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政治與道德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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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o的喜好猶如其對&ldquo權力&rdquo的渴求一樣地備受重視。
當中國把佛教及茶葉傳入日本之際，同時也把庭園的設計傳入日本，而且這些庭園經過日本吸收及仿效後，又發展出獨特的風格。
日本人發現庭園的設計除對稱之外，尚可推出嶄新的款式，照樣具有美妙而迷人的優點；小心栽培奇木異卉，等于全日本植物的縮影；火山口及峭壁上所尋獲的岩石，常是鑄鐵不可或缺的物質；挖掘小型池塘，連引小河，再跨以天然林木構成優美小橋；庭園小徑鋪以形形色色的岩層，使人猶如置身于世外桃源般感受到無比甯靜。
在财力及空間許可下，他們更在庭園中築以小屋，房屋純屬庭園的裝飾品，與其他國以房屋為主、再輔以庭園的做法不同。
他們的房屋脆弱但極其美觀。
日本因為地震頻繁，高大房屋的建築較為危險，因此木匠均知道如何結合屋檐、屋頂山牆及格子式樣而構成一種單純、完美、獨特的木造住宅。
屋中全無窗簾、沙發、床鋪及桌椅的布置，也不炫耀主人的财富與奢侈，更不陳列畫像、雕像及小古董，一切顯得樸實無華；室内所能看到的不外乎壁櫥上的鮮花，牆上所挂的字畫，書桌一座及兩側的書櫃與扶手，中間尚有坐墊一席而已，櫃櫥中則存放着就寝用的被服用具。
日本人就在這簡陋、樸素的屋宇中，曆經戰争與革命的風暴、政治腐化與宗教鬥争等過程，而綿延不絕地生活，并繼續創造他們神聖島國的文明。
家庭 在東方國家中，家庭為社會秩序真正泉源的事實，遠比西方國家明顯。
在日本或是其他的東方國家，父親的萬能并非顯示社會落後的情形，而是表示父親對家庭制度的喜好遠超過其對政治政府的喜好。
由于國家較弱，因此東方的國家遠不如西歐國家重視個人，他們須求一個強而有力的家庭組織以取代中央權力。
家庭才有自由，個人沒有自由；因為家庭不但是生産的經濟單元，也是成敗存亡的社會單元，家庭的成敗榮辱是無法分開的。
父親的權力近似專制，但其作為仍脫離不了自然。
父親有權将媳婦或女婿逐出家庭，僅将孫子留下；他可以将淫蕩的或犯重罪的兒女處死；他可将兒女賣身為奴或為娼。
[10]他可憑其一言以休妻。
貧賤家庭的父親，甯可過着一夫一妻的生活，但家庭富有者三妻四妾亦不足為奇，他在夫妻關系中的不忠實是無所謂的。
當基督教傳入日本之際，該教教義認為納妾、通奸是罪惡，這曾使日本作家感到無限抱怨，因為他們認為這種規定破壞了日本家庭的和諧。
如同中國一樣，早期日本婦女的地位曾淩駕于男人之上。
在帝王統治時期，前後曾出現了6位女皇。
京都時期，婦女在社會上與文學上的地位，仍然顯得相當重要。
在日本文化的鼎盛時期，我們如對她們的私生活作大膽的假設，可以這麼說：當時的為人妻者遠比丈夫淫蕩，且常在一些俏皮話中出賣了美德。
