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政治與道德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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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規定，盡管如此，其工資仍極低。
日本一位有名望的作家鴨長明（KamoChomei）在其文學作品《方丈記》中，曾就其所見所聞，将1177年至1185年之間飽受地震、饑荒、火災摧殘的京都[5]，作了血淋淋的刻畫，現就其中有關1181年他目睹饑荒的情況節錄如下： 各地的人民置家園于不顧，離鄉背井，遷徙至山區居住。
平時不受重視的各種宗教祭典，現又不分儀式地盲目開展。
居住首都的人民典當家産才能購買食物，但又有誰能加以關心&hellip&hellip成群的乞丐阻塞道路，哭泣之聲不絕于耳&hellip&hellip每個人都失望地坐以待斃。
而平時高不可攀的人們，此時也蓬頭垢面地沿門托缽，以求度日。
骨瘦如柴的餓殍，相繼撲倒于地，腐屍充斥牆檐與路旁，臭氣沖天，慘不忍睹&hellip&hellip人們再也提不起興趣出售房産家具，蓋整載東西換不了一日充饑。
金銀财寶也喪失價值&hellip&hellip更可憐者，恩愛夫妻之間，較富愛心的一半，為節儉食物奉獻給另一半，常作犧牲。
同樣情況，父親也常較小孩先去世，更有嬰兒無知地依偎在母親的屍體上&hellip&hellip京都中部地區的人民，在4、5月期間，餓死者計有4.23萬人。
另據凱姆弗爾（EngelbertKaempfer）對1691年京都手工藝欣欣向榮的記載，恰與上述凄涼景況成對比，記載稱： 京都在帝王時期是手工藝與日用品的制造中樞。
在此首都的每一間房鋪，幾乎均在制造或出售貨品。
他們鑄造銅器及錢币，印發書刊，編織刺繡，制造藝術雕刻、各類樂器、圖書、漆器、服飾及其他金屬制品&mdash&mdash其中尤以兵刃武器最令人注目；其他尚有各種活動的玩偶及不可數計的産品。
總之，京都各種物品均不匮乏，凡外國的一切制品，本地均能仿效&hellip&hellip街道上不售物品之商鋪極其稀少，更令我贊歎者，前來購買的顧客竟絡繹不絕。
日本早就從中國及朝鮮輸入各種工業及藝術制品。
在德川幕府時期，其手工藝的制造者在仿效中國、朝鮮等國的藝術之餘，其制品甚至青出于藍；而今天日本在經濟有效地組織機械生産方面，又超越西方的制造者。
當時日本手工藝的制造，猶似中古時期的歐洲，均由家庭制造，其職業及手藝均世代相傳，且經常以其經營的行業命名；再者，大規模的同業公會逐漸形成，可惜此同業公會漸成為雇主剝削技工及限制新會員的組織。
在這些同業公會中，尤以錢莊公會勢力最為壯大，不僅接受存款、支付傳票及期票，并可向工商業界及政府貸款。
及至1636年，錢莊公會執行了所有财政上的主要功能。
城市中殷商富賈因地位的提高，激起他們追求政權的欲望，而原有的貴族對于這些唯利是圖的富商則極其輕視。
是故在德川幕府時期，舉國财富雖增加，但直到西風東漸，歐美炮彈震驚了日本之際，其國内的貴族與殷商才能攜手合作。
