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國外的蒙元史研究
關燈
小
中
大
研究的長足進展。
他的另一貢獻是将波斯文《瓦薩甫史》第一卷譯為德文，1856年于維也納出版。
1872年，維也納大學教授沃而甫（OttoWolff）出了一部《蒙古或鞑靼人史》，篇幅也很大。
此書叙事從蒙古興起至窩闊台合罕之死和拔都從中歐班師，尤詳于拔都西征之役（征服欽察、斡羅思和入侵波蘭、匈牙利等國的戰事）。
其後，又有巴希菲爾德（G.Bachfeld）寫了一本小冊子《蒙古人在波蘭、西裡西亞、波希米亞和莫拉維亞》（1889），專述1241年戰事。
斯特拉哥什（G.Strakosch-Grassmann）著有《1241&mdash1242年蒙古對中歐的入侵》（1893），可補沃而甫書之不足。
蒙元時代西方旅行家的行記也早有德文譯本，十九世紀這方面的主要成績是布列克（A.Burek）所譯，經諾依曼補充、訂正的馬可波羅行記譯注本（1845年初版，1855年補訂本）。
德國東方學家胡特（G.Huth）于1898年出版了清代蒙古學者用藏文著作的《蒙古佛教史》的德文譯本，這部重要史籍始為西方學者所知，并被廣泛利用于元代史研究。
胡特将此書作者誤認為是濟美日多爾吉（濟美南喀），後人多沿其誤，直到晚近才被訂正。
這個時期在蒙元史研究方面有貢獻的英國學者主要是亨利·玉爾（HenryYule，1820-1889）和霍渥士（H.H.Howorth，1842&mdash1926）。
玉爾于1840至1862年在印度英軍中服役，後任總督秘書。
他對東方曆史地理，特别是中世紀旅行記，有很廣泛、深入的研究，成為哈克魯特學會會員。
其名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2卷，1866），始于鄂多立克行記的研究，後擴大到其他有關中國的中世紀旅行記和地理資料。
在長達253頁的“緒論”中，叙述了從上古直到十七世紀初的中西交通史（含蒙古西征和元代的中西交往），并附錄有古希臘、羅馬及中世紀西方作者有關中國記述的摘譯。
本文部分分别譯出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的《東遊錄》，來元天主教教士（孟特戈維諾等人）的信件、《史集·忽必烈紀》有關中國的記載（主要據多桑書轉譯），十四世紀前期佛羅倫薩商社代理商帕哥羅提（Pegolotti）《諸國志》所載從塔納到中國之路及中國諸地貿易和貨物情況，教皇使者馬黎諾裡的《東行回憶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圖塔旅行記的中國和印度部分，以及十七世紀初鄂本笃的中國行記。
每篇前面都有詳細的作者、版本和研究情況的說明，譯文注釋亦較詳贍。
此書後經法國學者戈狄埃修訂、增補改為四卷（1913&mdash1916年出版），至今仍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特别是元代）的重要參考書。
玉爾的另一名著《馬可波羅書》（1871年初版，1874年再版修訂本）是當時最權威的馬可波羅行記英文譯注本，與1818年出版的馬斯登（Marsden）英譯本相比竟有天壤之别。
其注釋詳明，考證頗多精當，超過了同時的頗節。
此書後亦由戈狄埃修訂、增補，更趨完善（1920）。
霍渥士年輕時代在印度殖民政府工作，後任英國下院議員，考古學會會長。
他是一位人種學家和曆史學家，雖然不通漢、蒙古、波斯等東方文字，卻有志寫一部完整的蒙古史，并相信憑他的史學素養，利用轉手資料（歐洲學者著作以及所譯東方史料），也可以完成。
他的确極其廣泛地閱讀了幾乎所有前人的著述和譯著，前後用數十年之功，終于寫出了四大卷（分五部）巨著《九至十九世紀蒙古史》，第一卷為中國的蒙古史（1876），第二卷為俄國的蒙古史（1880），第三卷為波斯的蒙古史（1888），第四卷為附錄與索引（1928）。
