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國外的蒙元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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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高等學府創辦史學科和研究機構。
于是，出現了一批早期的新派“東洋史”學者，他們利用西方先進的科學方法，加上傳統的漢學優勢，使日本的東方史研究獲得劃時代的進步。
同時，日俄戰争後，日本取代了帝俄在我國東北地區的特權，加緊推行侵華政策，成立了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學術調查部，招羅許多學者為之服務，對東北和蒙古的曆史和現狀進行調查研究。
特别是三十年代大規模侵華戰争爆發後，适應占領和統治中國的需要，進一步加強了滿蒙史和遼金元史研究（吸取所謂“異民族統治中國”的經驗）。
日本對東北、華北（包括内蒙古）廣大地區的占領又使其學者有條件深入各地進行調查，獲得了更多資料。
在上述曆史背景下，日本的蒙元史研究後來居上，迅速躍居世界前列。
著名漢學家那珂通世（1851&mdash1908）是日本蒙元史研究的開山祖師。
其友人三宅米吉也是中國史專家，通曉多種西方語文，1886年赴美、英考察，帶回很多西方書籍，對他們共同創建日本的新“東洋史學”起了重要作用。
1896年那珂出任東京大學文科大學講師，主要研究興趣轉向蒙古史。
文廷式訪日，與那珂及另一位著名漢學家内藤虎次郎（1866&mdash1934）結識，應内藤之求于歸國後将一部《元朗秘史》（顧廣圻抄本之轉抄本）寄贈之。
1901年那珂得到此書，用數年之功據漢字音寫之蒙文原文譯為日文，并利用大量漢文和外文史料（主要從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及多桑《蒙古史》轉引）加以詳細注釋，1907年以《成吉思汗實錄》書名出版。
其譯文較準确，注釋中對名物制度、事件多有精辟考證，成為日本蒙元史的奠基性名著。
《那珂通世遺書》還收入了他的其他蒙元史著述。
内藤虎次郎的研究領域很廣，成就卓著。
元史方面的著述有《蒙文元朝秘史》（目睹書譚，1902）、《蒙古開國之傳說》（1913）、《憲台通紀考證》（1917）、《地理學家朱思本》（1920）、《元末四大畫家》（1920）等篇（參見山根幸夫、大島立子編《元代史研究文獻目錄1900&mdash1970》。
以下所列日本學者著述皆見此書及野澤佳美的續編：1971&mdash1988，不一一注出發表期刊名和出版社名）。
白鳥庫吉（1865&mdash1942）畢業于東京大學史學科，後一直在該校任教授。
1899年出席在羅馬召開的國際東方學家大會，提出著名論文《匈奴、東胡民族考》。
後兩度赴歐研究并搜集圖書資料。
1905年創立“亞細亞學會”（後改名東洋協會學術調查部），1909年出版刊物（尋定名《東洋學報》）。
1908年組織了滿鐵曆史研究部，重點研究朝鮮、滿洲曆史地理。
他本人的研究領域是東北亞、蒙古和西域諸族曆史、語言和文化，著述上百種。
豐富的研究成果和積極的組織工作使他成為日本“東洋史”學界的領導人物。
其與蒙元史有關的著述主要有：《蒙古民族的起源》（1907。
此文中改變原來主張的匈奴為突厥說而提出匈奴為蒙古說）、《室韋考》（1916）、《釋<高麗史>中所見之蒙古語》（1929）等。
他以多年之功完成的《音譯蒙文元朝秘史》在1943年出版。
後人編輯了他的《全集》。
繼那珂之後，專事蒙元史研究、成就最著者是箭内亘（1875&mdash1926）。
他畢業于東京大學史學科，繼入大學院深造，1908年加入白鳥領導的滿鐵曆史研究部，到中國東北進行實地考察和搜集資料。
1914年起在東京大學任講師、教授。
重點研究蒙元制度及曆史地理，主要論文有《滿洲之元代疆域》（1913）、《元朝怯薛考》、《元代社會之三階級》（1916）、《蒙古國會“忽裡台”考》、《元世祖與唐太宗》（1917）、《鞑靼考》（1918）、《元朝斡耳朵考》、《元代之東蒙古》（1920）、《元朝之官制與兵制》（1921）、《元朝牌符考》（1922）等，考證精審，多有創見。
其蒙元史著述均收入論文集《蒙古史研究》（1930），至今仍為元史研究者的重要參考書。
繼白鳥之後，研究北亞、中亞諸族曆史與語言的巨擘是羽田亨（1882&mdash1955）。
他也畢業于東京大學史學科，受白鳥影響着意攻習阿爾泰系及伊朗系諸語言；繼入京都大學大學院深造，後在該校任教，做過京大總長、東方文化研究所所長。
羽田語言學造詣甚深，利用了當時在西域和蒙古發現的各種文字新資料，在西域文明史、東西文化交流史、突厥、回鹘史諸方面都有開拓性研究，著述甚豐，幾可與同時的伯希和相比。
其蒙元史論文有《蒙古驿傳考》（1909）、《<元朝秘史>中所見之蒙古文化》（1917）、《元朝對漢文明的态度》（1928）、《關于元朝的海青牌》（1929）、《元朝驿傳雜考》（1930）、《關于蒙古的斡脫錢》（1936）等多篇。
後人編刊有《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1957）。
早期日本著名“東洋史”學者在蒙元史方面有重要著述的還有：藤田豐八（1869&mdash1929），著有《島夷志略校注》（1911）、《宋元時代之海港杭州（附上海、泉州）》（1916）等；桑原骘藏（1870&mdash1931），著有《蒲壽庚事迹考》1&mdash3（1915&mdash1917，1935年出單行本，有陳裕菁漢譯本《蒲壽庚考》）；田中萃一郎（1869&mdash1923），撰有《關于元代官吏的任用法》（1915），并譯多桑《蒙古史》為日文（1919，上卷；全譯本出版于1933年）；市村瓒次郎（1864&mdash1947），撰有《金元之際的道教》（1929）、《元朝之實錄與<經世大典>》（1930）、《元清兩代統治中國之政策》（1939）等文；中山久四郎（1874&mdash1961），撰有《蒙古時代之回回人考》（1915）、《<算學啟蒙>與元代之關稅與貨物》（1916）、《元版18史略與其正統觀》（1938）等文；稻葉岩吉（1876&mdash1940），撰有《元秘史漢譯年代辨疑》（1911）、《元寇之新解釋》（1938）等文；池内宏（1879&mdash1952），發表過多篇研究元與高麗關系的高水平論文（1917&mdash1930年間），其巨著《元寇之新研究》（1931）利用大量日本史料與中國、高麗史料對勘，考說詳明，是研究蒙古侵高麗、侵日戰争最完備的著作；他還有《元代地名開元之沿革》（1922）、《元代之怯憐口》（1929）等文。
此外，考古學家鳥居龍藏（1870&mdash1953）對東蒙古遼金元遺址的調查，津田左右吉（1873&mdash1961）等滿鐵調查部人員關于遼金元時代東北與蒙古曆史、地理的研究，對元史研究者都有參考價值。
有高岩（1884&mdash1968）是較早就重視元代社會、經濟和法律研究的學者，發表有研究元代海運、鈔法、奴隸、科舉、農民生活、法律特點、有關婚姻之法律、司法制度&mdash以約會制為中心、僧侶與社會、财政經濟與社會、訴訟審判制度等十多篇論文，并撰寫《東洋中世史》（1939）元代部分。
青木正兒（1887&mdash1964）是日本研究元曲的泰鬥，著述甚豐。
和田清（1890&mdash1963）是傑出的明代蒙古史專家，其著名論文如《内蒙古諸部落的起源》（1921）、《明初之經略蒙古》（1930）、《兀良合三衛研究》（1930、1932）、《北元世系考》、《擴廓帖木兒之死》（1933）等，都涉及元代蒙古部落及地理；還撰有《元代開元路考》（1928、1933）、《元征東都元帥府考》（1936）等文。
