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國外的蒙元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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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mdash藁城董氏》（1986）。
近二十多年，日本又連續出現了許多有成績的蒙元史研究者。
植松正側重于元代法制與江南地區的研究，相繼發表了《關于江南豪民朱清、張瑄&mdash&mdash以其被誅與财産抄沒為中心》（1968）、《彙輯<至元新格>并解說》（1972）、《關于元初江南的征?稅體制》（1974）、《元代條畫考》1&mdash8（1978&mdash1983）、《有關元初法制之一考察》（1981，着重研究其與金制相關者）、《元代江南地方官的任用》等論文，并編制了《元典章年代索引》（1980）。
其《條畫考》彙輯散見于諸書的元政府曆年所頒各類條畫，按時間先後編排，并加說明，為研究元代各項政策法令提供了便于利用的資料。
原山煌的研究領域為蒙古史，主要論文有《北亞遊牧民族史研究之一視點》（1971）、《蒙古狩獵考》（1972）、《關于蒙古遊牧經濟之脆弱性》（1982）以及關于《元朝秘史》版本等問題的研究論文多篇，并編集了一本收錄很全的《元朝秘史有關文獻目錄》。
大島立子主要研究元代政治與諸色戶計，撰有《元朝統治漢族之一考察&mdash&mdash以軍戶為中心》（1971）、《元末農民叛亂的背景&mdash&mdash江北地區的情況》（1977）、《元代戶計與徭役》（1980）、《元代的儒戶》（1981）、《元代湖廣行省的統治&mdash&mdash以對溪洞民的政策為中心》（1985）等論文；最近出版的著作《蒙古之征服王朝》（1992），第一篇綜述元朝前期史和統治機構，第二篇研究了元朝的稅制和諸色戶計中的匠戶、軍戶、儒戶，這一部分是作者多年研究的着力點。
太田彌一郎研究重點也是戶籍與賦役制度，論文有《元代的漢軍戶及其農業生産》（1974）、《元代站戶的形态&mdash&mdash以馬站戶和水站戶為中心》（1977）、《元代之種佃戶》（1979）、《元代之哈剌赤軍與哈剌赤戶&mdash&mdash探馬赤戶之理解》（1981）、《元初之合戶制與課稅戶》等多篇。
池内功對漢人世侯作了更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其系列論文《蒙古經略金國與漢人世侯的形成》1&mdash4（1980&mdash1981）搜集了河北、山東和山西地區四十多家大小“世侯”資料，修訂了愛宕松男所列“世侯分布表”，并一一分析了他們歸降蒙古的方式和在蒙古攻金中的作用。
《李全論》（1977）、《史氏一族與蒙古攻金》（1980）和《阿裡不哥戰争與汪氏一族》（1986）分别考察了三家世侯的不同背景、地位及其與蒙古統治者的關系。
相關論文還有《忽必烈政權的成立與其麾下漢軍》（1984，研究忽必烈建立以漢軍為主的直屬軍的原因以及漢軍在戰勝阿裡不哥中的作用）等。
松田孝一對分封制度作了多項深入的個案研究，利用波斯文史料與漢文史料相比勘，取得了突出成績。
其《蒙古的漢地統治制度&mdash&mdash以分地分民為中心》（1978）、《元朝的分封制&mdash&mdash以安西王事例為中心》（1979）、《旭烈兀的東方領地》、《雲南行省的成立》（1980）諸文研究了蒙古貴族的漢地食邑分封和宗王封藩出鎮制度；《海山之出鎮西北蒙古》（1982）和《滅裡帖木兒及其勢力》（1988）研究了漠北地區鎮邊宗王的權力和阿裡不哥家族受封的蒙古軍民。
杉山正明着眼于大蒙古國的構成&mdash&mdash成吉思汗子弟分封和東西道諸兀魯思的研究，論文有《蒙古帝國之原像&mdash&mdash以成吉思汗一族分封為中心》（1978）、《忽必烈政權與東道三王家》、《豳王出伯及其譜系&mdash&mdash元明史料與波斯文<貴顯世系>的比較研?究》（1982）、《兩支察合台家族》（1983）、《1314年前後之元西境兀魯思劄記》（1987）等多篇。
他在波斯文史料的搜集方面花了很多功夫，以波、漢文史料對勘方法研究蒙古史，故能多有創獲；在本田實信主持的《史集》譯注工作中他起了很大作用。
此項工作的另一重要參加者志茂碩敏專長于伊利汗國史研究，主要論文有《合贊汗政權的核心群》（1979）、《伊利汗國建立後的原“阿塞拜疆軍政府”軍隊》（1980，即拜住所統蒙古鎮戍探馬軍）、《合贊汗死後伊利汗國蒙古諸勢力的消長》（1981）、《伊利汗國的蒙古人》（1984）等篇。
作者利用《史集》、《瓦撒夫史》、《完者都史》、《史集續編》、《史選》、《也裡史》等多種波斯文史籍，非常詳細地論列了來到伊朗的蒙古軍各部萬夫長、千夫長及其後裔在伊利汗國曆史演變中的地位和作用。
研究伊利汗國史的還有北川誠一和井谷鋼造，撰有論述蒙古征服和統治波斯、谷兒隻和魯迷蘇丹國的論文。
加藤和秀在察合台汗國史研究方面很有成績，主要論文有《察合台汗國的建立》（1978）、《怯别與牙撒兀兒&mdash&mdash察合台汗統治體制的确立》（1982）等篇。
研究元代蒙古地區和西域諸兀魯思史的還有：堀江雅明，發表論文《蒙元時代的東道三兀魯思研究序說》（1982）、《帖木格斡赤斤及其子孫》（1985）、《霍格欣德爾碑與宣威軍城址》（1988）；村崗倫，論文《昔裡吉之亂》（1985）、《海都與中亞&mdash&mdash以塔剌思大會為中心》（1988）；福島伸介，論文《關于12&mdash13世紀蒙古社會中的“兀魯黑”&mdash&mdash作為親族構造論之外婚集團分析》（1985）；宇野伸浩，論文《槐因·亦兒堅考&mdash&mdash蒙元朝之森林諸部族》（1985）、《蒙古帝國之斡耳朵》（1988）。
片山共夫對怯薛組織進行了一系列專題研究，發表的成果有怯薛輪番制、怯薛職掌、怯薛與元朝官制、怯薛出身者的門第、昔寶赤、必阇赤、玉典赤和八剌哈赤等各個課題的論文；其他方面的論文有《從阿合馬被暗殺事件看忽必烈朝政治》（1983）、《元代的士人》和《元代的鄉大夫》（1984）。
大葉升一主要研究軍事制度，論文有《元代的侍衛親軍&mdash&mdash以蒙古、色目人軍隊為主體》（1979）、《關于蒙古軍隊的編成》（1980）、《蒙元朝的稱海屯田》（1982）、《元代的探馬赤軍》（1984；又《再論》，1988）、《蒙元朝的軍隊組織&mdash&mdash以指揮系統和編成方法為主》（1986）等多篇。
蓮見節發表有《元朝治下的蒙古地區&mdash&mdash以“所部”、“投下”與“愛馬”為中心》（1980）、《探馬赤考》、《<元秘史>所見之“阿勒斤赤”?與“莽來”》（1982，按：兩詞皆意為“頭哨”）、《蒙古軍的移動與“奧魯”》（1985）、《<史集>左翼軍與木華黎軍的編成問題》（1988）諸?文，研究重點為蒙古軍制。
井戶一公則就侍衛親軍的成立、諸衛的設置、侍衛親軍的構成與軍官問題分别撰文作了論述（1982、1983、1984）。
森田憲司注重利用碑刻資料，撰有《元前期石刻中所見之科舉制度用語》（1982，主要研究“前進士”問題）、《圍繞濟南路教授李庭實考察碑文撰者教官階層》（1983）、《李璮叛亂之前&mdash&mdash根據石刻史料》（1988，此文對《元史》李傳有重要的補正）等文。
西尾賢隆主要研究佛教史，撰有《元代江南統治中的佛教》（1971）、《元代的叢林經營》（1973）、《元代的童行》（1975）、《元代的中峰明本及其道俗》等文。
北村高也發表有這方面文章：《元朝色目人也裡迷失的佛教活動》（1981）、《高麗王王璋之崇佛》（1985）等。
蒙古從本世紀二十年代初開始，蒙古國語言、文學、曆史等學科的研究逐步發展，四十年代以來更有顯著進步。
