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國外的蒙元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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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博士論文《漢文版<蒙古源流>與蒙古原文的比較》奠定了後來主要研究方向的基礎。
接着，他在中國武昌、長沙擔任軍校教官共7年，并繼續其漢學研究。
二十年代以後，曆任哥廷根大學、萊比錫大學、柏林大學和慕尼黑大學漢學教授。
其間，除在漢語和中國古代史方面陸續有著述外，他傾注了大量精力研究蒙元時代的曆史與文獻，特别是《元朝秘史》。
1931年，開始著《關于<元朝秘史>的研究》。
經過多年工作，完成了這項研究課題，主要成果分三卷先後出版：第一卷為《元朝秘史》漢字音寫蒙古原文的複原（1937）；第二卷為《元朝秘史詞典》（1939。
每詞均列出其見于各節的不同語法形式和釋義，并引有重要例句）；第三卷為德文譯注本（1941）。
此外，還撰有多篇研究《秘史》詞彙、語法特點以及複原問題的論文。
他的其他蒙元史著述還有：《成吉思汗的最後一次出征及其去世》（載《大亞細亞》第9卷，1933），《蒙古統治時代中國寺廟的賦稅優惠權》（1940。
其第二部分為八思巴字碑銘），《蒙古世界帝國的文化政策》（1942），《伊利汗阿魯渾和完者都給法國國王腓力的信》（《東方》第2輯，1949。
序論、譯寫、翻譯和注釋），《兩個王朝的滅亡：1232&mdash1233年與1368&mdash1370年目擊者的報告》（1969，為《錄大梁事》與《北巡私記》的摘譯，由其學生P.Olbricht編刊）等。
拉契涅夫斯基（P.Ratchnevsky，1899&mdash1991）是著名蒙元史專家，三十年代就以對元代法律制度的卓越研究為學界所推崇。
他先從海尼士學習漢、蒙、滿語，1924年入法國東方語學校，次年入巴黎大學，成為伯希和的學生。
在伯氏指導下，他以《元史·刑法志》研究作為博士論文課題。
1937年，其成名之作《元代的法典》（《元史》卷一○二、一○三《刑法志》一、二的法文譯、注，和一篇長達99頁的論述元代法律制度的“緒論”），作為“高等中國研究所叢書”第四種在巴黎出版，伯希和為之作序。
此書迄今仍是元代法律史研究的最優秀著作之一。
1950年起，他在柏林洪堡大學東亞研究所主持蒙、漢語講座，并任所長，繼續從事蒙元史研究，先後發表《蒙古大汗與佛教》（《亞洲研究》，1954），《元代中國立法中的蒙古處罰法制》（《中國&mdash&mdash阿爾泰研究》，1961），《論中國立法的蒙古影響》（第25屆國際東方學家大會論文，1963），《失吉忽秃忽》（《中亞雜志》，1965），《關于蒙元時的“投下”一詞》（《蒙古研究論集》，1966），《室韋是蒙古人嗎？》（《漢學論集》，1966），《中國大汗宮廷的蒙古祭禮》（《蒙古研究》，1970。
《元史、祭祀志》摘譯并詳細注釋），《忽必烈》（《世界史名人傳》，1973），《成吉思汗劄撒及其疑難問題》（國際阿爾泰研究學會論文，1974）等多篇論文，以及與學生合編的《元代史學術語字典》（醫學部分，1967）。
80高齡時，他完成了最後一部力作&mdash&mdash《成吉思汗：其生平與事業》，于1983年出版。
此書被學界推崇為迄今最優秀的一部成吉思汗傳記。
施普勒（B.Spuler）主要從事伊利汗國史和金帳汗國史研究。
伊利汗國史方面，他在前人（多桑、哈默爾）基礎上，進一步搜集和研究了大量波斯文、阿拉伯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包括前人未曾利用的一些原始抄本，用新的體裁著成《蒙古人在伊朗：伊利汗朝的政治、行政制度和文化》（1939年出版，1955年修訂再版），分别對政治史（大蒙古國前四汗及曆代伊利汗）、蒙古統治下的伊朗各大區史、宗教、中央和地方行政機構、賦稅、外交、法律、軍事組織、公共設施和日用生活等各方面作了扼要闡述，征引原始資料非常豐富，内容充實，書末附有詳細的史料和研究文獻目錄。
此外還撰有一本簡略的《伊斯蘭諸國史：蒙古朝代》（1948）。
金帳汗國史方面，1943年出版了他的《金帳：蒙古人在俄羅斯》專著（1965年增訂重版）。
1975年，他在第14屆國際曆史科學大會上提出題為《定居社會中的遊牧主義：金帳汗國》的論文。
他的另一部對讀者十分有用的書是《蒙古史：13&mdash14世紀東西方史料選輯》（1968年出版，1972年英譯本），分“帝國的建立”、“歐人眼中的蒙古人”、“波斯之伊利汗朝”、“中國的蒙古諸汗”、“金帳汗國”諸類，編集了除漢文史料外的各種文字重要史料。
此外，他還用法文寫了一本非常好的通俗讀物：《曆史上的蒙古人》（1961年出版，1972年英譯本）。
漢學家傅海波（HerbertFranke，1914生）是近幾十年德國研究中國史的權威學者。
他從1952年起成為慕尼黑大學教授，後任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繼海尼士主持該校的漢學研究，一度出任過駐香港領事。
他偏重于利用漢文史料研究元代史，著述豐富，涉及面很廣。
主要論著有：《趙孟頫》、《桑哥》（《漢學》，1940，1942）、《阿合馬》（《東方》，1948）、《蒙古統治下中國的貨币與經濟：元代經濟史文獻》（1949）&mdash&mdash主要是闡釋漢文資料，并讨論了忽必烈的貨币政策和至元、至大、至正三次貨币改革；《拉施都丁<中國史>漢學注釋》（《東方》，1951）；《蒙古諸帝能讀和寫漢文嗎？》（載《大亞細亞》新集3，1952）&mdash&mdash引證大量元人文集資料說明元中後期的英宗、文宗、順帝等已具有一定程度的漢文化修養；《吐魯番發現的一件元代蒙古曆書殘片》（1964）；《蒙古帝國時代的中西交往》（載《香港分部雜志》6，1966）；《<飲膳政要>中的非漢語名詞補注》（《中亞研究》，1970）；《蒙古統治下的中國史學：曆史在涵化中的作用》（《蒙古研究》，1974）；《從部落首領到天下皇帝：元朝的合法化》（1978），以及多篇考釋元代蒙文文書殘片的文章。
近年，他仍著述不辍，續有新作問世。
著名蒙古學家海西希（W.Heissig）是近三十年德國蒙古學的領頭人，他主要研究清代和近現代蒙文曆史、文學和宗教文獻，成就卓著，但涉及蒙古古代史的著述很少。
1970年，出版了他和意大利藏學家圖奇合著的《西藏和蒙古的宗教》一書，其中蒙古宗教部分由他撰寫，用兩章專述早期的薩滿教和元代佛教在蒙古的傳播。
1982年海西希從波恩大學中亞語言文化研究所所長職位退下來後，由其學生薩加斯特（K.Sagaster）繼任。
薩加斯特兼通蒙、藏文，主要研究蒙文史籍和蒙藏宗教、文化關系，有關蒙元史的著述主要有《白史》德文譯注本（1976）以及研究拉西彭楚克及其所著之《大元水晶鑒》（文載《中亞研究》4，1970），讨論搠思吉斡節兒是否譯過《五護經》（載OlonUlsyn2，1973）等篇論文。
海西希下面的另一位重要學者是威爾斯（M.Weiers），主要擅長蒙古曆史語言研究，六十年代以來發表多篇這方面論文。
1986年出版了他主編的涵蓋史料、語言與文學、宗教、藝術和曆史各方面研究的《蒙古曆史與文化論集》，其中他本人撰寫了蒙古語言概述（讨論到元代色目人使用的語言，認為是波斯&mdash突厥混合語），窩闊台至蒙哥時代的蒙古帝國及其與西方的關系，以及西北三汗國曆史；成吉思汗和元代的曆史由Kampfe和Trauzettel分别撰寫；VeronikaVeit撰寫了蒙古自古至今的經濟和社會結構以及明、清蒙古史。
這三位也是波恩大學蒙元史研究的骨幹。
藏學家D.Schuh撰寫了該書的元代西藏部分，他在這方面的研究成績很大，尤其是對元朝皇帝賜西藏诏旨的研究。
哥廷根大學是德國中亞和東亞研究的重要中心，該校突厥學和阿爾泰研究的領頭人德福（G.Doerfer），以其四大卷巨著《新波斯語中的突厥語和蒙古語成分》（1963&mdash1975）蜚聲世界。
德福對阿爾泰語系諸語和波斯語都有很深造詣，因而能采用曆史比較語言學方法，考察蒙古和帖木兒時代及其以前新波斯語的曆史源流。
此書不僅是語言學的傑作，也是研究蒙元時代名物制度的優秀著作，是蒙元史研究者極好的工具書。