1959年出版了他的論文集《東亞史研究·蒙古篇》。
著名東方學家石田幹之助（1891&mdash1974）研究領域廣泛，注重西方學者成果的介紹，元史方面也撰有《關于蒙古西征的二三疑問》（1914）、《文永之役蒙古軍所用“鐵炮”考》（1917、1918）、《關于<至元譯語>》（1934）、《元代工藝家尼泊爾王族阿尼哥之傳記》（1941）等多篇。
岩井大慧（1891&mdash1971）偏重元代宗教史研究，重要論文有《元初帝室與禅僧之關系》（1921，主要研究中觀、海雲師徒投附蒙古及成吉思汗對禅僧的優待）、《元代喇嘛僧與初夜權》（1932）、《元代之珊蠻教》（1935），《成吉思汗即位與巫觋》（1950）等篇，其他方面的著述有《元代經濟史上之一新資料》（1936）、《元代之東西交通》（1939）等文。
青山公亮（1896年生）早先研究元與日本、高麗三邊關系，三十年代後着重蒙元統治制度的研究，主要論文為《成吉思汗時代的所謂漢官（特别是“行省”）考》（1933）、《元朝地方行政機構之一考察》（1940，重點研究路府州縣達魯花赤），專著《元朝尚書省考》（1951）。
此外，有蒙元史撰述的還有著名學者石浜純太郎（主要論文有《元朝秘史蒙文劄記》、《元朝秘史考》等）、神田喜一郎（主要論文有《元昭宗“宣光”年号考》等）等人。
三四十年代，日本蒙元史學界湧現了一批學者，二戰以後他們繼續在這個領域努力耕耘，獲得更大成就，成為日本蒙元史研究的台柱和領頭人物。
這一代學者總體上比前輩研究的面更廣，開辟了許多新的課題，論文和著作的數量大大增加，學術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把日本的蒙元史研究推進到新階段。
安部健夫（1903生）三十年代初就在元代法制研究方面作出成績。
1930年北平圖書館影印出版了殘存的《大元通制》“條格”部分，次年，安部在《東方學報》（京都）上發表《<大元通制>解說》一文，論證它是繼承“古律”（唐、宋律，特别是金泰和律）制定的元代法典，并指出其意義在于标志着元朝從“蒙古至上主義”轉向“中華至上主義”的演變。
1932年他又發表《<元史·刑法志>與“元律”之關系》，駁正淺見倫太郎提出的《刑法志》來源為所謂“元律”的誤說。
1950年，他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時任所長）組織并主持《元典章》研究班，着手對其“刑部”部分進行會讀研究，參加人員先後有岩村忍（組長）、田中謙二、山崎忠、宮崎市定、吉川幸次郎、田村實造、佐伯富、藤枝晃等，1959年出版了第一批研究成果《元典章研究》（《東方學報》特刊），并先後編印了《元典章索引稿》多冊（油印）。
這項工作持續到1964年，也就是安部去世（1959）後五年才出版了最後成果《元典章·刑部》校定本第一冊（岩村忍、田中謙二校定。
第二冊于1972年出版）。
安部發表的蒙元史研究重要論文還有《元代“投下”語原考》（1938）、《元代包銀制研究》（1954）、《讀<元典章>劄記三則》（1958）和《元代知識人與科舉》（1959）等篇，後人編刊了一部他的論文集《元代史研究》（1972）。
他還專長西域史、清史，其名著《西畏兀兒國史研究》（1955）中，元代畏兀兒史是重要組成部分。
岩村忍（1905生）前期的著述有《13世紀東西交涉史序說》（1939）、《蒙古的歐洲遠征》（1941）、《蒙古史雜考》（1943）、《馬可波羅研究》（1948）等幾本書和《拔都卒年考》（1940）、《<元史·速不台傳>之西征紀事》（1941）、《元朝奧魯考》（1942）等論文，着重在蒙元與西方關系的研究。
1950年參加組織和領導元典章研究班，此後主要研究元代法制與經濟史，前者有《元朝之笞杖刑》（1952）、《元朝法制中的人命賠償&mdash&mdash燒埋銀與私和錢》（1953）、《<元典章·刑部>之研究&mdash&mdash刑罰手續》（1954）和《元代之肉刑》（1964）等幾篇論文，後者有《五戶絲與元代地方制度》（1962）、《元代紙币之膨脹》（1964）兩篇力作。
1968年京大人文科學研究所出版了他的專著《蒙古社會經濟研究》。
吉川幸次郎和田中謙二是繼青木正兒之後的著名元曲專家，在這方面都有豐富著述（主要是元雜劇的研究、譯釋）。
吉川的長篇論文《元諸帝之文學》（1&mdash5，載《東洋史研究》1943&mdash1944）最早注意到蒙古皇帝樂于學習漢文化并具有一定漢文水平的事實（後來德國傅海波對此作了更完備的研究）；參加《元典章》研究期間，撰有《<元典章>中的漢文吏牍文體》（1954）。
田中謙二兼通蒙文，安部去世後由他主持《元典章·刑部》的會讀，撰有《<元典章>中的蒙文直譯體之文章》（1962），引用大量元代蒙漢雙文碑刻及其他白話（主要是戲曲、小說）資料，分析與直譯文213體相對應之蒙文語法意義，對理解元代此類文獻極有幫助。
後對此文作了修訂，與上述吉川文合刊，作為《元典章·刑部》校定本的附冊。
宮崎市定是日本中國史學界的權威，研究領域極廣，著述等身。
其有關元史的重要論作有《宋元之經濟狀況》（1938，《東洋文化史大系》之一節）、《宋元時代之法制與裁判機構&mdash&mdash<元典章>編成之時代、社會背景》（1954）、《以元朝治下的蒙古官職為中心之蒙漢關系&mdash&mdash恢複科舉之意義再探》（1965）等篇，還撰寫了幾種大型中國史著作的宋元部分。
田村實造的研究領域為遼金元清北族諸朝史，特别是遼史。
三十年代他曾參加内蒙古遼代遺址考古調查（後著有《遼慶陵》），找到烏丹城附近的漢&mdash蒙文元碑（竹溫台碑和張應瑞碑），撰文作了介紹（《蒙古學》，1937）；并參與東亞研究所組織的所謂“異民族統治中國事例”的撰寫。
其蒙元史論文有《元劄魯忽赤考》（1930），《阿裡不哥之亂&mdash&mdash從蒙古帝國到元朝》（1955）、《蒙古族開國傳說與移居問題》（1964）、《<元朝秘史>中所見之蒙古族譜系&mdash&mdash朵奔篾兒幹與海都》（1965）等多篇。
其代表性著作是《中國征服王朝之研究》（中冊，[金、元]，1971）。
山崎忠精通蒙古語，所撰蒙元史重要論文有《别裡哥文字考》（1954，《元典章》研究之一）和《有關保護道教之元白話碑&mdash&mdash與八思巴字蒙古文并存之二、三資料》（1955），均載《東方學報》；還有多篇研究《華夷譯語》的論文，惜其早亡（1956），未能繼續其研究。
藤枝晃三十年代末寫過幾篇研究馬可波羅行記的論文，後來他主要從事敦煌學研究，成就很大。
小林高四郎（1905生）前期主要研究《元朝秘史》及相關蒙古史籍，發表了一系列論文，1941年出版了《秘史》譯注本，并出了兩種《黃金史》譯注本（1940、1941），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則是1954年出版的總結性專著《元朝秘史的研究》。
此外，還撰有關于斡脫錢、怯憐口、投下等問題的研究文章（1935&mdash1938年），翻譯了符拉基米爾佐夫的《蒙古社會制度史》（1942）。
他從國外帶回伊斯坦布爾本《史集》及其他多種波斯文史籍抄本攝影，1947年撰《拉施都丁書所見民俗學資料》一文，對“金冊”、蒙古世系和各部落起源傳說作了細緻研究。
1958年，受京都大學元典章研究班工作的啟發，他與小竹文夫協同組織東京的一批中青年元史研究者（岡本敬二、小林新三、長濑守、大薮正哉、海老澤哲雄等）開辦中國刑法志研究會，首先進行《元史·刑法志》的專門研究，1960年完成後，又接着研究《通制條格》，1964年出版了他和岡本敬二合編的《通制條格研究譯注》。
在此前後，還發表有《成吉思名字考》（與佐藤誠合撰，1957）、《元代東西文化交流》（1970）、《元代法制史上的“舊例”》（1977）等文和一部成吉思汗傳記（1960）。