人民 在當代國際政治舞台上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日本民族，其身材适中，男人平均身高約為5英尺3.5英寸，女人約為4英尺10.5英寸。
據稱日本最偉大的一位武士田村磨呂（TamuraMaro）&ldquo身材魁偉&hellip&hellip5英尺5英寸高&rdquo。
有些營養學家常将日本民族的身材短小歸咎于其食物中缺乏石灰質、缺乏牛奶及人多土狹，但這種理論僅屬一種假設，尚無實際證實。
日本婦女狀似虛弱，但她們的力量可能像男人一樣，屬于一種精神上的勇氣，而非是肉體上的力量，因此除緊急應變外，極不易發現。
她們的美，是指表情、風采及容貌；她們的姿态優雅，可說是日本藝術的典型産物。
日本古代化妝蔚為風氣，京都早期的達官貴人，男人皆施以脂粉，身着香噴噴的服裝，随身攜帶鏡子。
幾個世紀以來，脂粉更為日本婦女臉部化妝的寵物。
清少納言（SeiShonagon）在其著作《枕草子》（PillowSketches，991年出版）中曾描述道：&ldquo低頭揮袖去污粉，還我廬山真面目。
&rdquo時髦仕女把面頰琢粗、塗指甲、鍍下唇；化妝物品在17世紀就有16種之多，及至18世紀更增至20種之多。
就以發型而言，當時向前梳的發型有15種，向後梳的發型也有12種；她們為了畫眉的方便，将眉毛剃掉，再塗之以新月形，或在眉毛部位點上兩撇，與其人工黑齒相稱。
婦女精于發型的設計與整梳，每天耗費在梳理秀發的時間達2至6小時之多。
在日本平安時期，多數男人均把頭頂的前部理光，把其餘毛發梳成小辮繞過頭頂，使有毛發部分與無毛發部分成為均勻的對稱。
胡須為日本男性美的象征，但非人人均有美須，因此無須者常帶假須，且男士多數帶有拔毛的小鑷子，以去除臉上雜毛。
奈良時期的衣着大都是模仿中國，内着緊身衣與長褲，外加長袍。
迨至京都時期，長袍益形寬大而層數也增多；男女長袍附加之件數達2至20件之多，顔色按個人身份的不同而有區别，袖口顔色的不同更是光彩耀目。
婦女袖長曾過雙膝，袖口還系以銅鈴，走路時清脆之聲不絕于耳。
每逢雨天或降雪，她們常穿高跟木屐，以利行動。
及至德川幕府時期，因見人民衣着日漸奢侈，政府乃制定禁奢令，限制穿着絲繡短褲襪，禁止蓄須，限定發型，并由警察當街取締穿着奢侈衣服者。
這些法律的限制，雖偶爾被遵守，但絕大部分人找尋到法律的漏洞，使其效力大打折扣。
直到人民對多層長袍的奢侈感到厭煩時，才一反昔日風氣而趨向于簡單樸素的衣着。
日本人民喜好清潔的習慣不在其他民族之下，隻要能力所及，都一日三次更換衣着；且不論貧富，均每日沐浴。
[6]仲夏之夜，鄉間的居民一面泡在大浴盆中沐浴，一面與鄰居暢談，享受樂趣。
寒風刺骨的冬天，則在華氏110度的熱水下取暖。
日本人飲食除偶爾歡宴外，絕大部分情況下均極簡單，合乎養生之道。
如中國古典記載曾贊稱：&ldquo日本民族極其長壽，年逾百齡者比比皆是。
&rdquo稻米為日本人民的主食，此外依各人能力所及常佐以魚、蔬菜、海藻、水果，豬肉被列為珍品，除王公富豪外，人們簡直不知肉味。
奇怪的是，進食米、魚而不吃肉類的苦力，能夠在一天中奔跑15至18英裡而無倦容，一旦品嘗肉類，即喪失此等能力。
[7]京都時期的天皇，因虔誠敬佛，乃禁止百姓殺生，推行素食，及至後來人民發現連和尚都不守清規食用肉類，于是群起仿效，肉食之風盛行。
