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政治與道德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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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世紀，佛教在日本的勢力已漸趨沒落。
執政之将軍轉而崇敬儒教教義，賀茂真淵與本居宣長領導了一場運動以複興日本的神道，而當時的學者如市川（Ichikawa）與新井白石（AraiHakuseki）更對宗教的迷信給予理性的批判。
市川更大膽指出，口頭傳說絕不如文字記載來得可靠。
而有關日本起源自1000年前，寶矛滴水成日本諸島及日本民族為神的後裔的文字假設，毋甯是皇室運用的一種政治手腕。
人類祖先如不是原始人，則應為較接近的動物，我們可以肯定人類祖先不可能是神。
總之，日本的古代文明随着宗教而興，卻因哲學之起而告一段落。
思想家 哲學與宗教一樣，亦由中國傳入日本。
佛教在傳入中國600年後東傳日本，而中國的哲學則以宋朝理學的東渡開創了日本文明的更生期。
16世紀中葉，日本世家藤原惺窩（FujiwaraSeigwa）因不滿做一個僧侶所能獲取的學問，醉心于中國聖賢才識，乃暗思遠涉重洋前往中國學習。
然而1552年以來日本已禁止國人與中國交往，他不惜冒着生命危險，準備偷渡。
恰巧在登輪前夕于所宿的旅館中偶爾聽到一位日本書生朗讀儒家著作，欣喜之餘乃側耳傾聽，原來該青年書生讀的是宋朝朱熹注釋的《大學》。
他喊道：&ldquo這原是我夢寐以求的啊！&rdquo于是他把握機會，大肆收集宋朝哲學的典籍，中國之行遂半途而廢。
他認真研究，幾年之後已聚集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輕學者，他們均視中國哲學家的思維為當代思想的主流。
德川家康因見惺窩頗具盛名，乃重金禮聘他至京都解說孔孟之道。
但惺窩恃才傲物，僅遣其學生至京城，自己則仍刻意進修，引起德川的不滿。
惺窩在日本的傳統研究外另辟途徑，而其極具吸引力的講學更引起京都僧侶的嫉妒，認為惺窩的講學是蔑視傳統的行為，呼籲所有所謂正統的僧侶也應向民衆講學教導，以免被惺窩所迷惑。
這些争執由于1619年惺窩的去世而終止。
被惺窩遣往京都谒見德川将軍的學生林羅山（HayashiRazan）終不負師望，表現突出，其名望與影響力均淩駕其師之上。
而德川幕府對他也禮遇有加，授予顧問與發言傳達的職位。
且自1630年德川家綱親自聆聽講學後，更激起王公貴族受教的風氣。
此後他很快激起了群衆對中國哲學的研究熱情，并使孔孟的道德觀念超越了佛教及基督教的信仰，獲得人民的支持。
他曾批判道：&ldquo基督教神學無疑是各種幻想混合組成，而佛教教義的消極頹廢，更足以削弱日本民族的民心士氣。
佛教僧侶曾主張現實世界是短暫的，因此鼓勵人們忘懷社會關系，相當于終止了人類應盡的職責與正當的行為。
佛教僧侶又主張人之一生充滿了罪惡，故應背離父母妻子，謀求神的拯救。
但據個人研究所得，人除把握現實的生活，為主盡忠，為父母盡孝外，别無他途可尋。
&rdquo他曾清享餘年，至1657年東京大火，千萬百姓罹難。
是時，學子曾奔來相告，他隻點頭示意，仍繼續沉醉于書卷中，待火焰已包圍四周時，才乘轎離去。
三天之後，終因凍寒與世長辭。
在林羅山去世後數年，日本又出現了一位醉心儒教的後起之秀室久操（MuroKyuso），他年輕時曾在一寺院中潛修，徹夜祈禱深思，堅志追求知識，有似同時期的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
他的座右銘是： 我将每晨6時起床，及至每夜12時方始休息。
除非賓客造訪、病痛或其他無可避免的情況下，我絕不偷懶&hellip&hellip 我絕不說謊。