1983年出版了其論文集《蒙古史論考》。
青木富太郎（1908生）對元明清蒙古史都有研究，蒙元史方面的著述前期有《元朝初期之社會形勢》（1934）、《蒙古忽裡台考》（1935）、《蒙古興起時期遊牧民之掠奪》（1936）、《元初行省考》（1938、1940）、《元代的羊馬抽分》等論文和《蒙古之民族與曆史》（1941）一書，戰後發表過《古代蒙古的幼子繼承制》（1955）、《元代色目人之活躍》（1961）等文和《馬可波羅旅行記》日譯本（1954、1983）。
這一代日本蒙元史學者中，成果最豐碩者除上述岩村忍、小林高四郎外，當推村上正二和愛宕松男。
村上正二（1913生）三四十年代間就在《史學雜志》、《東方學報》等著名刊物發表研究元代之斡脫錢、元世祖朝之财政政策、元代兵制、“投下”之意義、奧魯制度、達魯花赤、泉府司與斡脫、地稅等問題的論文十餘篇。
戰後數十年來著述不辍，出了許多新成果，重要論文有《成吉思汗帝國建立之過程》（1951）、《蒙古朝治下封邑制的起源》（特别研究“莎餘兒合勒”、“忽必”、“奄出”相關問題，1962）、《蒙古部族社會之珊蠻氏族》（1963）、《蒙古部族的族祖傳承》（特别研究部族制社會的構造，1964）、《蒙古帝國建立前之遊牧諸部族》（以《史集·部族志》為中心的研究，1965）、《宋金戰争期間之太行義士》（1979、1981）等多篇，并為幾種大型世界史、亞洲史著作撰寫蒙元史部分。
他的《蒙古秘史》譯注本（第1卷，1970；第2卷，1972；第3卷，1976），特點着重于史事、制度的考釋，在《秘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最近出版了他的自選論文集《蒙古帝國史研究》（1993），從數十篇論文中僅精選9篇收入，可見其對學術的嚴謹态度。
愛宕松男（1912生）的元史研究也是從三十年代開始，戰前先後發表有關元代之錄事司（1936）、色目人（1937）、都市制度（1938）、李璮之亂（1941，此文着重考察其政治意義&mdash&mdash蒙古統治下的漢地封建制向州縣制的轉化，并首先對漢人世侯問題作了研究）、海運（1942）、元朝對漢人的政策（1943）等方面論文十餘篇，出了一本忽必烈傳記（1941）。
五十年代以來他的主要元史研究成果一是馬可波羅研究，發表過幾篇論文（關于在元年代、地名的考訂），出版了《馬可波羅行記》的譯本（1954、1971，名為《東方見聞錄》）；一是元代經濟史研究，重要論文有《元朝稅制考&mdash&mdash稅糧與科差》（1965），《斡脫錢及其背景&mdash&mdash13世紀蒙元朝銀的動向》上、下（1973），《元朝斡脫資本之進入南海貿易》（1979）等多篇。
1988年出版了《愛宕松男東洋史學論集》第4集（元朝史）。
他還有契丹史、中國陶瓷史等方面的著作。
三十年代開始從事蒙元史研究的學者還有駒井義明，撰有《蒙古乞顔氏考》（1937）、《成吉思汗稱号考》（1940）、《起辇谷考》（1941）、《論元憲宗》（1942）等多篇論文，著作有《蒙古史序說》（1961）。
藤野彪，主要著述為五十年代發表的《元代的遷轉法》（1951）、《關于朱清、張瑄》、《元代的行大司農司&mdash&mdash世祖朝之經理》（1953）以及《元朝的金融政策》（1955）、《元朝的經理》（1957）等篇。
還有幾位同時代學者在蒙元史研究方面有重要著述。
鴛淵&mdash（1896生，研究滿蒙史），撰有《元征東行省考》（1929）、《八思巴字所記元代漢字字音》（1930）、《蒙古諸部之起源與蒙古種族問題》（1954）、《初期蒙古族之法的規制》等論文。
植村清二（1901生），撰有《關于<元朝秘史>之“跋”的疑問》（1931）、《乃蠻小考》（1961）等文，其最重要的成果是長篇論文《察合台汗國的興亡》1&mdash4（1941、1942刊載于《蒙古》）。
櫻井益雄，撰有《汪古部族考》、《怯烈考》（1936）。
蒙古語言學家服部四郎，三十年代曾在呼倫貝爾進行語言調查（寫有研究報告），他将《元朝秘史》翻譯為蒙文，但隻出了第一卷（1939），重要的是完成了一部《<元朝秘史>中表示蒙古語之漢字的研究》（1946）；還發表了幾篇就其《蒙文元朝秘史卷一》與小林高四郎的讨論文章（1940），以及《元秘史音譯本源典八思巴字說》（1951）等論文。
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專家前島信次（1903生），五十年代發表有《忽必烈副樞博羅考》、《泉州波斯人與蒲壽庚》、《泉州蒲氏興起年代考》、《元末泉州與回教徒》、《元代哈的大師考》等文，并譯出《伊本拔圖塔行記》（1955）。
山本達郎，對元初侵略安南、占城、緬甸的戰争以及與諸國的關系做過系列研究（1939&mdash1941）。
以研究中國法制史著稱的仁井田升，有多篇有關元代法制的論文：《元明時代之典當契約研究》（1938）、《<元典章>之成立與<大德典章>》（1940）、《元代刑法考》（1941）、《元明時代之村規與佃作證書》（1968）等。
三十年代，一批日本考古學者在“東亞考古學會”的組織下，深入内蒙古各地進行多次調查，主要成果有水野清二、江上波夫所編《内蒙古長城地帶》（1935）和原田淑人所編《上都&mdash&mdash蒙古多倫諾爾的元代遺址》（1941）。
原田淑人和駒井和愛都撰有元上都城遺迹的發掘調查報告（1938、1940），江上波夫撰有《百靈廟鄂倫蘇木元代汪古部王府址之發掘調查》（1942）、《汪古部之景教及其墓石》（1951）等文。
研究東方基督教史專家佐伯好郎撰有《内蒙古百靈廟附近之景教遺迹考》及續考（《東方學報》，1939、1940）。
前田直典（1915&mdash1949）是一位極聰敏、勤奮的學者，1939年東京帝大東洋史學科畢業後即疾病纏身，仍頑強不息，短促一生中寫下了多篇高水平的論文。
關于元代鈔法，有《元紙币的式樣》（1943）、《元代之貨币單位》、《元代鈔的發行制度與流通狀态》（1944）和《元代紙币的價值變動》（1947）構成對元鈔法全面的研究；其《元朝行省的成立過程》（1945）一文對蒙元時代行政機構作了精細研究；《十世紀時代之九族鞑靼》（1948）是他研究從回鹘汗國滅亡到蒙古國建立這段曆史時期漠北諸部族曆史的第一篇論文，提出了許多極有價值的創見，惜因早逝而未能完成這一重要課題的系列研究。
盡管他的著述不多，但被公認為是最優秀的元史研究者之一，1973年出版了他的論文集《元朝史研究》。
佐口透（1916生）着重于蒙元時代中亞史特别是察合台汗國的研究，撰有《伊斯蘭世界之察合台兀魯思》（1941）、《察合台汗及其時代》、《14世紀大汗國與西方三王家的連帶性&mdash&mdash察合台兀魯思研究》（1942）、《蒙古統治時代之畏兀兒》、《元代中亞站赤考》、《元代塔裡木南邊地帶》（1943）等一系列論文。
五十年代後主要研究清代中亞史，元史方面的重要著述有《蒙古帝國中之庸兀人》（1950）、《蒙古帝國與西洋》（1977，《東西文明之交流》叢書中的一種），并出了多桑《蒙古史》全書新譯本（1&mdash6，1968&mdash1979）。
護雅夫的研究領域為古代北亞史，特别是突厥史和蒙元史。
後一方面的重要著述有《探馬赤部族考序說》、《元初之探馬赤部族》（1944）、《那可兒考》、《那可兒序說》（1952）、《<元秘史>之“斡孛黑”語義考》（1955）、《元代畏兀兒土地買賣文書一通》（1963）等論文，著有《遊牧騎馬民族國家&mdash&mdash“蒼狼”的子孫》（1967），并出了卡爾平尼、盧勃魯克行記的譯本（1966、1979），參與編撰大型世界史著作中的《北亞史》（1981）。
野上俊靜專長于元代佛教史特别是喇嘛教研究，四十年代以來發表有關于元代之功德使司、佛道兩教之争、宣政院、上都之佛教、帝師、佛教徒與釋囚問題、喇嘛教與漢人佛教、喇嘛教與民衆等一系列論文，均收入其論文集《元史釋老傳之研究》（1978）。
