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元朝統治的衰敗與元末農民大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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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元朝統治的衰敗
至正新政
至順四年（1333），妥歡貼睦爾即帝位。
從此，元朝進入元順帝統治的最後36年衰敗時期。
年僅13歲的妥歡貼睦爾，面臨着年複一年造成的積重難返的政治局面：權臣擅權、吏冶腐敗、财政空虛、社會動蕩。
随着年齡的增長，他深感社會危機的嚴重，因而力圖推行新政，實現中興，以擺脫危機。
為了達到這一目的，鏟除權臣伯顔是當務之急。
文宗圖帖穆爾與權臣燕鐵木兒相勾結，一手制造了旺忽察都事件，把兄長明宗和世剌毒死。
文宗臨終前囑咐道：“昔者晃忽叉（即旺忽察都）之事，為朕平生大錯。
朕嘗中夜思之，悔之無及”（權衡《庚申外史》）。
他決意傳位給明宗長子妥歡貼睦爾。
當時權傾天下的燕鐵木兒擔心事情敗露，決定封鎖文宗遺诏，傳位給明宗次子懿磷質班，是為甯宗。
年僅7歲的甯宗在位53天後得病而死。
燕鐵木兒千方百計阻擾妥歡貼睦爾繼位，直到燕鐵木兒病死，妥歡貼睦爾才登基稱帝。
當年翊戴明宗、文宗奪位的伯顔起而代之，拜中書右丞相，進封秦王，在與燕鐵木兒子、左丞相唐其勢争奪權勢的鬥争中取勝。
此後，伯顔“獨秉國鈞，專權自恣，變亂祖宗成憲，虐害天下，漸有奸謀”（《元史·伯顔傳》）。
他的官銜加起來總共達到246字，“勢焰熏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顔而已”（《元史·伯顔傳》）。
伯顔秉政達7年之久。
在當時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銳的形勢下，元朝統治出現了嚴重的動蕩不安。
為了在這種不穩定的社會條件下求得個人權利的絕對穩定，伯顔推行了一系列“變亂祖宗成憲”的政策。
這些政策歸納起來主要有：首先，排斥漢人、南人，加強民族壓迫措施。
他下令禁止漢人、南人習蒙古、色目文字，以阻止他們參與政權機關的管理活動，并于至元元年（1335）宣布廢除科舉，以防止漢人、南人通過科舉入仕。
在中書省内，漢人、南人遭到前所未有的排斥。
至元二年以來，隻有王懋德、許有壬、傅岩起分别擔任過左丞和參知政事，其中許有壬為了争論廢科舉事，丢掉了參知政事的職務。
當至元三年先後爆發廣東朱光卿、河南棒胡起義後，伯顔竟提出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的主張，盡管這一荒謬的建議是無法執行的，但是已暴露出伯顔集團對漢人、南人的仇視和歧視心理。
與此同時，對漢人、南人還實行了禁軍器、刷馬匹等防範措施。
第二，對蒙古統治集團内部的異己者實行排斥、打擊。
伯顔出身蔑兒乞部，該部曾被鐵木真擊敗，部衆大多被俘為奴，故伯顔幼時曾為剡王徹徹秃家奴。
剡王徹徹秃為憲宗蒙哥第三子玉龍答失之孫，立有軍功，地位顯赫。
伯顔擅權，剡王自然是他的障礙，但伯顔每見到剡王仍呼之為“使長”。
“伯顔至是怒曰：&lsquo我為太師，位極人臣，豈容猶有使長耶！&rsquo遂奏剡王謀為不軌，殺剡王并王子數人。
”（《庚申外史》）妥歡貼睦爾不準殺剡王，伯顔強行傳旨行刑。
世祖忽必烈第九子脫歡之孫宣讓王帖木兒不花和威順王寬徹普化，也被伯顔矯旨貶斥。
第三，濫發紙币，大肆斂财。
至元三年（1337）發行紙币75萬錠，比順帝即位前一年的至順三年（1332）增加50％以上。