我不說廢話，即使是對卑賤人。
我将節制飲食。
倘若有邪念，我将立即節制，絕不讓其滋長。
思想猶豫勢必減低讀書效率，我應集中精神，避免草率。
我應克制自己，修養自己，絕不允許名利欲望妨害内心安甯。
這些信條要膺服在胸，時時遵行。
神明共鑒。
室久操并不贊同學者出世隐居，但他具有歌德的寬宏大量，把人的特質納入現世的巨流中。
他說： 離群隐居不愧是一種好辦法，但獨樂樂不如與衆樂樂。
三人行必有吾師焉，唯有朋友切磋琢磨，才能增進德行。
倘若背棄世人而隐居，即有悖于世俗大道&hellip&hellip聖賢之輩況且無法脫離世俗而生活&hellip&hellip雖然佛教徒斷絕其人群關系遠離父母妻子而隐居，但他們仍不能去除其愛惡之心&hellip&hellip在來世中享福的觀念，未免顯得自私&hellip&hellip不必舍近求遠，神靈與心同在。
早期日本儒家人士最引人注意的，即在分類上常不被視為哲學家，就像哲學家歌德與愛默生一樣，由于其智慧語句措辭相當優雅，因此文藝界亦把他們歸類為文學家。
此時有一位出自醫生世家的哲人叫貝原益軒，他像亞裡士多德一樣，因為對醫學的精研而産生了一種謹慎的經驗哲學。
盡管他公務繁忙，但他立志奮發成為當代最偉大的學者。
他著作等身，又以淺簡的日本文字撰寫，容易了解，深得民衆喜愛而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
盡管他有這麼高的成就，但他仍非常謙虛地繼續作研究。
據說，曾經有一位搭船的乘客沿途向其他旅客講述儒家倫理學，不少日本人均抱着熱心好奇的心情前往聆聽，但這位講演者實在講得單調乏味，令人厭倦，聽衆拂袖而去，最後僅剩下一人。
當這位講演者講完之後，他向那位孤獨的聽衆請教尊姓大名，聽衆平靜地答道：&ldquo貝原益軒。
&rdquo講演者發現一個多小時中，他竟不自量力地試圖對當代最負盛名的儒學大師傳授儒家思想，因而為之汗顔。
益軒對神學的觀念幾乎與孔子一樣抱着&ldquo敬鬼神而遠之&rdquo的态度，認為宇宙是深不可測的，唯有愚人在做壞事之際，才會假借禱告來求取上帝的諒解，以獲取心靈的慰藉。
他更認為哲學是融合經驗與智慧、欲望與德性所作的一種努力。
對他而言，德性的修養遠比學問的追求來得重要。
他恰當地指出： 學習的目的，不僅是在于獲得廣博的知識，更重要在于修養品性。
道德上的完人較飽學之士對社會有益，這也是教育的目标&hellip&hellip今日所要研究的科目繁多，緻使往昔被視為學習重心的道德教育遂被擱置一旁。
古代聖賢的金玉良言，反被視為陳詞濫調。
其結果社會上的主從、上下、老幼等關系，遂在假借神谕&ldquo個人權利&rdquo的口号下喪失殆盡&hellip&hellip聖人遺訓所以不得伸張的主因，乃近世學人僅一味顯誇個人才識，而對古聖哲理則忽略闡揚。
從這些言論來看，極易被當時的青年譴責為陳腐保守之言，因此他又對年輕人訓示道： 孩子們，不要對老人的話感到厭煩；當父母、祖父母對你們諄諄教誨時，且勿掉頭就走或視為耳邊風。
或許你們會認為傳統過于迂腐，可是那是祖先智慧的結晶，不可毫不顧慮地粉碎它。
他的名著《女大學》（OnnaDaikaku）對日本婦女地位有一種保守複古的影響力，這些使他頗受指責。
但他絕非沮喪的傳道者，企圖在人們喜愛的事物上找尋罪惡；他認識到教育家的任務應該是教導人們喜歡環境、了解環境進而控制環境，他說： 若非過着愉快的生活，絕不讓日子輕溜&hellip&hellip不要因旁人的愚笨行為而使你感受折磨痛苦&hellip&hellip請記住宇宙自古以來即充滿了愚笨的行為&hellip&hellip讓我們不要自尋煩惱，不要喪失生活情趣，縱使是親子、兄弟、親戚等偶爾也有私心，忽略我等諄諄教誨的最大努力&hellip&hellip酒乃上帝的恩賜。
飲喝少許酒量足以振奮心胸、消弭沮喪的精神、消愁解悶與增進健康。
是故酒能使人或其友人享受樂趣。
但暴飲足使人喪失尊嚴、語無倫次、有似瘋人&hellip&hellip飲酒應适可而止，才能得到快樂，暴飲徒傷身心，實為最愚笨的行為，更糟蹋了上帝的恩賜。