1926年，劄木揚在車臣部一個永謝布台吉家發現了羅蔔藏丹津的《黃金史》，查姆察蘭諾撰《17世紀的蒙古編年史》一文作了詳細介紹和研究（載《蘇聯東方學研究所著作集》，1936），1937年此書木刻本在烏蘭巴托出版。
這是蒙古研究史上的一項重大發現。
滿、漢文蒙古史料的翻譯工作有組織地進行，先後有《聖武親征錄》、《元史》、《元典章》的蒙文譯本（部分）。
最重要的成績是達木丁蘇隆将《元朝秘史》（根據漢字音寫蒙文，參考俄人柯津轉寫本）譯成了現代蒙文書面語（1947年出版；1957年又以“新文字”即斯拉夫字母蒙文出版），并将見于《黃金史》而《秘史》原本沒有的内容補入相應段落。
達木丁蘇隆是一位傑出史學家和文學家，他還著有《蒙古文學簡史》（1957年出版，已有漢譯本），書中對《秘史》及有關蒙元時代的其他曆史文學作品如《成吉思汗的兩匹駿馬》等作了較詳細評介。
五十年代，蒙古和蘇聯學者合作編著了第一部《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1954年俄文版，1955年蒙文本）。
蒙古方面參加者主要有錫林迪布、達木丁蘇隆、納察克多爾吉、彭楚克諾爾布、普日勒等。
1956年，蒙古、中國、蘇聯聯合發起由三國學者合作編著一部多卷本蒙古通史，先後在烏蘭巴托和莫斯科召開了讨論會，拟定了詳細提綱和分工計劃。
後中、蘇兩國學者沒有參加撰寫，由蒙古國學者于1961至1965年間獨自編纂完成了三卷本《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1966至1969年出版。
第一卷第二部分是蒙古興起迄于十六世紀的蒙古諸部。
納察克多爾吉撰寫了第一篇第二章蒙古封建國家的形成，第三章成吉思汗的征略，第二篇第一章窩闊台時代的蒙古帝國，第三篇第三章元代的蒙古地方，以及第四篇十四至十六世紀的蒙古三章，承擔份量最多。
伊西劄木茨撰寫了第二篇第二章貴由和蒙哥時代的蒙古帝國，第三篇第一章元朝的建立（與達賴合撰），第二章十三世紀後半葉、十四世紀前半葉的元朝，第四章西北三汗國，第五章蒙古帝國的滅亡。
比拉撰寫了第三篇第六章蒙古帝國的對外關系，第七章十三&mdash十四世紀的蒙古文化和第四篇第四章封建割據時代的蒙古文化。
各章作者也就是蒙古國的主要蒙元史專家。
普日勒兼長曆史與考古，着重遼代至元代的研究。
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他進行了一系列重要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包括蘇聯學者吉謝列夫領導的和林城等處發掘），收獲甚豐。
所撰《蒙古境内的遼代城市和居民點》（載《蒙古考古集》，莫斯科，1962），全面介紹了土拉河支流喀魯哈河旁青托羅蓋故城（遼代鎮州）及其東、西二小城，克魯倫河上遊溫都爾汗西之二故城，中遊之巴爾斯和屯一号故城等十餘處遼代城寨遺址，并對照《遼史》等漢文史料作了考證。
這是他五十年代發表的一系列考古報告的總結。
他還撰有《關于克魯倫巴爾斯故城的發掘與研究》（據載為順帝北遷時所建）、《關于蒙古和民主德國聯合考察團的工作》（介紹成吉思汗曲雕阿蘭大斡耳朵的發掘，載《蘇聯考古學》2卷6期）、《契丹人及其與蒙古人的關系》、《蒙古古代及中世紀城鎮簡述》、《成吉思汗石題銘》、《10&mdash11世紀斡難&mdash&mdash怯魯連諸部》、《8&mdash12世紀斡難&mdash&mdash怯魯連蒙古人》等多篇文章。
根據考古和曆史地理調查，他寫了一本《秘史地名考》（1958），其中一些地名的古今勘同頗有參考價值。
納察格多爾吉三十年代末就開始從事蒙古史研究，成果相當豐富，研究領域包括元代至清代各個時期，在檔案資料的發掘和社會制度的研究方面很有建樹。
有關蒙元史的主要論著有《成吉思汗繼承者諸汗時期蒙古帝國的封建分裂》、《論<白史>》、?《蒙古封建制的經濟基礎》、《遊牧封建制度的特點》等多篇，并翻譯過一部分《馬可波羅行記》。
他還與錫林迪布合撰了《喀爾喀史》（1963）。
近年他完成了專著《成吉思汗傳》（1991），正接着進行《忽必烈傳》的撰寫。
伊西劄木茨的研究領域包括外蒙古地區古代從匈奴至蒙元各個階段曆史。
蒙元史方面的主要論著有《論蒙古民族的形成》、《蒙古統一國家的建立和封建制度的形成》、《蒙古封建國家及其形成的條件》等多種。
近年蒙古國正着手重編蒙古通史，這一工作就是由他主持的。
比拉着重蒙古文化史研究，通曉藏文。
著有《蒙古的藏文著作》、《關于公哥朵兒隻<紅史>的幾點評論》、《古代蒙古曆史編纂?學的一些問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曆史科學》等。
最近出版了他的論文集《蒙古曆史、文化和曆史學研究》（東京，1994）。
達賴五十年代曾在北京大學留學，漢文甚好。
他主要從事元代蒙古史研究，著有《蒙古薩滿教簡史》、《<元史>的蒙文翻?譯》、《元代蒙古史的一些問題》、《13&mdash14世紀的蒙漢關系》等多篇。
其專著《13&mdash14世紀的蒙古》（莫斯科俄文版，1983）是他在1973年所著《元代蒙古》的基礎上擴充而成，特點是廣泛利用了漢文史料和中國學者研究成果（約達二百種）。
近年他着手修訂這部著作，以便更多地吸收各國學者特别是中國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語言、曆史學家仁欽精通歐洲語文，五十年代初以來在歐洲刊物上發表了很多論文（主要用法文寫成）。
其有關蒙元史者有《不兒罕哈勒敦名稱釋》、《烏蘭巴托國家博物館藏三方八思巴字銅印》、《漢蒙文蒙哥汗祝福碑考釋》①等，還寫過多篇研究蒙古印章學以及薩滿教的文章。
《秘史》研究受到蒙古國學者特别重視，除老一輩學者達木丁蘇隆外，成績最多者應推嘎丹巴，他從六十年代初以來陸續發表《秘史》的整理、研究成果，引人注目。
1959年在烏蘭巴托召開了第一次國際蒙古研究大會，此後每五年召開一次，并改稱國際蒙古學家大會（1987年第五1992年第六屆大會都有我國學①所謂“蒙哥汗祝福碑”即元憲宗七年外剌部驸馬八立托所立“釋迦院碑記”，系1955年蒙古學者那木南多爾吉發現并著文作了初步研究，同時達木丁蘇隆亦撰文進行考釋。
此碑現存蒙古國家博物館。
者參加）。
蒙古史是會議的主要議題，對蒙古國和世界各國的蒙元史研究和學術交流都起了推動作用。
大會秘書處編輯的《國際蒙古研究通報》，刊登各國學者的論文和研究動态報導，現已出版了10期。
其他國家匈牙利從十八世紀開始就有許多學者熱心于研究匈牙利部落的東方起源，至今不衰。
他們多着重匈語與蒙古語、突厥語的比較研究，取得了可觀成績。
本世紀出了一位卓有成就的東方學家李蓋提（L.Ligeti，1902&mdash1987），把該國的東方學、特别是蒙古語言、曆史研究提高到先進水平。
1928&mdash1930年間，他在蒙古（長城&mdash&mdash戈壁間）訪問，住喇嘛廟，深入研究了南部和東部蒙古語言，并搜集了大量蒙、滿、藏、漢文寫本（後贈與匈牙利科學院圖書館）。
1936年旅行阿富汗，找到并研究了當地的蒙古人及其語言。
1939年他創立了布達佩斯大學内陸亞洲講座，第一個開設了蒙、藏文課程；後又創辦《匈牙利科學院東方學報》（ActaOrientalia），該刊成為國際東方學核心期刊之一；并編輯出版《匈牙利東方叢書》。
李蓋提的最大貢獻是蒙元時期蒙文文獻的整理、翻譯與研究。
1962年他完成并出版了《蒙古秘史》的匈文譯注本；其後編刊系列《蒙古語文獻叢書》，其中有他的《蒙古秘史》拉丁字轉寫本（1971）、《八思巴字文獻》（1972）及《索引》（1973）、《前古典文獻（畏兀字）》（1972）、《編入羅蔔藏丹津<黃金史>中的<蒙古秘史>畏兀字原文》（拉丁字轉寫，1974）等多種。