伯顔把大量錢财攫為己有，僅得賜田一項就達1萬多頃。
所以，時人說：“天下貢賦多入伯顔家”（《庚申外史》）。
後來伯顔被貶，有人題詩于壁雲：“百千萬錠猶嫌少，垛積金銀北鬥邊，可惜太師無運智，不将些子到黃泉。
”①由于伯顔倒行逆施，使整個社會動蕩不安，湖廣、四川、江西、江浙等行省農民起義和少數民族起義連綿不斷。
至元三年（1337）正月，廣州增城縣民朱光卿發動起義，石昆山、鐘大明率衆響應，稱“大金國”，改元“赤符”；四月，歸善縣民聶秀卿、譚景山私造軍器，以宗教為号召，拜戴甲為定光佛，并與朱光卿聯合，朱光卿雖被鎮壓，但其餘部一直活動了三年之久。
與此同時，河南汝甯信陽州爆發棒胡起義。
棒胡本名閏兒，因好使棒，人稱“棒胡”，與其徒百餘，“以燒香惑衆，妄造妖言作亂，焚陳州，屯營于杏崗”（《元史·順帝紀二》）。
他們顯然是白蓮教徒。
以後，又有胡山花、辘軸李、棒張等起兵響應，直到次年四月棒胡等被俘殺，起義才失敗。
同年，四川合州大足縣有韓法師起義。
至元四年（1338）六月，福建漳州路南勝縣李志甫領導畲民起義；江西袁州（今宜春）爆發彭瑩玉及其徒周子旺起義，子旺稱周王，改國号，旋被鎮壓。
至元五年十一月還發生了河南省台掾史範孟等假傳聖旨、殺行省平章月魯帖木兒等人、自稱河南都元帥的事件，受牽連者以千百計。
至元六年二月，伯顔的侄兒脫脫在妥歡貼睦爾支持下發動政變，伯顔被貶至南恩州陽春縣（今屬廣東），病死于龍興路（治今江西南昌）驿舍。
清除伯顔是符合當時社會發展要求的。
自元朝建立以來，附會“漢法”與抵制“漢法”在蒙古統治集團内部雖然一直存在着尖銳的矛盾，但推行“漢法”已是不可逆轉的社會潮流。
伯顔擅權以來，排斥漢人，廢除科舉，采取民族壓迫政策，是元朝後期一場罕見的抵制“漢法”運動，顯然是逆社會潮流而動的不得人心的舉動。
脫脫的政變是得人心的，人們稱此舉為“拔去大憝，如剔朽蠹”①。
伯顔被逐後，妥歡貼睦爾命脫脫之父馬劄兒台為太師、中書右丞相，脫①陶宗儀：《辍耕錄》卷二七《譏伯顔太師》。
①楊維祯：《楊公神道碑》，《東維子文集》卷二四。
脫為知樞密院事，也先帖木兒為禦史大夫。
馬劄兒台熱衷于經商斂财，半年後下台。
至元六年十一月，脫脫出任中書右丞相。
當時“天子圖治之意甚切”（《元史·蘇天爵傳》），把大權交給脫脫，脫脫立即大刀闊斧地廢除伯顔“舊政”，推行一系列新政，史稱“更化”②。
主要措施有：第一，恢複科舉取士制。
脫脫任相後僅一個多月，即恢複科舉制度。
這一措施對于籠絡漢族士大夫、消除伯顔排儒帶來的民族隔閡心理有一定作用。
脫脫又大興國子監，蒙古、色目、漢人三監生員，達到三千餘人。
第二，置宣文閣，開經筵，遴選儒臣以進講。
文宗時置奎章閣，一時精英荟萃，文采煥然。
文宗卒後，奎章閣無人顧問，文士四散。
脫脫上台後，改奎章閣為宣文閣，主要用作宮廷教育，在翻譯古籍、編撰史書等方面起了不小作用。
脫脫又選儒臣歐陽玄、李好文、黃溍、許有壬四人進講。
至正九年（1349）冬，宣文閣改為端本堂。
第三，恢複太廟四時祭及其他禮儀制度。
第四，調整蒙古統治集團的内部關系。
正式為剡王徹徹秃昭雪；召還宣讓王貼木兒不花、威順王寬徹普化，使返回所屬領地；功臣博爾術四世孫阿魯圖正廣平王之位。
第五，開馬禁、減鹽額、蠲逋負，減輕對人民的控制與剝削。
如減鹽額方面，河間鹽場自至正二年（1342）起，免餘鹽3萬引；兩浙鹽場自至正三年起，額鹽量減少10萬引；福建鹽場自至正三年起，免餘鹽3萬引。
另外，對地方官提出六條标準，制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備者減一資，三事備者平遷，六事俱不備者降一等”（《元史·順帝紀四》）。
第六，修撰遼、金、宋三史。
自至正三年四月起修，至四年三月完成《遼史》，四年十一月完成《金史》，五年十月完成《宋史》。
