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從變通祖述到粉飾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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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同情;仁、英兩朝加強漢法而引起的草原貴族的不滿心理,可能更刺激起他們要把和世?推上大汗寶座的政治動機。

    所以當大都使者抵臨時,“朔漠諸王皆勸帝(按指和世?)南還京師”。

    和世?在一片擁戴聲中,飄然啟程,于天曆元年(1328)底東至金山。

    嶺北行省平章潑皮、出鎮北邊的武甯王徹徹秃相繼西馳奉迎。

    和世?已完全陶醉在這番太平景象中。

    天曆二年正月末,他在事先沒有告知圖帖睦爾的情況下,僅僅經過扈行的察合台宗王以及在場的其他漠北諸王、大臣合議,就在和林之北即皇帝位。

     但是,和世?似乎過高地估計了漠北輿情在決定嗣君人選方面的影響力。

    他一心以為自己可以重演乃父武宗在皇弟“肅清宮闱”之後從漠北南返即位的曆史故事,卻忘記了武宗作為總兵北邊的統帥,是以三萬精兵相扈從的強大武力為後盾而取得帝位的。

    和世?并沒有直接控制強大的軍隊,隻有貼身衛士一千八百多人①;察合台後王燕隻吉台雖然與他一同南返,但是也未見有重兵随行①。

    和世?欲憑極其有限的政治資源,去染指大都集團幾經①天曆二年八月,“賜明宗北來衛士千八百三十人各鈔五十錠,怯薛官十二人各鈔二百錠”。

    《元史》卷三三《文宗紀》二。

     ①天曆二年三月,和世?在從和林前往上都途中曾說:“諸王察阿台今亦從朕遠來”。

    九月,文宗“賜武甯王徹徹秃金百兩,鈔币有差”。

    徹徹秃當時尚在京師,與他一起受賜賞的“西域諸王燕隻吉台”,應當就是扈從和世?到漠南而尚未北返就藩的“諸王察阿台”,即察合台後王燕隻吉台。

    見《元史》卷三一《明宗紀》,卷三三《文宗紀》二。

    又據《元史》卷一三九《乃蠻台傳》,傳主曾奉命送太宗舊鑄皇兄之寶于浴血奮戰才到手的皇位,前途本來就不容樂觀。

    但他對此毫不經心,任情舉措,終于導緻殺身之禍。

     四月,攜帶玉玺北迎和世?的燕鐵木兒一行至行在入觐。

    這個左右大都局勢的蓋世功臣,現在要當面試探一下新君對他的态度。

    和世?雖然宣布“凡京師百官,朕弟所用者,并仍其舊”,對燕鐵木兒“仍命為中書右丞相,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監修國史、答剌罕、太平王并如故”,但是卻削去了他手中的大部分兵權,沒有将圖帖睦爾原授的知樞密院事一職重新委任給他②。