日本人也如同中國人及法國人一樣地重視烹饪，認為這是文明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環。
開設飲食業者，也如同藝術家、哲學家一般，以其高明的烹饪法設校授徒，互為競争；飲食的禮儀與宗教上的禮儀居于同樣重要的地位，進食中的姿态随着菜肴的轉變而不同。
女子進食時不得發出任何聲音，男士則可不受此限，以示對主人豐盛酒肴的贊賞。
日本人大都席地坐于墊上進食，桌子常付之阙如，即使有也不過離地數英寸高而已。
宴食的序幕，常由一壺溫酒或米酒而開啟。
7世紀一位名詩人太人（Tahito）對于如何借酒消愁曾作如下描述： 昔時七賢所找尋，無非是酒。
與其輕浮毋甯莊重，有酒必飲。
人生難免一死，何不及時行樂。
黑夜閃爍的明珠，當非酒後之樂可比。
達官貴人對茶的喜好無以複加。
805年，茶葉即由中國傳入日本，原先日本人以為茶是毒藥的一種，不敢飲用，直到1191年茶才為日本人普遍接受。
相傳當時因将軍飲酒過量，誤飲幾杯茶水，頭腦居然反覺清醒，才賞識到茶的妙用。
于是将軍乃将茶賞賜給有戰功的武士，武士又邀請親友之交共同品茗，飲茶乃蔚為風氣。
日本人喝茶更是創立了莊嚴而複雜的茶道。
千利休（SenRikyu）更是制定飲茶六律：客人需要在木魚的伴奏下列席而坐，齋碗時時刻刻要盛滿清水；茶房保持甯靜，不合乎要求或不優雅者即應退席；不為區區小事閑談，隻論經國大事；穢語切忌出口；飲茶時間不得逾4小時之久。
飲茶不用茶壺，僅将切細的茶葉置于精巧的茶杯中，再沖以熱水，飲用之時即将茶杯一一傳遞，而每位客人以清潔手巾小心翼翼地擦拭杯口後飲用，待大家都飲用後，再周而複始，極具藝術。
茶道刺激了陶瓷業的發展，且陶冶了日本人平心靜氣、彬彬有禮的性格。
[8] 種植花木在日本也漸演成一種儀式，是為花道。
千利休在創立茶道之餘，對花道的建立也極重視。
曾經有一次千利休聞悉豐臣秀吉不遠千裡來參觀他的菊花時，他為避免鋒芒太露，引起猜忌，乃僅保存一棵菊花，其餘概加以毀葉。
[9]15、16世紀，花道伴随着茶道逐漸流傳，直到17世紀，花道始脫離茶道成為獨立的嗜好。
花卉栽培者時常指導男男女女種植花木、布置庭院。
他們說，光是欣賞開花是不夠的，一定要學會欣賞花、枝、莖、葉的整體美，同時更應了解配合顔色、線條的奧妙。
茶、花、詩、舞成為高貴仕女必學的技藝。
日本人以宗教狂熱的心情來欣賞花木，他們極其注意随着季節而變化的花卉。
每當4月初，舉國上下均置工作于不顧，成群結隊競往櫻花盛開的地方賞花。
日本人栽培櫻花并非為了食用櫻桃，而是欣賞它盛開時美麗的花朵&mdash&mdash這象征着忠實英勇的戰士準備為國捐軀。
日本人非常喜愛花卉，行将執刑的犯人，臨終之前的願望是得到一束鮮花。
千代女士（LadyChiyo）在一首名詩中曾描述一位少女前往一口古井汲水，卻發現旋花圍繞井水而生，因不忍摧殘旋花卷須，隻好改往他處水井取水。
紀貫之（KiTsurayuki）的詩句也記載稱：&ldquo人心叵測，莫若家鄉花卉芳香如昔。
&rdquo這些詩句的記載，充分地表露了日本民族完美高深的特質及其罕有的處世哲理。
世上找不到像日本人這麼愛好大自然的民族，也沒有人能像日本人那樣能接受天、地、山、海等大自然的陶冶與感受，更沒有人能像日本人那樣小心翼翼地種植花園、布置庭院。
日本人不必等待哲人盧梭及詩人華茲華斯來告訴他們高山是如何壯麗、湖水是如何秀美。
