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人民和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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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作物的運送是靠人背；甚至人的運輸，大部分是靠着由苦力（coolie）[7]擡的轎子。
大而重的籃筐或桶子，擺在扁擔的兩邊，用肩膀挑起。
馬車有時是用驢子拖，但大部分還是用人拉。
人力的便宜反而阻礙了用動物或機器來運輸的發展；這種原始的運輸方法，也阻礙了道路的改良。
當歐洲人在中國建築第一條鐵路時（1876年）&mdash&mdash由上海到吳淞的一條10英裡長的鐵路&mdash&mdash人民起而反對，他們認為這些鐵路将冒犯土地神；後來終因反對者激烈，政府被迫把這條鐵路、機車和車廂抛到海裡。
在秦始皇和忽必烈時代就有國道，這些國有道路用石子鋪成，但今日隻留下一個大概的輪廓而已。
市道的設計主要是為了遮住太陽，故狹窄如巷，隻有8英尺寬而已。
橋梁則不計其數，有的非常壯麗，像北京頤和園的大理石橋。
不管通商或旅途，水路幾與陸路一樣方便；總計2.5萬英裡的運河，就當作鐵路用；那條從天津到杭州長650英裡的大運河，始于3世紀的吳王夫差時代，至元忽必烈時竣工，其工程之浩大僅次于萬裡長城。
帆船和舢闆往來穿梭其間，不但提供廉價的貨物運輸，也給幾百萬窮人家提供住所。
中國人是天生的生意人，他們談生意很有耐心。
中國人的哲學和官場都輕視商賈，漢朝尤其重農輕商，對商賈課以重稅，并禁止他們乘用舟車，也不準他們穿着絲織衣物。
上流社會的人都留長指甲，就像西方的仕女喜穿法國的高跟鞋，以顯示他們不是勞動階級。
中國人習慣把學者、教師和官員列為最上等人，農民列為第二等，工匠列為第三等，商賈列為最後一等；因為中國人認為商賈隻是借着交易别人勞動的成果，而從中取利，故應視為最末等。
然而，他們功勞最大，他們把中國的貨物帶到亞洲各個角落，為政府賺來不少外彙。
雖然他們在國内的貿易受到重稅的阻撓，在國外的貿易受到陸上土匪和海上海盜的破壞，但是他們還是找到了出路，他們從海上繞過馬來半島，或從陸上經過土耳其，把他們的貨物帶到印度、波斯、美索不達米亞，甚至還遠到羅馬。
絲、茶、瓷器、紙、桃子、杏子、火藥和紙牌是他們主要的輸出品；苜蓿、玻璃、胡蘿蔔、花生、煙草和鴉片是主要的輸入品。
借着古代的信用制度和錢币的鑄造，貿易大為方便。
商人彼此貸款都行高利貸，利息為3分6厘，雖然這個并沒有希臘和羅馬那麼高。
開錢莊的人也是很冒險的，他們要負擔錢财損失的風險，而且隻有在放款的時候才能取利；中國有一句諺語：&ldquo大規模的搶劫先對錢莊下手。
&rdquo中國最早使用的貨币是貝殼、刀器和絲織品；最早的金屬貨币至少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紀。
在秦朝，政府規定以金為買賣估價的标準。
但是，以銅和錫的合金所鑄造的比較小的錢币，卻漸漸地取代了金币。
[8]當漢武帝所鑄造的一種銀錫合金的錢币因被人模仿僞造而取消之後，政府改用1英尺長的皮條作為錢币，這是日後紙币的濫觞。
大約在807年，由于銅币的供應如今天的黃金一樣，趕不上大宗貨物貿易的需要，唐憲宗遂下令将所有的銅币歸國所有儲藏，改兌成名叫&ldquo飛錢&rdquo的公債。
唐憲宗的這一措施，就如1933年的美國，渡過了财政上的一大難關。
當這一難關渡過之後，這種措施立即停止。
但木版印刷的發明誘使政府應用這種新的技術去制造錢币。