他對《元朝秘史》的蒙文語法也有專門研究（文載《中亞雜志》，1955），此外還撰有《蒙古秘史成書年代考》（《德國東方學會學報》，113，1963）、《拉施都丁書中的蒙古人名》（《中亞雜志》，1、4，1970）等論文。
該校另一位蒙元史研究者是傅海波的學生羅斯納（E.Rosner）。
他在1964年以題為《元代法律中的“十惡”罪》的長篇論文獲得博士學位。
他對元代史漢文史料很熟悉，研究路子頗似其師。
藏學家和蒙古學家舒伯特（J，Schubert）于1950年應聘到萊比錫大學任教，1959年繼任該校東亞研究所所長。
主要研究蒙古文化史。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到蒙古進行了一系列學術考察，其中一項是專門尋找成吉思汗墓地，雖未達到目的，但寫成了一部對蒙古史研究很有參考價值的考察報告《不兒罕山之旅》（1963）。
根據考察的收獲，他還寫了好幾篇研究的論文：《烏德犍山的觀念與位置》（《烏拉爾&mdash阿爾泰年刊》，35，1964），《古代蒙古史上的曆史性場所考》（關于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所在地曲雕阿蘭的考證，載《東方學報》（華沙），30，1966），《不兒罕山即肯特山考》（《民族學博物館年刊》29，1973）等。
萊比錫大學另一位研究蒙元史的學者陶貝（M.Taube），著有《丹津劄巴的<心箍注釋>》（1957），《<蒙古秘史>的一種不熟悉版本》（1974），以及《秘史》的新譯注本（1989）。
拉契涅夫斯基的學生維茨（H.P.Vietze）主要從事蒙古及阿爾泰系語言研究，編過一部《蒙古秘史逆序詞典》（1969）；海德（D.Heyde）除與其師合編《元代史學術語詞典》外，還著有《元朝重新推行科舉考試的鬥争》（1972），《中國科舉取仕原則與蒙古遊牧征服者》（1968）等；巴爾克曼（U.B.Barkmann）研究從古代至清代的蒙古史。
他們都是現在柏林洪堡大學的蒙元史研究骨幹。
德國學者對元代漢文史料的研究值得注意。
有一組學者緻力于《蒙鞑備錄》與《黑勒事略》的譯注。
這工作由海尼士開始，其學生等繼續進行，直到1980年才出版了P.Olbricht和E.Pins的德文譯注本，譯、注均稱上乘（羅意果著文評介，載《華裔學報》，35，1981&mdash1980）。
Olbrcht曾撰有《元代的驿傳》（1950年哥廷根大學博士論文，1954年出版）等文。
《元史》第二、三卷（太宗、定宗、憲宗本紀）由Aramowski譯成德文，于1976、1979年先後刊載于《中亞研究》（ZentralasiatischeStudien）上，其注釋偏重于曆史。
回鹘曆史語言研究專家馮加班（A.VonGabain）所著《850&mdash1250年的和州回鹘王國》（1961）和《9&mdash14世紀和州回鹘王國的生活》（1973），利用大量回鹘文文書，是目前有關元代畏兀兒史研究的最佳著作，很有參考價值。
英國本世紀初，英國傑出伊朗學家布朗（E.G.Browne，1862&mdash1926）計劃刊行《史集》全書。
1908年，他在《皇家亞洲學會雜志》上發表《關于拉施都丁<史集>全刊本的建議》，詳細分析了全書内容，對原書目錄進行調整，仍按其順序重新劃分卷、編、章，提出了一份新的目錄設計（參見本書“史料”篇）。
其刊行計劃沒有實現，但所設計分卷方法比較合理，為後來刊行和翻譯《史集》的學者所采用。
布朗的代表性著作是四卷本巨著《波斯文學史》，其第三卷《蒙古統治時代的波斯文學史》（1920），對了解這個時期的波斯文史籍極為有用。
東方學者穆勒（A.C.Moule，1873&mdash1957）以研究中國的基督教和《馬可波羅行記》聞名。
他出生于杭州，父為教士，劍橋大學畢業後再到中國任傳教士（1889&mdash1908），回國後仍任教職，後為劍橋大學中國語文和曆史教授。
從1914年起，相繼在《皇家亞洲學會雜志》、《通報》等刊物上發表有關元代基督教（聶思脫裡教、羅馬天主教）曆史文獻、遺迹以及馬可波羅的研究論文，其中有多篇關于元代杭州（行在）的研究。
其名著《1550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史》出版于1930年，考述唐代以來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和興衰，四分之三為元代東西方文獻的研究。
1938年，出版了他和伯希和合作完成的《馬可波羅寰宇記》拉丁文彙校本和最完善的英譯本。
著名伊朗學家米諾爾斯基（V.Minorsky）的代表性著作是中世紀波斯文地理名著《世界境域志》的英譯本和豐贍的注釋（1937年初版，1970年經博思活斯編訂再版）。
原書雖然是十世紀的作品，而米氏注釋涉及的内容卻十分豐富，對研究中亞古代諸部落及曆史地理極為有用。
米氏還發表過一些研究蒙元時期史的論文，如《高加索研究：阿蘭都城麥怯思和蒙古的遠征》（《東方與非洲研究學校學報》14，1952），《木克裡庫爾德斯坦的蒙古地名》（同上，1957）等。
漢學家威萊（A.Waley）出版了《長春真人西遊記》英文譯注本（1931），遠勝于布萊茨奈德的舊譯；他還撰有《元朝秘史劄記》（12個段落或名稱的考釋，《東方與非洲研究學校學報》，1960），《蒙古秘史及其他片段》（同上，1963。
《秘史》漢文音寫本部分段落及有關資料的英譯和解釋）等。
在蒙元史研究方面成就最大的是波義耳（J.A.Boyle）。
1947年，他通過了由米諾爾斯基指導的研究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的學位論文，1958年完成并出版了這部重要波斯文史籍的英文譯注本（2卷本）。
他雖不懂漢文，但能充分利用歐洲東方學家的元史研究成果，作出詳細、豐贍的注釋。
《世界征服者史》隻寫到蒙哥時代為止，波義耳認為，拉施都丁《史集》的第二卷記述窩闊台至元成宗時代曆史，内容正可補前書之未備，于是接着将《史集》的這一部分先譯成英文，題為《成吉思汗的繼承者》，1971年出版。
不過他沒有利用此時已可得到的最早、最好的伊斯坦布爾抄本，卻用了布洛曬刊本為底本，雖然他也知道這是一大缺憾，并盡量參照維爾霍夫斯基俄譯本補進了一些布氏刊本脫漏段落以圖補救，但仍不免受到批評。
此譯本的注釋和前書一樣吸收了大量前人（特别是伯希和的）研究成果，但比較簡單。
此外，從五十年代以來，波義耳還發表了三十多篇蒙元史研究論文，其中重要者有《克烈部的夏、冬營地》、《窩闊台合罕的四季行宮》、《海屯行記譯注》等等，1977年彙編為論文集《蒙古世界帝國》。
波氏還是《劍橋伊朗史》第五卷《塞爾柱朗和蒙古伊利汗史》的主編。
波氏從1950年起到1978年去世，一直在曼徹斯特大學任教。
1963年“英國蒙古學會”成立，他當選為第一任主席。
蒙古學家鮑登（C.R.Bawden）重點研究清蒙古曆史與文獻，著述甚豐。
他的《黃金史》（Altantob■i，小黃金史）拉丁字複原與英文譯注本（1955）也是蒙元時期史研究的重要參考文獻。
此外，還寫過《元代馬政劄記》（與劄奇斯欽合作，1965）及有關蒙古狩獵、禮俗等方面的文章。
宗教史家道森（Ch.Dawson）編譯的《出使蒙古記》，收了卡爾平尼、盧勃魯克及其他歐洲使者的蒙古行記，以及來元天主教士的信件（1955，編譯），譯文明白通暢，收集最全，便于利用。
吉布（Gibb）将伊本·拔圖塔行記全文譯為英文（未出全）。
波義耳的學生傑克遜（P.Jackson）是晚近英國的主要蒙元史研究者。
七十年代以來，他發表了多篇高水平的專題論文，如《忽必烈登基之再探讨》（《英蒙學會雜志》第2卷第1期，1975），《馬哈木·秃忽魯統治時代（1325&mdash1351）的蒙古人與德裡蘇丹》（《中亞雜志》，19，1975），《蒙古帝國的瓦解》（《中亞雜志》）等。
尤其最後一文，全面探讨了成吉思汗家族各宗支、各汗國之間錯綜複雜的矛盾和内讧，通過将《史集》和《元史》的記載與埃及、亞美尼亞及其他史料進行比較研究，對許多重要史實作出新的考釋，是極見功力的佳作。
最近，他在莫爾根（D.O.Morgan）合作下完成了《盧勃魯克東遊記》新的注釋譯本（1990）。
莫爾根也是長于蒙古帝國史研究的學者，撰有《波斯的蒙古軍》（《伊斯蘭》，56，1979）等多篇論文；其所著《蒙古人》（1986）被認為是繼多桑之後比較成功的綜合性著作，第一篇為史料概述，第二至第七篇為蒙元史，尤其是第六篇蒙古西征、波斯的蒙古史，是他的強項，第八篇簡述元以後之蒙古。