他還撰有《元文宗的蒙古名字》（《通報》，1930）、《蒙文<薩迦格言>：一件中世蒙文文獻》（1948）、《評韓百詩<元史諸王表譯注>》（《東方學報》，1955）、《八思巴字<百家姓>》（同上，1956）、《八思巴字<薩迦格言>殘頁》（同上，1964）、《乞剌可思書中的蒙古詞彙》（同上，1965）、《<秘史>中的祖先獻祭》（同上，1973）等多篇論文。
李蓋提的學生有幾位在蒙古學上也很有成就。
貝塞（L.Bese，1926&mdash1988）擅長蒙古語，特别是喀爾喀和布裡亞特方言研究，并撰有《關于古代蒙古人名》（《蒙古研究》，1974）。
他晚年從事于《秘史》中的人名和部落名研究，據悉其著作即将出版。
羅納·塔思（A.Rona-Tas）在塞格德創立了阿爾泰研究講座，發表過很多篇關于阿爾泰系語言、宗教、社會生活等方面的論文；其主要著作有《西藏&mdash蒙古研究：蒙古的藏語借詞和古藏語方言的發展》（1966）等。
卡拉（G.Kara）繼承其師的布達佩斯大學内亞研究講座并兼任匈牙利科學院阿爾泰研究室主任，研究領域頗寬，主要在語言方面，其契丹、女真語研究的論著水平頗高；有關蒙元史的論文有《雲南王阿魯的蒙古文碑銘》（《東方學報》，1964）等篇。
烏萊·克哈爾米（K.Uray-Kohalmi）開始從事蒙古武器史研究，後轉向曆史民族學、民俗與神話研究，她的《與<蒙古秘史>民族學内容相似的西伯利亞情況》（《蒙古研?究》，1970）、《草原遊牧民武器裝備的曆史分期》（同上，1974）等論文都涉及蒙元史。
此外，勞林茨（L.Lorincz）着重蒙古小說、民間故事（主要是《格薩爾》）研究，涉及蒙元史者有《<蒙古秘史>?中的曆史叙事詩》（《14屆國際阿爾泰學常會論文》，1975）等文。
他還寫過一本《蒙古史》，初用匈牙利文，後譯為法文。
瓦沙裡（I.Vasary）的《金帳汗國》一書（布達佩斯，1986）對文化、蒙古軍隊、國家和社會作了全面考察，精彩之處是提供了關于蒙古法與伊斯蘭法、蒙古與突厥習慣法并存的重要資料（這是作者專長的領域）。
但書用很少人能讀的匈文寫成，又無注釋及文獻目錄，是很大缺陷。
波蘭傑出的東方學家科特維奇（W.Kotwicz，1872&mdash1944）在蒙元時期史研究上有很多貢獻。
他于上世紀末彼得堡大學東方學系畢業後，長期在俄國擔任東方事務官職和彼得堡大學教職，講授蒙、滿語并從事研究。
1923年轉到波蘭的大學任教，開設蒙、滿語及中亞遊牧民族史課程；同年出任波蘭東方學會會長（直到去世），後又任該會《東方學報》主編（1927&mdash1939）。
有關論著主要有：《蒙古與畏兀兒關系的一些新資料》（《東方學報》2，1924），《關于<元朝秘史>的版本》（俄《亞洲博物館東方學?部紀要》，1925），《額爾德尼召的蒙古碑銘》（俄《人類學與人種學博物館論文集》5，1925），《雷慕沙發現的波斯伊利汗信件旁注》，《再談波斯伊利汗信件中的一些詞》（原載1933、1936年《東方文叢》4、10，重刊于《東方學報》16，1950），《阿爾泰研究叢稿》（“關于驿傳的名稱”，“關于突厥、蒙古、滿族之稱号”兩則，載《東方學報》12，1936）等。
科特維奇的學生列維茨基（M.Lewicki，1908&mdash1955）專注于八思巴字與古代蒙古語研究，所著《方體字蒙文碑銘》（1937）、《14世紀漢字譯寫的蒙古語：<華夷譯語>研究》（1949）和《突厥語與蒙古語研究》（《東方學報》15，1949。
突厥&mdash蒙古若幹詞語的比較研究）都具有很高的學術水平，惜英年早逝。
其學生卡魯任斯基（S.Kaluzynski）在蒙古語研究方面也有很好成績，并出版了《蒙古秘史》的波蘭文譯本（1970）。
捷克本世紀出了兩位著名的東方學家：卡爾·雅恩（KarlJahn）和普哈（P.Poueha）。
雅恩（1906&mdash1985）在其故國和德國、荷蘭、奧地利等國都工作過，長期擔任維也納大學東方研究所教授，國際性東方學期刊《中亞雜志》主編。
他精通波斯、阿拉伯和突厥語，最大的貢獻是《史集》的校勘和譯注，先後出版了這部最重要波斯文史籍幾個部分的校勘本和譯本：《合贊汗傳》原文集校本和德文序言（倫敦，1940）、《阿八哈汗至乞合都汗傳》原文校勘本和德文摘要、索引（布拉格，1941；海牙，1957）、《拂朗史》原文校勘和法譯本（萊頓，1951）、《印度史》原文影印本連同其所撰有關論文（海牙，1965）、《烏古思史》刊本（維也納，1969）、《中國史》刊本（維也納，1971）。
此外，他還發表有《伊朗的紙币：蒙古時代伊朗文化史、經濟史之一研究》（捷《東方學》，1938）、《關于怯失迷兒和蒙古人的劄記》（《中亞雜志》，1956）、《Kamalashri&mdash&mdash拉施都丁的“佛之生平與教言”：蒙古時期佛教的一種史料》（同上）、《關于蒙古人世系的一個印度傳說》（Charisteria，1956）、《關于伊朗蒙古史波斯文史料之一研究》（《第五屆國際阿爾泰研究常會論文》，1963）、《拉施都丁對中國文化的一些觀念》（《中亞研究》，1970）等多篇富有學術價值的論文。
普哈（1906&mdash1986）從1948年起一直在東方學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到退休（1970），并在查裡斯大學開設講座，在布拉格外語研究所講授蒙、藏文。
1955年到蒙古進行了學術考察，他的研究領域包括印度學、藏學和蒙古學，尤以蒙古學方面的成就最大，特别表現在對《蒙古秘史》的研究。
這方面的主要論文有：《成吉思汗的譜系》（《亞洲研究》，1954）、《<蒙古秘史>中的音節重複、頭韻、詞源和古蒙古部落名稱》、《唐兀人阿沙敢不》、《<蒙古秘史>中的兩個地名》（以上三篇均載《中亞雜志》，1955），《馬劄兒、馬答撒裡、馬察羅亦&mdash&mdash<蒙古秘史>之一考釋》（匈《東方學報》，1955）、《内陸亞洲的紀年法》（《中亞雜志》，1962。
包括有一張西藏、古突厥、印度和蒙古曆法的對應表》，《作為14世紀蒙文詩的居庸關兩段蒙文碑銘》（同上，1963）、《論第一部蒙古法典的内容與重建》（《蒙古研究》，1970）等。
其代表作《<蒙古秘史>叢考》（布拉格，1956）就古代蒙古各類名稱及其詞源、成吉思汗的譜系、蒙古軍隊組織與戰術、日常生活和社會組織、十三世紀蒙古文化特别是《秘史》中的韻文，以及《秘史》作者（認為是失吉忽秃忽）和原文（認為最初用漢文寫成）等問題分别作了讨論，這是他研究《秘史》的總結性著作。
同年還出版了他的《秘史》捷文譯本。
芬蘭十九世紀前期卡思特倫（M.A.Castren）開始研究蒙古（布裡雅特）語言和宗教。
本世紀前期出了位卓越的東方學家蘭史鐵（G.J.Ramstedt，1873&mdash1950），1898至1912年間，他三次到蒙古作學術考察，收集了不少古代資料，特别重要的是發現了突厥文《回鹘英武威遠毗伽可汗碑》（即磨延啜碑）和《九姓回鹘愛登裡羅汨沒密施合毗伽可汗碑》，同時期還考察了阿富汗和伏爾加河蒙古人。
1906年起在赫爾辛基大學任教（其間1919&mdash1929年出任駐日本外交官），開設古蒙古語等課程。
蘭氏的最大貢獻是阿爾泰系諸語尤其古突厥&mdash&mdash蒙古語的比較研究，著作宏富。
與蒙元史有關的論文主要有《吐魯番出土的蒙文信件》（1909）、《蒙古文方體字殘片》（《芬-烏格爾學會雜志》，1911）、《蒙古時代的聶恩脫裡教遺迹》（1934年在芬蘭東方學會的講演，發表于《芬-烏格爾學會雜志》，1951）、《古代突厥與蒙古稱号》（1939年在芬-烏格爾學會的講演，發表于同上雜志）等篇。
所編大型《卡爾梅克詞典》和《蒙古語詞源字典》（1935）對蒙元史研究者也是很有用的工具書。
蘭史鐵的學生阿爾托（PentiAalto，1917生）出色地繼承了其師的事業，1950年獲博士學位後一直在赫爾辛基大學任教；1958年起任比較語言學教授，主要為梵語和印-歐語言學，但也以很多精力從事阿爾泰系諸語特别是蒙古語研究。