與多數哲學家一樣，他認為人的生活應融入大自然中，才能得到真正快樂，他說： 倘若我們以心為快樂的源泉，以耳目為得到快樂的孔道，摒除諸欲，快樂将源源而至；因為我們融快樂于山、水、花、月之間。
快樂并非屬于某人專有，我們不必求諸他人，也不必花費分文。
能夠享受大地景緻的人，等于擁有無比的财富，何必觊觎他人奢侈的生活&hellip&hellip況乎大自然的景緻是千變萬化的。
世上絕無兩個相同的景緻&hellip&hellip有時心中會偶感美景已逝。
但每當大雪飄零，山野籠罩銀白一片，漸漸地冬去春來，枯樹再度長葉開花&hellip&hellip冬天猶似黑夜長眠，但它使我們恢複了青春活力&hellip&hellip 喜愛花朵，匆匆早起， 偏好月色，遲遲就寝。
&hellip&hellip 人生來去如同流水； 惟明月與天地同在。
一方面儒家哲學思想的影響力壓倒了其他學派，一方面日本的儒者也成為一種不可思議的理想主義者，在日本，這種情況遠較中國顯著。
惺窩是所謂的朱熹學派，林羅山與益軒更承襲宋朝朱熹的衣缽，以正統與保守的态度解釋中國的經書。
不久之後，陽明學派擡頭，此即源自中國明朝王陽明的學說。
日本的哲學家也像王陽明一樣，主張以個人的良知來辨是非，而不是以昔日聖賢或社會傳統來辨是非。
一位信仰陽明學說的日本哲學家中江藤樹（NakayeToju，1608&mdash1648年）曾說：&ldquo我本精研朱熹學說有年，及陽明學說東傳，若非受陽明學說的教導，我将會感到生命空虛。
&rdquo于是中江乃緻力于闡揚唯心主義的一元學說，認為宇宙系出一元，上帝為一元主體，宇宙萬物為其軀殼，自然法為其靈魂。
中江也像王陽明、斯賓諾莎及歐洲學者一樣，接受了自然法的理論，并說明善惡僅為人類的一種關系，且人類的偏見被認為是不客觀的實體。
他也如斯賓諾莎一般，發現了個體精神與自然法結合的不朽性： 人心除有感覺的領域外，尚有所謂良知存在。
良知本身即為理性，不必假于後天的修養而得，良知是無限的與永恒的。
良知即隻有一個且與理性并存，自無始末可言。
倘若我等能遵循良知或理性行事，則肉體的生命即能轉變成無限的與永恒的，亦即能得永生。
執政之将軍轉而崇敬儒教教義，賀茂真淵與本居宣長領導了一場運動以複興日本的神道，而當時的學者如市川（Ichikawa）與新井白石（AraiHakuseki）更對宗教的迷信給予理性的批判。
市川更大膽指出，口頭傳說絕不如文字記載來得可靠。
而有關日本起源自1000年前，寶矛滴水成日本諸島及日本民族為神的後裔的文字假設，毋甯是皇室運用的一種政治手腕。
人類祖先如不是原始人，則應為較接近的動物，我們可以肯定人類祖先不可能是神。
總之，日本的古代文明随着宗教而興，卻因哲學之起而告一段落。
思想家 哲學與宗教一樣，亦由中國傳入日本。
佛教在傳入中國600年後東傳日本，而中國的哲學則以宋朝理學的東渡開創了日本文明的更生期。
16世紀中葉，日本世家藤原惺窩（FujiwaraSeigwa）因不滿做一個僧侶所能獲取的學問，醉心于中國聖賢才識，乃暗思遠涉重洋前往中國學習。
然而1552年以來日本已禁止國人與中國交往，他不惜冒着生命危險，準備偷渡。
恰巧在登輪前夕于所宿的旅館中偶爾聽到一位日本書生朗讀儒家著作，欣喜之餘乃側耳傾聽，原來該青年書生讀的是宋朝朱熹注釋的《大學》。
他喊道：&ldquo這原是我夢寐以求的啊！&rdquo于是他把握機會，大肆收集宋朝哲學的典籍，中國之行遂半途而廢。
他認真研究，幾年之後已聚集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輕學者，他們均視中國哲學家的思維為當代思想的主流。
德川家康因見惺窩頗具盛名，乃重金禮聘他至京都解說孔孟之道。
但惺窩恃才傲物，僅遣其學生至京城，自己則仍刻意進修，引起德川的不滿。
惺窩在日本的傳統研究外另辟途徑，而其極具吸引力的講學更引起京都僧侶的嫉妒，認為惺窩的講學是蔑視傳統的行為，呼籲所有所謂正統的僧侶也應向民衆講學教導，以免被惺窩所迷惑。