窪德忠是道教史專家，對金元道教特别是全真教很有研究，撰有《金元時代道教概說》（1943）、《金元道教團之性質》（1951）、《初期全真教的發展過程》（1954）、《元代佛道論争研究序說》（1964）、《全真教之成立》（1966）、《元代佛道關系&mdash&mdash以<至元辨僞錄>為中心》（1987）等論文。
研究中國科技史的專家薮内清，四十年代以來發表了多篇有關元代科學技術的論文，他主編的《宋元時代科學技術史》（1967）彙集了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科學研究班成員在天文曆法、數學、農業、醫藥、軍事等專門領域的研究成果。
二戰之後繼踵而起的蒙元史學者中，本田實信的成就十分引人注目。
1949年他畢業于東京大學東洋史學科，繼入大學院攻讀蒙古史，開始了從波斯原文翻譯《史集》的宏偉工作，并依據《史集》與《秘史》及其他漢文史料對勘，撰寫了《成吉思汗十三翼考》（1952）、《成吉思汗的千戶》（1953）兩篇論文，取得突破性進展。
其後到劍橋大學攻讀伊朗學，獲得博士學位，研究領域擴展到伊朗中世史特别是伊利汗國史。
發表論文有《伊利汗國之Iqta制》、《合贊汗之稅制改革》、《成吉思汗之軍制與部族制度》（1961）、《蒙古人之誓詞》、《13、14世紀波斯語文獻中之突厥、蒙古語》（1965）、《阿母河行省考》（1967）、《蒙古之遊牧官制》（1982，主要依據伊利汗國末期文獻《有關官職任命之書記規範》研究營帳官Yurtchi與掌管遺失物bularghuchi）、《劄剌亦兒朝之蒙古異密》（1983）、《孫丹尼牙建都考》（1987）等多篇；《史集》譯注工作繼續進行，已完成《部族志》部分（刊印中）。
著名蒙古語專家小澤重男對中古蒙語有精深研究，五十年代以來發表了多篇考釋《元朝秘史》用語的論文，其巨著《<元朝秘史>全釋》（5冊，1984、1988）着重語言學的考釋，把《秘史》研究水平大大推進了一步。
岡本敬二是東京中國法制史研究會進行的《元史·刑法志》研究和《通制條格》研究兩大項目的主要參加者，并是這兩部《研究譯注》的主編。
此外，他還撰有《元代之怯憐口與媵臣》（1953）、《元代之法律》（1961）、《<吏學指南>之研究》、《<元史>學規篇分?析》（1962）、《元代之奴隸制》（1968）等多篇論文。
勝藤猛參加了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元典章研究班的工作，其間撰有重要論文《關于元朝初期的胥吏》（1958）。
後與岩村忍合著《大蒙古帝國》一書（1965），并著有《忽必烈汗》（1966）、《成吉思汗&mdash&mdash草原世界帝國》（1972，“人與曆史叢書”之一）兩部傳記，以及《旭烈兀西征》（1971）等論文。
井之崎隆興對漢人世侯做了兩方面的專題研究，分析了河北和山東地區兩種類型的世侯（1954）以及世侯在元朝建立過程中的作用（1961）；他還撰有《元代“社”制的政治考察》（1956）和《元代竹專賣及其意義》（1957）。
山口修主要研究元朝侵日戰争（1961）及相關日本史料，著有《蒙古襲來&mdash&mdash元寇之真實記錄》一書（1964）。
伊藤幸一就元朝建立前後蒙古族的社會經濟&mdash&mdash畜牧、礦業、貨币、土地所有制（遊牧社會的封建制）、“森林之民”等問題寫了幾篇論文（1955&mdash1963），出了一本《蒙古社會經濟考&mdash&mdash以元朝成立期為中心》（1965）。
丹羽友三部主要研究元代官制，著述頗多，先後發表闡述元代地方行政系統、行省制度、達魯花赤、禦史台和地方監察機構以及監察官分巡制度、倉庫制度、樞密院和行樞密院、俸祿制度、諸寺監機構等備方面論文十餘篇，并校訂、譯注了《憲台通記》（1968、1969，分兩篇刊載于《三重法經》）。
此外，他還撰有《<島夷志略>成立年代考》（1953）、《元代中國爪哇交涉史》（書、1953）以及研究元征爪哇問題的三篇論文（1954、1972、1974）。
其後，牧野修二在元代官制研究方面更為深入、細密，先後發表有《十道宣撫司&mdash&mdash忽必烈政權集權化的布局》（1965）、《元朝中書省的建立》、《關于元代升官規定之一考察&mdash&mdash特别是漢、南人路府州縣官的情況》（1966）、《元代勾當官體系之研究》1&mdash5（1972&mdash1976）等論文。
《勾當官》一文經補訂于1979年出了單行本，分五章考察了見習吏員、司吏、書吏、典吏、令史與掾史，是對元代吏制中最重要部分的系統、深入的研究。
他又研究元代教育，撰有《元代之儒學教育&mdash&mdash以教育課程為中心》、《關于元代廟學書院之規模》（1979）、《元代生員之學校生活》（1980）等文。
近年發表的論文有《成吉思汗攻金》1&mdash3（1986&mdash1988）和《金末元初士人的轉變》（1987）。
宋史專家柳田節子着重于鄉村各階層地位及其賦役負擔研究，兼及元代，撰有《元代鄉村之戶等制》（1977）、《元朝治下農村社會之回民》（1986）等文，其代表作《宋元鄉村制研究》（1986）對了解元代鄉村社會結構很有幫助。
海老澤哲雄曾參加《元史·刑法志》的集體研究，并撰寫《有關“約會”的記錄》（1962）。
他研究的課題主要有兩方面，一是蒙元制度，發表有關于封邑制度（1962、1966）、探馬赤軍、蒙古軍人與漢人奴隸（1966）、投下制度（1967）、怯憐口（1969）、東道三王家（1973）以及僧道免稅問題（1986）等論文多篇；二是蒙古與西方的關系，撰有《蒙古帝國·西域交涉史上的一個問題&mdash&mdash關于野裡知吉帶緻路易九世信》（1976）、《論蒙古帝國的對外文書》（1979）、《所謂“蒙古使節”訪問路易九世事件》（1980、《關于1285年阿魯渾汗緻教皇信》（1982）和《蒙古帝國對外文書管見》（1987）。
吉田順一着重古代蒙文曆史文獻和蒙古遊牧經濟及社會制度的研究，著述頗豐，主要論文有《元朝秘史之曆史性》（1968）、《羅蔔藏丹津黃金史引用之秘史》（1972）、《阿薩拉格齊史與秘史》（1978）、《11&mdash13世紀蒙古人之遊牧與狩獵》（1981）、《蒙古帝國時代蒙古人的遊牧與轉移》（1983）等多篇，并撰文就遊牧封建制問題和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論”提出自己的見解。
萩原淳平的主要研究領域為明代蒙古史，蒙元史方面也有幾篇重要論文：《木華黎王國的成立過程》（1978）、《木華黎國王麾下探馬赤軍考》（1977）和關于這個問題的《再論》（1982，與楊志玖讨論）、《成吉思汗陵墓與鄂爾多斯&mdash&mdash以忽必烈的蒙古政策為中心》（1987）。
大薮正哉對元代的宗教（主要是佛教）政策和法規做了一系列專門研究，論文課題包括有關僧人的出家與度牒法令、僧尼犯罪問題的規定（為《元史·刑法志》研究之一）、民間信仰的法令、僧人稅糧與詞訟的規定、和尚頭目、江南之佛寺道觀等各方面。
其《元代法制與宗教》一書（1983）彙集了上述研究成果。
竺沙雅章對宋元佛教有精細的研究，撰有《元代白蓮宗之一考察》（1980）、《宋元代之慈恩宗》（1983）、《宋元代杭州寺院與慈恩宗》、《宋元版大藏經考》（1984）、《宋元佛教與庵堂》（1987）等多篇論文。
稻葉正就是研究西藏史和藏傳佛教的專家，他與著名藏學家佐藤長合譯了重要的元代藏文名著《紅史》并加诠釋（1964），此外還發表有《元帝師考&mdash&mdash以<紅史>為史料》（1960）、《有關元帝師的研究&mdash&mdash以系統和年代為中心》（1965）、《元代五台山之佛教》（1962）、《元喇嘛僧膽巴考》（1963）等論文。