此書可以視為彙集了迄至十九世紀歐洲蒙古史研究成果的綜合性著作，在時間和地域跨度上包羅最廣，叙述亦頗詳，重要地方注明出處，不失為了解蒙古史全貌的參考書。
但由于作者的蒙元史學術修養和語言知識不足，所用資料全出于轉手，闡述史事也多因襲前人，少有新意，從學術性方面衡量遠遜于先前的多桑書。
霍渥士還發表過幾篇蒙元史論文，如《成吉思汗及其祖先》（1880）、《欽察的白帳汗國》（1878）等。
此外，在上海的英國牧師偉列亞力（A.Wylie）對元代八思巴字蒙文碑刻做過一些研究。
他在上海發現一件八思巴字碑刻，将拓本寄往倫敦，并著文介紹（《漢蒙文古碑銘》，載《皇家亞洲學會中國分部會報》，1855），其後又相繼寫了《關于一件八思巴字蒙古文碑銘》（《亞洲雜志》，1862）、《論居庸關古石刻銘文》（《皇家亞洲學會雜志》，1870）等文。
他還寫了一篇關于北京元代天文儀器的文章（《第三屆國際東方學會議論文集》，1876）。
這個時期，發表過有關蒙元史論著的英國學者還有奧爾良（P.J.Orle-ans《中國兩個鞑靼征服者史》，1854），格倫威爾德（W.P.Gro-eneveldt《1293年元征爪哇之役》，《中國評論》，1875&mdash1876，為《元史·爪哇傳》的英譯，1877），布舍爾（S.W.Bushell，《古蒙古都城上都》，《皇家亞洲學會雜志》，1875）等。
1881年，蘭-蒲耳（S.Lane-Poole）出了一本《不列颠博物館藏蒙古錢币》（館藏東方錢币目錄第六卷），緒論中叙述了蒙古曆史，特别是伊利汗國史，并公布了伊利汗國、金帳汗國和察合台汗國的錢币目錄和圖版。
奧立佛（E.E.Oliver）研究了察合台汗國史，發表有《察合台蒙古人》（《皇家亞洲學會雜志》，1888）、《察合台蒙古人的錢币》（《孟加拉皇家亞洲學會雜志》，1891）。
波斯文史料的翻譯，有拉維爾弟（H.G.Raverty）的術茲劄尼《納昔裡史話》英譯本（《亞洲伊斯蘭諸王朝史》，1881）和羅斯（E.D.Ross）的海達兒《拉施德史》英譯本（《中亞蒙人史》，1898） 美國著名東方學家柔克義（W.W.Rockhill，1854&mdash1914）的主要研究領域和業績雖然是在藏學方面，但他學識廣博，對宋、元時代的中西交通也有精湛的研究。
他和德國著名漢學家夏德（F.Hirth，1845&mdash1927）合作的《諸蕃志》英文譯注本十分有名。
他在1900年完成的《盧勃魯克東行記》英文譯注本（含卡爾平尼行記，倫敦哈克魯特學會出版）注釋詳明，利用了大量歐洲中世紀曆史文獻和前人研究成果，有很多精辟的考證，迄今為止仍是研究這兩種行記最好的著作。
第二節 二十世紀的蒙元史研究 本世紀初期，湧現了一批卓越的蒙元史研究的帶頭人，本世紀中葉許多有成就的蒙元史專家多出于他們門下。
随着學術研究的日益深入，東方學各學科析分愈細，學者們的研究領域更加專門化。
但由于蒙元史涉及的民族甚多，地域甚廣，因而又具有多學科的特點。
一方面，漢學、蒙古學、藏學、伊朗學以及歐洲中世紀史的專家都有不少與蒙古史有關的著述；另一方面，優秀的蒙元史專家也多兼通數門語言和若幹學科的知識。
法國東方學大師伯希和（P.Pelliot，1878&mdash1945）是本世紀蒙元史研究領域無可争辯的最有成就、影響最大的權威，這是由于他不僅漢學造詣極高，而且兼精蒙古、突厥、西藏、印度、伊朗、印支等學。
淵博的語言和文獻學知識加上異常的天才和勤奮，使他在極廣的研究領域中幾乎無往而不獲。
伯希和畢業于法國東方語言學院，曾受業于沙畹。
1899年為印支古迹調查會（不久改為河内法國遠東學校）研究人員，後任教授。
其間多次來我國搜集圖書資料。
1906至1908年在我國新疆、甘肅考察古迹，從敦煌千佛洞等處劫走大量珍貴的古文書、寫本、木簡及繪畫等文物。
1911年成為法蘭西學院教授，直至去世。