不過譯名多據波斯文轉寫，有不少錯誤。
此外，還有一位内蒙古人奧農（UrgungeOnon），是四十年代末拉鐵摩爾帶到美國去的蒙古青年之一，他與其他三個蒙古人在拉氏領導下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組成一個研究組，出了一些書和文章。
奧農是主要研究蒙古曆史的，後轉到英國裡茲大學任教，并主持那裡的蒙古研究項目，最近出版了其《元朝秘史》的英文譯注本，名為《成吉思汗的曆史與生平》。
他還是現任英國蒙古學會的副主席。
美國本世紀初，繼業已名震東方學界的柔克義之後，美國又出了一位優秀的漢學家和東方學家勞費爾（B.Laufer，1874&mdash1934）。
勞氏通漢、藏、蒙、滿、梵、波諸種東方語，其主要研究領域是中亞、西藏史及中國與伊朗關系史，但也寫過一些有關蒙古、阿爾泰語系及元代史的論文，如《不兒罕》（《美國東方學會雜志》36，1917），《珊蠻一詞的起源》（《美國人類學家》，19，1917）。
《鄂多立克到過西藏嗎？》（《通報》，1914）。
這時，美國的東方學整體上還大大落後于歐洲。
除勞費爾外，與蒙元史研究有關的學者值得一提的僅有做過駐俄國、波蘭等國外交官的寇爾丁（J.Curtin）。
1908年，他出版了兩部書，一部名為《蒙古人：曆史》，一部名為《蒙古人在俄羅斯》，篇幅都較大，但内容一般。
著名蒙古學家拉鐵摩爾（O.Lattimore，1900&mdash1989）二十年代開始嶄露頭角，他在北蒙古旅行中得到了羅蔔藏丹津的《黃金史》殘卷，後歸伯希和，對《元朝秘史》研究起了很大推動作用。
他寫了大量文章和書，主要是有關中國北部邊疆及蒙古政治、曆史和地理的，很有影響。
曾将1928至1958年發表的此類文章編為《邊疆史研究》論文集（1962）。
但他的論著偏在近現代，蒙元史方面隻寫過一些概述性文章。
本世紀中葉以來，美國的蒙元史研究有了很大發展。
成就卓著的代表性學者之一是哈佛大學的柯立夫（F.W.Cleaves）。
二戰前他曾在法國從伯希和學習，并在北京住過一段時間，在我國學者協助下研究《松漠紀聞》，又獲得了不少蒙漢文合璧碑銘摹本，這成為他日後主要研究方向的基礎。
從1948年起，他連續在《哈佛亞洲研究雜志》上發表研究元代蒙漢文碑銘、伊利汗給教皇和法國國王的蒙文信件以及其他蒙古文獻的論文，還編刊了重要蒙文史籍羅蔔藏丹津《黃金史》（1952）和《蒙古源流》（1956）。
他翻譯和注釋的《元史八鄰部人伯顔傳》（《哈佛亞洲研究雜志》，1956）多達百餘頁，是一篇很有份量的元史研究論文。
他研究的面很寬，著述豐富，還撰有《關于馬可波羅離華的漢文史料和抵達波斯的波斯文史料》等多篇其他課題的文章。
主要由于柯立夫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哈佛大學在五六十年代成為舉世矚目的蒙元史研究中心，吸引了許多國外學人前往深造。
柯氏積多年之功研究完成的《元朝秘史》英譯本已于1982年出版，但其注釋卷尚未見問世。
馬丁（H.D.Martin）比柯氏略早。
三十年代他在綏北考察，發現了元代汪古部的多處墓葬，著有《關于歸化城北聶思脫裡遺迹的初步報告》（《華裔學志》，3，1939）。
其後相繼在《皇家亞洲學會雜志》上發表《蒙古與西夏的戰争》（1942），《成吉思汗的第一次侵金戰争》（1943），《蒙古的軍隊》（同年）等文。
1950年，出版了專著《成吉思汗的興起及其征服華北》（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
四十年代末，老資格的比利時蒙古學家田清波神甫（A.Mostaert，1881&mdash1971）和蘇聯蒙古學家鮑培（N.Poppe，1897&mdash1992）先後移居美國，對美國的蒙元史研究推動很大。
田清波從1906年到鄂爾多斯傳教，一住二十多年，精通蒙語及蒙古事務；後在北京天主教會工作，1948年定居華盛頓附近。
數十年中，他撰寫了大量研究蒙古語言、部族和文獻的著作與論文，尤其是鄂爾多斯研究更是獨步天下。
到美國後，他與柯立夫有密切的合作關系，曾協助從事蒙古史籍的編刊和伊利汗信件的研究，并為《黃金史》、《蒙古源流》和《水晶念珠》三書撰寫了專篇緒論。
他還發表有長篇的《關于元朝秘史的一些段落》（《哈佛亞洲研究雜志》，13，1950；14，1951；15，1952）等重要文章。
鮑培戰前已是蘇聯的著名學者，在蒙古語言、文學及元代八思巴字蒙文文獻研究方面卓有成就。
1949年赴美後，一直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執教，吸引和帶領了一班美國的蒙古研究者，如克拉德、法誇爾、克魯格等人。
他繼續發表蒙古語言、文學方面的研究論文，特别在《元朝秘史》中的古典蒙古語和八思巴字文獻研究方面作出很大貢獻，先後出版了《蒙古書面語語法》（1954），《蒙古語比較研究導論》（1955）及《八思巴字蒙古文碑銘》（1957，即1941年所出之俄文本《方體字》的英文修訂本，由其學生克魯格編譯）等著作。
克拉德（L.Krader）主要研究蒙古遊牧民社會組織、血緣關系和封建制度等問題，五十年代以來發表了多篇這方面的論文。
法誇爾（D.M.Farguhar）主要研究清代蒙古史，元史方面發表過《元代的官印與花押》（《華裔學志》，25，1966），《元朝政府的結構與職能》（載蘭德彰編《蒙古統治下的中國》，1981）等文。
克魯格（J.R.Krueger）著有《蒙古秘史的年代學與書志學》（《蒙古學會學報》，5，1966）和《蒙古源流》的英譯本（1967），他的主要成績是在蒙古語言、文獻和衛拉特蒙古研究方面。
出于伯希和門下的著名中亞史專家、匈牙利人塞諾爾（DSinor），在英國劍橋大學執教十餘年後，于1962年來到美國印弟安那大學，創立了烏拉爾-阿爾泰學系和内陸亞洲研究所，使該校成為世界著名的内亞研究中心之一。
塞諾爾的蒙元史著述，有關于《卡爾平尼行記》中的蒙古詞語、完者都緻法王信以及蒙古與歐洲關系的研究，《論蒙古的兵法》等多篇。
他編纂的《歐亞中部研究導論》（1963）文獻目錄對蒙元史研究也極為有用。
移居美國的老一輩著名學者還有中國的洪煨蓮，他于1946年應聘赴哈佛大學執教，是該校深受敬重的漢學權威，他并不專門研究元史，但1951年在《哈佛亞洲研究雜志》發表《元秘史流傳考》，憑其版本目錄學的深厚根柢對《秘史》與相關史料的相互關系進行缜密考察，無疑是這方面的權威之作。
他的另一篇文章《錢大昕的三首元史詩》（《哈佛亞洲研究雜志》，19，1956）也觸及許多重要的元史問題。
中國蒙元史專家劄奇斯欽移居美國後受聘于楊伯翰大學，并繼續從事蒙古史、元史研究，1988年出版的英文版《蒙古研究論集》中收入了他曆年發表的《元代馬政諸考》、《蒙古諸汗為何接受西藏佛教》、《元代的中國佛教與道教》等多篇重要論文。
早年就移居美國的比利時神甫塞雷斯（H.Serruys）是研究明代蒙古史的著名前輩學者，他有關明初内地的蒙古人，明朝前期與蒙古的關系，以及《華夷譯語》等文獻的著述，對蒙元史研究也很有參考價值。
五十年代初哈佛大學博士出身的舒爾曼（H.F.Schurm-ann），對元代經濟史有出色的研究。
他将《元史》卷九三、九四《食貨志》譯為英文，加以詳細注釋，于1956年出版。
同年，發表了《13世紀的蒙古貢納制》（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這是一篇精密研究元代蒙古差發賦斂（Alban-Qubǒiri）制度在中國、波斯和斡羅思的實踐及演變的高水平長篇論文。
他還著有《阿富汗的蒙古人》（1962）和《元代的政治組織問題》（第25屆國際東方學大會論文，1963）等。
但此後即未見有新著述問世。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漢學家牟複禮（F.W.Mote）對中國思想史、制度史都很有研究。
元史方面的著述有《元代的儒者隐士》（Wright編《儒士》，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60），《陶宗儀生平諸考》（東京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二十五周年紀念文集，1954）等篇。
