當此政府疲憊無力之秋，傳來驚人的消息&mdash&mdash1853年，一支美國艦隊罔顧日本政府禁令，擅自駛進浦賀灣（UragaBay），其統帥堅持要會見日本最高當局。
時美國海軍準将佩裡（CommodorePerry）率戰艦4艘，兵卒560員。
佩裡并未以這支尚可觀的兵力耀武揚威。
他僅緻幕府家慶将軍（Iyeyoshi）一禮貌周到的文翰，保證美國政府所求者，不過是要日本開數處港口以供通商，及日本政府妥作安排，保護在日本海邊失事之美國船員。
适逢太平天國之亂，佩裡一行遂即回航其在中國海域的基地。
1854年佩裡率一支更強大的艦隊重抵日本，并攜帶一些準備饋贈日本天皇、皇後及皇族親王的禮物&mdash&mdash包括香水、時鐘、火爐、威士忌酒等。
新立的幕府家定将軍（Iyesada）雖未将那些禮物轉給皇室，但卻同意與佩裡簽訂《神奈川條約》（TheTreatyofKanagawa）。
此條約實際上是對美方所有的要求予以讓步。
佩裡對日本人的禮儀稱贊備至，且以并不完全的遠見宣布曰：&ldquo倘若日本人前往美國，即可發現全美國可航行的水域對他們都開放。
即使是加州的金礦區也不會禁止日本人前往。
&rdquo在此條約以及後來簽訂的幾個條約規定下，日本乃開放主要港口以供外來之貿易。
關稅有特别的規定，其數目也是有限的。
日本同意歐美國民在日本犯罪歸其本國駐日領事法庭審判，并禁止日本對境内所有基督教的迫害。
同時，美國答應将日本所需要之軍火戰艦售予日本，并借給日本軍官技士以教導戰術。
這些條約使日本人備感悲痛，雖然日本人後來也承認這些條約是演化與命運的公平工具。
有些日本人願不惜代價與外國人一戰，以驅逐外國人，恢複一個自主的封建農業政權。
也有一部分人則了解學習西方的必要，反對驅逐外國人。
他們主張日本唯有盡快學習西方的工藝技術及現代戰争之術，才可避免重蹈中國連連敗北而受歐洲列強經濟宰割的覆轍。
西化運動的領袖以驚人的手筆，在封建藩主的幫助下，推翻幕府，恢複天皇統治。
然後以天皇的權威推翻封建制度，并介紹西方工藝技術給日本。
1867年，封建藩王說服幕府最後的将軍德川慶喜（TokugawaYoshinobu）遜位。
慶喜說：&ldquo幾乎所有的行政措施均欠完善，本人慚愧地承認，目前這種令人不滿的情況乃由于本人的缺點和無能所緻。
與外國接觸既已日趨廣泛，除非由一個中央權力集中統治，否則國家基石将告破碎。
&rdquo明治天皇簡要答之曰：&ldquo德川慶喜恢複朝廷統治的提議已被接受。
&rdquo于是，1868年1月1日，&ldquo明治時代&rdquo正式開始。
其對神道舊宗教加以修改，并廣泛展開宣傳，使人民相信：複辟的天皇屬于神聖的皇朝一系，并且聖明天縱，其命令應如神的谕旨般被接受。
在此新權力的武裝下，西化運動倡導者完成了迅速轉變日本的奇迹。
伊藤博文（ItoHirobumi）與井上馨（InouyeKaoru）勇敢地沖破禁令阻礙，到達歐洲學習工藝與制度。
歐洲的鐵路、汽船、電報及戰艦，都令他們歎為觀止。
兩人帶着歐化日本的決心回國。
于是日本政府雇用英國人監督鐵路建設、電報設置及海軍的建立；雇用法國人修訂法律，訓練陸軍；雇用德國人參與醫學與公共衛生組織；雇用美國人助其建立普及教育制度；為使諸事更臻完善，乃雇用意大利人教授日本人雕刻和繪畫。
這些措施雖不免引起短暫流血反應，而日本精神亦時起而反抗這種人為的異端變革，但是，獲得最後勝利的是機器，工業革命把日本帶進了新領域。
這個革命（日本近代曆史中唯一的真正革命）必然提高了财富與經濟力量而形成一個階級。
這個新階級&mdash&mdash制造商、商人及金融家&mdash&mdash在傳統的日本曾是社會的最低階層。
他們就是日漸擡頭的資産階級，靜靜地用其财富與影響，首先摧毀了封建制度，然後企圖削弱皇權。
1871年，政府說服封建貴族放棄傳統特權，然後以政府公債換取貴族土地，以示安撫。
[1]借着這種利害關系，使舊日貴族仍然忠心耿耿地效忠政府。
政府借此大膽而為，很容易使一個中世紀國家轉變成一個現代國家。
伊藤博文于二度遊歐歸國後，又仿照德國建立一個五等爵位的新貴族制度，分爵位等級為公（Prince）、侯（Marquise）、伯（Count）、子（Viscount）、男（Baron）。
然而這些新貴系賞賜推行工業化有功人士的頭銜，與封建社會的公爵迥然而異。
在伊藤博文锲而不舍的奮鬥中，一個民主政治的雛形終于形成，促使各階級的英才得以畢其精力，共同為國家急劇的經濟成長而努力。
依據1889年頒布的首部憲法，天皇唯我獨尊地居萬民之上，擁有全國的土地，統率全國海軍、陸軍，負有統一全國、維持國脈等特權。
基于他個人的同意，賦予參衆兩院立法之權，國務大臣不但由他任命，而且隻向他負責，而非向兩院負責。
在此之下則是一個由具有嚴格财産限制46萬選民所組成的選舉團。
漸次放松選舉權的限制後，1928年的選民遽增至1300萬人，出人意料的是，政府腐敗的現象與民主政治的推進等量齊觀。
與民主政治俱來的是基于拿破侖法典，并從中古封建社會脫穎而出的日本新法典（1881年）。
言論、出版、集會、信仰等自由，通訊及居住地不可侵犯，非依法律正當程序不得任意逮捕或處罰等一系列基本人權都得到相當的保障。
嚴刑迫供也加以廢除，對本屬于社會階層的最低階級&mdash&mdash穢多（Eta）&mdash&mdash也破除歧視，在法律上與其他人處于平等的地位。
監獄獲得改善，犯人的工作也有些許報酬，當他們獲釋時，更有一筆資金供其重建事業之用。
盡管法律的規定相當寬厚，但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