藤島建樹也主要從事元代宗教的研究，先後撰文論述了元朝統治者的崇佛、後妃的佛教信仰、統領佛教的中央機關宣政院及其與權臣的關系、集賢院與正一教、元朝政治與佛教、禅僧中峰明本、笑隐大昕、全真教在蒙古政權治下河東地區的發展等問題。
此外還撰有《元朝治下漢人一族之進展&mda
于是，出現了一批早期的新派“東洋史”學者，他們利用西方先進的科學方法，加上傳統的漢學優勢，使日本的東方史研究獲得劃時代的進步。
同時，日俄戰争後，日本取代了帝俄在我國東北地區的特權，加緊推行侵華政策，成立了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學術調查部，招羅許多學者為之服務，對東北和蒙古的曆史和現狀進行調查研究。
特别是三十年代大規模侵華戰争爆發後，适應占領和統治中國的需要，進一步加強了滿蒙史和遼金元史研究（吸取所謂“異民族統治中國”的經驗）。
日本對東北、華北（包括内蒙古）廣大地區的占領又使其學者有條件深入各地進行調查，獲得了更多資料。
在上述曆史背景下，日本的蒙元史研究後來居上，迅速躍居世界前列。
著名漢學家那珂通世（1851&mdash1908）是日本蒙元史研究的開山祖師。
其友人三宅米吉也是中國史專家，通曉多種西方語文，1886年赴美、英考察，帶回很多西方書籍，對他們共同創建日本的新“東洋史學”起了重要作用。
1896年那珂出任東京大學文科大學講師，主要研究興趣轉向蒙古史。
文廷式訪日，與那珂及另一位著名漢學家内藤虎次郎（1866&mdash1934）結識，應内藤之求于歸國後将一部《元朗秘史》（顧廣圻抄本之轉抄本）寄贈之。
1901年那珂得到此書，用數年之功據漢字音寫之蒙文原文譯為日文，并利用大量漢文和外文史料（主要從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及多桑《蒙古史》轉引）加以詳細注釋，1907年以《成吉思汗實錄》書名出版。
其譯文較準确，注釋中對名物制度、事件多有精辟考證，成為日本蒙元史的奠基性名著。
《那珂通世遺書》還收入了他的其他蒙元史著述。
内藤虎次郎的研究領域很廣，成就卓著。
元史方面的著述有《蒙文元朝秘史》（目睹書譚，1902）、《蒙古開國之傳說》（1913）、《憲台通紀考證》（1917）、《地理學家朱思本》（1920）、《元末四大畫家》（1920）等篇（參見山根幸夫、大島立子編《元代史研究文獻目錄1900&mdash1970》。
以下所列日本學者著述皆見此書及野澤佳美的續編：1971&mdash1988，不一一注出發表期刊名和出版社名）。
白鳥庫吉（1865&mdash1942）畢業于東京大學史學科，後一直在該校任教授。
1899年出席在羅馬召開的國際東方學家大會，提出著名論文《匈奴、東胡民族考》。
後兩度赴歐研究并搜集圖書資料。
1905年創立“亞細亞學會”（後改名東洋協會學術調查部），1909年出版刊物（尋定名《東洋學報》）。
1908年組織了滿鐵曆史研究部，重點研究朝鮮、滿洲曆史地理。
他本人的研究領域是東北亞、蒙古和西域諸族曆史、語言和文化，著述上百種。
豐富的研究成果和積極的組織工作使他成為日本“東洋史”學界的領導人物。
其與蒙元史有關的著述主要有：《蒙古民族的起源》（1907。
此文中改變原來主張的匈奴為突厥說而提出匈奴為蒙古說）、《室韋考》（1916）、《釋<高麗史>中所見之蒙古語》（1929）等。
他以多年之功完成的《音譯蒙文元朝秘史》在1943年出版。
後人編輯了他的《全集》。
繼那珂之後，專事蒙元史研究、成就最著者是箭内亘（1875&mdash1926）。
他畢業于東京大學史學科，繼入大學院深造，1908年加入白鳥領導的滿鐵曆史研究部，到中國東北進行實地考察和搜集資料。
1914年起在東京大學任講師、教授。
重點研究蒙元制度及曆史地理，主要論文有《滿洲之元代疆域》（1913）、《元朝怯薛考》、《元代社會之三階級》（1916）、《蒙古國會“忽裡台”考》、《元世祖與唐太宗》（1917）、《鞑靼考》（1918）、《元朝斡耳朵考》、《元代之東蒙古》（1920）、《元朝之官制與兵制》（1921）、《元朝牌符考》（1922）等，考證精審，多有創見。
其蒙元史著述均收入論文集《蒙古史研究》（1930），至今仍為元史研究者的重要參考書。
繼白鳥之後，研究北亞、中亞諸族曆史與語言的巨擘是羽田亨（1882&mdash1955）。
他也畢業于東京大學史學科，受白鳥影響着意攻習阿爾泰系及伊朗系諸語言；繼入京都大學大學院深造，後在該校任教，做過京大總長、東方文化研究所所長。
羽田語言學造詣甚深，利用了當時在西域和蒙古發現的各種文字新資料，在西域文明史、東西文化交流史、突厥、回鹘史諸方面都有開拓性研究，著述甚豐，幾可與同時的伯希和相比。
其蒙元史論文有《蒙古驿傳考》（1909）、《<元朝秘史>中所見之蒙古文化》（1917）、《元朝對漢文明的态度》（1928）、《關于元朝的海青牌》（1929）、《元朝驿傳雜考》（1930）、《關于蒙古的斡脫錢》（1936）等多篇。
後人編刊有《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1957）。
早期日本著名“東洋史”學者在蒙元史方面有重要著述的還有：藤田豐八（1869&mdash1929），著有《島夷志略校注》（1911）、《宋元時代之海港杭州（附上海、泉州）》（1916）等；桑原骘藏（1870&mdash1931），著有《蒲壽庚事迹考》1&mdash3（1915&mdash1917，1935年出單行本，有陳裕菁漢譯本《蒲壽庚考》）；田中萃一郎（1869&mdash1923），撰有《關于元代官吏的任用法》（1915），并譯多桑《蒙古史》為日文（1919，上卷；全譯本出版于1933年）；市村瓒次郎（1864&mdash1947），撰有《金元之際的道教》（1929）、《元朝之實錄與<經世大典>》（1930）、《元清兩代統治中國之政策》（1939）等文；中山久四郎（1874&mdash1961），撰有《蒙古時代之回回人考》（1915）、《<算學啟蒙>與元代之關稅與貨物》（1916）、《元版18史略與其正統觀》（1938）等文；稻葉岩吉（1876&mdash1940），撰有《元秘史漢譯年代辨疑》（1911）、《元寇之新解釋》（1938）等文；池内宏（1879&mdash1952），發表過多篇研究元與高麗關系的高水平論文（1917&mdash1930年間），其巨著《元寇之新研究》（1931）利用大量日本史料與中國、高麗史料對勘，考說詳明，是研究蒙古侵高麗、侵日戰争最完備的著作；他還有《元代地名開元之沿革》（1922）、《元代之怯憐口》（1929）等文。
此外，考古學家鳥居龍藏（1870&mdash1953）對東蒙古遼金元遺址的調查，津田左右吉（1873&mdash1961）等滿鐵調查部人員關于遼金元時代東北與蒙古曆史、地理的研究，對元史研究者都有參考價值。
有高岩（1884&mdash1968）是較早就重視元代社會、經濟和法律研究的學者，發表有研究元代海運、鈔法、奴隸、科舉、農民生活、法律特點、有關婚姻之法律、司法制度&mdash以約會制為中心、僧侶與社會、财政經濟與社會、訴訟審判制度等十多篇論文，并撰寫《東洋中世史》（1939）元代部分。
青木正兒（1887&mdash1964）是日本研究元曲的泰鬥，著述甚豐。
和田清（1890&mdash1963）是傑出的明代蒙古史專家，其著名論文如《内蒙古諸部落的起源》（1921）、《明初之經略蒙古》（1930）、《兀良合三衛研究》（1930、1932）、《北元世系考》、《擴廓帖木兒之死》（1933）等，都涉及元代蒙古部落及地理；還撰有《元代開元路考》（1928、1933）、《元征東都元帥府考》（1936）等文。
1959年出版了他的論文集《東亞史研究·蒙古篇》。
著名東方學家石田幹之助（1891&mdash1974）研究領域廣泛，注重西方學者成果的介紹，元史方面也撰有《關于蒙古西征的二三疑問》（1914）、《文永之役蒙古軍所用“鐵炮”考》（1917、1918）、《關于<至元譯語>》（1934）、《元代工藝家尼泊爾王族阿尼哥之傳記》（1941）等多篇。