其著名論文《中國專制主義的發展：評魏特夫東方專制主義論》（《遠東》，3卷1期，1961）也涉及元史中的一些問題。
陳學霖于1967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在華盛頓大學（西雅圖）任教，是六十年代以來美國中國史學界十分活躍的學者。
其主要研究領域為金元史，著述頗豐。
元史方面的主要論著有《劉秉忠：忽必烈朝的佛&mdash道政治家》（《通報》，53，1967）、《<汝南遺事>緒論》（《宋史研究通訊》，10，1974）等。
1978年，他參與發起召開“蒙古統治下的中國思想”學術讨論會，編輯了一部此次會議的論文集《元代思想與宗教》（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82），集中收入了他本人的長篇論文《馬端臨史學思想中的“通”、“變”》。
他與羅意果、蕭啟慶合編《元代人物傳》，撰寫了王鹗、楊桓、姚樞、楊維中等傳（先後刊登于《遠東史集刊》）。
其近作又有《元大都建城傳說》（1986年南京大學國際元史讨論會論文）、《王文統“謀反”事件與元初政局》（台灣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1989）等。
勞延煊是1962年的哈佛大學博士，其學位論文為王恽《中堂事記》的譯注。
其後又發表《元朝諸帝的季節性狩獵生活》、《金元諸帝遊獵生活行帳》（載台灣《大陸雜志》26∶3，27∶9，1963）、《<飲膳政要>中的非漢語名詞诠釋》（《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9，1969）等文。
現任教于俄亥俄州立大學，主要研究元代南方文人的思想與生活。
近二十年來，美國湧現了一批有成就的蒙元史研究者。
窦德士（J.W.Dardess）重點研究元代中後期史，撰有《彌勒教起義的轉折與明朝的建立》（《亞洲學會雜志》，29，1970）、《從蒙古帝國到元朝》（《華裔學志》，30，1972&mdash1973）、《鄭氏義門：元末明初的社會組織與理學》（《哈佛亞洲研究雜志》，34，1974）、《元後期浙江的儒學、地方改革與中央集權》（載《元代思想與宗教》，1982）等論文。
其所著《征服者與儒士：元後期的政治變化》（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71）詳細闡述了元中葉以後鐵木疊兒、燕帖木兒、伯顔、脫脫等人為首的政治集團圍繞“儒化”政策及争奪權力展開的複雜鬥争及其對元代政治的影響。
羅沙比（M.Rossabi）偏重于内陸亞洲史，尤其是明朝與西域關系史的研究。
在元史研究方面也有不少著述，發表過《忽必烈與其家族的婦女》、《元明時代的女真人》、《元代早期的穆斯林》（此文載蘭德彰編《蒙古統治下的中國》，1981）等論文。
他參與組織1978年召開的“10&mdash14世紀東亞多國關系”學術讨論會，主編了一本此次會議的論文集《ChinaamongEqual-10至14世紀中國與其鄰國》（1983），并撰寫了“導論”。
其後他把撰寫一部《忽必烈傳》作為自己的重點研究計劃，為此翻譯了《元史·世祖本紀》，并仔細搜檢《史集》、《高麗史》及其他多種文字史料：廣泛參閱各國學者的研究成果，經數年努力，于1988年完成并出版了這部蒙元史上最重要人物的長篇傳記。
羅沙比的漢文相當好，此書在資料利用方面，在忽必烈統治思想和政治、經濟政策的分析方面，無疑都比以前愛宕松男（1941）和李唐（1978）寫的忽必烈傳前進了一步，從曆史轉變角度提出了一些獨到見解。
但撰寫一部完善的忽必烈傳記難度相當大，書中對發生在忽必烈朝的複雜的政治派别鬥争和重大制度變革還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
陸寬田（LucKwanten）于1972年以《元代的藏蒙關系》獲南卡羅來納大學博士學位。
他還先後發表過《元朝皇族的藏語名字》（《蒙古學會學報》10卷1期，1971）、《成吉思汗征服西藏：是虛構還是真實？》（《亞洲史雜志》，8，1974）、《木華黎評傳》（《宋元研究報告》，14，1978）等文章。
1979年，出版了一部大型專著《遊牧帝國：500年至1500年的中亞史》。
這是自格魯塞《草原帝國》出版40年來第一部西方學者寫的同類著作，蒙元時期史是此書的重點部分。
作者廣泛利用了這40年中各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使本書内容較前人著作顯得更為新穎。
但由于涉及面很廣，作者對其中許多專門問題難免研究不足，因而失誤之處頗多。
洪金富在《哈佛亞洲研究雜志》（1981）上發表一篇書評，詳細指摘了書中主要因誤引、誤解史料（特别是漢文史料）造成的錯誤。
蘭德彰（J.D.Langlois）着重元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他于1974年在普林斯頓大學通過的博士論文題為《蒙古統治下的金華學派》。
其後又發表長篇論文《虞集和他的蒙古主子》（《亞洲研究雜志》，48，1978），研究了虞集與元文宗的關系及其在當時文治政策中的作用；《元代政治思想中的法律、治國策和<春秋>經》（載《元代思想與宗教》），主要讨論元代學者對傳統法律和經世治國思想的研究。
陳恒昭于1973年以《至元新格》的複原及元代法制研究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此文1979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蒙古統治下的中國法制傳統》，第一部分元代法制研究，第二部分《至元新格》的複原及其英譯。
這是一部元代法制史研究的力作。
葛德衛（D.Gedalecia）為1971年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元代理學家吳澄》。
其後又發表有《吳澄理學思想中的古典主義》（《宋元研究集刊》，14，1978），《吳澄的尊德性與道問學》（載《元代思想與宗教》）等文。
愛爾森（T.T.Allsen）着重蒙元前期（前四汗時期）史的研究。
1979年他在明尼蘇達大學獲博士學位，學位論文是研究蒙哥汗時代大蒙古國的政治和經濟，後經增補、修訂，由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出版（1987），題為《蒙古帝國制度：大汗蒙哥在中國、斡羅思和伊斯蘭國家的政策》。
此書分别論述了蒙哥汗的中央集權政策和手段、戶口編籍、稅收以及兵力的征集，各部分的研究均有相當深度。
他的語言條件很好，得以利用尚無譯本的幾種重要波斯文史籍（《五世系》、《木因曆史選》、《完者都史》等）和廣泛搜檢俄羅斯編年史資料。
他的幾篇專題論文&mdash&mdash《蒙古在斡羅思的括戶》（《哈佛烏克蘭研究》，5，1981）、《13世紀元朝與吐魯番畏兀兒》（羅沙比編《ChinaamongEqual》，1982）、《西征的序幕：1217年至1237年蒙古在烏拉爾&mdash伏爾加地區的軍事經略》（1983），研究都十分精細，頗多新見。
安迪考特·韋斯特（E.EndicottWest），1982年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其博士論文為《元代的區域和地方政府》，1989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為《蒙古在中國的統治：元代的地方政府》。
她的其他著述還有《元代早期的決策與人事管理狀況》（“10至14世紀中國皇權統治的演變”學術會議論文，1982）、《元代中國的商人團體：斡脫》（1986年南京大學國際元史讨論會論文）等。
劉元珠在哈佛大學從柯立夫攻習蒙元史，以《元史·奸臣傳》的研究獲博士學位，後在威爾斯利學院任教。
撰有《虞集<道園類稿>在元史研究中的價值》（南京大學國際元史讨論會論文，後刊于台灣《食貨月刊》16卷11、12期合刊）、《蒙元儒吏關系：延祐開科與抑吏》（《慶祝王锺翰先生八十壽辰學術論文集》，1993）等。
日本日本的蒙元史研究始于十九世紀末。