整理編輯老師遺著（三卷本巨著《阿爾泰語言學導論》、《卡爾梅克民歌集》等多種）是他的一大貢獻。
他本人的著述也很豐富。
從四十年代起就開始研究《秘史》，發表有《<元朝秘史>研究史略述》（《芬-烏?格爾學會雜志》，1951）等文，并完成了《秘史》的芬蘭文譯本（未刊）。
其他有關蒙元史的論文主要有《曼納海姆所得蒙文方體字殘頁》（《東方研究》，1952。
本文最早發現此件木刻八思巴字蒙文殘頁是《薩迦格言》的第一頁左下角，并指出這一殘頁首次證明了元代八思巴字用于印刷）、《蒙文方體字〈薩迦格言〉的第二張殘頁》（《芬-烏格爾學會雜志》，1954）、《成吉思汗的名号與印玺》（匈《東方學報》，1963）等多篇。
丹麥1893年，哥本哈根大學教授陶木生（V.Thomsen，1812&mdash1927） 以解讀通古突厥文碑文的劃時代成就奠定了丹麥東方學的國際地位。
其後，格倫貝克（KaareGronbech，1901&mdash1957）從事突厥學、蒙古學研究，有不少重要著述。
他曾參加1938&mdash1939年的蒙古考察。
長期擔任哥本哈根大學教授，開設蒙古語等課程，與他的學生克魯格（美國學者）合著了一部《古典（書面）蒙古語導論》（1955）。
意大利三十年代，由傑出藏學家杜齊（G.Tucci，1894&mdash1984）發起創建了意大利中東遠東研究院，杜齊擔任副院長、院長，先後創辦研究院院刊《亞洲研究》（Asiatica，1935&mdash1943）、《東方和西方》（1950&mdash1978）并擔任主編；從1950起又主持編輯出版《羅馬東方叢書》。
中東遠東研究院及其刊物、叢書成為意大利東方學的中心機構和園地。
杜齊的藏學論著達百餘種，成就之大無與倫比。
所撰西藏宗教與曆史的著述中有不少涉及蒙元史的内容，尤其是其三卷本巨著《西藏畫卷》（羅馬，1949），收入了許多種重要藏文史料，包括沙魯寺12件元代文書（原文與英譯）、《薩迦世系》、《沙魯世系》、《如意寶樹》等等（英文摘譯）；第一卷開頭就是一篇很長的《13至18世紀中部西藏簡史》，對元代西藏有較詳細論述。
杜齊的學生畢達克（L.Petech）也是著名藏學家，他在蒙元史尤其是元代西藏史研究方面有更多成績。
他曾對蒙元朝與西方的關系作過研究，撰有《赴蒙古汗廷的教皇使者卡爾平尼》（《東方與西方》，1955）、《蒙古帝國的意大利商人》（《亞洲雜志》，1962）。
1978年在“10&mdash13世紀東亞多國關系”學術讨論會上提出了長篇論文《西藏與宋和蒙古的關系》（收入羅沙比編的會議論文集ChinaAmongEquals，加州大學出版社，1983），從此對元代西藏史研究産生了濃厚興趣，連續發表《元代中國的藏族政治家桑哥》（匈《東方學報》，1980。
此文最早據《漢藏史集》資料指出桑哥出身于藏族噶瑪洛部落）、《蒙古在西藏的括戶》（《紀念黎吉生西藏研究文集》，1980）、《西藏邊境地區的元朝機構》（H.Uebach編《西藏研究》，慕尼黑，1988）、《元代關聯西藏的諸王》（T.Skorupski編《印度-西藏研究》，1990）等論文。
1990年出版的專著《中部西藏與蒙古人》（《羅馬東方叢書》第65種）是他這方面研究的總結性成果。
此書對蒙元朝統一西藏的經過（元與薩迦關系的建立）、統治制度（宣政院、帝師、行政機構、本欽、括戶、賦稅、萬戶、驿站）和薩迦權力的興衰等作了全面考述，其最大價值是利用了大量藏文史料，包括意大利中東遠東研究院圖書館所藏的數種木刻本和手稿。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遠東系教授羅意果（IgordeRach·wiltz，）是目前國外蒙元史研究成果最豐碩、貢獻最突出的專家之一。
他兼精蒙、漢語文和曆史，善用語言比較方法。
1961年以《13世紀蒙漢文化的接觸&mdash&mdash耶律楚材研究》獲澳國立大學博士學位，此後一直以蒙元前期史為主要研究方向，研究重點之一是漢蒙文化接觸的相互影響與演變，其耶律楚材研究，尤其是長篇論文《蒙元早期華北人物述略》（《東方經濟史社會史雜志》，1966）可視為這方面的優秀代表作。
此文全面、深入地考察了蒙金戰争期間契丹、女真、漢人士大夫（官僚、士人、宗教首領等類）和地方武裝頭目的背景、動向以及他們在蒙古滅金和統治華北中的作用，有許多很有見地的中肯論析。
他還完成了耶律楚材《西遊錄》的英文譯注本，注釋很詳細。
另一個研究重點是《元朝秘史》和早期蒙古國家。
1965年他就寫過一篇《蒙古秘史年代考》（載《華裔學志》），1971年起連續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遠東史集刊》上發表其《秘史》英文譯注，至1985年刊載完畢。
其注釋兼顧曆史和語言，最突出的特點是廣泛吸收各國（包括中國）學者的有關研究成果，不啻為讀者提供了一份詳細的研究文獻目錄。
1972年出版了《秘史》的拉丁字轉寫和用計算機做出的最全索引，極便讀者。
這方面的重要論文有《論成吉思汗帝國的思想基礎》（《遠東史集刊》，1973）、《罕、合罕和貴田印玺》以及近年發表的《成吉思汗/合罕稱号再探》（《慶祝鮑培教授九十壽辰論文集》，1989）等。
《再探》一文回顧了前人關于成吉思汗稱号的各種解釋，最後根據新獲得的語言學證據，即九至十世紀的一件葉尼塞古突厥文墓銘中的Cingis一詞（法國學者巴津于1985年才确定了此詞的正确讀法），證明“成吉思”之号來自這個突厥詞，意為“兇猛的”、“強碩的”、“堅固的”；在讨論“合罕”一詞時，羅氏詳細引述了伯希和未刊手稿《14世紀的一部阿拉伯&mdash蒙古詞彙和一部漢蒙詞彙》中有關此詞的注釋及其他論著中的論述，将伯希和的見解概括為六點，作了評介。
此外，他主編的《金元人文集傳記資料索引》（3卷，1970&mdash1979），除文集外還收羅了元代政典、别史、遊記、方志、金石、釋道史著等類書，較前人同類索引書更為齊備。
他與蕭啟慶、陳學霖共同編撰（并邀約其他學者參加撰稿）的《元人傳記》（YuanPersonalities），陸續在《遠東史集刊》刊出，第一部分（成吉思汗至忽必烈時期）已完成出版。
由于蒙元史學科的世界性特點，很多國家都有學者從事研究。
如伊朗學者對波斯文史料和伊利汗國史的整理與研究，阿拉伯國家學者對阿拉伯文史料和蒙古與阿拉伯世界關系的研究，印度學者對蒙古帝國前期入侵印度諸役以及察合台汗國、伊利汗國與印度關系的研究，朝鮮、越南、緬甸、印尼等國學者對蒙元朝與本國關系的研究，都各有特色。
韓國資深學者高柄翊撰有《14世紀高麗&mdash蒙古關系的一個方面》（第一次亞洲曆史學家國際會議論文，1960）、《伊斯蘭教徒與元代社會》（《曆史學報》，1961）、《蒙古&mdash高麗之兄弟同盟的性質》（《白山學報》、1969）、《13世紀蒙古征服與統治的模式》（第三次東亞阿爾泰學會議論文，1970）等論文。
金浩東是專長内陸亞洲史研究的中年學者，在漢城大學東洋史學研究室編的多卷本《講座中國史》第三卷（1989）中撰寫了《蒙古帝國的形成與發展》一章，并撰有《前期蒙古汗國的繼承鬥争與部族政治的特征》（《東洋史學研究》，1990）等文。
中年學者李玠奭專事蒙元史研究，撰有《元代儒戶之一考察》（《東洋史學研究》，1982）、《元好問士大夫意識之一考察》（《高柄翊先生問甲紀念史學論叢》，1984）、《蒙古帝國成立期之商業一考》（慶北史學》，1986）《郭畀〈雲山日記〉之一考察》（同上，1991）等文。
加拿大的蒙古研究者于1975年創辦了加&mdash蒙學會的蒙古研究雜志《加&mdash蒙評論》（由薩斯喀徹溫大學出版），發表各國學者的論文。
加拿大從事蒙元史研究的學者有斯各特（K.Scott）、施文林（W.Schlepp）等人。
斯各特有關蒙元史的論文有《北蒙古的契丹居民：成吉思時代前社會、文化史之新資料》（《加&mdash蒙評論》，1975）、《兩種已刊金帳汗诏書集書評》（同上，讨論俄國學者貝勒津和普裡舍爾科夫1916年出版的《頒給斡羅思總主教的可汗诏敕》）等篇；施文林通漢、蒙文，主要研究中國古代詩文，元史方面撰有《耶律楚材在撒麻耳幹》（《加&mdash蒙評論》，1975。