凡日本人的住宅均有花卉，凡日本詩人的詩句中均有宜人的景色。
正如王爾德所說，英國實不該攻打法國，因為法國人能寫出完善的散文；同樣地，美國也應對日本謀求和平之道，因為日本人對&ldquo美景&rdq
日本一位有名望的作家鴨長明（KamoChomei）在其文學作品《方丈記》中，曾就其所見所聞，将1177年至1185年之間飽受地震、饑荒、火災摧殘的京都[5]，作了血淋淋的刻畫，現就其中有關1181年他目睹饑荒的情況節錄如下： 各地的人民置家園于不顧，離鄉背井，遷徙至山區居住。
平時不受重視的各種宗教祭典，現又不分儀式地盲目開展。
居住首都的人民典當家産才能購買食物，但又有誰能加以關心&hellip&hellip成群的乞丐阻塞道路，哭泣之聲不絕于耳&hellip&hellip每個人都失望地坐以待斃。
而平時高不可攀的人們，此時也蓬頭垢面地沿門托缽，以求度日。
骨瘦如柴的餓殍，相繼撲倒于地，腐屍充斥牆檐與路旁，臭氣沖天，慘不忍睹&hellip&hellip人們再也提不起興趣出售房産家具，蓋整載東西換不了一日充饑。
金銀财寶也喪失價值&hellip&hellip更可憐者，恩愛夫妻之間，較富愛心的一半，為節儉食物奉獻給另一半，常作犧牲。
同樣情況，父親也常較小孩先去世，更有嬰兒無知地依偎在母親的屍體上&hellip&hellip京都中部地區的人民，在4、5月期間，餓死者計有4.23萬人。
另據凱姆弗爾（EngelbertKaempfer）對1691年京都手工藝欣欣向榮的記載，恰與上述凄涼景況成對比，記載稱： 京都在帝王時期是手工藝與日用品的制造中樞。
在此首都的每一間房鋪，幾乎均在制造或出售貨品。
他們鑄造銅器及錢币，印發書刊，編織刺繡，制造藝術雕刻、各類樂器、圖書、漆器、服飾及其他金屬制品&mdash&mdash其中尤以兵刃武器最令人注目；其他尚有各種活動的玩偶及不可數計的産品。
總之，京都各種物品均不匮乏，凡外國的一切制品，本地均能仿效&hellip&hellip街道上不售物品之商鋪極其稀少，更令我贊歎者，前來購買的顧客竟絡繹不絕。
日本早就從中國及朝鮮輸入各種工業及藝術制品。
在德川幕府時期，其手工藝的制造者在仿效中國、朝鮮等國的藝術之餘，其制品甚至青出于藍；而今天日本在經濟有效地組織機械生産方面，又超越西方的制造者。
當時日本手工藝的制造，猶似中古時期的歐洲，均由家庭制造，其職業及手藝均世代相傳，且經常以其經營的行業命名；再者，大規模的同業公會逐漸形成，可惜此同業公會漸成為雇主剝削技工及限制新會員的組織。
在這些同業公會中，尤以錢莊公會勢力最為壯大，不僅接受存款、支付傳票及期票，并可向工商業界及政府貸款。
及至1636年，錢莊公會執行了所有财政上的主要功能。
城市中殷商富賈因地位的提高，激起他們追求政權的欲望，而原有的貴族對于這些唯利是圖的富商則極其輕視。
是故在德川幕府時期，舉國财富雖增加，但直到西風東漸，歐美炮彈震驚了日本之際，其國内的貴族與殷商才能攜手合作。
人民 在當代國際政治舞台上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日本民族，其身材适中，男人平均身高約為5英尺3.5英寸，女人約為4英尺10.5英寸。
據稱日本最偉大的一位武士田村磨呂（TamuraMaro）&ldquo身材魁偉&hellip&hellip5英尺5英寸高&rdquo。