岩井大慧（1891&mdash1971）偏重元代宗教史研究，重要論文有《元初帝室與禅僧之關系》（1921，主要研究中觀、海雲師徒投附蒙古及成吉思汗對禅僧的優待）、《元代喇嘛僧與初夜權》（1932）、《元代之珊蠻教》（1935），《成吉思汗即位與巫觋》（1950）等篇，其他方面的著述有《元代經濟史上之一新資料》（1936）、《元代之東西交通》（1939）等文。
青山公亮（1896年生）早先研究元與日本、高麗三邊關系，三十年代後着重蒙元統治制度的研究，主要論文為《成吉思汗時代的所謂漢官（特别是“行省”）考》（1933）、《元朝地方行政機構之一考察》（1940，重點研究路府州縣達魯花赤），專著《元朝尚書省考》（1951）。
此外，有蒙元史撰述的還有著名學者石浜純太郎（主要論文有《元朝秘史蒙文劄記》、《元朝秘史考》等）、神田喜一郎（主要論文有《元昭宗“宣光”年号考》等）等人。
三四十年代，日本蒙元史學界湧現了一批學者，二戰以後他們繼續在這個領域努力耕耘，獲得更大成就，成為日本蒙元史研究的台柱和領頭人物。
這一代學者總體上比前輩研究的面更廣，開辟了許多新的課題，論文和著作的數量大大增加，學術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把日本的蒙元史研究推進到新階段。
安部健夫（1903生）三十年代初就在元代法制研究方面作出成績。
1930年北平圖書館影印出版了殘存的《大元通制》“條格”部分，次年，安部在《東方學報》（京都）上發表《<大元通制>解說》一文，論證它是繼承“古律”（唐、宋律，特别是金泰和律）制定的元代法典，并指出其意義在于标志着元朝從“蒙古至上主義”轉向“中華至上主義”的演變。
1932年他又發表《<元史·刑法志>與“元律”之關系》，駁正淺見倫太郎提出的《刑法志》來源為所謂“元律”的誤說。
1950年，他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時任所長）組織并主持《元典章》研究班，着手對其“刑部”部分進行會讀研究，參加人員先後有岩村忍（組長）、田中謙二、山崎忠、宮崎市定、吉川幸次郎、田村實造、佐伯富、藤枝晃等，1959年出版了第一批研究成果《元典章研究》（《東方學報》特刊），并先後編印了《元典章索引稿》多冊（油印）。
這項工作持續到1964年，也就是安部去世（1959）後五年才出版了最後成果《元典章·刑部》校定本第一冊（岩村忍、田中謙二校定。
第二冊于1972年出版）。
安部發表的蒙元史研究重要論文還有《元代“投下”語原考》（1938）、《元代包銀制研究》（1954）、《讀<元典章>劄記三則》（1958）和《元代知識人與科舉》（1959）等篇，後人編刊了一部他的論文集《元代史研究》（1972）。
他還專長西域史、清史，其名著《西畏兀兒國史研究》（1955）中，元代畏兀兒史是重要組成部分。
岩村忍（1905生）前期的著述有《13世紀東西交涉史序說》（1939）、《蒙古的歐洲遠征》（1941）、《蒙古史雜考》（1943）、《馬可波羅研究》（1948）等幾本書和《拔都卒年考》（1940）、《<元史·速不台傳>之西征紀事》（1941）、《元朝奧魯考》（1942）等論文，着重在蒙元與西方關系的研究。
1950年參加組織和領導元典章研究班，此後主要研究元代法制與經濟史，前者有《元朝之笞杖刑》（1952）、《元朝法制中的人命賠償&mdash&mdash燒埋銀與私和錢》（1953）、《<元典章·刑部>之研究&mdash&mdash刑罰手續》（1954）和《元代之肉刑》（1964）等幾篇論文，後者有《五戶絲與元代地方制度》（1962）、《元代紙币之膨脹》（1964）兩篇力作。
1968年京大人文科學研究所出版了他的專著《蒙古社會經濟研究》。
吉川幸次郎和田中謙二是繼青木正兒之後的著名元曲專家，在這方面都有豐富著述（主要是元雜劇的研究、譯釋）。
吉川的長篇論文《元諸帝之文學》（1&mdash5，載《東洋史研究》1943&mdash1944）最早注意到蒙古皇帝樂于學習漢文化并具有一定漢文水平的事實（後來德國傅海波對此作了更完備的研究）；參加《元典章》研究期間，撰有《<元典章>中的漢文吏牍文體》（1954）。
田中謙二兼通蒙文，安部去世後由他主持《元典章·刑部》的會讀，撰有《<元典章>中的蒙文直譯體之文章》（1962），引用大量元代蒙漢雙文碑刻及其他白話（主要是戲曲、小說）資料，分析與直譯文213體相對應之蒙文語法意義，對理解元代此類文獻極有幫助。
後對此文作了修訂，與上述吉川文合刊，作為《元典章·刑部》校定本的附冊。
宮崎市定是日本中國史學界的權威，研究領域極廣，著述等身。
其有關元史的重要論作有《宋元之經濟狀況》（1938，《東洋文化史大系》之一節）、《宋元時代之法制與裁判機構&mdash&mdash<元典章>編成之時代、社會背景》（1954）、《以元朝治下的蒙古官職為中心之蒙漢關系&mdash&mdash恢複科舉之意義再探》（1965）等篇，還撰寫了幾種大型中國史著作的宋元部分。
田村實造的研究領域為遼金元清北族諸朝史，特别是遼史。
三十年代他曾參加内蒙古遼代遺址考古調查（後著有《遼慶陵》），找到烏丹城附近的漢&mdash蒙文元碑（竹溫台碑和張應瑞碑），撰文作了介紹（《蒙古學》，1937）；并參與東亞研究所組織的所謂“異民族統治中國事例”的撰寫。
其蒙元史論文有《元劄魯忽赤考》（1930），《阿裡不哥之亂&mdash&mdash從蒙古帝國到元朝》（1955）、《蒙古族開國傳說與移居問題》（1964）、《<元朝秘史>中所見之蒙古族譜系&mdash&mdash朵奔篾兒幹與海都》（1965）等多篇。
其代表性著作是《中國征服王朝之研究》（中冊，[金、元]，1971）。
山崎忠精通蒙古語，所撰蒙元史重要論文有《别裡哥文字考》（1954，《元典章》研究之一）和《有關保護道教之元白話碑&mdash&mdash與八思巴字蒙古文并存之二、三資料》（1955），均載《東方學報》；還有多篇研究《華夷譯語》的論文，惜其早亡（1956），未能繼續其研究。
藤枝晃三十年代末寫過幾篇研究馬可波羅行記的論文，後來他主要從事敦煌學研究，成就很大。
小林高四郎（1905生）前期主要研究《元朝秘史》及相關蒙古史籍，發表了一系列論文，1941年出版了《秘史》譯注本，并出了兩種《黃金史》譯注本（1940、1941），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則是1954年出版的總結性專著《元朝秘史的研究》。
此外，還撰有關于斡脫錢、怯憐口、投下等問題的研究文章（1935&mdash1938年），翻譯了符拉基米爾佐夫的《蒙古社會制度史》（1942）。
他從國外帶回伊斯坦布爾本《史集》及其他多種波斯文史籍抄本攝影，1947年撰《拉施都丁書所見民俗學資料》一文，對“金冊”、蒙古世系和各部落起源傳說作了細緻研究。
1958年，受京都大學元典章研究班工作的啟發，他與小竹文夫協同組織東京的一批中青年元史研究者（岡本敬二、小林新三、長濑守、大薮正哉、海老澤哲雄等）開辦中國刑法志研究會，首先進行《元史·刑法志》的專門研究，1960年完成後，又接着研究《通制條格》，1964年出版了他和岡本敬二合編的《通制條格研究譯注》。
在此前後，還發表有《成吉思名字考》（與佐藤誠合撰，1957）、《元代東西文化交流》（1970）、《元代法制史上的“舊例”》（1977）等文和一部成吉思汗傳記（1960）。
1983年出版了其論文集《蒙古史論考》。
青木富太郎（1908生）對元明清蒙古史都有研究，蒙元史方面的著述前期有《元朝初期之社會形勢》（1934）、《蒙古忽裡台考》（1935）、《蒙古興起時期遊牧民之掠奪》（1936）、《元初行省考》（1938、1940）、《元代的羊馬抽分》等論文和《蒙古之民族與曆史》（1941）一書，戰後發表過《古代蒙古的幼子繼承制》（1955）、《元代色目人之活躍》（1961）等文和《馬可波羅旅行記》日譯本（1954、1983）。
