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一篇基督徒的結語
關燈
小
中
大
興高采烈的海盜們
在很多方面，當克萊武與哈斯丁斯發現印度的财富和寶藏時，那個文明早已淪亡了。
奧朗則布的長久而分裂性的統治，以及随後的混亂和内戰，使印度再度遭受征服的時機已經成熟，而&ldquo命運之顯示&rdquo的唯一問題，乃是到底歐洲的哪一個現代化強權來執行此事。
法國人嘗試了，結果失敗，他們在羅斯巴赫（Rossbach）與滑鐵盧的失敗丢失了印度與加拿大。
英國人的嘗試成功了。
在1498年，達·伽馬（VascodaGama）從裡斯本出發航行11個月以後在卡利卡特岸邊停泊。
馬拉巴海岸的族長對他甚為禮遇，給了他一封緻葡萄牙國王的有禮貌的信：&ldquo貴國使者伽馬來訪本國，本國甚感欣幸。
本國盛産肉桂、丁香、胡椒及各色寶石。
貴國之金、銀、珊瑚、紅布則為所需。
&rdquo那位信基督的葡萄牙皇帝以聲言印度是其殖民地作為答複，其理由何在，則為這位遲鈍的族長所無法理解。
為了把事情弄得更清楚，葡萄牙派了一個艦隊到印度，奉命傳教及作戰。
17世紀時，荷蘭人來了，趕走了葡萄牙人；18世紀時，法國人、英國人來了，趕走了荷蘭人。
野蠻戰争的殘酷考驗，決定了他們之中的哪一個從事開化印度人，并且去向他們征稅。
東印度公司在1600年成立于倫敦，其事務是從印度以及東印度群島以低價買進貨物，然後高價在歐洲出售。
[1]早在1686年，它就宣布了它的意圖：&ldquo在印度建立龐大、穩固、安定的英國領地，垂諸永遠。
&rdquo東印度公司在馬德拉斯、加爾各答與孟買設立了商埠，建造了工事，運來了軍隊，打了仗，納賄也受賄，還執行了其他政府的事務。
克萊武高興地接受靠他武力保護的印度君王送的&ldquo禮物&rdquo，高達17萬美元；此外又向他們收取每年規費14萬美元；指定米爾·賈法爾（MirJafar）為孟加拉統治者而得款600萬；他使土王相互為敵，漸漸将其土地歸并為東印度公司的産業；他吸上了鴉片，國會施以調查然後又宣告他無罪，後來他自殺身死（1774年）。
哈斯丁斯，一位勇敢、博學而能幹的人，向土王們征收了25萬美元之多的獻金歸入東印度公司的财庫；又接受了賄賂承諾停止征收，而後他卻又去征收，并且把付不出獻金的土邦收并了；他派兵占了奧德（Oudh），然後把該省以2500萬美元賣給一位土王&mdash&mdash被征服者和征服者在貪财一事上相互競賽。
印度受轄于東印度公司的部分，須付産物50％的土地稅，此外還有其他衆多而嚴苛的索求，以至于2/3的居民逃跑了，餘下的人則出賣兒女以應付日增的稅額。
英國政治家、曆史學家T.B.麥考萊寫道：&ldquo巨大的财富迅速地在加爾各答聚斂起來，而3000萬民衆被擠榨到了極端可憐的地步。
他們本已習于在暴政下生存，但從不曾遭到過這樣的暴政。
&rdquo 到了1857年，這公司的罪惡已經使東北部印度枯竭到如此地步，以緻土著起而從事絕望的反叛。
英國政府于是介入這情況，壓制了&ldquo叛變&rdquo，把征服的領土接收過來當作帝國的殖民地，付了東印度公司一大筆錢，然後把這筆購買的花費又加到印度民衆所欠的債裡面。
這是直截了當的征服。
或者，這是無法用蘇伊士運河以西所誦習的《十誡》來評定是非的，倒可以根據達爾文或尼采的思想來了解：一個已經失去自治能力或正失去開發本身自然資源能力的民族，不可避免地變成強大而貪婪的國家的獵獲物。
這次征服給印度帶來了某些好處。