有些營養學家常将日本民族的身材短小歸咎于其食物中缺乏石灰質、缺乏牛奶及人多土狹，但這種理論僅屬一種假設，尚無實際證實。
日本婦女狀似虛弱，但她們的力量可能像男人一樣，屬于一種精神上的勇氣，而非是肉體上的力量，因此除緊急應變外，極不易發現。
她們的美，是指表情、風采及容貌；她們的姿态優雅，可說是日本藝術的典型産物。
日本古代化妝蔚為風氣，京都早期的達官貴人，男人皆施以脂粉，身着香噴噴的服裝，随身攜帶鏡子。
幾個世紀以來，脂粉更為日本婦女臉部化妝的寵物。
清少納言（SeiShonagon）在其著作《枕草子》（PillowSketches，991年出版）中曾描述道：&ldquo低頭揮袖去污粉，還我廬山真面目。
&rdquo時髦仕女把面頰琢粗、塗指甲、鍍下唇；化妝物品在17世紀就有16種之多，及至18世紀更增至20種之多。
就以發型而言，當時向前梳的發型有15種，向後梳的發型也有12種；她們為了畫眉的方便，将眉毛剃掉，再塗之以新月形，或在眉毛部位點上兩撇，與其人工黑齒相稱。
婦女精于發型的設計與整梳，每天耗費在梳理秀發的時間達2至6小時之多。
在日本平安時期，多數男人均把頭頂的前部理光，把其餘毛發梳成小辮繞過頭頂，使有毛發部分與無毛發部分成為均勻的對稱。
胡須為日本男性美的象征，但非人人均有美須，因此無須者常帶假須，且男士多數帶有拔毛的小鑷子，以去除臉上雜毛。
奈良時期的衣着大都是模仿中國，内着緊身衣與長褲，外加長袍。
迨至京都時期，長袍益形寬大而層數也增多；男女長袍附加之件數達2至20件之多，顔色按個人身份的不同而有區别，袖口顔色的不同更是光彩耀目。
婦女袖長曾過雙膝，袖口還系以銅鈴，走路時清脆之聲不絕于耳。
每逢雨天或降雪，她們常穿高跟木屐，以利行動。
及至德川幕府時期，因見人民衣着日漸奢侈，政府乃制定禁奢令，限制穿着絲繡短褲襪，禁止蓄須，限定發型，并由警察當街取締穿着奢侈衣服者。
這些法律的限制，雖偶爾被遵守，但絕大部分人找尋到法律的漏洞，使其效力大打折扣。
直到人民對多層長袍的奢侈感到厭煩時，才一反昔日風氣而趨向于簡單樸素的衣着。
日本人民喜好清潔的習慣不在其他民族之下，隻要能力所及，都一日三次更換衣着；且不論貧富，均每日沐浴。
[6]仲夏之夜，鄉間的居民一面泡在大浴盆中沐浴，一面與鄰居暢談，享受樂趣。
寒風刺骨的冬天，則在華氏110度的熱水下取暖。
日本人飲食除偶爾歡宴外，絕大部分情況下均極簡單，合乎養生之道。
如中國古典記載曾贊稱：&ldquo日本民族極其長壽，年逾百齡者比比皆是。
&rdquo稻米為日本人民的主食，此外依各人能力所及常佐以魚、蔬菜、海藻、水果，豬肉被列為珍品，除王公富豪外，人們簡直不知肉味。
奇怪的是，進食米、魚而不吃肉類的苦力，能夠在一天中奔跑15至18英裡而無倦容，一旦品嘗肉類，即喪失此等能力。
[7]京都時期的天皇，因虔誠敬佛，乃禁止百姓殺生，推行素食，及至後來人民發現連和尚都不守清規食用肉類，于是群起仿效，肉食之風盛行。
日本人也如同中國人及法國人一樣地重視烹饪，認為這是文明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環。
開設飲食業者，也如同藝術家、哲學家一般，以其高明的烹饪法設校授徒，互為競争；飲食的禮儀與宗教上的禮儀居于同樣重要的地位，進食中的姿态随着菜肴的轉變而不同。