以前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基本遵循中國傳統史學方法，這時開始學習西方，許多學者赴歐美考察、留學，并邀請歐洲學者來日講學，積極引進歐洲的東方學，在
接着，他在中國武昌、長沙擔任軍校教官共7年，并繼續其漢學研究。
二十年代以後，曆任哥廷根大學、萊比錫大學、柏林大學和慕尼黑大學漢學教授。
其間，除在漢語和中國古代史方面陸續有著述外，他傾注了大量精力研究蒙元時代的曆史與文獻，特别是《元朝秘史》。
1931年，開始著《關于<元朝秘史>的研究》。
經過多年工作，完成了這項研究課題，主要成果分三卷先後出版：第一卷為《元朝秘史》漢字音寫蒙古原文的複原（1937）；第二卷為《元朝秘史詞典》（1939。
每詞均列出其見于各節的不同語法形式和釋義，并引有重要例句）；第三卷為德文譯注本（1941）。
此外，還撰有多篇研究《秘史》詞彙、語法特點以及複原問題的論文。
他的其他蒙元史著述還有：《成吉思汗的最後一次出征及其去世》（載《大亞細亞》第9卷，1933），《蒙古統治時代中國寺廟的賦稅優惠權》（1940。
其第二部分為八思巴字碑銘），《蒙古世界帝國的文化政策》（1942），《伊利汗阿魯渾和完者都給法國國王腓力的信》（《東方》第2輯，1949。
序論、譯寫、翻譯和注釋），《兩個王朝的滅亡：1232&mdash1233年與1368&mdash1370年目擊者的報告》（1969，為《錄大梁事》與《北巡私記》的摘譯，由其學生P.Olbricht編刊）等。
拉契涅夫斯基（P.Ratchnevsky，1899&mdash1991）是著名蒙元史專家，三十年代就以對元代法律制度的卓越研究為學界所推崇。
他先從海尼士學習漢、蒙、滿語，1924年入法國東方語學校，次年入巴黎大學，成為伯希和的學生。
在伯氏指導下，他以《元史·刑法志》研究作為博士論文課題。
1937年，其成名之作《元代的法典》（《元史》卷一○二、一○三《刑法志》一、二的法文譯、注，和一篇長達99頁的論述元代法律制度的“緒論”），作為“高等中國研究所叢書”第四種在巴黎出版，伯希和為之作序。
此書迄今仍是元代法律史研究的最優秀著作之一。
1950年起，他在柏林洪堡大學東亞研究所主持蒙、漢語講座，并任所長，繼續從事蒙元史研究，先後發表《蒙古大汗與佛教》（《亞洲研究》，1954），《元代中國立法中的蒙古處罰法制》（《中國&mdash&mdash阿爾泰研究》，1961），《論中國立法的蒙古影響》（第25屆國際東方學家大會論文，1963），《失吉忽秃忽》（《中亞雜志》，1965），《關于蒙元時的“投下”一詞》（《蒙古研究論集》，1966），《室韋是蒙古人嗎？》（《漢學論集》，1966），《中國大汗宮廷的蒙古祭禮》（《蒙古研究》，1970。
《元史、祭祀志》摘譯并詳細注釋），《忽必烈》（《世界史名人傳》，1973），《成吉思汗劄撒及其疑難問題》（國際阿爾泰研究學會論文，1974）等多篇論文，以及與學生合編的《元代史學術語字典》（醫學部分，1967）。
80高齡時，他完成了最後一部力作&mdash&mdash《成吉思汗：其生平與事業》，于1983年出版。
此書被學界推崇為迄今最優秀的一部成吉思汗傳記。
施普勒（B.Spuler）主要從事伊利汗國史和金帳汗國史研究。
伊利汗國史方面，他在前人（多桑、哈默爾）基礎上，進一步搜集和研究了大量波斯文、阿拉伯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包括前人未曾利用的一些原始抄本，用新的體裁著成《蒙古人在伊朗：伊利汗朝的政治、行政制度和文化》（1939年出版，1955年修訂再版），分别對政治史（大蒙古國前四汗及曆代伊利汗）、蒙古統治下的伊朗各大區史、宗教、中央和地方行政機構、賦稅、外交、法律、軍事組織、公共設施和日用生活等各方面作了扼要闡述，征引原始資料非常豐富，内容充實，書末附有詳細的史料和研究文獻目錄。
此外還撰有一本簡略的《伊斯蘭諸國史：蒙古朝代》（1948）。
金帳汗國史方面，1943年出版了他的《金帳：蒙古人在俄羅斯》專著（1965年增訂重版）。
1975年，他在第14屆國際曆史科學大會上提出題為《定居社會中的遊牧主義：金帳汗國》的論文。
他的另一部對讀者十分有用的書是《蒙古史：13&mdash14世紀東西方史料選輯》（1968年出版，1972年英譯本），分“帝國的建立”、“歐人眼中的蒙古人”、“波斯之伊利汗朝”、“中國的蒙古諸汗”、“金帳汗國”諸類，編集了除漢文史料外的各種文字重要史料。
此外，他還用法文寫了一本非常好的通俗讀物：《曆史上的蒙古人》（1961年出版，1972年英譯本）。
漢學家傅海波（HerbertFranke，1914生）是近幾十年德國研究中國史的權威學者。
他從1952年起成為慕尼黑大學教授，後任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繼海尼士主持該校的漢學研究，一度出任過駐香港領事。
他偏重于利用漢文史料研究元代史，著述豐富，涉及面很廣。
主要論著有：《趙孟頫》、《桑哥》（《漢學》，1940，1942）、《阿合馬》（《東方》，1948）、《蒙古統治下中國的貨币與經濟：元代經濟史文獻》（1949）&mdash&mdash主要是闡釋漢文資料，并讨論了忽必烈的貨币政策和至元、至大、至正三次貨币改革；《拉施都丁<中國史>漢學注釋》（《東方》，1951）；《蒙古諸帝能讀和寫漢文嗎？》（載《大亞細亞》新集3，1952）&mdash&mdash引證大量元人文集資料說明元中後期的英宗、文宗、順帝等已具有一定程度的漢文化修養；《吐魯番發現的一件元代蒙古曆書殘片》（1964）；《蒙古帝國時代的中西交往》（載《香港分部雜志》6，1966）；《<飲膳政要>中的非漢語名詞補注》（《中亞研究》，1970）；《蒙古統治下的中國史學：曆史在涵化中的作用》（《蒙古研究》，1974）；《從部落首領到天下皇帝：元朝的合法化》（1978），以及多篇考釋元代蒙文文書殘片的文章。
近年，他仍著述不辍，續有新作問世。
著名蒙古學家海西希（W.Heissig）是近三十年德國蒙古學的領頭人，他主要研究清代和近現代蒙文曆史、文學和宗教文獻，成就卓著，但涉及蒙古古代史的著述很少。
1970年，出版了他和意大利藏學家圖奇合著的《西藏和蒙古的宗教》一書，其中蒙古宗教部分由他撰寫，用兩章專述早期的薩滿教和元代佛教在蒙古的傳播。
1982年海西希從波恩大學中亞語言文化研究所所長職位退下來後，由其學生薩加斯特（K.Sagaster）繼任。
薩加斯特兼通蒙、藏文，主要研究蒙文史籍和蒙藏宗教、文化關系，有關蒙元史的著述主要有《白史》德文譯注本（1976）以及研究拉西彭楚克及其所著之《大元水晶鑒》（文載《中亞研究》4，1970），讨論搠思吉斡節兒是否譯過《五護經》（載OlonUlsyn2，1973）等篇論文。
海西希下面的另一位重要學者是威爾斯（M.Weiers），主要擅長蒙古曆史語言研究，六十年代以來發表多篇這方面論文。
1986年出版了他主編的涵蓋史料、語言與文學、宗教、藝術和曆史各方面研究的《蒙古曆史與文化論集》，其中他本人撰寫了蒙古語言概述（讨論到元代色目人使用的語言，認為是波斯&mdash突厥混合語），窩闊台至蒙哥時代的蒙古帝國及其與西方的關系，以及西北三汗國曆史；成吉思汗和元代的曆史由Kampfe和Trauzettel分别撰寫；VeronikaVeit撰寫了蒙古自古至今的經濟和社會結構以及明、清蒙古史。
這三位也是波恩大學蒙元史研究的骨幹。
藏學家D.Schuh撰寫了該書的元代西藏部分，他在這方面的研究成績很大，尤其是對元朝皇帝賜西藏诏旨的研究。
哥廷根大學是德國中亞和東亞研究的重要中心，該校突厥學和阿爾泰研究的領頭人德福（G.Doerfer），以其四大卷巨著《新波斯語中的突厥語和蒙古語成分》（1963&mdash1975）蜚聲世界。
德福對阿爾泰語系諸語和波斯語都有很深造詣，因而能采用曆史比較語言學方法，考察蒙古和帖木兒時代及其以前新波斯語的曆史源流。
此書不僅是語言學的傑作，也是研究蒙元時代名物制度的優秀著作，是蒙元史研究者極好的工具書。
他對《元朝秘史》的蒙文語法也有專門研究（文載《中亞雜志》，1955），此外還撰有《蒙古秘史成書年代考》（《德國東方學會學報》，113，1963）、《拉施都丁書中的蒙古人名》（《中亞雜志》，1、4，1970）等論文。
該校另一位蒙元史研究者是傅海波的學生羅斯納（E.Rosner）。