這些争執由于1619年惺窩的去世而終止。
被惺窩遣往京都谒見德川将軍的學生林羅山（HayashiRazan）終不負師望，表現突出，其名望與影響力均淩駕其師之上。
而德川幕府對他也禮遇有加，授予顧問與發言傳達的職位。
且自1630年德川家綱親自聆聽講學後，更激起王公貴族受教的風氣。
此後他很快激起了群衆對中國哲學的研究熱情，并使孔孟的道德觀念超越了佛教及基督教的信仰，獲得人民的支持。
他曾批判道：&ldquo基督教神學無疑是各種幻想混合組成，而佛教教義的消極頹廢，更足以削弱日本民族的民心士氣。
佛教僧侶曾主張現實世界是短暫的，因此鼓勵人們忘懷社會關系，相當于終止了人類應盡的職責與正當的行為。
佛教僧侶又主張人之一生充滿了罪惡，故應背離父母妻子，謀求神的拯救。
但據個人研究所得，人除把握現實的生活，為主盡忠，為父母盡孝外，别無他途可尋。
&rdquo他曾清享餘年，至1657年東京大火，千萬百姓罹難。
是時，學子曾奔來相告，他隻點頭示意，仍繼續沉醉于書卷中，待火焰已包圍四周時，才乘轎離去。
三天之後，終因凍寒與世長辭。
在林羅山去世後數年，日本又出現了一位醉心儒教的後起之秀室久操（MuroKyuso），他年輕時曾在一寺院中潛修，徹夜祈禱深思，堅志追求知識，有似同時期的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
他的座右銘是： 我将每晨6時起床，及至每夜12時方始休息。
除非賓客造訪、病痛或其他無可避免的情況下，我絕不偷懶&hellip&hellip 我絕不說謊。
我不說廢話，即使是對卑賤人。
我将節制飲食。
倘若有邪念，我将立即節制，絕不讓其滋長。
思想猶豫勢必減低讀書效率，我應集中精神，避免草率。
我應克制自己，修養自己，絕不允許名利欲望妨害内心安甯。
這些信條要膺服在胸，時時遵行。
神明共鑒。
室久操并不贊同學者出世隐居，但他具有歌德的寬宏大量，把人的特質納入現世的巨流中。
他說： 離群隐居不愧是一種好辦法，但獨樂樂不如與衆樂樂。
三人行必有吾師焉，唯有朋友切磋琢磨，才能增進德行。
倘若背棄世人而隐居，即有悖于世俗大道&hellip&hellip聖賢之輩況且無法脫離世俗而生活&hellip&hellip雖然佛教徒斷絕其人群關系遠離父母妻子而隐居，但他們仍不能去除其愛惡之心&hellip&hellip在來世中享福的觀念，未免顯得自私&hellip&hellip不必舍近求遠，神靈與心同在。
早期日本儒家人士最引人注意的，即在分類上常不被視為哲學家，就像哲學家歌德與愛默生一樣，由于其智慧語句措辭相當優雅，因此文藝界亦把他們歸類為文學家。
此時有一位出自醫生世家的哲人叫貝原益軒，他像亞裡士多德一樣，因為對醫學的精研而産生了一種謹慎的經驗哲學。
盡管他公務繁忙，但他立志奮發成為當代最偉大的學者。
他著作等身，又以淺簡的日本文字撰寫，容易了解，深得民衆喜愛而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
盡管他有這麼高的成就，但他仍非常謙虛地繼續作研究。
據說，曾經有一位搭船的乘客沿途向其他旅客講述儒家倫理學，不少日本人均抱着熱心好奇的心情前往聆聽，但這位講演者實在講得單調乏味，令人厭倦，聽衆拂袖而去，最後僅剩下一人。
當這位講演者講完之後，他向那位孤獨的聽衆請教尊姓大名，聽衆平靜地答道：&ldquo貝原益軒。
&rdquo講演者發現一個多小時中，他竟不自量力地試圖對當代最負盛名的儒學大師傳授儒家思想，因而為之汗顔。
益軒對神學的觀念幾乎與孔子一樣抱着&ldquo敬鬼神而遠之&rdquo的态度，認為宇宙是深不可測的，唯有愚人在做壞事之際，才會假借禱告來求取上帝的諒解，以獲取心靈的慰藉。
他更認為哲學是融合經驗與智慧、欲望與德性所作的一種努力。
對他而言，德性的修養遠比學問的追求來得重要。
他恰當地指出： 學習的目的，不僅是在于獲得廣博的知識，更重要在于修養品性。