1925年起擔任《通報》主編，1935年當選為法國亞洲學會會長。
伯希和的主要研究領域一直是古代中亞史和中西交通史，其最重要階段正是蒙元時期。
從本世紀初至去世的四十多年中，他寫下了大量研究蒙元史的論文、著作、劄記和書評，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他去世後陸續出版的。
概括地說，他的研究主要是圍繞以下幾種重要史料展開的。
一是《元朝秘史》，涉及書名、成書年代、版本和相關的其他蒙文文獻，以及古代蒙古語、名物、制度的考訂等方面。
主要論文有《元朝秘史的蒙文标題》（《通報》，1913）、《今已不發音的13、14世紀蒙文中的h字首詞》（《亞洲雜志》，1925）、《元秘史舊蒙文中的一段訛誤》（《通報》，1930）、《闊闊·疊蔔帖兒與戶口青冊》（同上）、《釋&lsquo站&rsquo》（同上）《秘史蒙古原文中的兩處脫漏》（《亞洲雜志》，1940）、《忽蔔赤兒》（《通報》，1944），以及畏兀字和八思巴字蒙文碑銘、文書的研究。
其《秘史》拉丁字轉寫及法譯本（譯文僅有前6卷，即第1&mdash185節）于1949年出版。
二是歐洲使臣、教士的報告和相關的東西方文獻，由此研究蒙元與羅馬教廷及歐州國家的關系和元代基督教情況。
主要論著有《唐元時代中亞及遠東之基督教徒》（《通報》，1914），《蒙古人與羅馬教廷》（《東方基督教評論》，1923、1924、1928），《中亞和遠東基督教徒研究》（1973年出版，有關卡爾平尼、盧勃魯克、雅八剌哈與列班掃馬、汪古部基督教的研究劄記）。
三是《馬可波羅行記》，從他學術生涯之初便開始研究此書（1904年出版的《交廣印度兩道考》中就有這方面内容），後期傾注大部分精力于此。
1938年，他與英國東方學家穆勒（A.C.Moule）合作完成的基于Zelada抄本的拉丁文合校本，和基于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法&mdash意混合語原文抄本并用多種版本校訂、增補的英文譯本（書名從Zalada本作DescriptionoftheWorld）在倫敦出版，這被公認為研究者必用的最完善本子。
伯希和的馬可波羅行記注釋雖未全部完成預定條目，但已形成為一部煌煌巨著，在他去世多年後由韓百詩負責整理，按字母順序排列，分兩卷出版于巴黎（NotesonMarcoPolo，第1卷，1959；第2卷，1964）；1973年出版了第3卷：索引。
全書共有386條，每條均首列各種版本的異寫并考其正誤，有很多條文長達數十頁甚至百餘頁。
誠如韓百詩在“前言”中所說：“這已不再是馬可波羅行記的注解，而是展現了他極其博大精深之學識的專題論文集。
”四是《聖武親征錄》的譯注，隻完成一部分，1951年出版于萊頓，題為《成吉思汗征戰史》第一卷。
其中一部分出于韓百詩之手，署名二人合著。
注釋中包含有蒙古諸部落、人名、地理以及成吉思汗建國前漠北曆史的詳細、精辟的考證。
伯希和的蒙元史研究重要著作還有《高地亞洲》（1931），《金帳汗國史劄記》（巴黎，1950），在1902年譯注本基礎上增訂的《真臘風土記》譯注本（未完成，1951年由戴密微、戈岱司整理出版），《卡爾梅克史評注》（巴黎，1960）。
他寫了大量書評，其中《評<王國維遺書>》，（《通報》，1929）、《評巴托爾德著<突厥斯坦>》（同上，1930）、《評<長春真人西遊記>Waley英譯本》（同上，1931）、《庫蠻》（《亞洲雜志》，1920，評班額與馬迦特合著之《東突厥方言研究》），都是有關蒙元史的精辟考證文章。
同時代的東方學家伯勞舍（E.Blochet，1870&mdash1937）從1895年以來在巴黎國家圖書館寫本部從事波斯、阿拉伯文史料的整理、編目和校勘工作，著有《拉施都丁蒙古史導論》（1910），并刊行了以本館所藏抄本為底本的《史集》第二卷波斯原文校勘本（1911）。