一些人物如本廷克、坎甯（Canning）、芒羅（Munro）、伊芬斯通（Elphinstone）以麥考萊在英屬諸省的治理方面多少實行了那種在1832年統禦着英國的寬宏的自由主義。
本廷克爵士，在當地的改革者如羅伊（RamMohunRoy）的協助與催促之下，結束了寡婦殉夫與暗殺的事。
英國人利用印度的金錢與軍隊在印度境内打過111次仗以後，完成了征服，于是在整個半島建立了和平，建造鐵路、工廠與學校，設立大學于加爾各答、馬德拉斯、孟買、拉合爾以及安拉阿巴德，把英國的科學與技術帶到了印度，以西方的民主理想使東方人受到鼓舞并向往西方，又在宣揚印度過去的文化寶藏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這些恩典的代價，是一種财政上的暴虐統治，為此就有一夥過渡性的統治者，年複一年地搜刮印度的财富，然後回到北方去養息精力。
一種經濟上的暴虐統治，毀壞了印度的工業，把數百萬的工匠重新投回到貧瘠的土地上；也是一種政治的暴虐統治，在奧朗則布狹隘的暴政之後不久來臨，使印度人民的精神曆一個世紀之久完全擡不起頭來。
末世的聖者 在這種情況之下，印度向宗教求得安慰是既自然又合乎性情的事。
有一段時期印度對基督教熱誠地歡迎。
印度人發現基督教有許多道德和理想是自己數千年來便尊崇的。
那位率直的讓·迪布瓦神父寫道：&ldquo在歐洲人的性格與行為被這些人熟知以前，看起來基督教好像會在他們之中生根。
&rdquo整個19世紀，苦惱的傳教士設法使基督的聲音超過那些征服者的怒吼，以便讓人聽見。
他們建立了學校與醫院，在神學理論之外也散發了藥物與慈善救濟，并且讓賤民初次被承認是人。
但是基督的箴言與基督徒的行為對照，使印度人持懷疑與譏嘲的态度。
他們指出使拉撒路（Lazarus）複活的事是不值一提的[2]，他們自己的宗教中有更多更為有趣而驚人的奇迹，任何真正的瑜伽行者在今天仍能行使奇迹，而基督教的奇迹似乎已經完結了。
婆羅門僧侶傲然地堅守本身的壁壘，并且給西方的正統教派提出了一種同樣精妙、深刻而難以置信的思想系統。
&ldquo基督教在印度的進展微不足道。
&rdquo艾略特寫道。
然而，雖然在300年間基督教吸收的信徒僅及人口的6％，耶稣感人的人格在印度的影響力卻不是這實際數字所能衡量的。
那種影響力的最初迹象出現于《薄伽梵歌》，最近的确證見于甘地與泰戈爾。
最明白的事例是那個名叫梵社（BrahmaSomaj）[3]的改革團體，這個團體是1828年由&ldquo現代印度之父&rdquo羅伊創立的。
沒有人會比他更加誠心誠意地去研究宗教。
羅伊為讀《吠陀經》而學習了梵文，為讀佛教《大藏經》而學習了巴利文，為研究伊斯蘭教和《古蘭經》而學習了波斯文與阿拉伯文，為精研《舊約》而學習了希伯來文，為了解《新約》而學習了希臘文。
然後他學習了英文，并且寫得很自然優雅，以至于邊沁（JeremyBentham）希望密爾（JamesMill）能夠以之為範本而學到一點東西。
1820年，羅伊出版了《耶稣的理想：甯靜與快樂之途徑》，書中寫道：&ldquo我發現耶稣基督的教理比任何我所知的其他教理更能導向道德原則，更适宜于有理性的生物使用。
&rdquo他向感到憤慨的同胞建議一種新的宗教，它将棄絕多神崇拜、多妻制度、階級歧異、童婚、寡婦殉夫以及偶像崇拜，并且将信仰一個神&mdash&mdash婆羅門。
像阿克巴大帝一樣他夢想印度會在如此單純的一種信仰之下聯合起來；也像阿克巴大帝一樣，他低估了迷信的普遍性。