《金史》、《宋史》成書時脫脫已辭去相位，但脫脫在決定三史“各與正統，各系年号”的編史方針和籌措資金、組織班子方面其功不可沒。
自從脫脫在妥歡貼睦爾支持下推行新政以來，元朝統治集團的主要人物作風大有改變。
妥歡貼睦爾用心攻讀聖賢書，裁減宮女、宦官，節省禦膳、禦裝，關心政治，常在宣文閣與大臣商談國事。
廣大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知識分子因受到重用，多“知無不言，言無顧忌”（《元史·蘇天爵傳》），歡呼“至正賓興郡國賢，威儀重見甲寅①前”②，準備在“至正中興”中一顯身手。
脫脫因為推行“更化”政策，朝政為之一新，“中外翕然稱為賢相”（《元史·脫脫傳》）。
至正四年五月，脫脫辭相。
由博爾術四世孫阿魯圖出任右丞相；七年正月由别兒怯不花任右丞相；當年十二月，朵兒隻任右丞相；九年閏七月，脫脫複相。
其間共5年多，妥歡貼睦爾仍有勵精圖治之志，②黃溍：《史公神道碑》，《黃金華集》卷二六。
①指延祐元年，是年首次開科。
②歐陽玄：《試院倡唱》，《圭齋集》卷二。
也繼續推行一些新政，但從整體來說，元朝的政治腐敗已不可挽救，加之天災頻仍，人民起義愈益強烈，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
這段時間内，妥歡貼睦爾起用的三相能力較差，威望遠不如脫脫。
故新政大多由妥歡貼睦爾親自過問。
這段時期内推行的新政主要有：第一，頒行《至正條格》。
自英宗頒布《大元通制》以來，二十餘年間一直未曾修訂過新的法律，“以緻諸人罪狀，議拟有輕重之殊。
..每罰一辜，或斷一事，有司引用，不能偏舉。
..事至于斯，深為不便”③。
故妥歡貼睦爾命平章政事阿吉剌監修新律，于至正五年十一月成，賜名《至正條格》。
第二，定薦舉守令法。
妥歡貼睦爾深知當時官吏素質下降，因而制定新法，凡選轉某人為官，他都親自過問，予以審查，意欲選拔一些無劣迹的清廉之士為地方官。
第三，遣奉使巡行天下。
至正五年十月下诏曰：“遣官分道奉使宣撫，布朕德意，詢民疾苦，疏滌冤滞，蠲除煩苛。
體察官吏賢否，明加黜陟，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職申請，五品以下就便處決。
民間一切興利除害之事，悉聽舉行”（《元史·順帝紀四》）。
于是調遣大批高級官員分巡全國各道，意圖改變貪官污吏狀況，開創廉政建設新局面，“然奉使者，類皆脂韋貪濁，多非其人。
惟四川一道，得王士熙（即王守誠）、武子春（即武琪），稍振紀綱，餘皆鼓吹而已”（《庚申外史》）。
第四，舉逸隐士，沙汰僧尼。
推行新政以來，朝廷頗感人才缺乏。
在修撰三史和奉使巡行天下時，注意采訪山林遺逸，推薦到京任職。
“隐士無求于朝廷，而朝廷有求于隐士”（《庚申外史》），成為當時的名言。
自後至元末到至正九年脫脫複相的近9年時間内，妥歡貼睦爾勵精圖治，大有中興之意。
其中前4年由脫脫主持更化政策，主要是廢除伯顔舊政，調整與漢族地主階級的關系，鞏固蒙古統治集團内部的團結，加強文治，這一目的基本上達到了；後5年主要由妥歡貼睦爾親政，新政的内容主要是完善法制、加強廉政、選拔人才，這一目的基本上沒有達到。
綜觀至正新政的内容，基本上沒有觸及遏制土地兼并、解決财政危機等更尖銳的問題。
即使至正新政全部成功地推行了，也改變不了元朝整個政治肌體敗壞、大廈将傾的局面，更不可能出現一個“中興”的奇迹。
開河與變鈔至正新政沒有解決社會危機。
妥歡貼睦爾不得不于至正九年（1349）閏九月召回脫脫，命他複為中書右丞相。
脫脫重新執政後，面臨着一大堆極其棘手的問題。
至正四年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北決白茅堤（今河南蘭考東北）、金堤。