道德上的完人較飽學之士對社會有益，這也是教育的目标&hellip&hellip今日所要研究的科目繁多，緻使往昔被視為學習重心的道德教育遂被擱置一旁。
古代聖賢的金玉良言，反被視為陳詞濫調。
其結果社會上的主從、上下、老幼等關系，遂在假借神谕&ldquo個人權利&rdquo的口号下喪失殆盡&hellip&hellip聖人遺訓所以不得伸張的主因，乃近世學人僅一味顯誇個人才識，而對古聖哲理則忽略闡揚。
從這些言論來看，極易被當時的青年譴責為陳腐保守之言，因此他又對年輕人訓示道： 孩子們，不要對老人的話感到厭煩；當父母、祖父母對你們諄諄教誨時，且勿掉頭就走或視為耳邊風。
或許你們會認為傳統過于迂腐，可是那是祖先智慧的結晶，不可毫不顧慮地粉碎它。
他的名著《女大學》（OnnaDaikaku）對日本婦女地位有一種保守複古的影響力，這些使他頗受指責。
但他絕非沮喪的傳道者，企圖在人們喜愛的事物上找尋罪惡；他認識到教育家的任務應該是教導人們喜歡環境、了解環境進而控制環境，他說： 若非過着愉快的生活，絕不讓日子輕溜&hellip&hellip不要因旁人的愚笨行為而使你感受折磨痛苦&hellip&hellip請記住宇宙自古以來即充滿了愚笨的行為&hellip&hellip讓我們不要自尋煩惱，不要喪失生活情趣，縱使是親子、兄弟、親戚等偶爾也有私心，忽略我等諄諄教誨的最大努力&hellip&hellip酒乃上帝的恩賜。
飲喝少許酒量足以振奮心胸、消弭沮喪的精神、消愁解悶與增進健康。
是故酒能使人或其友人享受樂趣。
但暴飲足使人喪失尊嚴、語無倫次、有似瘋人&hellip&hellip飲酒應适可而止，才能得到快樂，暴飲徒傷身心，實為最愚笨的行為，更糟蹋了上帝的恩賜。
與多數哲學家一樣，他認為人的生活應融入大自然中，才能得到真正快樂，他說： 倘若我們以心為快樂的源泉，以耳目為得到快樂的孔道，摒除諸欲，快樂将源源而至；因為我們融快樂于山、水、花、月之間。
快樂并非屬于某人專有，我們不必求諸他人，也不必花費分文。
能夠享受大地景緻的人，等于擁有無比的财富，何必觊觎他人奢侈的生活&hellip&hellip況乎大自然的景緻是千變萬化的。
世上絕無兩個相同的景緻&hellip&hellip有時心中會偶感美景已逝。
但每當大雪飄零，山野籠罩銀白一片，漸漸地冬去春來，枯樹再度長葉開花&hellip&hellip冬天猶似黑夜長眠，但它使我們恢複了青春活力&hellip&hellip 喜愛花朵，匆匆早起， 偏好月色，遲遲就寝。
&hellip&hellip 人生來去如同流水； 惟明月與天地同在。
一方面儒家哲學思想的影響力壓倒了其他學派，一方面日本的儒者也成為一種不可思議的理想主義者，在日本，這種情況遠較中國顯著。
惺窩是所謂的朱熹學派，林羅山與益軒更承襲宋朝朱熹的衣缽，以正統與保守的态度解釋中國的經書。
不久之後，陽明學派擡頭，此即源自中國明朝王陽明的學說。
日本的哲學家也像王陽明一樣，主張以個人的良知來辨是非，而不是以昔日聖賢或社會傳統來辨是非。
一位信仰陽明學說的日本哲學家中江藤樹（NakayeToju，1608&mdash1648年）曾說：&ldquo我本精研朱熹學說有年，及陽明學說東傳，若非受陽明學說的教導，我将會感到生命空虛。
&rdquo于是中江乃緻力于闡揚唯心主義的一元學說，認為宇宙系出一元，上帝為一元主體，宇宙萬物為其軀殼，自然法為其靈魂。
中江也像王陽明、斯賓諾莎及歐洲學者一樣，接受了自然法的理論，并說明善惡僅為人類的一種關系，且人類的偏見被認為是不客觀的實體。
他也如斯賓諾莎一般，發現了個體精神與自然法結合的不朽性： 人心除有感覺的領域外，尚有所謂良知存在。
良知本身即為理性，不必假于後天的修養而得，良知是無限的與永恒的。
良知即隻有一個且與理性并存，自無始末可言。
倘若我等能遵循良知或理性行事，則肉體的生命即能轉變成無限的與永恒的，亦即能得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