大約在935年，當時四川省首先印造紙币；970年，朝廷在國都長安開始正式發行紙币。
宋朝的時候，政府瘋狂地大量發行紙币，引起了通貨膨脹，毀了不少的産業。
馬可·波羅對忽必烈的國庫這樣描寫道：&ldquo這位皇帝的制币廠設于北京城，其鑄造方法确達于完美境界，你可能會說他有煉金術的秘訣，你是對的。
因為他會随着這個潮流而制造他的紙錢。
&rdquo他繼續發行紙币，而他的人民也繼續嘲笑他這種措施，他們譏諷由桑樹的皮所印刷出的紙币，竟被人們視為與黃金具有相等的價值。
這就是紙币泛濫的來源。
自此，它漸漸地威脅到世界的經濟生活。
·發明與科學 中國人精于發明，而不善于利用發明出來的東西。
火藥好像是在唐朝發明的，但是當時嚴禁使用火藥放煙火。
直到1161年的宋朝，火藥才做成開花彈，正式用于戰争上。
[9]阿拉伯人因與中國通商，而認識了制造火藥最主要的成分&mdash&mdash硝石，他們稱硝石為&ldquo中國雪&rdquo；他們把制造火藥的方法帶了回去，後來把火藥用于軍事上。
而西方第一位提到火藥的人是培根，他可能是從阿拉伯的書本得悉，或從一位中亞細亞的遊客魯布魯克（DeRubruguis）那裡學來的。
指南針在更早以前發明。
根據中國曆史學家所言，指南針是成王時代（公元前1115&mdash前1078年）的周公發明的，當時是用來指引某些外來的使節回到他們的邦國。
據說，周公曾送給這個使節團5部裝有&ldquo向南指的針&rdquo的指南車。
中國人很可能在很早以前就知道磁石，當時隻是用來測定建造廟宇的方位而已。
關于指南針的記錄，最早見于5世紀的一部曆史書《宋書》，該書作者認為指南針是由天文學家張衡發明的。
不過，他隻是把中國古代所用的羅盤加以改造而已。
關于指南針用于航海，最早的記錄見于12世紀初葉，該記錄認為把指南針用于航海的是外國人，也許是阿拉伯人，他們航行于蘇門答臘與廣州之間。
[10]歐洲人最早提到指南針的是在普羅溫斯（GuyotdeProvins）的一首詩中，是時約為1190年。
盡管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火藥、紙、絲、印刷術和瓷器，但我們還不能認定中國人是一個工業上善于發明的民族。
盡管他們在藝術上有創作的天才，能夠發展他們自己的藝術形式，而且達到其他民族、任何時代所不可比拟的完美境界。
但在1912年以前，他們仍然滿足于古代的經濟方式，嘲笑那種可以增加效率、節省人力的辦法。
雖然他們是世上第一個使用煤炭做燃料的民族，雖然他們早于公元前122年即少量地開采煤礦，但他們并沒有發明什麼機器來節省人力，以緻至今仍有大部分的礦産資源未開采。
雖然他們早知道如何制造玻璃，但他們甯願自西方輸入這些東西。
他們不曾制造手表、時鐘或螺絲釘，他們隻有很粗糙的釘子。
自漢初到清朝末年的這2000年間，中國的工業生活在實質上一點也沒變，這和從公元前5世紀的希臘黃金時代伯裡克利到18世紀末葉的工業革命這2000多年間歐洲的情形一樣。
在舉止方面，中國比較喜歡彬彬有禮的傳統規矩和學問，而不欣賞刺激的、變化的科學和财閥政治。
在中國對世界所貢獻出的許多偉大的文化中，物質技術生活的貢獻最弱。
中國在公元前200年，就有很出色的農業和養蠶業的著作；在地理學方面，也有傑出的論述。
東漢時期的劉徽，曾寫了一本論三角與幾何的書，他是第一位提出負數理論的數學家。
祖沖之能算出&pi的值，精确到小數點第6位；他改良&ldquo指南車&rdquo，并實驗過自動船。
張衡在132年發明了地震儀，[11]但中國的物理學大都在神秘的風水和陰陽五行中打轉。
[12]孔子時代的天文學已經能精确地算出日食、月食，訂定中國曆法&mdash&mdash一日分12個辰，一年分12個月，以新月為每月的開始；每年并有一次閏月以符合季節和太陽的旋轉周期。