他在1964年以題為《元代法律中的“十惡”罪》的長篇論文獲得博士學位。
他對元代史漢文史料很熟悉，研究路子頗似其師。
藏學家和蒙古學家舒伯特（J，Schubert）于1950年應聘到萊比錫大學任教，1959年繼任該校東亞研究所所長。
主要研究蒙古文化史。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到蒙古進行了一系列學術考察，其中一項是專門尋找成吉思汗墓地，雖未達到目的，但寫成了一部對蒙古史研究很有參考價值的考察報告《不兒罕山之旅》（1963）。
根據考察的收獲，他還寫了好幾篇研究的論文：《烏德犍山的觀念與位置》（《烏拉爾&mdash阿爾泰年刊》，35，1964），《古代蒙古史上的曆史性場所考》（關于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所在地曲雕阿蘭的考證，載《東方學報》（華沙），30，1966），《不兒罕山即肯特山考》（《民族學博物館年刊》29，1973）等。
萊比錫大學另一位研究蒙元史的學者陶貝（M.Taube），著有《丹津劄巴的<心箍注釋>》（1957），《<蒙古秘史>的一種不熟悉版本》（1974），以及《秘史》的新譯注本（1989）。
拉契涅夫斯基的學生維茨（H.P.Vietze）主要從事蒙古及阿爾泰系語言研究，編過一部《蒙古秘史逆序詞典》（1969）；海德（D.Heyde）除與其師合編《元代史學術語詞典》外，還著有《元朝重新推行科舉考試的鬥争》（1972），《中國科舉取仕原則與蒙古遊牧征服者》（1968）等；巴爾克曼（U.B.Barkmann）研究從古代至清代的蒙古史。
他們都是現在柏林洪堡大學的蒙元史研究骨幹。
德國學者對元代漢文史料的研究值得注意。
有一組學者緻力于《蒙鞑備錄》與《黑勒事略》的譯注。
這工作由海尼士開始，其學生等繼續進行，直到1980年才出版了P.Olbricht和E.Pins的德文譯注本，譯、注均稱上乘（羅意果著文評介，載《華裔學報》，35，1981&mdash1980）。
Olbrcht曾撰有《元代的驿傳》（1950年哥廷根大學博士論文，1954年出版）等文。
《元史》第二、三卷（太宗、定宗、憲宗本紀）由Aramowski譯成德文，于1976、1979年先後刊載于《中亞研究》（ZentralasiatischeStudien）上，其注釋偏重于曆史。
回鹘曆史語言研究專家馮加班（A.VonGabain）所著《850&mdash1250年的和州回鹘王國》（1961）和《9&mdash14世紀和州回鹘王國的生活》（1973），利用大量回鹘文文書，是目前有關元代畏兀兒史研究的最佳著作，很有參考價值。
英國本世紀初，英國傑出伊朗學家布朗（E.G.Browne，1862&mdash1926）計劃刊行《史集》全書。
1908年，他在《皇家亞洲學會雜志》上發表《關于拉施都丁<史集>全刊本的建議》，詳細分析了全書内容，對原書目錄進行調整，仍按其順序重新劃分卷、編、章，提出了一份新的目錄設計（參見本書“史料”篇）。
其刊行計劃沒有實現，但所設計分卷方法比較合理，為後來刊行和翻譯《史集》的學者所采用。
布朗的代表性著作是四卷本巨著《波斯文學史》，其第三卷《蒙古統治時代的波斯文學史》（1920），對了解這個時期的波斯文史籍極為有用。
東方學者穆勒（A.C.Moule，1873&mdash1957）以研究中國的基督教和《馬可波羅行記》聞名。
他出生于杭州，父為教士，劍橋大學畢業後再到中國任傳教士（1889&mdash1908），回國後仍任教職，後為劍橋大學中國語文和曆史教授。
從1914年起，相繼在《皇家亞洲學會雜志》、《通報》等刊物上發表有關元代基督教（聶思脫裡教、羅馬天主教）曆史文獻、遺迹以及馬可波羅的研究論文，其中有多篇關于元代杭州（行在）的研究。
其名著《1550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史》出版于1930年，考述唐代以來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和興衰，四分之三為元代東西方文獻的研究。
1938年，出版了他和伯希和合作完成的《馬可波羅寰宇記》拉丁文彙校本和最完善的英譯本。
著名伊朗學家米諾爾斯基（V.Minorsky）的代表性著作是中世紀波斯文地理名著《世界境域志》的英譯本和豐贍的注釋（1937年初版，1970年經博思活斯編訂再版）。
原書雖然是十世紀的作品，而米氏注釋涉及的内容卻十分豐富，對研究中亞古代諸部落及曆史地理極為有用。
米氏還發表過一些研究蒙元時期史的論文，如《高加索研究：阿蘭都城麥怯思和蒙古的遠征》（《東方與非洲研究學校學報》14，1952），《木克裡庫爾德斯坦的蒙古地名》（同上，1957）等。
漢學家威萊（A.Waley）出版了《長春真人西遊記》英文譯注本（1931），遠勝于布萊茨奈德的舊譯；他還撰有《元朝秘史劄記》（12個段落或名稱的考釋，《東方與非洲研究學校學報》，1960），《蒙古秘史及其他片段》（同上，1963。
《秘史》漢文音寫本部分段落及有關資料的英譯和解釋）等。
在蒙元史研究方面成就最大的是波義耳（J.A.Boyle）。
1947年，他通過了由米諾爾斯基指導的研究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的學位論文，1958年完成并出版了這部重要波斯文史籍的英文譯注本（2卷本）。
他雖不懂漢文，但能充分利用歐洲東方學家的元史研究成果，作出詳細、豐贍的注釋。
《世界征服者史》隻寫到蒙哥時代為止，波義耳認為，拉施都丁《史集》的第二卷記述窩闊台至元成宗時代曆史，内容正可補前書之未備，于是接着将《史集》的這一部分先譯成英文，題為《成吉思汗的繼承者》，1971年出版。
不過他沒有利用此時已可得到的最早、最好的伊斯坦布爾抄本，卻用了布洛曬刊本為底本，雖然他也知道這是一大缺憾，并盡量參照維爾霍夫斯基俄譯本補進了一些布氏刊本脫漏段落以圖補救，但仍不免受到批評。
此譯本的注釋和前書一樣吸收了大量前人（特别是伯希和的）研究成果，但比較簡單。
此外，從五十年代以來，波義耳還發表了三十多篇蒙元史研究論文，其中重要者有《克烈部的夏、冬營地》、《窩闊台合罕的四季行宮》、《海屯行記譯注》等等，1977年彙編為論文集《蒙古世界帝國》。
波氏還是《劍橋伊朗史》第五卷《塞爾柱朗和蒙古伊利汗史》的主編。
波氏從1950年起到1978年去世，一直在曼徹斯特大學任教。
1963年“英國蒙古學會”成立，他當選為第一任主席。
蒙古學家鮑登（C.R.Bawden）重點研究清蒙古曆史與文獻，著述甚豐。
他的《黃金史》（Altantob■i，小黃金史）拉丁字複原與英文譯注本（1955）也是蒙元時期史研究的重要參考文獻。
此外，還寫過《元代馬政劄記》（與劄奇斯欽合作，1965）及有關蒙古狩獵、禮俗等方面的文章。
宗教史家道森（Ch.Dawson）編譯的《出使蒙古記》，收了卡爾平尼、盧勃魯克及其他歐洲使者的蒙古行記，以及來元天主教士的信件（1955，編譯），譯文明白通暢，收集最全，便于利用。
吉布（Gibb）将伊本·拔圖塔行記全文譯為英文（未出全）。
波義耳的學生傑克遜（P.Jackson）是晚近英國的主要蒙元史研究者。
七十年代以來，他發表了多篇高水平的專題論文，如《忽必烈登基之再探讨》（《英蒙學會雜志》第2卷第1期，1975），《馬哈木·秃忽魯統治時代（1325&mdash1351）的蒙古人與德裡蘇丹》（《中亞雜志》，19，1975），《蒙古帝國的瓦解》（《中亞雜志》）等。
尤其最後一文，全面探讨了成吉思汗家族各宗支、各汗國之間錯綜複雜的矛盾和内讧，通過将《史集》和《元史》的記載與埃及、亞美尼亞及其他史料進行比較研究，對許多重要史實作出新的考釋，是極見功力的佳作。
最近，他在莫爾根（D.O.Morgan）合作下完成了《盧勃魯克東遊記》新的注釋譯本（1990）。
莫爾根也是長于蒙古帝國史研究的學者，撰有《波斯的蒙古軍》（《伊斯蘭》，56，1979）等多篇論文；其所著《蒙古人》（1986）被認為是繼多桑之後比較成功的綜合性著作，第一篇為史料概述，第二至第七篇為蒙元史，尤其是第六篇蒙古西征、波斯的蒙古史，是他的強項，第八篇簡述元以後之蒙古。
不過譯名多據波斯文轉寫，有不少錯誤。
此外，還有一位内蒙古人奧農（UrgungeOnon），是四十年代末拉鐵摩爾帶到美國去的蒙古青年之一，他與其他三個蒙古人在拉氏領導下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組成一個研究組，出了一些書和文章。