    與和世?一同流亡的孛羅和哈兒秃兒,則分别被任命為禦史大夫和中書平章政事。

    五月,複選用潛邸舊臣及扈從士,受制命者八十有五人,六品以下二十有六人。

    很明顯,如果和世?臨朝,燕鐵木兒很難會有君恩獨厚的寵遇;随明宗入京的新貴必定要來分享由他出生入死才争得的勝利成果,甚至逐漸将他排擠到權力集團中的次要地位。

    這是他不能接受的。

    對圖帖睦爾來說,一經即位為帝,原先的“固讓之心”也逐漸銷蝕。

    可是因為已有前言昭示天下,他的心情十分矛盾。

    天曆元年十一月,迎接和世?到京即位的首批使臣離開大都。

    僅僅十幾天以後,圖帖睦爾又下令為自己的元妃蔔答失裡造皇後玉冊、玉寶。

    次年正月,和世?的使者抵達大都。

    圖帖睦爾在明知大兄已決意南歸的情況下,仍搶先完成以冊命皇後告于南郊、太廟,以及在大明殿冊封皇後的一系列儀式。

    當時朝臣中有人建言:“陛下已诏天下,讓位于大兄。

    今立後,是與诏自相違也。

    ”圖帖睦爾聞奏,“嘉其直,賜金織文币以旌之。

    後聞之,亦有金币之賜”①;惟冊後典禮仍照行不誤。

    不過至少直到五月下旬,圖帖睦爾自大都北行、親迎和世?的前後,他還是準備恪守讓位諾言的。

    出發後第三天,他在途中“置江淮财賦都總管府,秩正三品,隸詹事院”(《元史·文宗紀二》)。

    這個機構初建于元朝滅宋之後,掌宋謝太後、福王獻納産業及賈似道等人田地所納賦稅,原隸屬皇後中宮,于大德八年(1304)罷廢。

    圖帖睦爾在此時恢複江淮财賦府的建制,并将它改隸東宮官署詹事院,顯然是為自己日後以皇太子身分控制這筆重要的财産資源預作準備②。

     圖帖睦爾用了一個多月,才走完從大都到上都這段沉重的路程。

    在上都停留或有二旬,再取原路趨赴旺忽察都(在今河北張北縣境,是為大都至上都驿路的大拐角處,武宗時建行宮于茲,故名中都),與和世?會面。

    八月一日,和世?抵達旺忽察都。

    次日,圖帖睦爾見大兄于行宮。

    和世?設宴待察合台後王燕隻哥■(即燕隻吉歹),此當為天曆二年燕隻吉台返回封地以後不久的事。

    ②《元史》卷三一《明宗紀》。

    據燕帖木兒碑傳,和世?對他的委命,還包括統帥左、右及龍翊衛欽察軍的大都督之職。

     ①黃溍:《拔實神道碑》,《黃金華集》卷二五。

     ②圖帖木兒出發前一日,和世?立他為皇太子的诏命才抵達大都。

    複冒江浙财賦都總管府,應在茲後才決定,所以圖帖木兒才會在路上倉促發表。

     皇弟及諸王、大臣。

    兄弟歡合的場面前後未滿五天,和世?即于八月六日“暴崩”。

    圖帖睦爾“入臨哭盡哀。

    鐵燕木兒以明宗後之命,奉皇帝寶授于帝”,遂簇擁圖帖睦爾疾驅還上都,一路上“晝則率宿衛士以扈從,夜則躬擐甲胃繞幄殿巡護”③。

    八月十五日,圖帖睦爾在返回上都的第六天再次勿匆即位,是為文宗。

     明宗和世?在天曆之變中暴卒的詳情,可能已永遠成為曆史的秘密。

    和世?之子妥歡貼睦爾親政後,為撤文宗廟主诏告天下曰:“文宗稔惡不悛,當躬迓之際,乃與其臣月魯不花、也裡牙、明理董阿等謀為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