《湛然居士集》中河中城諸詩的譯釋）等文。
近二十多年，日本又連續出現了許多有成績的蒙元史研究者。
植松正側重于元代法制與江南地區的研究，相繼發表了《關于江南豪民朱清、張瑄&mdash&mdash以其被誅與财産抄沒為中心》（1968）、《彙輯<至元新格>并解說》（1972）、《關于元初江南的征?稅體制》（1974）、《元代條畫考》1&mdash8（1978&mdash1983）、《有關元初法制之一考察》（1981，着重研究其與金制相關者）、《元代江南地方官的任用》等論文，并編制了《元典章年代索引》（1980）。
其《條畫考》彙輯散見于諸書的元政府曆年所頒各類條畫，按時間先後編排，并加說明，為研究元代各項政策法令提供了便于利用的資料。
原山煌的研究領域為蒙古史，主要論文有《北亞遊牧民族史研究之一視點》（1971）、《蒙古狩獵考》（1972）、《關于蒙古遊牧經濟之脆弱性》（1982）以及關于《元朝秘史》版本等問題的研究論文多篇，并編集了一本收錄很全的《元朝秘史有關文獻目錄》。
大島立子主要研究元代政治與諸色戶計，撰有《元朝統治漢族之一考察&mdash&mdash以軍戶為中心》（1971）、《元末農民叛亂的背景&mdash&mdash江北地區的情況》（1977）、《元代戶計與徭役》（1980）、《元代的儒戶》（1981）、《元代湖廣行省的統治&mdash&mdash以對溪洞民的政策為中心》（1985）等論文；最近出版的著作《蒙古之征服王朝》（1992），第一篇綜述元朝前期史和統治機構，第二篇研究了元朝的稅制和諸色戶計中的匠戶、軍戶、儒戶，這一部分是作者多年研究的着力點。
太田彌一郎研究重點也是戶籍與賦役制度，論文有《元代的漢軍戶及其農業生産》（1974）、《元代站戶的形态&mdash&mdash以馬站戶和水站戶為中心》（1977）、《元代之種佃戶》（1979）、《元代之哈剌赤軍與哈剌赤戶&mdash&mdash探馬赤戶之理解》（1981）、《元初之合戶制與課稅戶》等多篇。
池内功對漢人世侯作了更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其系列論文《蒙古經略金國與漢人世侯的形成》1&mdash4（1980&mdash1981）搜集了河北、山東和山西地區四十多家大小“世侯”資料，修訂了愛宕松男所列“世侯分布表”，并一一分析了他們歸降蒙古的方式和在蒙古攻金中的作用。
《李全論》（1977）、《史氏一族與蒙古攻金》（1980）和《阿裡不哥戰争與汪氏一族》（1986）分别考察了三家世侯的不同背景、地位及其與蒙古統治者的關系。
相關論文還有《忽必烈政權的成立與其麾下漢軍》（1984，研究忽必烈建立以漢軍為主的直屬軍的原因以及漢軍在戰勝阿裡不哥中的作用）等。
松田孝一對分封制度作了多項深入的個案研究，利用波斯文史料與漢文史料相比勘，取得了突出成績。
其《蒙古的漢地統治制度&mdash&mdash以分地分民為中心》（1978）、《元朝的分封制&mdash&mdash以安西王事例為中心》（1979）、《旭烈兀的東方領地》、《雲南行省的成立》（1980）諸文研究了蒙古貴族的漢地食邑分封和宗王封藩出鎮制度；《海山之出鎮西北蒙古》（1982）和《滅裡帖木兒及其勢力》（1988）研究了漠北地區鎮邊宗王的權力和阿裡不哥家族受封的蒙古軍民。
杉山正明着眼于大蒙古國的構成&mdash&mdash成吉思汗子弟分封和東西道諸兀魯思的研究，論文有《蒙古帝國之原像&mdash&mdash以成吉思汗一族分封為中心》（1978）、《忽必烈政權與東道三王家》、《豳王出伯及其譜系&mdash&mdash元明史料與波斯文<貴顯世系>的比較研?究》（1982）、《兩支察合台家族》（1983）、《1314年前後之元西境兀魯思劄記》（1987）等多篇。
他在波斯文史料的搜集方面花了很多功夫，以波、漢文史料對勘方法研究蒙古史，故能多有創獲；在本田實信主持的《史集》譯注工作中他起了很大作用。
此項工作的另一重要參加者志茂碩敏專長于伊利汗國史研究，主要論文有《合贊汗政權的核心群》（1979）、《伊利汗國建立後的原“阿塞拜疆軍政府”軍隊》（1980，即拜住所統蒙古鎮戍探馬軍）、《合贊汗死後伊利汗國蒙古諸勢力的消長》（1981）、《伊利汗國的蒙古人》（1984）等篇。
作者利用《史集》、《瓦撒夫史》、《完者都史》、《史集續編》、《史選》、《也裡史》等多種波斯文史籍，非常詳細地論列了來到伊朗的蒙古軍各部萬夫長、千夫長及其後裔在伊利汗國曆史演變中的地位和作用。
研究伊利汗國史的還有北川誠一和井谷鋼造，撰有論述蒙古征服和統治波斯、谷兒隻和魯迷蘇丹國的論文。
加藤和秀在察合台汗國史研究方面很有成績，主要論文有《察合台汗國的建立》（1978）、《怯别與牙撒兀兒&mdash&mdash察合台汗統治體制的确立》（1982）等篇。
研究元代蒙古地區和西域諸兀魯思史的還有：堀江雅明，發表論文《蒙元時代的東道三兀魯思研究序說》（1982）、《帖木格斡赤斤及其子孫》（1985）、《霍格欣德爾碑與宣威軍城址》（1988）；村崗倫，論文《昔裡吉之亂》（1985）、《海都與中亞&mdash&mdash以塔剌思大會為中心》（1988）；福島伸介，論文《關于12&mdash13世紀蒙古社會中的“兀魯黑”&mdash&mdash作為親族構造論之外婚集團分析》（1985）；宇野伸浩，論文《槐因·亦兒堅考&mdash&mdash蒙元朝之森林諸部族》（1985）、《蒙古帝國之斡耳朵》（1988）。
片山共夫對怯薛組織進行了一系列專題研究，發表的成果有怯薛輪番制、怯薛職掌、怯薛與元朝官制、怯薛出身者的門第、昔寶赤、必阇赤、玉典赤和八剌哈赤等各個課題的論文；其他方面的論文有《從阿合馬被暗殺事件看忽必烈朝政治》（1983）、《元代的士人》和《元代的鄉大夫》（1984）。
大葉升一主要研究軍事制度，論文有《元代的侍衛親軍&mdash&mdash以蒙古、色目人軍隊為主體》（1979）、《關于蒙古軍隊的編成》（1980）、《蒙元朝的稱海屯田》（1982）、《元代的探馬赤軍》（1984；又《再論》，1988）、《蒙元朝的軍隊組織&mdash&mdash以指揮系統和編成方法為主》（1986）等多篇。
蓮見節發表有《元朝治下的蒙古地區&mdash&mdash以“所部”、“投下”與“愛馬”為中心》（1980）、《探馬赤考》、《<元秘史>所見之“阿勒斤赤”?與“莽來”》（1982，按：兩詞皆意為“頭哨”）、《蒙古軍的移動與“奧魯”》（1985）、《<史集>左翼軍與木華黎軍的編成問題》（1988）諸?文，研究重點為蒙古軍制。
井戶一公則就侍衛親軍的成立、諸衛的設置、侍衛親軍的構成與軍官問題分别撰文作了論述（1982、1983、1984）。
森田憲司注重利用碑刻資料，撰有《元前期石刻中所見之科舉制度用語》（1982，主要研究“前進士”問題）、《圍繞濟南路教授李庭實考察碑文撰者教官階層》（1983）、《李璮叛亂之前&mdash&mdash根據石刻史料》（1988，此文對《元史》李傳有重要的補正）等文。
西尾賢隆主要研究佛教史，撰有《元代江南統治中的佛教》（1971）、《元代的叢林經營》（1973）、《元代的童行》（1975）、《元代的中峰明本及其道俗》等文。
北村高也發表有這方面文章：《元朝色目人也裡迷失的佛教活動》（1981）、《高麗王王璋之崇佛》（1985）等。
蒙古從本世紀二十年代初開始，蒙古國語言、文學、曆史等學科的研究逐步發展，四十年代以來更有顯著進步。
1926年，劄木揚在車臣部一個永謝布台吉家發現了羅蔔藏丹津的《黃金史》，查姆察蘭諾撰《17世紀的蒙古編年史》一文作了詳細介紹和研究（載《蘇聯東方學研究所著作集》，1936），1937年此書木刻本在烏蘭巴托出版。
這是蒙古研究史上的一項重大發現。