沿河郡邑，如濟甯路（治今山東巨野）的單州（今山東單縣）、③蘇天爵：《乞續編通制》，《滋溪文稿》卷二六。
虞城（今河南虞城北）、砀山（今屬安徽）、金鄉（今屬山東）、魚台（今山東魚台西）、豐（今江蘇豐縣）、沛（今江蘇沛縣）、任城（今山東濟甯）、嘉祥（今屬山東），曹州（今山東菏澤）的定陶（今屬山東）、楚丘（今山東曹縣東南）、成武（今屬山東），大名路（治今河北大名南）的東明（今山東東明東南），東平路（治今山東東平）的汶上（今屬山東）等州縣均遭水患。
黃河泛濫如此嚴重，受害地區如此之廣闊，是河患史上所罕見的。
更由于政府沒有采取果斷治河措施，水勢不斷北侵。
到至正八年正月，河水又決，先是淹沒濟甯路，繼而北侵安山（今山東東平西），彙入運河，延袤濟南、河間，不僅運河有中斷之勢，而且河間、山東兩鹽運司所屬幾十個鹽場也有淹沒的危險。
大都賴以生存的糧食和生活用品，元朝财政收入的重要來源鹽稅，将會急遽減少。
更為嚴重的是，河患加劇了社會的動蕩不安。
河南、山東等河泛區“所在盜起，蓋由歲饑民貧”，大批流民湧入長江下遊，“沿河盜起，剽掠無忌，有司莫能禁”。
全國其他地區的農民起義和少數民族起義也是此起彼伏，其中山東私鹽販郭火你赤起義，福建汀州連城縣羅天麟、陳積萬起義，湖南吳天保領導的瑤民起義，台州黃岩鹽販方國珍起義，遼東女真人鎖火奴和兀顔撥魯歡反元，雲南死可伐起義等影響最大。
監察禦史張祯驚呼：“災異疊見，盜賊蜂起..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元史·順帝紀四》）。
妥歡貼睦爾曾制定《守令黜陟之法》和《薦舉守令法》，又遣奉使巡行天下，意欲改變官貪吏污的狀況。
結果收效甚微，貪污、賄賂之風随着社會矛盾的尖銳更加嚴重。
朝廷像哈麻這類奸臣，“自藩王戚裡，皆遺賂之”（《元史·哈麻傳》）。
地方官更是天高皇帝遠，其向民征錢，各有名目，有所謂拜見錢、撒花錢、追節錢、生日錢、常例錢、人情錢、赍發錢、公事錢等等①。
就是号稱清廉的廉訪司官員，也是聲名狼藉。
至元八年十月，禦史台承認：“近年以來，江南各道廉訪司書史奏差，間有不務守慎，恣尚貪饕，..滋長奸惡，廢壞紀綱。
若不嚴為立法，無以效勸将來。
”②民間甚至作詩嘲笑廉訪司官員：“解賊一金并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
金鼓看來都一樣，官扔穗賊不争多。
”時人葉子奇說：“及元之将亂，上下諸司，其濫愈甚。
”③賦役沉重且不均，這是造成廣大人民不滿的重要原因。
此類情況，江南尤其嚴重。
福州崇安共有50都，納官糧6000石，“其大家以五十餘家而兼五千石，細民以四百餘家而合一千石。
大家之田，連跨數郡，而細民之糧僅升合。
有司常以四百之細民配五十大家之役，故貧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元史·鄒伯顔傳》）。
福州也是役法不均，官府常常“聚數百人于庭，鞭笞拷①葉子奇：《草木子》卷四下《雜俎篇》。
②《南台備要》，《永樂大典》卷二六一○。
③《草木子》卷四上《談薮篇》。
掠，責成于一二日之間，吏巧法與豪猾表裡，貧民受抑無訴”①。
浙西則以賦稅重而聞名。
至正間，平江路長洲縣（今江蘇蘇州）“地下水悍，歲賦五十萬碩，民避其役，不啻如猛虎”②。
廣大農民的極度貧困，是促使元末農民起義爆發的根本原因。
面對這瘡痍滿目的社會，其實是沒有任何靈丹妙方可以把它治理好的。
黃河聽其泛濫，鈔法任其混亂，社會危機勢必加深，人民起義遲早會如同烈火一般燃起；立即開河變鈔，解決财政危機，使災民重返家園，在脫脫看來這是擺脫危機的唯一良策。
但脫脫對人民群衆對元朝統治的極度不滿估計不足，更不會估計到開河變鈔成為農民起義的導火線。