這一代日本蒙元史學者中，成果最豐碩者除上述岩村忍、小林高四郎外，當推村上正二和愛宕松男。
村上正二（1913生）三四十年代間就在《史學雜志》、《東方學報》等著名刊物發表研究元代之斡脫錢、元世祖朝之财政政策、元代兵制、“投下”之意義、奧魯制度、達魯花赤、泉府司與斡脫、地稅等問題的論文十餘篇。
戰後數十年來著述不辍，出了許多新成果，重要論文有《成吉思汗帝國建立之過程》（1951）、《蒙古朝治下封邑制的起源》（特别研究“莎餘兒合勒”、“忽必”、“奄出”相關問題，1962）、《蒙古部族社會之珊蠻氏族》（1963）、《蒙古部族的族祖傳承》（特别研究部族制社會的構造，1964）、《蒙古帝國建立前之遊牧諸部族》（以《史集·部族志》為中心的研究，1965）、《宋金戰争期間之太行義士》（1979、1981）等多篇，并為幾種大型世界史、亞洲史著作撰寫蒙元史部分。
他的《蒙古秘史》譯注本（第1卷，1970；第2卷，1972；第3卷，1976），特點着重于史事、制度的考釋，在《秘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最近出版了他的自選論文集《蒙古帝國史研究》（1993），從數十篇論文中僅精選9篇收入，可見其對學術的嚴謹态度。
愛宕松男（1912生）的元史研究也是從三十年代開始，戰前先後發表有關元代之錄事司（1936）、色目人（1937）、都市制度（1938）、李璮之亂（1941，此文着重考察其政治意義&mdash&mdash蒙古統治下的漢地封建制向州縣制的轉化，并首先對漢人世侯問題作了研究）、海運（1942）、元朝對漢人的政策（1943）等方面論文十餘篇，出了一本忽必烈傳記（1941）。
五十年代以來他的主要元史研究成果一是馬可波羅研究，發表過幾篇論文（關于在元年代、地名的考訂），出版了《馬可波羅行記》的譯本（1954、1971，名為《東方見聞錄》）；一是元代經濟史研究，重要論文有《元朝稅制考&mdash&mdash稅糧與科差》（1965），《斡脫錢及其背景&mdash&mdash13世紀蒙元朝銀的動向》上、下（1973），《元朝斡脫資本之進入南海貿易》（1979）等多篇。
1988年出版了《愛宕松男東洋史學論集》第4集（元朝史）。
他還有契丹史、中國陶瓷史等方面的著作。
三十年代開始從事蒙元史研究的學者還有駒井義明，撰有《蒙古乞顔氏考》（1937）、《成吉思汗稱号考》（1940）、《起辇谷考》（1941）、《論元憲宗》（1942）等多篇論文，著作有《蒙古史序說》（1961）。
藤野彪，主要著述為五十年代發表的《元代的遷轉法》（1951）、《關于朱清、張瑄》、《元代的行大司農司&mdash&mdash世祖朝之經理》（1953）以及《元朝的金融政策》（1955）、《元朝的經理》（1957）等篇。
還有幾位同時代學者在蒙元史研究方面有重要著述。
鴛淵&mdash（1896生，研究滿蒙史），撰有《元征東行省考》（1929）、《八思巴字所記元代漢字字音》（1930）、《蒙古諸部之起源與蒙古種族問題》（1954）、《初期蒙古族之法的規制》等論文。
植村清二（1901生），撰有《關于<元朝秘史>之“跋”的疑問》（1931）、《乃蠻小考》（1961）等文，其最重要的成果是長篇論文《察合台汗國的興亡》1&mdash4（1941、1942刊載于《蒙古》）。
櫻井益雄，撰有《汪古部族考》、《怯烈考》（1936）。
蒙古語言學家服部四郎，三十年代曾在呼倫貝爾進行語言調查（寫有研究報告），他将《元朝秘史》翻譯為蒙文，但隻出了第一卷（1939），重要的是完成了一部《<元朝秘史>中表示蒙古語之漢字的研究》（1946）；還發表了幾篇就其《蒙文元朝秘史卷一》與小林高四郎的讨論文章（1940），以及《元秘史音譯本源典八思巴字說》（1951）等論文。
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專家前島信次（1903生），五十年代發表有《忽必烈副樞博羅考》、《泉州波斯人與蒲壽庚》、《泉州蒲氏興起年代考》、《元末泉州與回教徒》、《元代哈的大師考》等文，并譯出《伊本拔圖塔行記》（1955）。
山本達郎，對元初侵略安南、占城、緬甸的戰争以及與諸國的關系做過系列研究（1939&mdash1941）。
以研究中國法制史著稱的仁井田升，有多篇有關元代法制的論文：《元明時代之典當契約研究》（1938）、《<元典章>之成立與<大德典章>》（1940）、《元代刑法考》（1941）、《元明時代之村規與佃作證書》（1968）等。
三十年代，一批日本考古學者在“東亞考古學會”的組織下，深入内蒙古各地進行多次調查，主要成果有水野清二、江上波夫所編《内蒙古長城地帶》（1935）和原田淑人所編《上都&mdash&mdash蒙古多倫諾爾的元代遺址》（1941）。
原田淑人和駒井和愛都撰有元上都城遺迹的發掘調查報告（1938、1940），江上波夫撰有《百靈廟鄂倫蘇木元代汪古部王府址之發掘調查》（1942）、《汪古部之景教及其墓石》（1951）等文。
研究東方基督教史專家佐伯好郎撰有《内蒙古百靈廟附近之景教遺迹考》及續考（《東方學報》，1939、1940）。
前田直典（1915&mdash1949）是一位極聰敏、勤奮的學者，1939年東京帝大東洋史學科畢業後即疾病纏身，仍頑強不息，短促一生中寫下了多篇高水平的論文。
關于元代鈔法，有《元紙币的式樣》（1943）、《元代之貨币單位》、《元代鈔的發行制度與流通狀态》（1944）和《元代紙币的價值變動》（1947）構成對元鈔法全面的研究；其《元朝行省的成立過程》（1945）一文對蒙元時代行政機構作了精細研究；《十世紀時代之九族鞑靼》（1948）是他研究從回鹘汗國滅亡到蒙古國建立這段曆史時期漠北諸部族曆史的第一篇論文，提出了許多極有價值的創見，惜因早逝而未能完成這一重要課題的系列研究。
盡管他的著述不多，但被公認為是最優秀的元史研究者之一，1973年出版了他的論文集《元朝史研究》。
佐口透（1916生）着重于蒙元時代中亞史特别是察合台汗國的研究，撰有《伊斯蘭世界之察合台兀魯思》（1941）、《察合台汗及其時代》、《14世紀大汗國與西方三王家的連帶性&mdash&mdash察合台兀魯思研究》（1942）、《蒙古統治時代之畏兀兒》、《元代中亞站赤考》、《元代塔裡木南邊地帶》（1943）等一系列論文。
五十年代後主要研究清代中亞史，元史方面的重要著述有《蒙古帝國中之庸兀人》（1950）、《蒙古帝國與西洋》（1977，《東西文明之交流》叢書中的一種），并出了多桑《蒙古史》全書新譯本（1&mdash6，1968&mdash1979）。
護雅夫的研究領域為古代北亞史，特别是突厥史和蒙元史。
後一方面的重要著述有《探馬赤部族考序說》、《元初之探馬赤部族》（1944）、《那可兒考》、《那可兒序說》（1952）、《<元秘史>之“斡孛黑”語義考》（1955）、《元代畏兀兒土地買賣文書一通》（1963）等論文，著有《遊牧騎馬民族國家&mdash&mdash“蒼狼”的子孫》（1967），并出了卡爾平尼、盧勃魯克行記的譯本（1966、1979），參與編撰大型世界史著作中的《北亞史》（1981）。
野上俊靜專長于元代佛教史特别是喇嘛教研究，四十年代以來發表有關于元代之功德使司、佛道兩教之争、宣政院、上都之佛教、帝師、佛教徒與釋囚問題、喇嘛教與漢人佛教、喇嘛教與民衆等一系列論文，均收入其論文集《元史釋老傳之研究》（1978）。
窪德忠是道教史專家，對金元道教特别是全真教很有研究，撰有《金元時代道教概說》（1943）、《金元道教團之性質》（1951）、《初期全真教的發展過程》（1954）、《元代佛道論争研究序說》（1964）、《全真教之成立》（1966）、《元代佛道關系&mdash&mdash以<至元辨僞錄>為中心》（1987）等論文。