滿、漢文蒙古史料的翻譯工作有組織地進行，先後有《聖武親征錄》、《元史》、《元典章》的蒙文譯本（部分）。
最重要的成績是達木丁蘇隆将《元朝秘史》（根據漢字音寫蒙文，參考俄人柯津轉寫本）譯成了現代蒙文書面語（1947年出版；1957年又以“新文字”即斯拉夫字母蒙文出版），并将見于《黃金史》而《秘史》原本沒有的内容補入相應段落。
達木丁蘇隆是一位傑出史學家和文學家，他還著有《蒙古文學簡史》（1957年出版，已有漢譯本），書中對《秘史》及有關蒙元時代的其他曆史文學作品如《成吉思汗的兩匹駿馬》等作了較詳細評介。
五十年代，蒙古和蘇聯學者合作編著了第一部《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1954年俄文版，1955年蒙文本）。
蒙古方面參加者主要有錫林迪布、達木丁蘇隆、納察克多爾吉、彭楚克諾爾布、普日勒等。
1956年，蒙古、中國、蘇聯聯合發起由三國學者合作編著一部多卷本蒙古通史，先後在烏蘭巴托和莫斯科召開了讨論會，拟定了詳細提綱和分工計劃。
後中、蘇兩國學者沒有參加撰寫，由蒙古國學者于1961至1965年間獨自編纂完成了三卷本《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1966至1969年出版。
第一卷第二部分是蒙古興起迄于十六世紀的蒙古諸部。
納察克多爾吉撰寫了第一篇第二章蒙古封建國家的形成，第三章成吉思汗的征略，第二篇第一章窩闊台時代的蒙古帝國，第三篇第三章元代的蒙古地方，以及第四篇十四至十六世紀的蒙古三章，承擔份量最多。
伊西劄木茨撰寫了第二篇第二章貴由和蒙哥時代的蒙古帝國，第三篇第一章元朝的建立（與達賴合撰），第二章十三世紀後半葉、十四世紀前半葉的元朝，第四章西北三汗國，第五章蒙古帝國的滅亡。
比拉撰寫了第三篇第六章蒙古帝國的對外關系，第七章十三&mdash十四世紀的蒙古文化和第四篇第四章封建割據時代的蒙古文化。
各章作者也就是蒙古國的主要蒙元史專家。
普日勒兼長曆史與考古，着重遼代至元代的研究。
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他進行了一系列重要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包括蘇聯學者吉謝列夫領導的和林城等處發掘），收獲甚豐。
所撰《蒙古境内的遼代城市和居民點》（載《蒙古考古集》，莫斯科，1962），全面介紹了土拉河支流喀魯哈河旁青托羅蓋故城（遼代鎮州）及其東、西二小城，克魯倫河上遊溫都爾汗西之二故城，中遊之巴爾斯和屯一号故城等十餘處遼代城寨遺址，并對照《遼史》等漢文史料作了考證。
這是他五十年代發表的一系列考古報告的總結。
他還撰有《關于克魯倫巴爾斯故城的發掘與研究》（據載為順帝北遷時所建）、《關于蒙古和民主德國聯合考察團的工作》（介紹成吉思汗曲雕阿蘭大斡耳朵的發掘，載《蘇聯考古學》2卷6期）、《契丹人及其與蒙古人的關系》、《蒙古古代及中世紀城鎮簡述》、《成吉思汗石題銘》、《10&mdash11世紀斡難&mdash&mdash怯魯連諸部》、《8&mdash12世紀斡難&mdash&mdash怯魯連蒙古人》等多篇文章。
根據考古和曆史地理調查，他寫了一本《秘史地名考》（1958），其中一些地名的古今勘同頗有參考價值。
納察格多爾吉三十年代末就開始從事蒙古史研究，成果相當豐富，研究領域包括元代至清代各個時期，在檔案資料的發掘和社會制度的研究方面很有建樹。
有關蒙元史的主要論著有《成吉思汗繼承者諸汗時期蒙古帝國的封建分裂》、《論<白史>》、?《蒙古封建制的經濟基礎》、《遊牧封建制度的特點》等多篇，并翻譯過一部分《馬可波羅行記》。
他還與錫林迪布合撰了《喀爾喀史》（1963）。
近年他完成了專著《成吉思汗傳》（1991），正接着進行《忽必烈傳》的撰寫。
伊西劄木茨的研究領域包括外蒙古地區古代從匈奴至蒙元各個階段曆史。
蒙元史方面的主要論著有《論蒙古民族的形成》、《蒙古統一國家的建立和封建制度的形成》、《蒙古封建國家及其形成的條件》等多種。
近年蒙古國正着手重編蒙古通史，這一工作就是由他主持的。
比拉着重蒙古文化史研究，通曉藏文。
著有《蒙古的藏文著作》、《關于公哥朵兒隻<紅史>的幾點評論》、《古代蒙古曆史編纂?學的一些問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曆史科學》等。
最近出版了他的論文集《蒙古曆史、文化和曆史學研究》（東京，1994）。
達賴五十年代曾在北京大學留學，漢文甚好。
他主要從事元代蒙古史研究，著有《蒙古薩滿教簡史》、《<元史>的蒙文翻?譯》、《元代蒙古史的一些問題》、《13&mdash14世紀的蒙漢關系》等多篇。
其專著《13&mdash14世紀的蒙古》（莫斯科俄文版，1983）是他在1973年所著《元代蒙古》的基礎上擴充而成，特點是廣泛利用了漢文史料和中國學者研究成果（約達二百種）。
近年他着手修訂這部著作，以便更多地吸收各國學者特别是中國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語言、曆史學家仁欽精通歐洲語文，五十年代初以來在歐洲刊物上發表了很多論文（主要用法文寫成）。
其有關蒙元史者有《不兒罕哈勒敦名稱釋》、《烏蘭巴托國家博物館藏三方八思巴字銅印》、《漢蒙文蒙哥汗祝福碑考釋》①等，還寫過多篇研究蒙古印章學以及薩滿教的文章。
《秘史》研究受到蒙古國學者特别重視，除老一輩學者達木丁蘇隆外，成績最多者應推嘎丹巴，他從六十年代初以來陸續發表《秘史》的整理、研究成果，引人注目。
1959年在烏蘭巴托召開了第一次國際蒙古研究大會，此後每五年召開一次，并改稱國際蒙古學家大會（1987年第五1992年第六屆大會都有我國學①所謂“蒙哥汗祝福碑”即元憲宗七年外剌部驸馬八立托所立“釋迦院碑記”，系1955年蒙古學者那木南多爾吉發現并著文作了初步研究，同時達木丁蘇隆亦撰文進行考釋。
此碑現存蒙古國家博物館。
者參加）。
蒙古史是會議的主要議題，對蒙古國和世界各國的蒙元史研究和學術交流都起了推動作用。
大會秘書處編輯的《國際蒙古研究通報》，刊登各國學者的論文和研究動态報導，現已出版了10期。
其他國家匈牙利從十八世紀開始就有許多學者熱心于研究匈牙利部落的東方起源，至今不衰。
他們多着重匈語與蒙古語、突厥語的比較研究，取得了可觀成績。
本世紀出了一位卓有成就的東方學家李蓋提（L.Ligeti，1902&mdash1987），把該國的東方學、特别是蒙古語言、曆史研究提高到先進水平。
1928&mdash1930年間，他在蒙古（長城&mdash&mdash戈壁間）訪問，住喇嘛廟，深入研究了南部和東部蒙古語言，并搜集了大量蒙、滿、藏、漢文寫本（後贈與匈牙利科學院圖書館）。
1936年旅行阿富汗，找到并研究了當地的蒙古人及其語言。
1939年他創立了布達佩斯大學内陸亞洲講座，第一個開設了蒙、藏文課程；後又創辦《匈牙利科學院東方學報》（ActaOrientalia），該刊成為國際東方學核心期刊之一；并編輯出版《匈牙利東方叢書》。
李蓋提的最大貢獻是蒙元時期蒙文文獻的整理、翻譯與研究。
1962年他完成并出版了《蒙古秘史》的匈文譯注本；其後編刊系列《蒙古語文獻叢書》，其中有他的《蒙古秘史》拉丁字轉寫本（1971）、《八思巴字文獻》（1972）及《索引》（1973）、《前古典文獻（畏兀字）》（1972）、《編入羅蔔藏丹津<黃金史>中的<蒙古秘史>畏兀字原文》（拉丁字轉寫，1974）等多種。
他還撰有《元文宗的蒙古名字》（《通報》，1930）、《蒙文<薩迦格言>：一件中世蒙文文獻》（1948）、《評韓百詩<元史諸王表譯注>》（《東方學報》，1955）、《八思巴字<百家姓>》（同上，1956）、《八思巴字<薩迦格言>殘頁》（同上，1964）、《乞剌可思書中的蒙古詞彙》（同上，1965）、《<秘史>中的祖先獻祭》（同上，1973）等多篇論文。