散文家清少納言曾描述一位年輕人代人送了一封情書給他的情婦，卻中途變卦向途經該地的一位女郎示愛，文中記載稱：&ldquo我感到無限驚奇，當這位情夫寫好情書系上鮮豔的花束，托請信差送給他的情婦，何以這位信差猶豫變卦了呢？是不是那位情婦正在接待另一位客人？&rdquo及至封建社會的尚武精神擡頭，以及社會松緊的自然交替與曆史交替，中國男尊女卑的理論又在日本産生影響力，社會變成以男性為中心，婦女應遵守&ldquo三從&rdquo&mdash&mdash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
而女人無才便是德的觀念，剝奪了她們接受教育的機會，僅能在家中學點禮儀。
婦女應恪守貞節，假如丈夫發現妻子有不貞行為，可立刻将奸夫淫婦處死。
對此，德川家康曾明文規定：&ldquo親夫如僅殺死淫妻寬恕奸夫，則親夫當被處死。
&rdquo哲學家貝原益軒（KaibaraEkken）也曾建議說，如妻子為喋喋不休的長舌婦，夫可休妻；相反，如丈夫放蕩、野蠻，則為人妻者更應溫順體貼。
就在這種長期嚴厲的教養下，日本婦女遂成為最勤勉、最忠貞、最服從的妻子，并且使歐美遊客感到驚訝與惋惜，為何這樣美好的制度，不能在歐美國家被采用。
與其他東方國家社會習俗相反，崇尚武士道的日本并不鼓勵多子多孫，因為島國人民的增長已使武士感到擁擠。
因此他們大多遲至30歲後才成家，且以養育2個子女為最理想。
傳宗接代乃天經地義的事，如果婚後不育，男人可以要求離婚；又因女人沒有繼承權，因此若僅育女，勢必再收養男孩，以免喪失姓氏與财産的繼承權。
孩童自幼即以中國孝順的美德與文學被教導，因為這是維持家庭秩序及國家安定與紀律的源泉。
8世紀孝謙女皇（KokenTenno）即曾明令學堂高挂《孝經》，作為學童進德修業的座右銘。
風氣所及，除了武士以效忠主人為至高美德外，一般人均以孝順為最高道德标準；甚至效忠天皇就是移孝作忠的表示。
在西方崇尚個人自由的風氣來臨之前，孝道一直是構成日本道德的典範，無怪當時日本人對基督教義闡釋人應遠離父母、忠于妻子的理論無法接受。
對忠孝之外的道德觀，日本人不如同時期的歐美人重視。
貞操觀念對于較高階層婦女仍受重視，貞女殉節者亦時有所聞，隻是一般而言此觀念幾乎喪失殆盡。
《源氏物語》為日本最有名的小說，其對當時王公貴人荒唐行徑諸多叙述。
而清少納言的小說《枕草子》，也是日本極負盛名的論說文，讀來猶如罪惡範例的論著。
一般日本人均以為&ldquo食色性也&rdquo，其對肉欲的追求有如饑渴一般，是極其自然的，每當夕陽西下，多少尋芳客擁至東京的花街柳巷。
在此，有1.5萬名能歌善舞的藝伎，粉墨登場為這些佳客獻藝。
顧名思義，日本的藝伎（geisha）是善于各種表演的女人，猶如古希臘的藝者（hetairai）一樣，她們略識文學，更懂得愛情，随着季節的變化也能吟賦幾句雜亂無章的詩。
家成将軍（1787&mdash1836年）因鑒于男女共浴有傷風化，乃于1791年明令禁止，并于1822年對藝伎表演過火者也嚴加限制。
更把藝伎形容為&ldquo表面受雇于食堂酒家，以表演歌舞取悅客人，實質上亦兼營傷害風化之行業&rdquo。
此後藝伎地位形同妓女，充斥鄉旅茶室或路巷旅館。
然而，藝伎的正當表演仍然存在，某些家庭或團體仍繼續邀請她們在公開場合表演，有些資深藝伎更設校授徒，傳授技藝。
生活貧困的父母，為環境所迫&ldquo同意&rdquo子女接受藝伎訓練的事更時有所聞；更有成千成百的日本小說，歌頌無數的少女，為接濟家庭的生活，不惜賣身學藝。