中國人的生活與天象有極密切關系，中國的節日是根據太陽和月亮訂定的，其社會的道德秩序也是依據星象而訂。
中國的醫學很奇特。
中國的醫學早在曆史記載以前就存在，而且早在希波克拉底之前，就有許多傑出的醫生。
早在周朝，每年都舉行醫生資格考試，根據考試的成績，決定通過者的薪金。
公元前400年，中國有一位帝王曾下令仔細解剖研究40位被處決的犯人的屍體，但在理論的探讨上得不到結果，也就停止了解剖。
在2世紀，張仲景有關營養學和發燒方面的論著，被視為這方面的經典達1000年之久。
3世紀，華佗寫了一部有關外科的書，他發明一種作為麻醉劑的酒，以便開刀手術之用，但可惜得很，他的這一配方已失傳了。
大約在3世紀，王叔和曾寫了一部很有名的有關脈搏的書。
在6世紀初，陶弘景曾詳細地介紹中國730種藥；7世紀，趙元亨曾介紹一些婦科和小兒科的病。
醫學大典這類的書在唐朝已有不少，醫學的專門著作在宋朝也屢見不鮮。
宋朝設有醫科大學，但其主要的課程着重于臨床實驗這方面。
藥物的種類繁多；在300年前，每一家藥房平均每天可以賣出1000錢的藥。
診斷非常仔細；光發燒這種病症就列有上萬種，脈搏的症狀則分有24種。
中國人也使用種痘的方法治療天花，這也許是學自印度；在公共衛生、預防藥物、衛生學和外科學等方面，并沒有多大進步。
地下水道和排水系統都是原始的，或幾乎根本沒有。
有些城鎮連最基本的衛生措施都沒有&mdash&mdash獲取清潔的水和除去廢物。
肥皂是一種極珍貴的奢侈品，虱、蚤、臭蟲屢見不鮮。
比較無知的中國人會用孔子那種處之泰然的神情去應付這些擾人的害蟲。
中國的醫學自秦始皇至慈禧太後一直沒有顯著的進步；而西方大緻也一樣，自希波克拉底至巴斯德這兩千多年間，西方的醫學亦無大進。
西方的醫藥是随着基督教而傳入中國。
但中國人直到20世紀還隻敢在外科上用西藥，在其他方面，他們還是比較信賴他們的中醫師和那自古留傳下來的草藥處方。
沒有教堂的宗教 中國原始居民的宗教信仰與一般的民族無異：有靈魂的恐懼，崇拜無處不藏的幽靈，虔誠地尊崇給人印象深刻的形象及大地再生的力量，敬畏上天，它那光芒四射的陽光和潤濕大地的雨水是人間的生活和上天秘密的力量之間一種神秘的和諧。
風、雷、山、林、龍、蛇等都是崇拜的對象。
每逢有豐收便舉行盛大的慶祝會。
春天，青年男女結伴在農田上舞蹈，以豐盛的祭品感謝大地。
在初民的時代，帝王和僧侶幾乎是一體的，日後曆史學家在一些富有教誨意義的曆史記載上寫道，中國最早的帝王都是聖賢的政治家，他們的豐功偉業常常是得之于禱告和諸神的惠助。
在初民的神學上，把天和地視為構成宇宙的兩大單元，就如同男與女、君與臣、陽與陰之相對。
宇宙的秩序和人類道德的行為，都是同屬于宇宙上必備的和諧&mdash&mdash道的過程；像行星間的法則，道德是個體與全體的和諧。
上天就是這個強有力的天、這個道德的秩序、這個神聖的秩序，統禦人類和萬物，規定子與親、妻與夫、民與臣、臣與君以及君與天之間的關系。
他們對道或天的觀念雖含混，但極尊貴，它介乎具有人格與不具人格之間。
當人們向天&mdash&mdash神&mdash&mdash禱告的時候，它是人格化的天；當哲學家談到天的時候，把它視為正義和仁愛，這時它是不具人格的。
但是他們并不把支配天、地和人的力量統合為一。
随着哲學的發展，人格化的天的觀念漸漸地形成于民衆間，而非人格化的天的觀念則為知識分子所接受，而且也為官方所接受的一種宗教信念。
從這些起源而發展出中國正統宗教的兩個大要素：一為舉國上下對祖先的崇拜，一為儒教的崇拜天和偉人。
每一天，人們對已去世的人奉出最虔誠的祭品，祈求神鬼的保護；因為這些無知的平民相信，他們的祖先仍然生存在某個國度裡，他們會帶來好運或厄運。