李蓋提的學生有幾位在蒙古學上也很有成就。
貝塞（L.Bese，1926&mdash1988）擅長蒙古語，特别是喀爾喀和布裡亞特方言研究，并撰有《關于古代蒙古人名》（《蒙古研究》，1974）。
他晚年從事于《秘史》中的人名和部落名研究，據悉其著作即将出版。
羅納·塔思（A.Rona-Tas）在塞格德創立了阿爾泰研究講座，發表過很多篇關于阿爾泰系語言、宗教、社會生活等方面的論文；其主要著作有《西藏&mdash蒙古研究：蒙古的藏語借詞和古藏語方言的發展》（1966）等。
卡拉（G.Kara）繼承其師的布達佩斯大學内亞研究講座并兼任匈牙利科學院阿爾泰研究室主任，研究領域頗寬，主要在語言方面，其契丹、女真語研究的論著水平頗高；有關蒙元史的論文有《雲南王阿魯的蒙古文碑銘》（《東方學報》，1964）等篇。
烏萊·克哈爾米（K.Uray-Kohalmi）開始從事蒙古武器史研究，後轉向曆史民族學、民俗與神話研究，她的《與<蒙古秘史>民族學内容相似的西伯利亞情況》（《蒙古研?究》，1970）、《草原遊牧民武器裝備的曆史分期》（同上，1974）等論文都涉及蒙元史。
此外，勞林茨（L.Lorincz）着重蒙古小說、民間故事（主要是《格薩爾》）研究，涉及蒙元史者有《<蒙古秘史>?中的曆史叙事詩》（《14屆國際阿爾泰學常會論文》，1975）等文。
他還寫過一本《蒙古史》，初用匈牙利文，後譯為法文。
瓦沙裡（I.Vasary）的《金帳汗國》一書（布達佩斯，1986）對文化、蒙古軍隊、國家和社會作了全面考察，精彩之處是提供了關于蒙古法與伊斯蘭法、蒙古與突厥習慣法并存的重要資料（這是作者專長的領域）。
但書用很少人能讀的匈文寫成，又無注釋及文獻目錄，是很大缺陷。
波蘭傑出的東方學家科特維奇（W.Kotwicz，1872&mdash1944）在蒙元時期史研究上有很多貢獻。
他于上世紀末彼得堡大學東方學系畢業後，長期在俄國擔任東方事務官職和彼得堡大學教職，講授蒙、滿語并從事研究。
1923年轉到波蘭的大學任教，開設蒙、滿語及中亞遊牧民族史課程；同年出任波蘭東方學會會長（直到去世），後又任該會《東方學報》主編（1927&mdash1939）。
有關論著主要有：《蒙古與畏兀兒關系的一些新資料》（《東方學報》2，1924），《關于<元朝秘史>的版本》（俄《亞洲博物館東方學?部紀要》，1925），《額爾德尼召的蒙古碑銘》（俄《人類學與人種學博物館論文集》5，1925），《雷慕沙發現的波斯伊利汗信件旁注》，《再談波斯伊利汗信件中的一些詞》（原載1933、1936年《東方文叢》4、10，重刊于《東方學報》16，1950），《阿爾泰研究叢稿》（“關于驿傳的名稱”，“關于突厥、蒙古、滿族之稱号”兩則，載《東方學報》12，1936）等。
科特維奇的學生列維茨基（M.Lewicki，1908&mdash1955）專注于八思巴字與古代蒙古語研究，所著《方體字蒙文碑銘》（1937）、《14世紀漢字譯寫的蒙古語：<華夷譯語>研究》（1949）和《突厥語與蒙古語研究》（《東方學報》15，1949。
突厥&mdash蒙古若幹詞語的比較研究）都具有很高的學術水平，惜英年早逝。
其學生卡魯任斯基（S.Kaluzynski）在蒙古語研究方面也有很好成績，并出版了《蒙古秘史》的波蘭文譯本（1970）。
捷克本世紀出了兩位著名的東方學家：卡爾·雅恩（KarlJahn）和普哈（P.Poueha）。
雅恩（1906&mdash1985）在其故國和德國、荷蘭、奧地利等國都工作過，長期擔任維也納大學東方研究所教授，國際性東方學期刊《中亞雜志》主編。
他精通波斯、阿拉伯和突厥語，最大的貢獻是《史集》的校勘和譯注，先後出版了這部最重要波斯文史籍幾個部分的校勘本和譯本：《合贊汗傳》原文集校本和德文序言（倫敦，1940）、《阿八哈汗至乞合都汗傳》原文校勘本和德文摘要、索引（布拉格，1941；海牙，1957）、《拂朗史》原文校勘和法譯本（萊頓，1951）、《印度史》原文影印本連同其所撰有關論文（海牙，1965）、《烏古思史》刊本（維也納，1969）、《中國史》刊本（維也納，1971）。
此外，他還發表有《伊朗的紙币：蒙古時代伊朗文化史、經濟史之一研究》（捷《東方學》，1938）、《關于怯失迷兒和蒙古人的劄記》（《中亞雜志》，1956）、《Kamalashri&mdash&mdash拉施都丁的“佛之生平與教言”：蒙古時期佛教的一種史料》（同上）、《關于蒙古人世系的一個印度傳說》（Charisteria，1956）、《關于伊朗蒙古史波斯文史料之一研究》（《第五屆國際阿爾泰研究常會論文》，1963）、《拉施都丁對中國文化的一些觀念》（《中亞研究》，1970）等多篇富有學術價值的論文。
普哈（1906&mdash1986）從1948年起一直在東方學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到退休（1970），并在查裡斯大學開設講座，在布拉格外語研究所講授蒙、藏文。
1955年到蒙古進行了學術考察，他的研究領域包括印度學、藏學和蒙古學，尤以蒙古學方面的成就最大，特别表現在對《蒙古秘史》的研究。
這方面的主要論文有：《成吉思汗的譜系》（《亞洲研究》，1954）、《<蒙古秘史>中的音節重複、頭韻、詞源和古蒙古部落名稱》、《唐兀人阿沙敢不》、《<蒙古秘史>中的兩個地名》（以上三篇均載《中亞雜志》，1955），《馬劄兒、馬答撒裡、馬察羅亦&mdash&mdash<蒙古秘史>之一考釋》（匈《東方學報》，1955）、《内陸亞洲的紀年法》（《中亞雜志》，1962。
包括有一張西藏、古突厥、印度和蒙古曆法的對應表》，《作為14世紀蒙文詩的居庸關兩段蒙文碑銘》（同上，1963）、《論第一部蒙古法典的内容與重建》（《蒙古研究》，1970）等。
其代表作《<蒙古秘史>叢考》（布拉格，1956）就古代蒙古各類名稱及其詞源、成吉思汗的譜系、蒙古軍隊組織與戰術、日常生活和社會組織、十三世紀蒙古文化特别是《秘史》中的韻文，以及《秘史》作者（認為是失吉忽秃忽）和原文（認為最初用漢文寫成）等問題分别作了讨論，這是他研究《秘史》的總結性著作。
同年還出版了他的《秘史》捷文譯本。
芬蘭十九世紀前期卡思特倫（M.A.Castren）開始研究蒙古（布裡雅特）語言和宗教。
本世紀前期出了位卓越的東方學家蘭史鐵（G.J.Ramstedt，1873&mdash1950），1898至1912年間，他三次到蒙古作學術考察，收集了不少古代資料，特别重要的是發現了突厥文《回鹘英武威遠毗伽可汗碑》（即磨延啜碑）和《九姓回鹘愛登裡羅汨沒密施合毗伽可汗碑》，同時期還考察了阿富汗和伏爾加河蒙古人。
1906年起在赫爾辛基大學任教（其間1919&mdash1929年出任駐日本外交官），開設古蒙古語等課程。
蘭氏的最大貢獻是阿爾泰系諸語尤其古突厥&mdash&mdash蒙古語的比較研究，著作宏富。
與蒙元史有關的論文主要有《吐魯番出土的蒙文信件》（1909）、《蒙古文方體字殘片》（《芬-烏格爾學會雜志》，1911）、《蒙古時代的聶恩脫裡教遺迹》（1934年在芬蘭東方學會的講演，發表于《芬-烏格爾學會雜志》，1951）、《古代突厥與蒙古稱号》（1939年在芬-烏格爾學會的講演，發表于同上雜志）等篇。
所編大型《卡爾梅克詞典》和《蒙古語詞源字典》（1935）對蒙元史研究者也是很有用的工具書。
蘭史鐵的學生阿爾托（PentiAalto，1917生）出色地繼承了其師的事業，1950年獲博士學位後一直在赫爾辛基大學任教；1958年起任比較語言學教授，主要為梵語和印-歐語言學，但也以很多精力從事阿爾泰系諸語特别是蒙古語研究。
整理編輯老師遺著（三卷本巨著《阿爾泰語言學導論》、《卡爾梅克民歌集》等多種）是他的一大貢獻。
他本人的著述也很豐富。
從四十年代起就開始研究《秘史》，發表有《<元朝秘史>研究史略述》（《芬-烏?格爾學會雜志》，1951）等文，并完成了《秘史》的芬蘭文譯本（未刊）。
其他有關蒙元史的論文主要有《曼納海姆所得蒙文方體字殘頁》（《東方研究》，1952。