變更鈔法的原因，一是國庫嚴重空虛，入不敷出。
世祖至元後期以來，财政漸見拮據，因而紙币發行量猛增。
大德以來，開始動用紙币準備金；武宗至大時，動用鈔本更為嚴重，又發行至大銀鈔，使之五倍于至元鈔，同時恢複使用銅錢；仁宗即
從此，元朝進入元順帝統治的最後36年衰敗時期。
年僅13歲的妥歡貼睦爾，面臨着年複一年造成的積重難返的政治局面：權臣擅權、吏冶腐敗、财政空虛、社會動蕩。
随着年齡的增長，他深感社會危機的嚴重，因而力圖推行新政，實現中興，以擺脫危機。
為了達到這一目的，鏟除權臣伯顔是當務之急。
文宗圖帖穆爾與權臣燕鐵木兒相勾結，一手制造了旺忽察都事件，把兄長明宗和世剌毒死。
文宗臨終前囑咐道：“昔者晃忽叉（即旺忽察都）之事，為朕平生大錯。
朕嘗中夜思之，悔之無及”（權衡《庚申外史》）。
他決意傳位給明宗長子妥歡貼睦爾。
當時權傾天下的燕鐵木兒擔心事情敗露，決定封鎖文宗遺诏，傳位給明宗次子懿磷質班，是為甯宗。
年僅7歲的甯宗在位53天後得病而死。
燕鐵木兒千方百計阻擾妥歡貼睦爾繼位，直到燕鐵木兒病死，妥歡貼睦爾才登基稱帝。
當年翊戴明宗、文宗奪位的伯顔起而代之，拜中書右丞相，進封秦王，在與燕鐵木兒子、左丞相唐其勢争奪權勢的鬥争中取勝。
此後，伯顔“獨秉國鈞，專權自恣，變亂祖宗成憲，虐害天下，漸有奸謀”（《元史·伯顔傳》）。
他的官銜加起來總共達到246字，“勢焰熏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顔而已”（《元史·伯顔傳》）。
伯顔秉政達7年之久。
在當時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銳的形勢下，元朝統治出現了嚴重的動蕩不安。
為了在這種不穩定的社會條件下求得個人權利的絕對穩定，伯顔推行了一系列“變亂祖宗成憲”的政策。
這些政策歸納起來主要有：首先，排斥漢人、南人，加強民族壓迫措施。
他下令禁止漢人、南人習蒙古、色目文字，以阻止他們參與政權機關的管理活動，并于至元元年（1335）宣布廢除科舉，以防止漢人、南人通過科舉入仕。
在中書省内，漢人、南人遭到前所未有的排斥。
至元二年以來，隻有王懋德、許有壬、傅岩起分别擔任過左丞和參知政事，其中許有壬為了争論廢科舉事，丢掉了參知政事的職務。
當至元三年先後爆發廣東朱光卿、河南棒胡起義後，伯顔竟提出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的主張，盡管這一荒謬的建議是無法執行的，但是已暴露出伯顔集團對漢人、南人的仇視和歧視心理。
與此同時，對漢人、南人還實行了禁軍器、刷馬匹等防範措施。
第二，對蒙古統治集團内部的異己者實行排斥、打擊。
伯顔出身蔑兒乞部，該部曾被鐵木真擊敗，部衆大多被俘為奴，故伯顔幼時曾為剡王徹徹秃家奴。
剡王徹徹秃為憲宗蒙哥第三子玉龍答失之孫，立有軍功，地位顯赫。
伯顔擅權，剡王自然是他的障礙，但伯顔每見到剡王仍呼之為“使長”。
“伯顔至是怒曰：&lsquo我為太師，位極人臣，豈容猶有使長耶！&rsquo遂奏剡王謀為不軌，殺剡王并王子數人。
”（《庚申外史》）妥歡貼睦爾不準殺剡王，伯顔強行傳旨行刑。
世祖忽必烈第九子脫歡之孫宣讓王帖木兒不花和威順王寬徹普化，也被伯顔矯旨貶斥。
第三，濫發紙币，大肆斂财。
至元三年（1337）發行紙币75萬錠，比順帝即位前一年的至順三年（1332）增加50％以上。
伯顔把大量錢财攫為己有，僅得賜田一項就達1萬多頃。
所以，時人說：“天下貢賦多入伯顔家”（《庚申外史》）。
後來伯顔被貶，有人題詩于壁雲：“百千萬錠猶嫌少，垛積金銀北鬥邊，可惜太師無運智，不将些子到黃泉。
”①由于伯顔倒行逆施，使整個社會動蕩不安，湖廣、四川、江西、江浙等行省農民起義和少數民族起義連綿不斷。