這些習俗除了在人性的公正、文雅與慈善等方面使人感到震驚外，其在本質上與歐美國家并無差異。
我們确信多數的日本少女也與西方婦女一樣貞潔，且過着常态而正當的生活，雖然她們未被允許自由戀愛、私訂終身，但她們期望于斯。
古往今來在日本的文學著作上不乏實例，多少少男少女因受父母壓迫無法相愛而自殺殉情，以期&ldquo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rdquo。
愛情并非日本人吟詩的主題，但在他們詩句間，卻充滿了男女間的純潔、誠摯與深情。
下列一首詩可為明證： 遙遠白浪， 激起浪花； 我采斯花， 贈慰伊人。
再者，又有一次那位偉大的紀貫之以混合自然與感情的風格，作四行詩，吟出他被拒愛情的故事： 何事比櫻花容易凋謝， 你說&hellip&hellip但我對那時刻卻難以忘懷， 當生死的花朵在你的一句話中凋萎， 何曾激起一絲輕風。
聖人 舉凡人類的愛國心、對愛情的熱誠，以及對父母妻子、鄉土等的摯愛，都将無可避免地尋求一種放諸四海而皆準的中心力量，以期使信仰更為忠貞，進而使該信仰普及于大衆，傳諸百世。
日本人對宗教的信仰，采中庸之道，既不似印度人那麼熱衷，又遠不如西歐中古世紀天主教苦行僧及16世紀宗教改革家那麼狂熱。
他們對宗教仍有諸多信仰與祈禱，并抱着一種圓滿結局的哲學觀，不似中國那樣對宗教抱着懷疑的态度。
佛教的創始帶有消極悲觀的勸世氣氛，旨在為人類找尋死後靈魂的歸宿；佛教傳入日本之後，迅速轉變成保護人民的神祇，具有美好的儀式與各種令人愉快的節日，成為安慰生靈的樂園。
在日本佛教的天國中，有128層地獄用以容納各種罪犯和敵人。
除了佛聖的天地外，另有一魔鬼的世界，面目猙獰的魔鬼一方面誘拐良家婦女，另一方面又捕食男人。
佛教教義揭示生前的陰德可使人再度輪回轉世。
部分的佛教祭拜儀式是在家庭的祭壇及廟宇中進行，但大部分則在節日慶典的歡樂中實施，每當慶典節日來臨時，婦女均衣着鮮豔，男士極盡狂歡以示虔誠與慶祝。
有些嚴肅的佛教信徒，常在嚴冬寒冷的天氣裡至瀑布下靜坐修養；有些則至各景色優美的神社進香朝拜，乘機利用大自然美景陶冶身心。
日本的佛教分成若幹宗派，人們可選擇信仰，其中包括靜思苦慮而求自我認識的忍派，研習《蓮花經》而獲解救的日蓮派，長期祭祠、靜待佛祖附身的精神派，主張誠心自救的淨土宗等。
總之，佛教在日本是人民崇敬的信仰之一，為人民所廣泛愛戴，因此也迅速地傳遍了日本全國。
而日本人更采取佛教神學作為神道的原理，采取佛教廟宇建築的方式構成他們的神社建築，及至後來佛教與神道逐漸混雜，佛教廟宇亦常撥供神社祭祠之用。
早期的日本佛教僧侶不乏飽學、慈善之士，在日本文學與藝術的發展上深具影響力；有些僧侶為大畫家或雕刻家，有些僧侶則為德高望重的學者，他們從事翻譯佛教經典及中國文學的艱苦工作，對日本文化的發展有無比的貢獻。
然而，這些早期僧侶的輝煌成果，卻為後繼貪婪的僧侶所抹殺；有些後繼者甚至背逆佛旨，招兵買馬，争權奪利，以建立或維持其政治權力。
而且前幾代僧侶的勤儉緻使後繼者财富劇增淩駕庶民之上。
更有僧侶貪得無厭，為了收斂财富，居然煽惑無知信徒，捐建寺院以換取延年益壽，凡40歲者若捐建40座寺院，可延10年壽涯；50歲者捐贈50座寺院，亦可換取10年歲月；60歲者捐建60座寺院，更可再得10年餘生，直到德行已盡，才撒手西歸。