梵社在經過了100年有成效的掙紮之後，現在已經是印度生活之中一種滅絕了的力量。
[4] 伊斯蘭教在印度少數宗教群衆之中是最有力量、最使人感興趣的一種，但對這種宗教的研究留到以後再談。
伊斯蘭教盡管得到奧朗則布熱心的協助，仍未能使印度轉向伊斯蘭教。
奇迹是，伊斯蘭教在印度也沒有屈服于印度教。
安拉在印度現在大約有7000萬信徒。
印度人從任何外來的信仰那裡都得不到什麼安慰，在19世紀最能鼓舞他們的宗教人物，都是那些把教理與行事根植于印度古老信仰之中的。
羅摩克裡希納（Ramakrishna）是孟加拉的一個貧困的婆羅門，有一段時期做過基督徒，也感到了耶稣的吸引力；[5]他在另一段時期又變成一個穆斯林，也參加了祈禱的嚴肅儀式。
但是不久他的虔敬心便把他帶回到印度教，甚至回到那可怕的時母女神，而變成了崇奉她的僧侶；他把時母轉變成一種滿懷柔情慈愛的母性女神。
他摒棄理智的方式，而提倡&ldquo奉愛瑜伽&rdquo（Bhakti-yoga）&mdash&mdash克制與愛的結合。
&ldquo對于上帝的知識，&rdquo他說，&ldquo可以比作一個男子，而對于上帝的愛則像女子。
知識隻能進入上帝的外室，而除了愛一個人之外，沒有人能進入上帝内部的神秘。
&rdquo不同于羅伊，羅摩克裡希納不愛學習，一點梵文、英文也不學，什麼也不寫，并且避免知性的談話。
一個神氣活現的邏輯家問他：&ldquo什麼是知識、知者和被知的對象？&rdquo他回答：&ldquo這位善士，我不知道這些學問上的精妙細節。
我隻知道我的聖母，以及我是她的兒子。
&rdquo他教導他的信徒，一切宗教都是好的，每一種宗教都是接近上帝的路途，或者是中途的一個階段，适應于尋求上帝者的心智與情感。
從一種宗教轉信他種是愚昧的事，一個人隻需要在本身的路途上繼續下去，而到達他本身信仰的精義所在。
&l
奧朗則布的長久而分裂性的統治，以及随後的混亂和内戰，使印度再度遭受征服的時機已經成熟，而&ldquo命運之顯示&rdquo的唯一問題，乃是到底歐洲的哪一個現代化強權來執行此事。
法國人嘗試了，結果失敗，他們在羅斯巴赫（Rossbach）與滑鐵盧的失敗丢失了印度與加拿大。
英國人的嘗試成功了。
在1498年，達·伽馬（VascodaGama）從裡斯本出發航行11個月以後在卡利卡特岸邊停泊。
馬拉巴海岸的族長對他甚為禮遇，給了他一封緻葡萄牙國王的有禮貌的信：&ldquo貴國使者伽馬來訪本國，本國甚感欣幸。
本國盛産肉桂、丁香、胡椒及各色寶石。
貴國之金、銀、珊瑚、紅布則為所需。
&rdquo那位信基督的葡萄牙皇帝以聲言印度是其殖民地作為答複，其理由何在，則為這位遲鈍的族長所無法理解。
為了把事情弄得更清楚，葡萄牙派了一個艦隊到印度，奉命傳教及作戰。
17世紀時，荷蘭人來了，趕走了葡萄牙人；18世紀時，法國人、英國人來了，趕走了荷蘭人。
野蠻戰争的殘酷考驗，決定了他們之中的哪一個從事開化印度人，并且去向他們征稅。
東印度公司在1600年成立于倫敦，其事務是從印度以及東印度群島以低價買進貨物，然後高價在歐洲出售。
[1]早在1686年，它就宣布了它的意圖：&ldquo在印度建立龐大、穩固、安定的英國領地，垂諸永遠。
&rdquo東印度公司在馬德拉斯、加爾各答與孟買設立了商埠，建造了工事，運來了軍隊，打了仗，納賄也受賄，還執行了其他政府的事務。
克萊武高興地接受靠他武力保護的印度君王送的&ldquo禮物&rdquo，高達17萬美元；此外又向他們收取每年規費14萬美元；指定米爾·賈法爾（MirJafar）為孟加拉統治者而得款600萬；他使土王相互為敵，漸漸将其土地歸并為東印度公司的産業；他吸上了鴉片，國會施以調查然後又宣告他無罪，後來他自殺身死（1774年）。