奧農是主要研究蒙古曆史的，後轉到英國裡茲大學任教，并主持那裡的蒙古研究項目，最近出版了其《元朝秘史》的英文譯注本，名為《成吉思汗的曆史與生平》。
他還是現任英國蒙古學會的副主席。
美國本世紀初，繼業已名震東方學界的柔克義之後，美國又出了一位優秀的漢學家和東方學家勞費爾（B.Laufer，1874&mdash1934）。
勞氏通漢、藏、蒙、滿、梵、波諸種東方語，其主要研究領域是中亞、西藏史及中國與伊朗關系史，但也寫過一些有關蒙古、阿爾泰語系及元代史的論文，如《不兒罕》（《美國東方學會雜志》36，1917），《珊蠻一詞的起源》（《美國人類學家》，19，1917）。
《鄂多立克到過西藏嗎？》（《通報》，1914）。
這時，美國的東方學整體上還大大落後于歐洲。
除勞費爾外，與蒙元史研究有關的學者值得一提的僅有做過駐俄國、波蘭等國外交官的寇爾丁（J.Curtin）。
1908年，他出版了兩部書，一部名為《蒙古人：曆史》，一部名為《蒙古人在俄羅斯》，篇幅都較大，但内容一般。
著名蒙古學家拉鐵摩爾（O.Lattimore，1900&mdash1989）二十年代開始嶄露頭角，他在北蒙古旅行中得到了羅蔔藏丹津的《黃金史》殘卷，後歸伯希和，對《元朝秘史》研究起了很大推動作用。
他寫了大量文章和書，主要是有關中國北部邊疆及蒙古政治、曆史和地理的，很有影響。
曾将1928至1958年發表的此類文章編為《邊疆史研究》論文集（1962）。
但他的論著偏在近現代，蒙元史方面隻寫過一些概述性文章。
本世紀中葉以來，美國的蒙元史研究有了很大發展。
成就卓著的代表性學者之一是哈佛大學的柯立夫（F.W.Cleaves）。
二戰前他曾在法國從伯希和學習，并在北京住過一段時間，在我國學者協助下研究《松漠紀聞》，又獲得了不少蒙漢文合璧碑銘摹本，這成為他日後主要研究方向的基礎。
從1948年起，他連續在《哈佛亞洲研究雜志》上發表研究元代蒙漢文碑銘、伊利汗給教皇和法國國王的蒙文信件以及其他蒙古文獻的論文，還編刊了重要蒙文史籍羅蔔藏丹津《黃金史》（1952）和《蒙古源流》（1956）。
他翻譯和注釋的《元史八鄰部人伯顔傳》（《哈佛亞洲研究雜志》，1956）多達百餘頁，是一篇很有份量的元史研究論文。
他研究的面很寬，著述豐富，還撰有《關于馬可波羅離華的漢文史料和抵達波斯的波斯文史料》等多篇其他課題的文章。
主要由于柯立夫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哈佛大學在五六十年代成為舉世矚目的蒙元史研究中心，吸引了許多國外學人前往深造。
柯氏積多年之功研究完成的《元朝秘史》英譯本已于1982年出版，但其注釋卷尚未見問世。
馬丁（H.D.Martin）比柯氏略早。
三十年代他在綏北考察，發現了元代汪古部的多處墓葬，著有《關于歸化城北聶思脫裡遺迹的初步報告》（《華裔學志》，3，1939）。
其後相繼在《皇家亞洲學會雜志》上發表《蒙古與西夏的戰争》（1942），《成吉思汗的第一次侵金戰争》（1943），《蒙古的軍隊》（同年）等文。
1950年，出版了專著《成吉思汗的興起及其征服華北》（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
四十年代末，老資格的比利時蒙古學家田清波神甫（A.Mostaert，1881&mdash1971）和蘇聯蒙古學家鮑培（N.Poppe，1897&mdash1992）先後移居美國，對美國的蒙元史研究推動很大。
田清波從1906年到鄂爾多斯傳教，一住二十多年，精通蒙語及蒙古事務；後在北京天主教會工作，1948年定居華盛頓附近。
數十年中，他撰寫了大量研究蒙古語言、部族和文獻的著作與論文，尤其是鄂爾多斯研究更是獨步天下。
到美國後，他與柯立夫有密切的合作關系，曾協助從事蒙古史籍的編刊和伊利汗信件的研究，并為《黃金史》、《蒙古源流》和《水晶念珠》三書撰寫了專篇緒論。
他還發表有長篇的《關于元朝秘史的一些段落》（《哈佛亞洲研究雜志》，13，1950；14，1951；15，1952）等重要文章。
鮑培戰前已是蘇聯的著名學者，在蒙古語言、文學及元代八思巴字蒙文文獻研究方面卓有成就。
1949年赴美後，一直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執教，吸引和帶領了一班美國的蒙古研究者，如克拉德、法誇爾、克魯格等人。
他繼續發表蒙古語言、文學方面的研究論文，特别在《元朝秘史》中的古典蒙古語和八思巴字文獻研究方面作出很大貢獻，先後出版了《蒙古書面語語法》（1954），《蒙古語比較研究導論》（1955）及《八思巴字蒙古文碑銘》（1957，即1941年所出之俄文本《方體字》的英文修訂本，由其學生克魯格編譯）等著作。
克拉德（L.Krader）主要研究蒙古遊牧民社會組織、血緣關系和封建制度等問題，五十年代以來發表了多篇這方面的論文。
法誇爾（D.M.Farguhar）主要研究清代蒙古史，元史方面發表過《元代的官印與花押》（《華裔學志》，25，1966），《元朝政府的結構與職能》（載蘭德彰編《蒙古統治下的中國》，1981）等文。
克魯格（J.R.Krueger）著有《蒙古秘史的年代學與書志學》（《蒙古學會學報》，5，1966）和《蒙古源流》的英譯本（1967），他的主要成績是在蒙古語言、文獻和衛拉特蒙古研究方面。
出于伯希和門下的著名中亞史專家、匈牙利人塞諾爾（DSinor），在英國劍橋大學執教十餘年後，于1962年來到美國印弟安那大學，創立了烏拉爾-阿爾泰學系和内陸亞洲研究所，使該校成為世界著名的内亞研究中心之一。
塞諾爾的蒙元史著述，有關于《卡爾平尼行記》中的蒙古詞語、完者都緻法王信以及蒙古與歐洲關系的研究，《論蒙古的兵法》等多篇。
他編纂的《歐亞中部研究導論》（1963）文獻目錄對蒙元史研究也極為有用。
移居美國的老一輩著名學者還有中國的洪煨蓮，他于1946年應聘赴哈佛大學執教，是該校深受敬重的漢學權威，他并不專門研究元史，但1951年在《哈佛亞洲研究雜志》發表《元秘史流傳考》，憑其版本目錄學的深厚根柢對《秘史》與相關史料的相互關系進行缜密考察，無疑是這方面的權威之作。
他的另一篇文章《錢大昕的三首元史詩》（《哈佛亞洲研究雜志》，19，1956）也觸及許多重要的元史問題。
中國蒙元史專家劄奇斯欽移居美國後受聘于楊伯翰大學，并繼續從事蒙古史、元史研究，1988年出版的英文版《蒙古研究論集》中收入了他曆年發表的《元代馬政諸考》、《蒙古諸汗為何接受西藏佛教》、《元代的中國佛教與道教》等多篇重要論文。
早年就移居美國的比利時神甫塞雷斯（H.Serruys）是研究明代蒙古史的著名前輩學者，他有關明初内地的蒙古人，明朝前期與蒙古的關系，以及《華夷譯語》等文獻的著述，對蒙元史研究也很有參考價值。
五十年代初哈佛大學博士出身的舒爾曼（H.F.Schurm-ann），對元代經濟史有出色的研究。
他将《元史》卷九三、九四《食貨志》譯為英文，加以詳細注釋，于1956年出版。
同年，發表了《13世紀的蒙古貢納制》（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這是一篇精密研究元代蒙古差發賦斂（Alban-Qubǒiri）制度在中國、波斯和斡羅思的實踐及演變的高水平長篇論文。
他還著有《阿富汗的蒙古人》（1962）和《元代的政治組織問題》（第25屆國際東方學大會論文，1963）等。
但此後即未見有新著述問世。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漢學家牟複禮（F.W.Mote）對中國思想史、制度史都很有研究。
元史方面的著述有《元代的儒者隐士》（Wright編《儒士》，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60），《陶宗儀生平諸考》（東京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二十五周年紀念文集，1954）等篇。
其著名論文《中國專制主義的發展：評魏特夫東方專制主義論》（《遠東》，3卷1期，1961）也涉及元史中的一些問題。
陳學霖于1967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在華盛頓大學（西雅圖）任教，是六十年代以來美國中國史學界十分活躍的學者。