至于知識分子雖然也有祭祖的活動，但他們的用意是紀念重于崇拜；這種做法對靈魂和民族都有益，作古的人是應當受到紀念和尊敬，後人将會照前人而做，而不緻有所改革，國家便會太平無事。
但是中國這種宗教有幾個不方便的地方，因為人人要祭祖，墳墓不但到處有，而且龐大、不可侵犯，以緻阻礙了國家鐵路的建造，限制了農地的耕作。
但中國哲學家則認為不然，既然崇拜祖先帶來文化與政治的安定和精神的一體，那些不方便又算得什麼呢！同時，由于中國交通不便，領土廣大，人們彼此來往接觸不易，空間距離不易縮短，但這種深邃的宗教在時間上遂産生一種有力的精神團結；這種強韌的傳統之網，使得代代密合不離，而個人的生活也在無窮的莊嚴的人生範圍中，獲得高貴的享受和人生的意義。
被知識界和國家所采行的宗教，立刻變成一種普遍而有特殊意義的信仰。
經過代代有增無減的尊奉，孔子的地位漸漸提高，再加以政府的行政幹預，孔子的地位升至僅次于天的地位。
每一個學校都有他的像，每一座城都有他的廟；帝王和百官定期拜祭他，把他當作永遠是最具影響力的人物。
知識界不把他當作神，但許多中國人卻把他當作神；那些祭拜他的人也許是沒有宗教信仰的無神論者，但假如他們尊敬孔子以及他們的祖先，他們會被當地社會視為虔誠和有宗教信仰的人。
每年皇帝都得到天壇去祭拜這個不具人格的神。
在這種官方的信仰中，并沒有提到什麼永生。
天不是一個地方，而是神的意志，宇宙的道。
這個簡單而又幾乎是理性的宗教，并不能使中國人滿意。
它的教條沒有給人們留下幻想的餘地，對于他們的希望和夢想，也沒有回報的賜予，對于他們日常生活中充滿的迷信，也沒有鼓勵和慰藉的作用。
不僅中國人會以表現超自然的詩和散文來誇大現實，其他任何國家亦如此。
他們認為不管天上或地下都有善神和惡鬼的存在，他們用符咒或禱告，盼能安慰惡鬼，使惡鬼不傷害他們，并祈求善神能幫助他們。
他們付錢抽簽蔔卦，要從《易經》的簽文，或龜殼的占蔔，或星相的移動，得知未來的命運；他們請法師來定住家和墳墓的風水，請巫師為他們呼風喚雨。
孩子暴斃了，那是因為他生不逢辰，虔誠的女兒有時會自戮以便為她的雙親帶來吉或兇。
中國人，尤其是南方人，最為迷信；他們遭到極具理性的儒家思想的統禦，他們渴求有一種信仰，使中國人像其他國家一樣，得到永久的慰藉。
因此，一些知名的神學家便采用老子深奧的哲理，漸漸地把這個哲理轉變成宗教。
老莊認為道是用以達到個人甯靜生活的一個方法；他們似乎從來未料到這個道會被視為神祇，更沒有想到可以用金錢為它估價，以求在死後能得到永生。
但到了2世紀，有些追崇老莊思想的人直接在老子的著作中篡改原意，而配制成一種可以長生不老的藥酒。
這種藥酒變得極為普遍。
據說，有幾位帝王因過分耽于這種藥酒而緻死。
在四川有一種專賣符咒的人，聲言他們的符咒可以治療百病，每一張符咒值五鬥米。
當然，因偶然的奇迹而痊愈總是有的，至于那些吃了而治不好的，則被歸咎于他們信仰不堅。
群衆對于這種新的宗教趨之若鹜，為它建廟蓋堂，慷慨解囊支援其道士，熱衷研讀那充滿迷信的經典以充實其新的信仰。
老子被尊為神，老子的思想變成了超自然的思想；其信徒相信，老子在他母親的胎内達80年之久才被生下來。
因此，他一生下來就是個老人，而且具有智慧。
他們有自己的鬼和神，他們在廟前歡欣鼓舞地燃放鞭炮以驅鬼神，并且鑼鼓喧天地使人不能睡覺而聆聽他們那擾人不休的禱告。
1000年來，道教的信徒達幾百萬，許多帝王也都皈依它，經過長期的鬥争後，道教把儒教的一些特權都奪了過去。
但它終于還是崩潰了，這并不是受到儒家思想的打擊，而是遭到一個更能迎合一般百姓胃口的新宗教的打擊。
這個新的宗教便是佛教。
因為佛教從1世紀開始自印度傳入中國時，其教義不像500年前釋迦牟尼傳教時那樣晦澀。