哈斯丁斯，一位勇敢、博學而能幹的人，向土王們征收了25萬美元之多的獻金歸入東印度公司的财庫；又接受了賄賂承諾停止征收，而後他卻又去征收，并且把付不出獻金的土邦收并了；他派兵占了奧德（Oudh），然後把該省以2500萬美元賣給一位土王&mdash&mdash被征服者和征服者在貪财一事上相互競賽。
印度受轄于東印度公司的部分，須付産物50％的土地稅，此外還有其他衆多而嚴苛的索求，以至于2/3的居民逃跑了，餘下的人則出賣兒女以應付日增的稅額。
英國政治家、曆史學家T.B.麥考萊寫道：&ldquo巨大的财富迅速地在加爾各答聚斂起來，而3000萬民衆被擠榨到了極端可憐的地步。
他們本已習于在暴政下生存，但從不曾遭到過這樣的暴政。
&rdquo 到了1857年，這公司的罪惡已經使東北部印度枯竭到如此地步，以緻土著起而從事絕望的反叛。
英國政府于是介入這情況，壓制了&ldquo叛變&rdquo，把征服的領土接收過來當作帝國的殖民地，付了東印度公司一大筆錢，然後把這筆購買的花費又加到印度民衆所欠的債裡面。
這是直截了當的征服。
或者，這是無法用蘇伊士運河以西所誦習的《十誡》來評定是非的，倒可以根據達爾文或尼采的思想來了解：一個已經失去自治能力或正失去開發本身自然資源能力的民族，不可避免地變成強大而貪婪的國家的獵獲物。
這次征服給印度帶來了某些好處。
一些人物如本廷克、坎甯（Canning）、芒羅（Munro）、伊芬斯通（Elphinstone）以麥考萊在英屬諸省的治理方面多少實行了那種在1832年統禦着英國的寬宏的自由主義。
本廷克爵士，在當地的改革者如羅伊（RamMohunRoy）的協助與催促之下，結束了寡婦殉夫與暗殺的事。
英國人利用印度的金錢與軍隊在印度境内打過111次仗以後，完成了征服，于是在整個半島建立了和平，建造鐵路、工廠與學校，設立大學于加爾各答、馬德拉斯、孟買、拉合爾以及安拉阿巴德，把英國的科學與技術帶到了印度，以西方的民主理想使東方人受到鼓舞并向往西方，又在宣揚印度過去的文化寶藏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這些恩典的代價，是一種财政上的暴虐統治，為此就有一夥過渡性的統治者，年複一年地搜刮印度的财富，然後回到北方去養息精力。
一種經濟上的暴虐統治，毀壞了印度的工業，把數百萬的工匠重新投回到貧瘠的土地上；也是一種政治的暴虐統治，在奧朗則布狹隘的暴政之後不久來臨，使印度人民的精神曆一個世紀之久完全擡不起頭來。
末世的聖者 在這種情況之下，印度向宗教求得安慰是既自然又合乎性情的事。
有一段時期印度對基督教熱誠地歡迎。
印度人發現基督教有許多道德和理想是自己數千年來便尊崇的。
那位率直的讓·迪布瓦神父寫道：&ldquo在歐洲人的性格與行為被這些人熟知以前，看起來基督教好像會在他們之中生根。
&rdquo整個19世紀，苦惱的傳教士設法使基督的聲音超過那些征服者的怒吼，以便讓人聽見。
他們建立了學校與醫院，在神學理論之外也散發了藥物與慈善救濟，并且讓賤民初次被承認是人。
但是基督的箴言與基督徒的行為對照，使印度人持懷疑與譏嘲的态度。
他們指出使拉撒路（Lazarus）複活的事是不值一提的[2]，他們自己的宗教中有更多更為有趣而驚人的奇迹，任何真正的瑜伽行者在今天仍能行使奇迹，而基督教的奇迹似乎已經完結了。