至元三年（1337）正月，廣州增城縣民朱光卿發動起義，石昆山、鐘大明率衆響應，稱“大金國”，改元“赤符”；四月，歸善縣民聶秀卿、譚景山私造軍器，以宗教為号召，拜戴甲為定光佛，并與朱光卿聯合，朱光卿雖被鎮壓，但其餘部一直活動了三年之久。
與此同時，河南汝甯信陽州爆發棒胡起義。
棒胡本名閏兒，因好使棒，人稱“棒胡”，與其徒百餘，“以燒香惑衆，妄造妖言作亂，焚陳州，屯營于杏崗”（《元史·順帝紀二》）。
他們顯然是白蓮教徒。
以後，又有胡山花、辘軸李、棒張等起兵響應，直到次年四月棒胡等被俘殺，起義才失敗。
同年，四川合州大足縣有韓法師起義。
至元四年（1338）六月，福建漳州路南勝縣李志甫領導畲民起義；江西袁州（今宜春）爆發彭瑩玉及其徒周子旺起義，子旺稱周王，改國号，旋被鎮壓。
至元五年十一月還發生了河南省台掾史範孟等假傳聖旨、殺行省平章月魯帖木兒等人、自稱河南都元帥的事件，受牽連者以千百計。
至元六年二月，伯顔的侄兒脫脫在妥歡貼睦爾支持下發動政變，伯顔被貶至南恩州陽春縣（今屬廣東），病死于龍興路（治今江西南昌）驿舍。
清除伯顔是符合當時社會發展要求的。
自元朝建立以來，附會“漢法”與抵制“漢法”在蒙古統治集團内部雖然一直存在着尖銳的矛盾，但推行“漢法”已是不可逆轉的社會潮流。
伯顔擅權以來，排斥漢人，廢除科舉，采取民族壓迫政策，是元朝後期一場罕見的抵制“漢法”運動，顯然是逆社會潮流而動的不得人心的舉動。
脫脫的政變是得人心的，人們稱此舉為“拔去大憝，如剔朽蠹”①。
伯顔被逐後，妥歡貼睦爾命脫脫之父馬劄兒台為太師、中書右丞相，脫①陶宗儀：《辍耕錄》卷二七《譏伯顔太師》。
①楊維祯：《楊公神道碑》，《東維子文集》卷二四。
脫為知樞密院事，也先帖木兒為禦史大夫。
馬劄兒台熱衷于經商斂财，半年後下台。
至元六年十一月，脫脫出任中書右丞相。
當時“天子圖治之意甚切”（《元史·蘇天爵傳》），把大權交給脫脫，脫脫立即大刀闊斧地廢除伯顔“舊政”，推行一系列新政，史稱“更化”②。
主要措施有：第一，恢複科舉取士制。
脫脫任相後僅一個多月，即恢複科舉制度。
這一措施對于籠絡漢族士大夫、消除伯顔排儒帶來的民族隔閡心理有一定作用。
脫脫又大興國子監，蒙古、色目、漢人三監生員，達到三千餘人。
第二，置宣文閣，開經筵，遴選儒臣以進講。
文宗時置奎章閣，一時精英荟萃，文采煥然。
文宗卒後，奎章閣無人顧問，文士四散。
脫脫上台後，改奎章閣為宣文閣，主要用作宮廷教育，在翻譯古籍、編撰史書等方面起了不小作用。
脫脫又選儒臣歐陽玄、李好文、黃溍、許有壬四人進講。
至正九年（1349）冬，宣文閣改為端本堂。
第三，恢複太廟四時祭及其他禮儀制度。
第四，調整蒙古統治集團的内部關系。
正式為剡王徹徹秃昭雪；召還宣讓王貼木兒不花、威順王寬徹普化，使返回所屬領地；功臣博爾術四世孫阿魯圖正廣平王之位。
第五，開馬禁、減鹽額、蠲逋負，減輕對人民的控制與剝削。
如減鹽額方面，河間鹽場自至正二年（1342）起，免餘鹽3萬引；兩浙鹽場自至正三年起，額鹽量減少10萬引；福建鹽場自至正三年起，免餘鹽3萬引。
另外，對地方官提出六條标準，制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備者減一資，三事備者平遷，六事俱不備者降一等”（《元史·順帝紀四》）。
第六，修撰遼、金、宋三史。
自至正三年四月起修，至四年三月完成《遼史》，四年十一月完成《金史》，五年十月完成《宋史》。
《金史》、《宋史》成書時脫脫已辭去相位，但脫脫在決定三史“各與正統，各系年号”的編史方針和籌措資金、組織班子方面其功不可沒。
自從脫脫在妥歡貼睦爾支持下推行新政以來，元朝統治集團的主要人物作風大有改變。
妥歡貼睦爾用心攻讀聖賢書，裁減宮女、宦官，節省禦膳、禦裝，關心政治，常在宣文閣與大臣商談國事。