它不是苦行的教條，而是一種光明而快樂的信仰，相信那助人的諸神和鳥語花香的天堂；時間一久，形成了大乘一派的佛教，神學家把它改編成适合一般民衆感情上的需要；它給中國帶來不少新鮮而具有人格的神，如天堂之
農作物的運送是靠人背；甚至人的運輸，大部分是靠着由苦力（coolie）[7]擡的轎子。
大而重的籃筐或桶子，擺在扁擔的兩邊，用肩膀挑起。
馬車有時是用驢子拖，但大部分還是用人拉。
人力的便宜反而阻礙了用動物或機器來運輸的發展；這種原始的運輸方法，也阻礙了道路的改良。
當歐洲人在中國建築第一條鐵路時（1876年）&mdash&mdash由上海到吳淞的一條10英裡長的鐵路&mdash&mdash人民起而反對，他們認為這些鐵路将冒犯土地神；後來終因反對者激烈，政府被迫把這條鐵路、機車和車廂抛到海裡。
在秦始皇和忽必烈時代就有國道，這些國有道路用石子鋪成，但今日隻留下一個大概的輪廓而已。
市道的設計主要是為了遮住太陽，故狹窄如巷，隻有8英尺寬而已。
橋梁則不計其數，有的非常壯麗，像北京頤和園的大理石橋。
不管通商或旅途，水路幾與陸路一樣方便；總計2.5萬英裡的運河，就當作鐵路用；那條從天津到杭州長650英裡的大運河，始于3世紀的吳王夫差時代，至元忽必烈時竣工，其工程之浩大僅次于萬裡長城。
帆船和舢闆往來穿梭其間，不但提供廉價的貨物運輸，也給幾百萬窮人家提供住所。
中國人是天生的生意人，他們談生意很有耐心。
中國人的哲學和官場都輕視商賈，漢朝尤其重農輕商，對商賈課以重稅，并禁止他們乘用舟車，也不準他們穿着絲織衣物。
上流社會的人都留長指甲，就像西方的仕女喜穿法國的高跟鞋，以顯示他們不是勞動階級。
中國人習慣把學者、教師和官員列為最上等人，農民列為第二等，工匠列為第三等，商賈列為最後一等；因為中國人認為商賈隻是借着交易别人勞動的成果，而從中取利，故應視為最末等。
然而，他們功勞最大，他們把中國的貨物帶到亞洲各個角落，為政府賺來不少外彙。
雖然他們在國内的貿易受到重稅的阻撓，在國外的貿易受到陸上土匪和海上海盜的破壞，但是他們還是找到了出路，他們從海上繞過馬來半島，或從陸上經過土耳其，把他們的貨物帶到印度、波斯、美索不達米亞，甚至還遠到羅馬。
絲、茶、瓷器、紙、桃子、杏子、火藥和紙牌是他們主要的輸出品；苜蓿、玻璃、胡蘿蔔、花生、煙草和鴉片是主要的輸入品。
借着古代的信用制度和錢币的鑄造，貿易大為方便。
商人彼此貸款都行高利貸，利息為3分6厘，雖然這個并沒有希臘和羅馬那麼高。
開錢莊的人也是很冒險的，他們要負擔錢财損失的風險，而且隻有在放款的時候才能取利；中國有一句諺語：&ldquo大規模的搶劫先對錢莊下手。
&rdquo中國最早使用的貨币是貝殼、刀器和絲織品；最早的金屬貨币至少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紀。
在秦朝，政府規定以金為買賣估價的标準。
但是，以銅和錫的合金所鑄造的比較小的錢币，卻漸漸地取代了金币。
[8]當漢武帝所鑄造的一種銀錫合金的錢币因被人模仿僞造而取消之後，政府改用1英尺長的皮條作為錢币，這是日後紙币的濫觞。
大約在807年，由于銅币的供應如今天的黃金一樣，趕不上大宗貨物貿易的需要，唐憲宗遂下令将所有的銅币歸國所有儲藏，改兌成名叫&ldquo飛錢&rdquo的公債。
唐憲宗的這一措施，就如1933年的美國，渡過了财政上的一大難關。
當這一難關渡過之後，這種措施立即停止。
但木版印刷的發明誘使政府應用這種新的技術去制造錢币。
大約在935年，當時四川省首先印造紙币；970年，朝廷在國都長安開始正式發行紙币。
宋朝的時候，政府瘋狂地大量發行紙币，引起了通貨膨脹，毀了不少的産業。
馬可·波羅對忽必烈的國庫這樣描寫道：&ldquo這位皇帝的制币廠設于北京城，其鑄造方法确達于完美境界，你可能會說他有煉金術的秘訣，你是對的。
