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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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應當向第一版的讀者指出第二版中所作的修改。
很明顯的是，篇目更加分明了。
各處新加的注，都标明是第二版注。
就正文說，最重要的有下列各點： 第一章第一節更加科學而嚴密地從表現每個交換價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價值，而且明确地突出了在第一版中隻是略略提到的價值實體和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量之間的聯系。
第一章第三節（價值形式）全部改寫了，第一版的雙重叙述就要求這樣做。
&mdash&mdash順便指出，這種雙重叙述是我的朋友，漢諾威的路·庫格曼醫生建議的。
1867年春，初校樣由漢堡寄來時，我正好訪問他。
他勸我說，大多數讀者需要有一個關于價值形式的更帶講義性的補充說明。
&mdash&mdash第一章最後一節《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秘密》大部分修改了。
第三章第一節（價值尺度）作了詳細的修改，因為在第一版中，考慮到《政治經濟學批判》（1859年柏林版）已有的說明，這一節是寫得不夠細緻的。
第七章，特别是這一章的第二節，作了很大的修改。
原文中局部的、往往隻是修辭上的修改，用不着一一列舉出來。
這些修改全書各處都有。
但是，現在我校閱要在巴黎出版的法譯本時，發現德文原本某些部分需要更徹底地修改，某些部分需要更好地修辭或更仔細地消除一些偶然的疏忽。
可是我沒有時間14這樣做，因為隻是在1871年秋，正當我忙于其他迫切的工作的時候，我才接到通知說，書已經賣完了，而第二版在1872年1月就要付印。
《資本論》在德國工人階級廣大範圍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對我的勞動的最好的報酬。
一個在經濟方面站在資産階級立場上的人，維也納的工廠主邁爾先生，在普法戰争期間發行的一本小冊子中說得很對：被認為是德國世襲财産的卓越的理論思維能力，已在德國的所謂有教養的階級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國工人階級中複活了。
在德國，直到現在，政治經濟學一直是外來的科學。
古斯達夫·馮·居利希在他的《商業、工業和農業的曆史叙述》中，特别是在1830年出版的該書的前兩卷中，已經大體上談到了妨礙我國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發展、因而也妨礙我國現代資産階級社會建立的曆史條件。
可見，政治經濟學在我國缺乏生存的基礎。
它作為成品從英國和法國輸入；德國的政治經濟學教授一直是學生。
别國的現實在理論上的表現，在他們手中變成了教條集成，被他們用包圍着他們的小資産階級世界的精神去解釋，就是說，被曲解了。
他們不能把在科學上無能為力的感覺完全壓制下去，他們不安地意識到，他們必須在一個實際上不熟悉的領域内充當先生，于是就企圖用博通文史的美裝，或用無關材料的混合物來加以掩飾。
這種材料是從所謂官房學&mdash&mdash各種知識的雜拌，滿懷希望的德國官僚候補者必須通過的煉獄之火&mdash&mdash抄襲來的。
實際上中國今天高校中的一些政治學和經濟學教授，既不了解别國的現實，也不了解國内，尤其是底層的現實，又沒掌握正确的理論分析方法，卻正在他們實際上不熟悉的領域内充當先生，而且居然當得還很好。
從1848年起，資本主義生産在德國迅速地發展起來，現在正15是它的欺詐盛行的時期。
但是我們的專家還是命運不好。
當他們能夠公正無私地研究政治經濟學時，在德國的現實中沒有現代的經濟關系。
而當這種關系出現時，他們所處的境況已經不再容許他們在資産階級的視野之内進行公正無私的研究了。
中國今天正處于轉軌時期，轉軌後會是一個什麼樣子還很
很明顯的是，篇目更加分明了。
各處新加的注，都标明是第二版注。
就正文說，最重要的有下列各點： 第一章第一節更加科學而嚴密地從表現每個交換價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價值，而且明确地突出了在第一版中隻是略略提到的價值實體和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量之間的聯系。
第一章第三節（價值形式）全部改寫了，第一版的雙重叙述就要求這樣做。
&mdash&mdash順便指出，這種雙重叙述是我的朋友，漢諾威的路·庫格曼醫生建議的。
1867年春，初校樣由漢堡寄來時，我正好訪問他。
他勸我說，大多數讀者需要有一個關于價值形式的更帶講義性的補充說明。
&mdash&mdash第一章最後一節《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秘密》大部分修改了。
第三章第一節（價值尺度）作了詳細的修改，因為在第一版中，考慮到《政治經濟學批判》（1859年柏林版）已有的說明，這一節是寫得不夠細緻的。
第七章，特别是這一章的第二節，作了很大的修改。
原文中局部的、往往隻是修辭上的修改，用不着一一列舉出來。
這些修改全書各處都有。
但是，現在我校閱要在巴黎出版的法譯本時，發現德文原本某些部分需要更徹底地修改，某些部分需要更好地修辭或更仔細地消除一些偶然的疏忽。
可是我沒有時間14這樣做，因為隻是在1871年秋，正當我忙于其他迫切的工作的時候，我才接到通知說，書已經賣完了，而第二版在1872年1月就要付印。
《資本論》在德國工人階級廣大範圍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對我的勞動的最好的報酬。
一個在經濟方面站在資産階級立場上的人，維也納的工廠主邁爾先生，在普法戰争期間發行的一本小冊子中說得很對：被認為是德國世襲财産的卓越的理論思維能力，已在德國的所謂有教養的階級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國工人階級中複活了。
在德國，直到現在，政治經濟學一直是外來的科學。
古斯達夫·馮·居利希在他的《商業、工業和農業的曆史叙述》中，特别是在1830年出版的該書的前兩卷中，已經大體上談到了妨礙我國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發展、因而也妨礙我國現代資産階級社會建立的曆史條件。
可見，政治經濟學在我國缺乏生存的基礎。
它作為成品從英國和法國輸入；德國的政治經濟學教授一直是學生。
别國的現實在理論上的表現，在他們手中變成了教條集成，被他們用包圍着他們的小資産階級世界的精神去解釋，就是說，被曲解了。
他們不能把在科學上無能為力的感覺完全壓制下去，他們不安地意識到，他們必須在一個實際上不熟悉的領域内充當先生，于是就企圖用博通文史的美裝，或用無關材料的混合物來加以掩飾。
這種材料是從所謂官房學&mdash&mdash各種知識的雜拌，滿懷希望的德國官僚候補者必須通過的煉獄之火&mdash&mdash抄襲來的。
實際上中國今天高校中的一些政治學和經濟學教授，既不了解别國的現實，也不了解國内，尤其是底層的現實，又沒掌握正确的理論分析方法，卻正在他們實際上不熟悉的領域内充當先生，而且居然當得還很好。
從1848年起，資本主義生産在德國迅速地發展起來，現在正15是它的欺詐盛行的時期。
但是我們的專家還是命運不好。
當他們能夠公正無私地研究政治經濟學時，在德國的現實中沒有現代的經濟關系。
而當這種關系出現時，他們所處的境況已經不再容許他們在資産階級的視野之内進行公正無私的研究了。
中國今天正處于轉軌時期，轉軌後會是一個什麼樣子還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