[11]德川政權下之僧侶已是罪迹昭彰，諸如酗酒、金屋藏嬌、雞奸[12]、賣官鬻爵等不勝枚舉。
至1
當中國把佛教及茶葉傳入日本之際，同時也把庭園的設計傳入日本，而且這些庭園經過日本吸收及仿效後，又發展出獨特的風格。
日本人發現庭園的設計除對稱之外，尚可推出嶄新的款式，照樣具有美妙而迷人的優點；小心栽培奇木異卉，等于全日本植物的縮影；火山口及峭壁上所尋獲的岩石，常是鑄鐵不可或缺的物質；挖掘小型池塘，連引小河，再跨以天然林木構成優美小橋；庭園小徑鋪以形形色色的岩層，使人猶如置身于世外桃源般感受到無比甯靜。
在财力及空間許可下，他們更在庭園中築以小屋，房屋純屬庭園的裝飾品，與其他國以房屋為主、再輔以庭園的做法不同。
他們的房屋脆弱但極其美觀。
日本因為地震頻繁，高大房屋的建築較為危險，因此木匠均知道如何結合屋檐、屋頂山牆及格子式樣而構成一種單純、完美、獨特的木造住宅。
屋中全無窗簾、沙發、床鋪及桌椅的布置，也不炫耀主人的财富與奢侈，更不陳列畫像、雕像及小古董，一切顯得樸實無華；室内所能看到的不外乎壁櫥上的鮮花，牆上所挂的字畫，書桌一座及兩側的書櫃與扶手，中間尚有坐墊一席而已，櫃櫥中則存放着就寝用的被服用具。
日本人就在這簡陋、樸素的屋宇中，曆經戰争與革命的風暴、政治腐化與宗教鬥争等過程，而綿延不絕地生活，并繼續創造他們神聖島國的文明。
家庭 在東方國家中，家庭為社會秩序真正泉源的事實，遠比西方國家明顯。
在日本或是其他的東方國家，父親的萬能并非顯示社會落後的情形，而是表示父親對家庭制度的喜好遠超過其對政治政府的喜好。
由于國家較弱，因此東方的國家遠不如西歐國家重視個人，他們須求一個強而有力的家庭組織以取代中央權力。
家庭才有自由，個人沒有自由；因為家庭不但是生産的經濟單元，也是成敗存亡的社會單元，家庭的成敗榮辱是無法分開的。
父親的權力近似專制，但其作為仍脫離不了自然。
父親有權将媳婦或女婿逐出家庭，僅将孫子留下；他可以将淫蕩的或犯重罪的兒女處死；他可将兒女賣身為奴或為娼。
[10]他可憑其一言以休妻。
貧賤家庭的父親，甯可過着一夫一妻的生活，但家庭富有者三妻四妾亦不足為奇，他在夫妻關系中的不忠實是無所謂的。
當基督教傳入日本之際，該教教義認為納妾、通奸是罪惡，這曾使日本作家感到無限抱怨，因為他們認為這種規定破壞了日本家庭的和諧。
如同中國一樣，早期日本婦女的地位曾淩駕于男人之上。
在帝王統治時期，前後曾出現了6位女皇。
京都時期，婦女在社會上與文學上的地位，仍然顯得相當重要。
在日本文化的鼎盛時期，我們如對她們的私生活作大膽的假設，可以這麼說：當時的為人妻者遠比丈夫淫蕩，且常在一些俏皮話中出賣了美德。
散文家清少納言曾描述一位年輕人代人送了一封情書給他的情婦，卻中途變卦向途經該地的一位女郎示愛，文中記載稱：&ldquo我感到無限驚奇，當這位情夫寫好情書系上鮮豔的花束，托請信差送給他的情婦，何以這位信差猶豫變卦了呢？是不是那位情婦正在接待另一位客人？&rdquo及至封建社會的尚武精神擡頭，以及社會松緊的自然交替與曆史交替，中國男尊女卑的理論又在日本産生影響力，社會變成以男性為中心，婦女應遵守&ldquo三從&rdquo&mdash&mdash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