    ”①按也裡牙為仁宗朝權臣鐵木疊兒女婿,曾任崇福使,封秦國公,後因贓被黜。

    天曆初,他與妻弟鎖住等投靠大都集團,複被起用為太醫院使。

    和世?即位後,為報複鐵木疊兒離間宗室、脅迫他出京的前嫌,命流鎖住等人于南方。

    也裡牙很可能因為擔心株連,遂受人唆使,利用職權向和世?進毒。

    至順元年(1330),也裡牙得複秦國公爵位,其姻親鎖住亦再仕為将作使,應即文宗對他們參與謀殺和世?的獎賞。

    但同年七月,鎖住、也裡牙等人“以坐怨望、造符錄、祭北鬥、咒咀”伏誅,與之有牽連的明宗舊人索羅等亦一起被殺。

    屠寄認為,“也裡牙景教徒,必無造符錄、祭北鬥事..蓋不便論其本辠,虛構獄辭,以飾觀聽耳”②。

    這很像是文宗的一次殺人滅口的行動。

    燕鐵木兒則應是旺忽察都事變的直接主使人,惜乎史文阙略,隻有存疑。

     至順年間的“文治” 文宗的漢文化修養超過在他之前的所有元朝皇帝。

    他的書法,“落筆過人,得唐太宗晉祠碑風,遂益超詣”③。

    他還會作畫,所繪“萬歲山畫”草圖,“意匠、經營、格法,雖積學專工,所莫能及”①。

    他曾經轉輾流落于江南、海南和荊湖,對當時民情也應有相當的了解。

    不過,文宗卻處在一個很難有所作為的時代。

    天曆年間連續兩次重大的變故,緻使蒙古色目上層人心離散。

    兩都戰後遭籍沒财産的官員貴族在百人以上;對隔絕在圍城中的上都官員,後來雖然停止追究,但很多仍被削去官職不複任用②。

    明宗被弑,蒙古朝官中即有人“移疾不出”③,有諸王、高級官員甚至西域名僧參與的③《元史》卷三三《文宗紀》二,卷一三八《燕鐵木兒傳》。

     ①《元史》卷四○《順帝紀》三。

    月魯不花、也裡牙,《元史·文字紀》分别作玥璐不花、野裡牙。

    ②《蒙兀兒史記》卷一一七《也裡牙傳》。

     ③許有壬:《恭題太師秦王奎章閣記賜本》,《至正集》卷七。

     ①釋大:《恭題文宗帝禦畫萬歲山畫》,《蒲室集》卷十三;《辍耕錄》卷二六《文宗能畫》。

    ②黃溍:《史惟良神道碑》,《黃金華集》卷十三。

     ③黃溍:《拔實神道碑》,《黃金華集》卷二五。

     “謀不軌”案接連發生,有的迳以“明宗太子”為号召。

    天曆元年四川平章政事囊加台舉兵,實際上是“欲翊戴明宗”;和世?一死,文宗擔心原已诏赦的囊加台複舉事,立即以其“指斥乘輿,坐大不道棄市”④。

    雲南行省丞相也兒吉尼是武宗舊臣乞台普濟之子,本人亦曾扈武宗鎮北。

    天曆元年文宗即位後,兩次召也兒吉尼入朝,不至。

    他不大可能站在上都一邊反對武宗後人;抗命不至,當是出于效忠和世?的立場。

    二年三月,也兒吉尼大概猶疑動搖,想要投奔文宗,故被雲南諸王及其他省官黜斥,取道八番赴大都。

    六月,明宗南歸途中曾“賜驸馬脫必兒鈔千錠,往雲南”。

    直到明宗暴死、文宗再即位之後,雲南諸王秃堅等才最後改變觀望态度,于至順元年正月公開稱兵⑤。

    戰火彌漫整個滇東北,元廷先後調四川、江浙、河南、江西、陝西、朵甘思、朵思麻等處軍隊,曆時年餘,方始平亂。

    自忽必烈朝以來,蒙古高層内部的躁動不穩,以文宗朝為甚。

    所以陳思謙在至順元年“建明八事”,除了“正君道”外,最先提到的就是“結人心”;虞集為殿試拟制策,亦首以“勸親親,體群臣,同一風俗,協和萬邦”為問①。

     可是文宗在天曆之變中涉嫌太深,甚至不可能像泰定帝那樣采取超脫立場,通過“誅逆”來收攏人心。

    這就迫使他隻有完全倒向燕鐵木兒,不惜進一步養成他的震主之威,依恃他來維持自己的統治。

    至順之年,诏燕鐵木兒“宜專獨運,以重秉鈞。

    ..凡号令、刑名、選法、錢糧、造作,一切中書政務,悉聽總裁”(《元史·燕鐵木兒傳》)。

    所謂“時省台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功一體之人”(《元史·虞集傳》),其實不過是以這個頗具才幹的獨夫為核心的同氣相求的權力小集團。