因為他會随着這個潮流而制造他的紙錢。
&rdquo他繼續發行紙币，而他的人民也繼續嘲笑他這種措施，他們譏諷由桑樹的皮所印刷出的紙币，竟被人們視為與黃金具有相等的價值。
這就是紙币泛濫的來源。
自此，它漸漸地威脅到世界的經濟生活。
·發明與科學 中國人精于發明，而不善于利用發明出來的東西。
火藥好像是在唐朝發明的，但是當時嚴禁使用火藥放煙火。
直到1161年的宋朝，火藥才做成開花彈，正式用于戰争上。
[9]阿拉伯人因與中國通商，而認識了制造火藥最主要的成分&mdash&mdash硝石，他們稱硝石為&ldquo中國雪&rdquo；他們把制造火藥的方法帶了回去，後來把火藥用于軍事上。
而西方第一位提到火藥的人是培根，他可能是從阿拉伯的書本得悉，或從一位中亞細亞的遊客魯布魯克（DeRubruguis）那裡學來的。
指南針在更早以前發明。
根據中國曆史學家所言，指南針是成王時代（公元前1115&mdash前1078年）的周公發明的，當時是用來指引某些外來的使節回到他們的邦國。
據說，周公曾送給這個使節團5部裝有&ldquo向南指的針&rdquo的指南車。
中國人很可能在很早以前就知道磁石，當時隻是用來測定建造廟宇的方位而已。
關于指南針的記錄，最早見于5世紀的一部曆史書《宋書》，該書作者認為指南針是由天文學家張衡發明的。
不過，他隻是把中國古代所用的羅盤加以改造而已。
關于指南針用于航海，最早的記錄見于12世紀初葉，該記錄認為把指南針用于航海的是外國人，也許是阿拉伯人，他們航行于蘇門答臘與廣州之間。
[10]歐洲人最早提到指南針的是在普羅溫斯（GuyotdeProvins）的一首詩中，是時約為1190年。
盡管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火藥、紙、絲、印刷術和瓷器，但我們還不能認定中國人是一個工業上善于發明的民族。
盡管他們在藝術上有創作的天才，能夠發展他們自己的藝術形式，而且達到其他民族、任何時代所不可比拟的完美境界。
但在1912年以前，他們仍然滿足于古代的經濟方式，嘲笑那種可以增加效率、節省人力的辦法。
雖然他們是世上第一個使用煤炭做燃料的民族，雖然他們早于公元前122年即少量地開采煤礦，但他們并沒有發明什麼機器來節省人力，以緻至今仍有大部分的礦産資源未開采。
雖然他們早知道如何制造玻璃，但他們甯願自西方輸入這些東西。
他們不曾制造手表、時鐘或螺絲釘，他們隻有很粗糙的釘子。
自漢初到清朝末年的這2000年間，中國的工業生活在實質上一點也沒變，這和從公元前5世紀的希臘黃金時代伯裡克利到18世紀末葉的工業革命這2000多年間歐洲的情形一樣。
在舉止方面，中國比較喜歡彬彬有禮的傳統規矩和學問，而不欣賞刺激的、變化的科學和财閥政治。
在中國對世界所貢獻出的許多偉大的文化中，物質技術生活的貢獻最弱。
中國在公元前200年，就有很出色的農業和養蠶業的著作；在地理學方面，也有傑出的論述。
東漢時期的劉徽，曾寫了一本論三角與幾何的書，他是第一位提出負數理論的數學家。
祖沖之能算出&pi的值，精确到小數點第6位；他改良&ldquo指南車&rdquo，并實驗過自動船。
張衡在132年發明了地震儀，[11]但中國的物理學大都在神秘的風水和陰陽五行中打轉。
[12]孔子時代的天文學已經能精确地算出日食、月食，訂定中國曆法&mdash&mdash一日分12個辰，一年分12個月，以新月為每月的開始；每年并有一次閏月以符合季節和太陽的旋轉周期。
中國人的生活與天象有極密切關系，中國的節日是根據太陽和月亮訂定的，其社會的道德秩序也是依據星象而訂。
中國的醫學很奇特。
中國的醫學早在曆史記載以前就存在，而且早在希波克拉底之前，就有許多傑出的醫生。