廣大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知識分子因受到重用，多“知無不言，言無顧忌”（《元史·蘇天爵傳》），歡呼“至正賓興郡國賢，威儀重見甲寅①前”②，準備在“至正中興”中一顯身手。
脫脫因為推行“更化”政策，朝政為之一新，“中外翕然稱為賢相”（《元史·脫脫傳》）。
至正四年五月，脫脫辭相。
由博爾術四世孫阿魯圖出任右丞相；七年正月由别兒怯不花任右丞相；當年十二月，朵兒隻任右丞相；九年閏七月，脫脫複相。
其間共5年多，妥歡貼睦爾仍有勵精圖治之志，②黃溍：《史公神道碑》，《黃金華集》卷二六。
①指延祐元年，是年首次開科。
②歐陽玄：《試院倡唱》，《圭齋集》卷二。
也繼續推行一些新政，但從整體來說，元朝的政治腐敗已不可挽救，加之天災頻仍，人民起義愈益強烈，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
這段時間内，妥歡貼睦爾起用的三相能力較差，威望遠不如脫脫。
故新政大多由妥歡貼睦爾親自過問。
這段時期内推行的新政主要有：第一，頒行《至正條格》。
自英宗頒布《大元通制》以來，二十餘年間一直未曾修訂過新的法律，“以緻諸人罪狀，議拟有輕重之殊。
..每罰一辜，或斷一事，有司引用，不能偏舉。
..事至于斯，深為不便”③。
故妥歡貼睦爾命平章政事阿吉剌監修新律，于至正五年十一月成，賜名《至正條格》。
第二，定薦舉守令法。
妥歡貼睦爾深知當時官吏素質下降，因而制定新法，凡選轉某人為官，他都親自過問，予以審查，意欲選拔一些無劣迹的清廉之士為地方官。
第三，遣奉使巡行天下。
至正五年十月下诏曰：“遣官分道奉使宣撫，布朕德意，詢民疾苦，疏滌冤滞，蠲除煩苛。
體察官吏賢否，明加黜陟，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職申請，五品以下就便處決。
民間一切興利除害之事，悉聽舉行”（《元史·順帝紀四》）。
于是調遣大批高級官員分巡全國各道，意圖改變貪官污吏狀況，開創廉政建設新局面，“然奉使者，類皆脂韋貪濁，多非其人。
惟四川一道，得王士熙（即王守誠）、武子春（即武琪），稍振紀綱，餘皆鼓吹而已”（《庚申外史》）。
第四，舉逸隐士，沙汰僧尼。
推行新政以來，朝廷頗感人才缺乏。
在修撰三史和奉使巡行天下時，注意采訪山林遺逸，推薦到京任職。
“隐士無求于朝廷，而朝廷有求于隐士”（《庚申外史》），成為當時的名言。
自後至元末到至正九年脫脫複相的近9年時間内，妥歡貼睦爾勵精圖治，大有中興之意。
其中前4年由脫脫主持更化政策，主要是廢除伯顔舊政，調整與漢族地主階級的關系，鞏固蒙古統治集團内部的團結，加強文治，這一目的基本上達到了；後5年主要由妥歡貼睦爾親政，新政的内容主要是完善法制、加強廉政、選拔人才，這一目的基本上沒有達到。
綜觀至正新政的内容，基本上沒有觸及遏制土地兼并、解決财政危機等更尖銳的問題。
即使至正新政全部成功地推行了，也改變不了元朝整個政治肌體敗壞、大廈将傾的局面，更不可能出現一個“中興”的奇迹。
開河與變鈔至正新政沒有解決社會危機。
妥歡貼睦爾不得不于至正九年（1349）閏九月召回脫脫，命他複為中書右丞相。
脫脫重新執政後，面臨着一大堆極其棘手的問題。
至正四年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北決白茅堤（今河南蘭考東北）、金堤。
沿河郡邑，如濟甯路（治今山東巨野）的單州（今山東單縣）、③蘇天爵：《乞續編通制》，《滋溪文稿》卷二六。
虞城（今河南虞城北）、砀山（今屬安徽）、金鄉（今屬山東）、魚台（今山東魚台西）、豐（今江蘇豐縣）、沛（今江蘇沛縣）、任城（今山東濟甯）、嘉祥（今屬山東），曹州（今山東菏澤）的定陶（今屬山東）、楚丘（今山東曹縣東南）、成武（今屬山東），大名路（治今河北大名南）的東明（今山東東明東南），東平路（治今山東東平）的汶上（今屬山東）等州縣均遭水患。