婆羅門僧侶傲然地堅守本身的壁壘，并且給西方的正統教派提出了一種同樣精妙、深刻而難以置信的思想系統。
&ldquo基督教在印度的進展微不足道。
&rdquo艾略特寫道。
然而，雖然在300年間基督教吸收的信徒僅及人口的6％，耶稣感人的人格在印度的影響力卻不是這實際數字所能衡量的。
那種影響力的最初迹象出現于《薄伽梵歌》，最近的确證見于甘地與泰戈爾。
最明白的事例是那個名叫梵社（BrahmaSomaj）[3]的改革團體，這個團體是1828年由&ldquo現代印度之父&rdquo羅伊創立的。
沒有人會比他更加誠心誠意地去研究宗教。
羅伊為讀《吠陀經》而學習了梵文，為讀佛教《大藏經》而學習了巴利文，為研究伊斯蘭教和《古蘭經》而學習了波斯文與阿拉伯文，為精研《舊約》而學習了希伯來文，為了解《新約》而學習了希臘文。
然後他學習了英文，并且寫得很自然優雅，以至于邊沁（JeremyBentham）希望密爾（JamesMill）能夠以之為範本而學到一點東西。
1820年，羅伊出版了《耶稣的理想：甯靜與快樂之途徑》，書中寫道：&ldquo我發現耶稣基督的教理比任何我所知的其他教理更能導向道德原則，更适宜于有理性的生物使用。
&rdquo他向感到憤慨的同胞建議一種新的宗教，它将棄絕多神崇拜、多妻制度、階級歧異、童婚、寡婦殉夫以及偶像崇拜，并且将信仰一個神&mdash&mdash婆羅門。
像阿克巴大帝一樣他夢想印度會在如此單純的一種信仰之下聯合起來；也像阿克巴大帝一樣，他低估了迷信的普遍性。
梵社在經過了100年有成效的掙紮之後，現在已經是印度生活之中一種滅絕了的力量。
[4] 伊斯蘭教在印度少數宗教群衆之中是最有力量、最使人感興趣的一種，但對這種宗教的研究留到以後再談。
伊斯蘭教盡管得到奧朗則布熱心的協助，仍未能使印度轉向伊斯蘭教。
奇迹是，伊斯蘭教在印度也沒有屈服于印度教。
安拉在印度現在大約有7000萬信徒。
印度人從任何外來的信仰那裡都得不到什麼安慰，在19世紀最能鼓舞他們的宗教人物，都是那些把教理與行事根植于印度古老信仰之中的。
羅摩克裡希納（Ramakrishna）是孟加拉的一個貧困的婆羅門，有一段時期做過基督徒，也感到了耶稣的吸引力；[5]他在另一段時期又變成一個穆斯林，也參加了祈禱的嚴肅儀式。
但是不久他的虔敬心便把他帶回到印度教，甚至回到那可怕的時母女神，而變成了崇奉她的僧侶；他把時母轉變成一種滿懷柔情慈愛的母性女神。
他摒棄理智的方式，而提倡&ldquo奉愛瑜伽&rdquo（Bhakti-yoga）&mdash&mdash克制與愛的結合。
&ldquo對于上帝的知識，&rdquo他說，&ldquo可以比作一個男子，而對于上帝的愛則像女子。
知識隻能進入上帝的外室，而除了愛一個人之外，沒有人能進入上帝内部的神秘。
&rdquo不同于羅伊，羅摩克裡希納不愛學習，一點梵文、英文也不學，什麼也不寫，并且避免知性的談話。
一個神氣活現的邏輯家問他：&ldquo什麼是知識、知者和被知的對象？&rdquo他回答：&ldquo這位善士，我不知道這些學問上的精妙細節。
我隻知道我的聖母，以及我是她的兒子。
&rdquo他教導他的信徒，一切宗教都是好的，每一種宗教都是接近上帝的路途，或者是中途的一個階段，适應于尋求上帝者的心智與情感。
從一種宗教轉信他種是愚昧的事，一個人隻需要在本身的路途上繼續下去，而到達他本身信仰的精義所在。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