早在周朝，每年都舉行醫生資格考試，根據考試的成績，決定通過者的薪金。
公元前400年，中國有一位帝王曾下令仔細解剖研究40位被處決的犯人的屍體，但在理論的探讨上得不到結果，也就停止了解剖。
在2世紀，張仲景有關營養學和發燒方面的論著，被視為這方面的經典達1000年之久。
3世紀，華佗寫了一部有關外科的書，他發明一種作為麻醉劑的酒，以便開刀手術之用，但可惜得很，他的這一配方已失傳了。
大約在3世紀，王叔和曾寫了一部很有名的有關脈搏的書。
在6世紀初，陶弘景曾詳細地介紹中國730種藥；7世紀，趙元亨曾介紹一些婦科和小兒科的病。
醫學大典這類的書在唐朝已有不少，醫學的專門著作在宋朝也屢見不鮮。
宋朝設有醫科大學，但其主要的課程着重于臨床實驗這方面。
藥物的種類繁多；在300年前，每一家藥房平均每天可以賣出1000錢的藥。
診斷非常仔細；光發燒這種病症就列有上萬種，脈搏的症狀則分有24種。
中國人也使用種痘的方法治療天花，這也許是學自印度；在公共衛生、預防藥物、衛生學和外科學等方面，并沒有多大進步。
地下水道和排水系統都是原始的，或幾乎根本沒有。
有些城鎮連最基本的衛生措施都沒有&mdash&mdash獲取清潔的水和除去廢物。
肥皂是一種極珍貴的奢侈品，虱、蚤、臭蟲屢見不鮮。
比較無知的中國人會用孔子那種處之泰然的神情去應付這些擾人的害蟲。
中國的醫學自秦始皇至慈禧太後一直沒有顯著的進步；而西方大緻也一樣，自希波克拉底至巴斯德這兩千多年間，西方的醫學亦無大進。
西方的醫藥是随着基督教而傳入中國。
但中國人直到20世紀還隻敢在外科上用西藥，在其他方面，他們還是比較信賴他們的中醫師和那自古留傳下來的草藥處方。
沒有教堂的宗教 中國原始居民的宗教信仰與一般的民族無異：有靈魂的恐懼，崇拜無處不藏的幽靈，虔誠地尊崇給人印象深刻的形象及大地再生的力量，敬畏上天，它那光芒四射的陽光和潤濕大地的雨水是人間的生活和上天秘密的力量之間一種神秘的和諧。
風、雷、山、林、龍、蛇等都是崇拜的對象。
每逢有豐收便舉行盛大的慶祝會。
春天，青年男女結伴在農田上舞蹈，以豐盛的祭品感謝大地。
在初民的時代，帝王和僧侶幾乎是一體的，日後曆史學家在一些富有教誨意義的曆史記載上寫道，中國最早的帝王都是聖賢的政治家，他們的豐功偉業常常是得之于禱告和諸神的惠助。
在初民的神學上，把天和地視為構成宇宙的兩大單元，就如同男與女、君與臣、陽與陰之相對。
宇宙的秩序和人類道德的行為，都是同屬于宇宙上必備的和諧&mdash&mdash道的過程；像行星間的法則，道德是個體與全體的和諧。
上天就是這個強有力的天、這個道德的秩序、這個神聖的秩序，統禦人類和萬物，規定子與親、妻與夫、民與臣、臣與君以及君與天之間的關系。
他們對道或天的觀念雖含混，但極尊貴，它介乎具有人格與不具人格之間。
當人們向天&mdash&mdash神&mdash&mdash禱告的時候，它是人格化的天；當哲學家談到天的時候，把它視為正義和仁愛，這時它是不具人格的。
但是他們并不把支配天、地和人的力量統合為一。
随着哲學的發展，人格化的天的觀念漸漸地形成于民衆間，而非人格化的天的觀念則為知識分子所接受，而且也為官方所接受的一種宗教信念。
從這些起源而發展出中國正統宗教的兩個大要素：一為舉國上下對祖先的崇拜，一為儒教的崇拜天和偉人。
每一天，人們對已去世的人奉出最虔誠的祭品，祈求神鬼的保護；因為這些無知的平民相信，他們的祖先仍然生存在某個國度裡，他們會帶來好運或厄運。
至于知識分子雖然也有祭祖的活動，但他們的用意是紀念重于崇拜；這種做法對靈魂和民族都有益，作古的人是應當受到紀念和尊敬，後人将會照前人而做，而不緻有所改革，國家便會太平無事。
但是中國這種宗教有幾個不方便的地方，因為人人要祭祖，墳墓不但到處有，而且龐大、不可侵犯，以緻阻礙了國家鐵路的建造，限制了農地的耕作。