    文宗為曲意交好燕鐵木兒,竟聽憑他取泰定帝妃為夫人,前後尚宗室女四十人,甚至将自己的兒子寄養于燕鐵木兒家,又以燕鐵木兒子為己子。

    由這班社會基礎異常狹隘的“同功一體之人”施政,自然不易求得政治的興盛。

     社會經濟也在這時遇到較為嚴重的困難。

    天曆時,關陝地區“饑馑疾疫,民之流離死傷者十已七八”②。

    江西和嶺南等地,則連年低溫。

    “天曆之元年冬十二月,江西大雪。

    于是吾鄉老者久不見三白,少者有生三十年未曾識者。

    明年大雪加凍,大江有絕流者,小江可步,又百歲老人所未曾見者。

    今年(按指至順元年)六月多雨恒寒,雖百歲老人未之聞也。

    ”“兩年之雪,大興所無。

    去年之凍,中州不啻過也;六月之寒,則近開平矣。

    有自五嶺來者,皆雲連歲多雪”①。

    江浙的海運糧也連續幾年因民饑而不克征滿舊額,④宋濂:《危素神道碑》,《宋學士集》卷六一;《元史》卷三三《文宗紀》二。

    ⑤天曆二年十月,文宗诏:“雲南、八番為囊加台所诖誤,反側未安者,并贳其罪。

    ”可見雲南稱兵雖晚,舉事原因則與四川囊加台同。

     ①《元史》卷一八四《陳思謙傳》;卷一八一《虞集傳》。

     ②同恕:《西亭記》,《榘庵集》卷三。

     ①劉嶽申:《送蕭太玉教授循州序》,《申齋集》卷二。

     乃至需要江西、湖廣等省分漕米“以纾江浙民力”,可見災情同樣不輕。

    由于政治和經濟環境的限制,文宗臨朝四年間,隻好專心着意,以追求振興文治的表面效果為滿足。

    通過建立奎章閣學士院和修撰《經世大典》,他将當時幾乎所有的名儒都籠絡在自己周圍,用虛崇文儒的手段來收攬漢地民心。

     奎章閣是元代大都皇宮内收藏文物書畫、圖書寶玩的殿閣,在興聖殿西廊。

    天曆二年,文宗建奎章閣學士院于此,設大學士、侍書學士、承旨學士、供奉學士等職。

    文宗的意圖,是欲借此标榜自己以儒治國。

    他曾诏谕奎章閣諸學士說:“朕以統緒所傳,實在眇躬,夙夜憂懼,自惟早歲跋涉艱阻,視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于國家治體,豈能周知。

    故立奎章閣,置學士員,日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陳說于前,使朕樂于聽聞”(《元史·文宗紀三》)。

    學士院還專設授經郎二人,為蒙古貴族子弟傳授經學。

    但是這種聊備顧問式的問對,“無益時政”,讨論率多不切近務,事實上文宗也不準許他們議論時政,明白宣布:“若軍國機務,自有省院台任之,非卿等責也”(《元史·虞集傳》)。

    因此奎章閣學士院雖有為朝廷以儒治國張本的虛名,實際上卻變成聚集名人學士,入侍燕閑,觀覽經書,鑒賞文物的場所。

    奎章閣諸臣的真正身份,其實并不是君主的政治智囊團,不過是一批才識超詣的“文學之士”而已②。

     奎章閣學士院建立的當年,即受命與翰林國史院官一起,采輯本朝典故,準唐宋會要,纂修《經世大典》。

    翌年二月,以纂修事專屬奎章閣學士院,燕鐵木兒為國史例監修。

    至順二年五月書成,凡君事四篇(帝号、帝訓、帝制、帝系),臣事六篇,即治典(吏部典志)、賦典(戶部典志)、禮典(禮部典志)、政典(軍事方面的典志)、憲典(刑部典志)、工典(工部典志),總共880卷。

    分别節錄中央、地方官府的有關文件于各篇目之下,但删去吏牍繁詞,由蒙文文書譯為漢語者,多重加潤色,由直譯體改為漢文文言。

    通過纂修這樣一部大規模的官頒政書,來強化“示治平之永則”①的正統形象。

     史載文宗在建康(今江蘇南京)作藩王時,“日以酒韬晦”②。

    他死于至順三年八月,年僅二十九歲,“隐虧天倫”的負罪心理和好酒的性情應是損害他健康的重要原因。

    次年,權臣燕鐵木兒也因縱欲過度病死。

    但是,元代政局為天曆之變的慣性所推動,繼續遵循原來的軌道行進六七年之久。

    長期積聚的統治集團的内部矛盾和更為廣泛普遍的社會對抗,促使元代社會進入它的後期。

     ②《元史》卷一八二《謝端傳》。

     ①《經世大典序錄》,《元文類》卷四○。

     ②大:《王可毅曆仕記》,《蒲室集》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