本文最早發現此件木刻八思巴字蒙文殘頁是《薩迦格言》的第一頁左下角，并指出這一殘頁首次證明了元代八思巴字用于印刷）、《蒙文方體字〈薩迦格言〉的第二張殘頁》（《芬-烏格爾學會雜志》，1954）、《成吉思汗的名号與印玺》（匈《東方學報》，1963）等多篇。
丹麥1893年，哥本哈根大學教授陶木生（V.Thomsen，1812&mdash1927） 以解讀通古突厥文碑文的劃時代成就奠定了丹麥東方學的國際地位。
其後，格倫貝克（KaareGronbech，1901&mdash1957）從事突厥學、蒙古學研究，有不少重要著述。
他曾參加1938&mdash1939年的蒙古考察。
長期擔任哥本哈根大學教授，開設蒙古語等課程，與他的學生克魯格（美國學者）合著了一部《古典（書面）蒙古語導論》（1955）。
意大利三十年代，由傑出藏學家杜齊（G.Tucci，1894&mdash1984）發起創建了意大利中東遠東研究院，杜齊擔任副院長、院長，先後創辦研究院院刊《亞洲研究》（Asiatica，1935&mdash1943）、《東方和西方》（1950&mdash1978）并擔任主編；從1950起又主持編輯出版《羅馬東方叢書》。
中東遠東研究院及其刊物、叢書成為意大利東方學的中心機構和園地。
杜齊的藏學論著達百餘種，成就之大無與倫比。
所撰西藏宗教與曆史的著述中有不少涉及蒙元史的内容，尤其是其三卷本巨著《西藏畫卷》（羅馬，1949），收入了許多種重要藏文史料，包括沙魯寺12件元代文書（原文與英譯）、《薩迦世系》、《沙魯世系》、《如意寶樹》等等（英文摘譯）；第一卷開頭就是一篇很長的《13至18世紀中部西藏簡史》，對元代西藏有較詳細論述。
杜齊的學生畢達克（L.Petech）也是著名藏學家，他在蒙元史尤其是元代西藏史研究方面有更多成績。
他曾對蒙元朝與西方的關系作過研究，撰有《赴蒙古汗廷的教皇使者卡爾平尼》（《東方與西方》，1955）、《蒙古帝國的意大利商人》（《亞洲雜志》，1962）。
1978年在“10&mdash13世紀東亞多國關系”學術讨論會上提出了長篇論文《西藏與宋和蒙古的關系》（收入羅沙比編的會議論文集ChinaAmongEquals，加州大學出版社，1983），從此對元代西藏史研究産生了濃厚興趣，連續發表《元代中國的藏族政治家桑哥》（匈《東方學報》，1980。
此文最早據《漢藏史集》資料指出桑哥出身于藏族噶瑪洛部落）、《蒙古在西藏的括戶》（《紀念黎吉生西藏研究文集》，1980）、《西藏邊境地區的元朝機構》（H.Uebach編《西藏研究》，慕尼黑，1988）、《元代關聯西藏的諸王》（T.Skorupski編《印度-西藏研究》，1990）等論文。
1990年出版的專著《中部西藏與蒙古人》（《羅馬東方叢書》第65種）是他這方面研究的總結性成果。
此書對蒙元朝統一西藏的經過（元與薩迦關系的建立）、統治制度（宣政院、帝師、行政機構、本欽、括戶、賦稅、萬戶、驿站）和薩迦權力的興衰等作了全面考述，其最大價值是利用了大量藏文史料，包括意大利中東遠東研究院圖書館所藏的數種木刻本和手稿。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遠東系教授羅意果（IgordeRach·wiltz，）是目前國外蒙元史研究成果最豐碩、貢獻最突出的專家之一。
他兼精蒙、漢語文和曆史，善用語言比較方法。
1961年以《13世紀蒙漢文化的接觸&mdash&mdash耶律楚材研究》獲澳國立大學博士學位，此後一直以蒙元前期史為主要研究方向，研究重點之一是漢蒙文化接觸的相互影響與演變，其耶律楚材研究，尤其是長篇論文《蒙元早期華北人物述略》（《東方經濟史社會史雜志》，1966）可視為這方面的優秀代表作。
此文全面、深入地考察了蒙金戰争期間契丹、女真、漢人士大夫（官僚、士人、宗教首領等類）和地方武裝頭目的背景、動向以及他們在蒙古滅金和統治華北中的作用，有許多很有見地的中肯論析。
他還完成了耶律楚材《西遊錄》的英文譯注本，注釋很詳細。
另一個研究重點是《元朝秘史》和早期蒙古國家。
1965年他就寫過一篇《蒙古秘史年代考》（載《華裔學志》），1971年起連續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遠東史集刊》上發表其《秘史》英文譯注，至1985年刊載完畢。
其注釋兼顧曆史和語言，最突出的特點是廣泛吸收各國（包括中國）學者的有關研究成果，不啻為讀者提供了一份詳細的研究文獻目錄。
1972年出版了《秘史》的拉丁字轉寫和用計算機做出的最全索引，極便讀者。
這方面的重要論文有《論成吉思汗帝國的思想基礎》（《遠東史集刊》，1973）、《罕、合罕和貴田印玺》以及近年發表的《成吉思汗/合罕稱号再探》（《慶祝鮑培教授九十壽辰論文集》，1989）等。
《再探》一文回顧了前人關于成吉思汗稱号的各種解釋，最後根據新獲得的語言學證據，即九至十世紀的一件葉尼塞古突厥文墓銘中的Cingis一詞（法國學者巴津于1985年才确定了此詞的正确讀法），證明“成吉思”之号來自這個突厥詞，意為“兇猛的”、“強碩的”、“堅固的”；在讨論“合罕”一詞時，羅氏詳細引述了伯希和未刊手稿《14世紀的一部阿拉伯&mdash蒙古詞彙和一部漢蒙詞彙》中有關此詞的注釋及其他論著中的論述，将伯希和的見解概括為六點，作了評介。
此外，他主編的《金元人文集傳記資料索引》（3卷，1970&mdash1979），除文集外還收羅了元代政典、别史、遊記、方志、金石、釋道史著等類書，較前人同類索引書更為齊備。
他與蕭啟慶、陳學霖共同編撰（并邀約其他學者參加撰稿）的《元人傳記》（YuanPersonalities），陸續在《遠東史集刊》刊出，第一部分（成吉思汗至忽必烈時期）已完成出版。
由于蒙元史學科的世界性特點，很多國家都有學者從事研究。
如伊朗學者對波斯文史料和伊利汗國史的整理與研究，阿拉伯國家學者對阿拉伯文史料和蒙古與阿拉伯世界關系的研究，印度學者對蒙古帝國前期入侵印度諸役以及察合台汗國、伊利汗國與印度關系的研究，朝鮮、越南、緬甸、印尼等國學者對蒙元朝與本國關系的研究，都各有特色。
韓國資深學者高柄翊撰有《14世紀高麗&mdash蒙古關系的一個方面》（第一次亞洲曆史學家國際會議論文，1960）、《伊斯蘭教徒與元代社會》（《曆史學報》，1961）、《蒙古&mdash高麗之兄弟同盟的性質》（《白山學報》、1969）、《13世紀蒙古征服與統治的模式》（第三次東亞阿爾泰學會議論文，1970）等論文。
金浩東是專長内陸亞洲史研究的中年學者，在漢城大學東洋史學研究室編的多卷本《講座中國史》第三卷（1989）中撰寫了《蒙古帝國的形成與發展》一章，并撰有《前期蒙古汗國的繼承鬥争與部族政治的特征》（《東洋史學研究》，1990）等文。
中年學者李玠奭專事蒙元史研究，撰有《元代儒戶之一考察》（《東洋史學研究》，1982）、《元好問士大夫意識之一考察》（《高柄翊先生問甲紀念史學論叢》，1984）、《蒙古帝國成立期之商業一考》（慶北史學》，1986）《郭畀〈雲山日記〉之一考察》（同上，1991）等文。
加拿大的蒙古研究者于1975年創辦了加&mdash蒙學會的蒙古研究雜志《加&mdash蒙評論》（由薩斯喀徹溫大學出版），發表各國學者的論文。
加拿大從事蒙元史研究的學者有斯各特（K.Scott）、施文林（W.Schlepp）等人。
斯各特有關蒙元史的論文有《北蒙古的契丹居民：成吉思時代前社會、文化史之新資料》（《加&mdash蒙評論》，1975）、《兩種已刊金帳汗诏書集書評》（同上，讨論俄國學者貝勒津和普裡舍爾科夫1916年出版的《頒給斡羅思總主教的可汗诏敕》）等篇；施文林通漢、蒙文，主要研究中國古代詩文，元史方面撰有《耶律楚材在撒麻耳幹》（《加&mdash蒙評論》，1975。
《湛然居士集》中河中城諸詩的譯釋）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