而女人無才便是德的觀念，剝奪了她們接受教育的機會，僅能在家中學點禮儀。
婦女應恪守貞節，假如丈夫發現妻子有不貞行為，可立刻将奸夫淫婦處死。
對此，德川家康曾明文規定：&ldquo親夫如僅殺死淫妻寬恕奸夫，則親夫當被處死。
&rdquo哲學家貝原益軒（KaibaraEkken）也曾建議說，如妻子為喋喋不休的長舌婦，夫可休妻；相反，如丈夫放蕩、野蠻，則為人妻者更應溫順體貼。
就在這種長期嚴厲的教養下，日本婦女遂成為最勤勉、最忠貞、最服從的妻子，并且使歐美遊客感到驚訝與惋惜，為何這樣美好的制度，不能在歐美國家被采用。
與其他東方國家社會習俗相反，崇尚武士道的日本并不鼓勵多子多孫，因為島國人民的增長已使武士感到擁擠。
因此他們大多遲至30歲後才成家，且以養育2個子女為最理想。
傳宗接代乃天經地義的事，如果婚後不育，男人可以要求離婚；又因女人沒有繼承權，因此若僅育女，勢必再收養男孩，以免喪失姓氏與财産的繼承權。
孩童自幼即以中國孝順的美德與文學被教導，因為這是維持家庭秩序及國家安定與紀律的源泉。
8世紀孝謙女皇（KokenTenno）即曾明令學堂高挂《孝經》，作為學童進德修業的座右銘。
風氣所及，除了武士以效忠主人為至高美德外，一般人均以孝順為最高道德标準；甚至效忠天皇就是移孝作忠的表示。
在西方崇尚個人自由的風氣來臨之前，孝道一直是構成日本道德的典範，無怪當時日本人對基督教義闡釋人應遠離父母、忠于妻子的理論無法接受。
對忠孝之外的道德觀，日本人不如同時期的歐美人重視。
貞操觀念對于較高階層婦女仍受重視，貞女殉節者亦時有所聞，隻是一般而言此觀念幾乎喪失殆盡。
《源氏物語》為日本最有名的小說，其對當時王公貴人荒唐行徑諸多叙述。
而清少納言的小說《枕草子》，也是日本極負盛名的論說文，讀來猶如罪惡範例的論著。
一般日本人均以為&ldquo食色性也&rdquo，其對肉欲的追求有如饑渴一般，是極其自然的，每當夕陽西下，多少尋芳客擁至東京的花街柳巷。
在此，有1.5萬名能歌善舞的藝伎，粉墨登場為這些佳客獻藝。
顧名思義，日本的藝伎（geisha）是善于各種表演的女人，猶如古希臘的藝者（hetairai）一樣，她們略識文學，更懂得愛情，随着季節的變化也能吟賦幾句雜亂無章的詩。
家成将軍（1787&mdash1836年）因鑒于男女共浴有傷風化，乃于1791年明令禁止，并于1822年對藝伎表演過火者也嚴加限制。
更把藝伎形容為&ldquo表面受雇于食堂酒家，以表演歌舞取悅客人，實質上亦兼營傷害風化之行業&rdquo。
此後藝伎地位形同妓女，充斥鄉旅茶室或路巷旅館。
然而，藝伎的正當表演仍然存在，某些家庭或團體仍繼續邀請她們在公開場合表演，有些資深藝伎更設校授徒，傳授技藝。
生活貧困的父母，為環境所迫&ldquo同意&rdquo子女接受藝伎訓練的事更時有所聞；更有成千成百的日本小說，歌頌無數的少女，為接濟家庭的生活，不惜賣身學藝。
這些習俗除了在人性的公正、文雅與慈善等方面使人感到震驚外，其在本質上與歐美國家并無差異。
我們确信多數的日本少女也與西方婦女一樣貞潔，且過着常态而正當的生活，雖然她們未被允許自由戀愛、私訂終身，但她們期望于斯。