研究中國科技史的專家薮内清，四十年代以來發表了多篇有關元代科學技術的論文，他主編的《宋元時代科學技術史》（1967）彙集了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科學研究班成員在天文曆法、數學、農業、醫藥、軍事等專門領域的研究成果。
二戰之後繼踵而起的蒙元史學者中，本田實信的成就十分引人注目。
1949年他畢業于東京大學東洋史學科，繼入大學院攻讀蒙古史，開始了從波斯原文翻譯《史集》的宏偉工作，并依據《史集》與《秘史》及其他漢文史料對勘，撰寫了《成吉思汗十三翼考》（1952）、《成吉思汗的千戶》（1953）兩篇論文，取得突破性進展。
其後到劍橋大學攻讀伊朗學，獲得博士學位，研究領域擴展到伊朗中世史特别是伊利汗國史。
發表論文有《伊利汗國之Iqta制》、《合贊汗之稅制改革》、《成吉思汗之軍制與部族制度》（1961）、《蒙古人之誓詞》、《13、14世紀波斯語文獻中之突厥、蒙古語》（1965）、《阿母河行省考》（1967）、《蒙古之遊牧官制》（1982，主要依據伊利汗國末期文獻《有關官職任命之書記規範》研究營帳官Yurtchi與掌管遺失物bularghuchi）、《劄剌亦兒朝之蒙古異密》（1983）、《孫丹尼牙建都考》（1987）等多篇；《史集》譯注工作繼續進行，已完成《部族志》部分（刊印中）。
著名蒙古語專家小澤重男對中古蒙語有精深研究，五十年代以來發表了多篇考釋《元朝秘史》用語的論文，其巨著《<元朝秘史>全釋》（5冊，1984、1988）着重語言學的考釋，把《秘史》研究水平大大推進了一步。
岡本敬二是東京中國法制史研究會進行的《元史·刑法志》研究和《通制條格》研究兩大項目的主要參加者，并是這兩部《研究譯注》的主編。
此外，他還撰有《元代之怯憐口與媵臣》（1953）、《元代之法律》（1961）、《<吏學指南>之研究》、《<元史>學規篇分?析》（1962）、《元代之奴隸制》（1968）等多篇論文。
勝藤猛參加了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元典章研究班的工作，其間撰有重要論文《關于元朝初期的胥吏》（1958）。
後與岩村忍合著《大蒙古帝國》一書（1965），并著有《忽必烈汗》（1966）、《成吉思汗&mdash&mdash草原世界帝國》（1972，“人與曆史叢書”之一）兩部傳記，以及《旭烈兀西征》（1971）等論文。
井之崎隆興對漢人世侯做了兩方面的專題研究，分析了河北和山東地區兩種類型的世侯（1954）以及世侯在元朝建立過程中的作用（1961）；他還撰有《元代“社”制的政治考察》（1956）和《元代竹專賣及其意義》（1957）。
山口修主要研究元朝侵日戰争（1961）及相關日本史料，著有《蒙古襲來&mdash&mdash元寇之真實記錄》一書（1964）。
伊藤幸一就元朝建立前後蒙古族的社會經濟&mdash&mdash畜牧、礦業、貨币、土地所有制（遊牧社會的封建制）、“森林之民”等問題寫了幾篇論文（1955&mdash1963），出了一本《蒙古社會經濟考&mdash&mdash以元朝成立期為中心》（1965）。
丹羽友三部主要研究元代官制，著述頗多，先後發表闡述元代地方行政系統、行省制度、達魯花赤、禦史台和地方監察機構以及監察官分巡制度、倉庫制度、樞密院和行樞密院、俸祿制度、諸寺監機構等備方面論文十餘篇，并校訂、譯注了《憲台通記》（1968、1969，分兩篇刊載于《三重法經》）。
此外，他還撰有《<島夷志略>成立年代考》（1953）、《元代中國爪哇交涉史》（書、1953）以及研究元征爪哇問題的三篇論文（1954、1972、1974）。
其後，牧野修二在元代官制研究方面更為深入、細密，先後發表有《十道宣撫司&mdash&mdash忽必烈政權集權化的布局》（1965）、《元朝中書省的建立》、《關于元代升官規定之一考察&mdash&mdash特别是漢、南人路府州縣官的情況》（1966）、《元代勾當官體系之研究》1&mdash5（1972&mdash1976）等論文。
《勾當官》一文經補訂于1979年出了單行本，分五章考察了見習吏員、司吏、書吏、典吏、令史與掾史，是對元代吏制中最重要部分的系統、深入的研究。
他又研究元代教育，撰有《元代之儒學教育&mdash&mdash以教育課程為中心》、《關于元代廟學書院之規模》（1979）、《元代生員之學校生活》（1980）等文。
近年發表的論文有《成吉思汗攻金》1&mdash3（1986&mdash1988）和《金末元初士人的轉變》（1987）。
宋史專家柳田節子着重于鄉村各階層地位及其賦役負擔研究，兼及元代，撰有《元代鄉村之戶等制》（1977）、《元朝治下農村社會之回民》（1986）等文，其代表作《宋元鄉村制研究》（1986）對了解元代鄉村社會結構很有幫助。
海老澤哲雄曾參加《元史·刑法志》的集體研究，并撰寫《有關“約會”的記錄》（1962）。
他研究的課題主要有兩方面，一是蒙元制度，發表有關于封邑制度（1962、1966）、探馬赤軍、蒙古軍人與漢人奴隸（1966）、投下制度（1967）、怯憐口（1969）、東道三王家（1973）以及僧道免稅問題（1986）等論文多篇；二是蒙古與西方的關系，撰有《蒙古帝國·西域交涉史上的一個問題&mdash&mdash關于野裡知吉帶緻路易九世信》（1976）、《論蒙古帝國的對外文書》（1979）、《所謂“蒙古使節”訪問路易九世事件》（1980、《關于1285年阿魯渾汗緻教皇信》（1982）和《蒙古帝國對外文書管見》（1987）。
吉田順一着重古代蒙文曆史文獻和蒙古遊牧經濟及社會制度的研究，著述頗豐，主要論文有《元朝秘史之曆史性》（1968）、《羅蔔藏丹津黃金史引用之秘史》（1972）、《阿薩拉格齊史與秘史》（1978）、《11&mdash13世紀蒙古人之遊牧與狩獵》（1981）、《蒙古帝國時代蒙古人的遊牧與轉移》（1983）等多篇，并撰文就遊牧封建制問題和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論”提出自己的見解。
萩原淳平的主要研究領域為明代蒙古史，蒙元史方面也有幾篇重要論文：《木華黎王國的成立過程》（1978）、《木華黎國王麾下探馬赤軍考》（1977）和關于這個問題的《再論》（1982，與楊志玖讨論）、《成吉思汗陵墓與鄂爾多斯&mdash&mdash以忽必烈的蒙古政策為中心》（1987）。
大薮正哉對元代的宗教（主要是佛教）政策和法規做了一系列專門研究，論文課題包括有關僧人的出家與度牒法令、僧尼犯罪問題的規定（為《元史·刑法志》研究之一）、民間信仰的法令、僧人稅糧與詞訟的規定、和尚頭目、江南之佛寺道觀等各方面。
其《元代法制與宗教》一書（1983）彙集了上述研究成果。
竺沙雅章對宋元佛教有精細的研究，撰有《元代白蓮宗之一考察》（1980）、《宋元代之慈恩宗》（1983）、《宋元代杭州寺院與慈恩宗》、《宋元版大藏經考》（1984）、《宋元佛教與庵堂》（1987）等多篇論文。
稻葉正就是研究西藏史和藏傳佛教的專家，他與著名藏學家佐藤長合譯了重要的元代藏文名著《紅史》并加诠釋（1964），此外還發表有《元帝師考&mdash&mdash以<紅史>為史料》（1960）、《有關元帝師的研究&mdash&mdash以系統和年代為中心》（1965）、《元代五台山之佛教》（1962）、《元喇嘛僧膽巴考》（1963）等論文。
藤島建樹也主要從事元代宗教的研究，先後撰文論述了元朝統治者的崇佛、後妃的佛教信仰、統領佛教的中央機關宣政院及其與權臣的關系、集賢院與正一教、元朝政治與佛教、禅僧中峰明本、笑隐大昕、全真教在蒙古政權治下河東地區的發展等問題。
此外還撰有《元朝治下漢人一族之進展&m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