其主要研究領域為金元史，著述頗豐。
元史方面的主要論著有《劉秉忠：忽必烈朝的佛&mdash道政治家》（《通報》，53，1967）、《<汝南遺事>緒論》（《宋史研究通訊》，10，1974）等。
1978年，他參與發起召開“蒙古統治下的中國思想”學術讨論會，編輯了一部此次會議的論文集《元代思想與宗教》（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82），集中收入了他本人的長篇論文《馬端臨史學思想中的“通”、“變”》。
他與羅意果、蕭啟慶合編《元代人物傳》，撰寫了王鹗、楊桓、姚樞、楊維中等傳（先後刊登于《遠東史集刊》）。
其近作又有《元大都建城傳說》（1986年南京大學國際元史讨論會論文）、《王文統“謀反”事件與元初政局》（台灣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1989）等。
勞延煊是1962年的哈佛大學博士，其學位論文為王恽《中堂事記》的譯注。
其後又發表《元朝諸帝的季節性狩獵生活》、《金元諸帝遊獵生活行帳》（載台灣《大陸雜志》26∶3，27∶9，1963）、《<飲膳政要>中的非漢語名詞诠釋》（《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9，1969）等文。
現任教于俄亥俄州立大學，主要研究元代南方文人的思想與生活。
近二十年來，美國湧現了一批有成就的蒙元史研究者。
窦德士（J.W.Dardess）重點研究元代中後期史，撰有《彌勒教起義的轉折與明朝的建立》（《亞洲學會雜志》，29，1970）、《從蒙古帝國到元朝》（《華裔學志》，30，1972&mdash1973）、《鄭氏義門：元末明初的社會組織與理學》（《哈佛亞洲研究雜志》，34，1974）、《元後期浙江的儒學、地方改革與中央集權》（載《元代思想與宗教》，1982）等論文。
其所著《征服者與儒士：元後期的政治變化》（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71）詳細闡述了元中葉以後鐵木疊兒、燕帖木兒、伯顔、脫脫等人為首的政治集團圍繞“儒化”政策及争奪權力展開的複雜鬥争及其對元代政治的影響。
羅沙比（M.Rossabi）偏重于内陸亞洲史，尤其是明朝與西域關系史的研究。
在元史研究方面也有不少著述，發表過《忽必烈與其家族的婦女》、《元明時代的女真人》、《元代早期的穆斯林》（此文載蘭德彰編《蒙古統治下的中國》，1981）等論文。
他參與組織1978年召開的“10&mdash14世紀東亞多國關系”學術讨論會，主編了一本此次會議的論文集《ChinaamongEqual-10至14世紀中國與其鄰國》（1983），并撰寫了“導論”。
其後他把撰寫一部《忽必烈傳》作為自己的重點研究計劃，為此翻譯了《元史·世祖本紀》，并仔細搜檢《史集》、《高麗史》及其他多種文字史料：廣泛參閱各國學者的研究成果，經數年努力，于1988年完成并出版了這部蒙元史上最重要人物的長篇傳記。
羅沙比的漢文相當好，此書在資料利用方面，在忽必烈統治思想和政治、經濟政策的分析方面，無疑都比以前愛宕松男（1941）和李唐（1978）寫的忽必烈傳前進了一步，從曆史轉變角度提出了一些獨到見解。
但撰寫一部完善的忽必烈傳記難度相當大，書中對發生在忽必烈朝的複雜的政治派别鬥争和重大制度變革還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
陸寬田（LucKwanten）于1972年以《元代的藏蒙關系》獲南卡羅來納大學博士學位。
他還先後發表過《元朝皇族的藏語名字》（《蒙古學會學報》10卷1期，1971）、《成吉思汗征服西藏：是虛構還是真實？》（《亞洲史雜志》，8，1974）、《木華黎評傳》（《宋元研究報告》，14，1978）等文章。
1979年，出版了一部大型專著《遊牧帝國：500年至1500年的中亞史》。
這是自格魯塞《草原帝國》出版40年來第一部西方學者寫的同類著作，蒙元時期史是此書的重點部分。
作者廣泛利用了這40年中各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使本書内容較前人著作顯得更為新穎。
但由于涉及面很廣，作者對其中許多專門問題難免研究不足，因而失誤之處頗多。
洪金富在《哈佛亞洲研究雜志》（1981）上發表一篇書評，詳細指摘了書中主要因誤引、誤解史料（特别是漢文史料）造成的錯誤。
蘭德彰（J.D.Langlois）着重元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他于1974年在普林斯頓大學通過的博士論文題為《蒙古統治下的金華學派》。
其後又發表長篇論文《虞集和他的蒙古主子》（《亞洲研究雜志》，48，1978），研究了虞集與元文宗的關系及其在當時文治政策中的作用；《元代政治思想中的法律、治國策和<春秋>經》（載《元代思想與宗教》），主要讨論元代學者對傳統法律和經世治國思想的研究。
陳恒昭于1973年以《至元新格》的複原及元代法制研究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此文1979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蒙古統治下的中國法制傳統》，第一部分元代法制研究，第二部分《至元新格》的複原及其英譯。
這是一部元代法制史研究的力作。
葛德衛（D.Gedalecia）為1971年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元代理學家吳澄》。
其後又發表有《吳澄理學思想中的古典主義》（《宋元研究集刊》，14，1978），《吳澄的尊德性與道問學》（載《元代思想與宗教》）等文。
愛爾森（T.T.Allsen）着重蒙元前期（前四汗時期）史的研究。
1979年他在明尼蘇達大學獲博士學位，學位論文是研究蒙哥汗時代大蒙古國的政治和經濟，後經增補、修訂，由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出版（1987），題為《蒙古帝國制度：大汗蒙哥在中國、斡羅思和伊斯蘭國家的政策》。
此書分别論述了蒙哥汗的中央集權政策和手段、戶口編籍、稅收以及兵力的征集，各部分的研究均有相當深度。
他的語言條件很好，得以利用尚無譯本的幾種重要波斯文史籍（《五世系》、《木因曆史選》、《完者都史》等）和廣泛搜檢俄羅斯編年史資料。
他的幾篇專題論文&mdash&mdash《蒙古在斡羅思的括戶》（《哈佛烏克蘭研究》，5，1981）、《13世紀元朝與吐魯番畏兀兒》（羅沙比編《ChinaamongEqual》，1982）、《西征的序幕：1217年至1237年蒙古在烏拉爾&mdash伏爾加地區的軍事經略》（1983），研究都十分精細，頗多新見。
安迪考特·韋斯特（E.EndicottWest），1982年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其博士論文為《元代的區域和地方政府》，1989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為《蒙古在中國的統治：元代的地方政府》。
她的其他著述還有《元代早期的決策與人事管理狀況》（“10至14世紀中國皇權統治的演變”學術會議論文，1982）、《元代中國的商人團體：斡脫》（1986年南京大學國際元史讨論會論文）等。
劉元珠在哈佛大學從柯立夫攻習蒙元史，以《元史·奸臣傳》的研究獲博士學位，後在威爾斯利學院任教。
撰有《虞集<道園類稿>在元史研究中的價值》（南京大學國際元史讨論會論文，後刊于台灣《食貨月刊》16卷11、12期合刊）、《蒙元儒吏關系：延祐開科與抑吏》（《慶祝王锺翰先生八十壽辰學術論文集》，1993）等。
日本日本的蒙元史研究始于十九世紀末。
以前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基本遵循中國傳統史學方法，這時開始學習西方，許多學者赴歐美考察、留學，并邀請歐洲學者來日講學，積極引進歐洲的東方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