女子進食時不得發出任何聲音，男士則可不受此限，以示對主人豐盛酒肴的贊賞。
日本人大都席地坐于墊上進食，桌子常付之阙如，即使有也不過離地數英寸高而已。
宴食的序幕，常由一壺溫酒或米酒而開啟。
7世紀一位名詩人太人（Tahito）對于如何借酒消愁曾作如下描述： 昔時七賢所找尋，無非是酒。
與其輕浮毋甯莊重，有酒必飲。
人生難免一死，何不及時行樂。
黑夜閃爍的明珠，當非酒後之樂可比。
達官貴人對茶的喜好無以複加。
805年，茶葉即由中國傳入日本，原先日本人以為茶是毒藥的一種，不敢飲用，直到1191年茶才為日本人普遍接受。
相傳當時因将軍飲酒過量，誤飲幾杯茶水，頭腦居然反覺清醒，才賞識到茶的妙用。
于是将軍乃将茶賞賜給有戰功的武士，武士又邀請親友之交共同品茗，飲茶乃蔚為風氣。
日本人喝茶更是創立了莊嚴而複雜的茶道。
千利休（SenRikyu）更是制定飲茶六律：客人需要在木魚的伴奏下列席而坐，齋碗時時刻刻要盛滿清水；茶房保持甯靜，不合乎要求或不優雅者即應退席；不為區區小事閑談，隻論經國大事；穢語切忌出口；飲茶時間不得逾4小時之久。
飲茶不用茶壺，僅将切細的茶葉置于精巧的茶杯中，再沖以熱水，飲用之時即将茶杯一一傳遞，而每位客人以清潔手巾小心翼翼地擦拭杯口後飲用，待大家都飲用後，再周而複始，極具藝術。
茶道刺激了陶瓷業的發展，且陶冶了日本人平心靜氣、彬彬有禮的性格。
[8] 種植花木在日本也漸演成一種儀式，是為花道。
千利休在創立茶道之餘，對花道的建立也極重視。
曾經有一次千利休聞悉豐臣秀吉不遠千裡來參觀他的菊花時，他為避免鋒芒太露，引起猜忌，乃僅保存一棵菊花，其餘概加以毀葉。
[9]15、16世紀，花道伴随着茶道逐漸流傳，直到17世紀，花道始脫離茶道成為獨立的嗜好。
花卉栽培者時常指導男男女女種植花木、布置庭院。
他們說，光是欣賞開花是不夠的，一定要學會欣賞花、枝、莖、葉的整體美，同時更應了解配合顔色、線條的奧妙。
茶、花、詩、舞成為高貴仕女必學的技藝。
日本人以宗教狂熱的心情來欣賞花木，他們極其注意随着季節而變化的花卉。
每當4月初，舉國上下均置工作于不顧，成群結隊競往櫻花盛開的地方賞花。
日本人栽培櫻花并非為了食用櫻桃，而是欣賞它盛開時美麗的花朵&mdash&mdash這象征着忠實英勇的戰士準備為國捐軀。
日本人非常喜愛花卉，行将執刑的犯人，臨終之前的願望是得到一束鮮花。
千代女士（LadyChiyo）在一首名詩中曾描述一位少女前往一口古井汲水，卻發現旋花圍繞井水而生，因不忍摧殘旋花卷須，隻好改往他處水井取水。
紀貫之（KiTsurayuki）的詩句也記載稱：&ldquo人心叵測，莫若家鄉花卉芳香如昔。
&rdquo這些詩句的記載，充分地表露了日本民族完美高深的特質及其罕有的處世哲理。
世上找不到像日本人這麼愛好大自然的民族，也沒有人能像日本人那樣能接受天、地、山、海等大自然的陶冶與感受，更沒有人能像日本人那樣小心翼翼地種植花園、布置庭院。
日本人不必等待哲人盧梭及詩人華茲華斯來告訴他們高山是如何壯麗、湖水是如何秀美。
凡日本人的住宅均有花卉，凡日本詩人的詩句中均有宜人的景色。
正如王爾德所說，英國實不該攻打法國，因為法國人能寫出完善的散文；同樣地，美國也應對日本謀求和平之道，因為日本人對&ldquo美景&r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