黃河泛濫如此嚴重，受害地區如此之廣闊，是河患史上所罕見的。
更由于政府沒有采取果斷治河措施，水勢不斷北侵。
到至正八年正月，河水又決，先是淹沒濟甯路，繼而北侵安山（今山東東平西），彙入運河，延袤濟南、河間，不僅運河有中斷之勢，而且河間、山東兩鹽運司所屬幾十個鹽場也有淹沒的危險。
大都賴以生存的糧食和生活用品，元朝财政收入的重要來源鹽稅，将會急遽減少。
更為嚴重的是，河患加劇了社會的動蕩不安。
河南、山東等河泛區“所在盜起，蓋由歲饑民貧”，大批流民湧入長江下遊，“沿河盜起，剽掠無忌，有司莫能禁”。
全國其他地區的農民起義和少數民族起義也是此起彼伏，其中山東私鹽販郭火你赤起義，福建汀州連城縣羅天麟、陳積萬起義，湖南吳天保領導的瑤民起義，台州黃岩鹽販方國珍起義，遼東女真人鎖火奴和兀顔撥魯歡反元，雲南死可伐起義等影響最大。
監察禦史張祯驚呼：“災異疊見，盜賊蜂起..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元史·順帝紀四》）。
妥歡貼睦爾曾制定《守令黜陟之法》和《薦舉守令法》，又遣奉使巡行天下，意欲改變官貪吏污的狀況。
結果收效甚微，貪污、賄賂之風随着社會矛盾的尖銳更加嚴重。
朝廷像哈麻這類奸臣，“自藩王戚裡，皆遺賂之”（《元史·哈麻傳》）。
地方官更是天高皇帝遠，其向民征錢，各有名目，有所謂拜見錢、撒花錢、追節錢、生日錢、常例錢、人情錢、赍發錢、公事錢等等①。
就是号稱清廉的廉訪司官員，也是聲名狼藉。
至元八年十月，禦史台承認：“近年以來，江南各道廉訪司書史奏差，間有不務守慎，恣尚貪饕，..滋長奸惡，廢壞紀綱。
若不嚴為立法，無以效勸将來。
”②民間甚至作詩嘲笑廉訪司官員：“解賊一金并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
金鼓看來都一樣，官扔穗賊不争多。
”時人葉子奇說：“及元之将亂，上下諸司，其濫愈甚。
”③賦役沉重且不均，這是造成廣大人民不滿的重要原因。
此類情況，江南尤其嚴重。
福州崇安共有50都，納官糧6000石，“其大家以五十餘家而兼五千石，細民以四百餘家而合一千石。
大家之田，連跨數郡，而細民之糧僅升合。
有司常以四百之細民配五十大家之役，故貧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元史·鄒伯顔傳》）。
福州也是役法不均，官府常常“聚數百人于庭，鞭笞拷①葉子奇：《草木子》卷四下《雜俎篇》。
②《南台備要》，《永樂大典》卷二六一○。
③《草木子》卷四上《談薮篇》。
掠，責成于一二日之間，吏巧法與豪猾表裡，貧民受抑無訴”①。
浙西則以賦稅重而聞名。
至正間，平江路長洲縣（今江蘇蘇州）“地下水悍，歲賦五十萬碩，民避其役，不啻如猛虎”②。
廣大農民的極度貧困，是促使元末農民起義爆發的根本原因。
面對這瘡痍滿目的社會，其實是沒有任何靈丹妙方可以把它治理好的。
黃河聽其泛濫，鈔法任其混亂，社會危機勢必加深，人民起義遲早會如同烈火一般燃起；立即開河變鈔，解決财政危機，使災民重返家園，在脫脫看來這是擺脫危機的唯一良策。
但脫脫對人民群衆對元朝統治的極度不滿估計不足，更不會估計到開河變鈔成為農民起義的導火線。
變更鈔法的原因，一是國庫嚴重空虛，入不敷出。
世祖至元後期以來，财政漸見拮據，因而紙币發行量猛增。
大德以來，開始動用紙币準備金；武宗至大時，動用鈔本更為嚴重，又發行至大銀鈔，使之五倍于至元鈔，同時恢複使用銅錢；仁宗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