但中國哲學家則認為不然，既然崇拜祖先帶來文化與政治的安定和精神的一體，那些不方便又算得什麼呢！同時，由于中國交通不便，領土廣大，人們彼此來往接觸不易，空間距離不易縮短，但這種深邃的宗教在時間上遂産生一種有力的精神團結；這種強韌的傳統之網，使得代代密合不離，而個人的生活也在無窮的莊嚴的人生範圍中，獲得高貴的享受和人生的意義。
被知識界和國家所采行的宗教，立刻變成一種普遍而有特殊意義的信仰。
經過代代有增無減的尊奉，孔子的地位漸漸提高，再加以政府的行政幹預，孔子的地位升至僅次于天的地位。
每一個學校都有他的像，每一座城都有他的廟；帝王和百官定期拜祭他，把他當作永遠是最具影響力的人物。
知識界不把他當作神，但許多中國人卻把他當作神；那些祭拜他的人也許是沒有宗教信仰的無神論者，但假如他們尊敬孔子以及他們的祖先，他們會被當地社會視為虔誠和有宗教信仰的人。
每年皇帝都得到天壇去祭拜這個不具人格的神。
在這種官方的信仰中，并沒有提到什麼永生。
天不是一個地方，而是神的意志，宇宙的道。
這個簡單而又幾乎是理性的宗教，并不能使中國人滿意。
它的教條沒有給人們留下幻想的餘地，對于他們的希望和夢想，也沒有回報的賜予，對于他們日常生活中充滿的迷信，也沒有鼓勵和慰藉的作用。
不僅中國人會以表現超自然的詩和散文來誇大現實，其他任何國家亦如此。
他們認為不管天上或地下都有善神和惡鬼的存在，他們用符咒或禱告，盼能安慰惡鬼，使惡鬼不傷害他們，并祈求善神能幫助他們。
他們付錢抽簽蔔卦，要從《易經》的簽文，或龜殼的占蔔，或星相的移動，得知未來的命運；他們請法師來定住家和墳墓的風水，請巫師為他們呼風喚雨。
孩子暴斃了，那是因為他生不逢辰，虔誠的女兒有時會自戮以便為她的雙親帶來吉或兇。
中國人，尤其是南方人，最為迷信；他們遭到極具理性的儒家思想的統禦，他們渴求有一種信仰，使中國人像其他國家一樣，得到永久的慰藉。
因此，一些知名的神學家便采用老子深奧的哲理，漸漸地把這個哲理轉變成宗教。
老莊認為道是用以達到個人甯靜生活的一個方法；他們似乎從來未料到這個道會被視為神祇，更沒有想到可以用金錢為它估價，以求在死後能得到永生。
但到了2世紀，有些追崇老莊思想的人直接在老子的著作中篡改原意，而配制成一種可以長生不老的藥酒。
這種藥酒變得極為普遍。
據說，有幾位帝王因過分耽于這種藥酒而緻死。
在四川有一種專賣符咒的人，聲言他們的符咒可以治療百病，每一張符咒值五鬥米。
當然，因偶然的奇迹而痊愈總是有的，至于那些吃了而治不好的，則被歸咎于他們信仰不堅。
群衆對于這種新的宗教趨之若鹜，為它建廟蓋堂，慷慨解囊支援其道士，熱衷研讀那充滿迷信的經典以充實其新的信仰。
老子被尊為神，老子的思想變成了超自然的思想；其信徒相信，老子在他母親的胎内達80年之久才被生下來。
因此，他一生下來就是個老人，而且具有智慧。
他們有自己的鬼和神，他們在廟前歡欣鼓舞地燃放鞭炮以驅鬼神，并且鑼鼓喧天地使人不能睡覺而聆聽他們那擾人不休的禱告。
1000年來，道教的信徒達幾百萬，許多帝王也都皈依它，經過長期的鬥争後，道教把儒教的一些特權都奪了過去。
但它終于還是崩潰了，這并不是受到儒家思想的打擊，而是遭到一個更能迎合一般百姓胃口的新宗教的打擊。
這個新的宗教便是佛教。
因為佛教從1世紀開始自印度傳入中國時，其教義不像500年前釋迦牟尼傳教時那樣晦澀。
它不是苦行的教條，而是一種光明而快樂的信仰，相信那助人的諸神和鳥語花香的天堂；時間一久，形成了大乘一派的佛教，神學家把它改編成适合一般民衆感情上的需要；它給中國帶來不少新鮮而具有人格的神，如天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