古往今來在日本的文學著作上不乏實例，多少少男少女因受父母壓迫無法相愛而自殺殉情，以期&ldquo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rdquo。
愛情并非日本人吟詩的主題，但在他們詩句間，卻充滿了男女間的純潔、誠摯與深情。
下列一首詩可為明證： 遙遠白浪， 激起浪花； 我采斯花， 贈慰伊人。
再者，又有一次那位偉大的紀貫之以混合自然與感情的風格，作四行詩，吟出他被拒愛情的故事： 何事比櫻花容易凋謝， 你說&hellip&hellip但我對那時刻卻難以忘懷， 當生死的花朵在你的一句話中凋萎， 何曾激起一絲輕風。
聖人 舉凡人類的愛國心、對愛情的熱誠，以及對父母妻子、鄉土等的摯愛，都将無可避免地尋求一種放諸四海而皆準的中心力量，以期使信仰更為忠貞，進而使該信仰普及于大衆，傳諸百世。
日本人對宗教的信仰，采中庸之道，既不似印度人那麼熱衷，又遠不如西歐中古世紀天主教苦行僧及16世紀宗教改革家那麼狂熱。
他們對宗教仍有諸多信仰與祈禱，并抱着一種圓滿結局的哲學觀，不似中國那樣對宗教抱着懷疑的态度。
佛教的創始帶有消極悲觀的勸世氣氛，旨在為人類找尋死後靈魂的歸宿；佛教傳入日本之後，迅速轉變成保護人民的神祇，具有美好的儀式與各種令人愉快的節日，成為安慰生靈的樂園。
在日本佛教的天國中，有128層地獄用以容納各種罪犯和敵人。
除了佛聖的天地外，另有一魔鬼的世界，面目猙獰的魔鬼一方面誘拐良家婦女，另一方面又捕食男人。
佛教教義揭示生前的陰德可使人再度輪回轉世。
部分的佛教祭拜儀式是在家庭的祭壇及廟宇中進行，但大部分則在節日慶典的歡樂中實施，每當慶典節日來臨時，婦女均衣着鮮豔，男士極盡狂歡以示虔誠與慶祝。
有些嚴肅的佛教信徒，常在嚴冬寒冷的天氣裡至瀑布下靜坐修養；有些則至各景色優美的神社進香朝拜，乘機利用大自然美景陶冶身心。
日本的佛教分成若幹宗派，人們可選擇信仰，其中包括靜思苦慮而求自我認識的忍派，研習《蓮花經》而獲解救的日蓮派，長期祭祠、靜待佛祖附身的精神派，主張誠心自救的淨土宗等。
總之，佛教在日本是人民崇敬的信仰之一，為人民所廣泛愛戴，因此也迅速地傳遍了日本全國。
而日本人更采取佛教神學作為神道的原理，采取佛教廟宇建築的方式構成他們的神社建築，及至後來佛教與神道逐漸混雜，佛教廟宇亦常撥供神社祭祠之用。
早期的日本佛教僧侶不乏飽學、慈善之士，在日本文學與藝術的發展上深具影響力；有些僧侶為大畫家或雕刻家，有些僧侶則為德高望重的學者，他們從事翻譯佛教經典及中國文學的艱苦工作，對日本文化的發展有無比的貢獻。
然而，這些早期僧侶的輝煌成果，卻為後繼貪婪的僧侶所抹殺；有些後繼者甚至背逆佛旨，招兵買馬，争權奪利，以建立或維持其政治權力。
而且前幾代僧侶的勤儉緻使後繼者财富劇增淩駕庶民之上。
更有僧侶貪得無厭，為了收斂财富，居然煽惑無知信徒，捐建寺院以換取延年益壽，凡40歲者若捐建40座寺院，可延10年壽涯；50歲者捐贈50座寺院，亦可換取10年歲月；60歲者捐建60座寺院，更可再得10年餘生，直到德行已盡，才撒手西歸。
[11]德川政權下之僧侶已是罪迹昭彰，諸如酗酒、金屋藏嬌、雞奸[12]、賣官鬻爵等不勝枚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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