這個刊本盡管由于底本不佳和伯勞舍的東方語造詣不高而多有訛誤，但長期以來沒有更好的新刊本替代它，所以一直是最方便于研究者使用的本子。
以擅長編撰綜合性著作聞名的東方學家格魯塞（R.Grou-sset，1885&mdash1952），開始是治希臘史的，後興趣轉移到亞洲曆史文化。
他知識廣博，尤善于吸收和總結諸家研究成果，取其精華，有機地組織到自己的綜合性著作中去，因而他的書往往能反映有關學科已達到的研究水平。
他的這一類著作很多，蒙元史方面主要有《草原帝國：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兒》（從匈奴到清朝平定準噶爾，主要部分為蒙古史，1939）、《蒙古帝國》（第一階段：成吉思汗建國前的蒙古、蒙古國的形成和後來的變遷，1941）和《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傳》（1944）。
此外，他的《遠東史》（1929）和《中國史》（1942、1943、1947）等書都含有元代史内容。
伯希和時代法國的蒙元史研究達到頂峰，此後就逐漸下降了。
能繼承其事業者為數不多，其中佼佼者是他的學生韓百詩（L.Hambis，1906&mdash1978）。
上述伯希和的許多種重要遺著都是由他整理出版的，其功甚大。
他從1942年起在東方語言學校教授蒙古語，編有《蒙古書面語語法》（1946）；後為高等實驗研究學院教授，1965年以後為法蘭西學院教授，恢複了伯希和創立的中亞曆史文化課程，并建立了中亞研究中心（1974），從而使法國的中亞語言學、考古學研究傳統得以維持。
他的蒙元史研究成果主要有：《元史卷一○七宗室世系表》譯注（1945）和《元史卷一○八諸王表》譯注（1954），兩書對檢索蒙元史重要人物家世、履曆十分有用；《馬可波羅寰宇記》法譯本（1955）與《卡爾平尼蒙古史》法譯本（與Becquet合譯，1965）；《成吉思汗》（1973），此是一部學術水平和文筆俱佳的傳記作品；與伯希和合著的《聖武親征錄譯注》；《明代蒙古史文獻》（1971）。
其重要論文有《蔑兒乞部伯顔傳初釋》（《亞洲雜志》，1953）、《謙河劄記》（同上，1956）、《關于葉尼塞河上遊的三個部落：烏思、合蔔合納思和帖良兀》（同上，1957）、《元代高麗史劄記》（《通報》，1957）、《關于“成吉思汗石”》（高等中國研究所論文集，1960）、《漢、蒙文史料和拉施都丁書所載成吉思汗以前之蒙古曆史》（《中亞雜志》，1970）、《聖路易與蒙古人》（《亞洲雜志》，1970）等多篇。
奧班夫人（F.Aubin）也是伯希和的學生，繼從韓百詩學習，但她的研究方向注重于近現代蒙古史和蒙古社會史。
1960年，她為拉契涅夫斯基的《元史刑法志》法譯本編制了一部索引。
1972年，在《蒙古研究》第3卷發表《内蒙古和中國的蒙古人：目錄學基礎》，長達158頁，是當時唯一有關内蒙古的西文書目。
她在1974年發表的《蒙古的漢學：蒙古人民共和國對10&mdash14世紀中國的研究狀況》（載《宋史研究通訊》9），系統介紹了蒙古的考古、曆史、《秘史》及其他蒙元時代著作。
讓·理查德（JeanRichard）是中世紀史專家，他在蒙古與西方關系的研究上很有建樹，撰有《教廷與波斯蒙古人關系的起始》（《亞洲雜志》，1949），《13、14世紀前往蒙古的使團》（《天主教使團全史》第1卷，1956），《蒙古與拂郎》（《亞洲史雜志》，1969），《蒙古的最後通牒與僞信：西方與鞑靼人的戰争動機》（《中亞雜志》，1973）等多篇論文。
此外，五十年代以來突厥學家巴津（L.Bazin）關于突厥&mdash蒙古語的比較研究，人種學和蒙古語言學專家阿馬雍（R.Ha-mayon）關于蒙古語和習俗的研究，都有參考價值。
研究叙利亞教會史的專家J.M.Fiey所著《蒙古伊利汗國時代的叙利亞基督教徒》（魯文，1975），分十章分别叙述伊利汗治下的雅各比派教士事迹，并研究了與其他宗教的關系。
此書史料十分豐富，可視為伊利汗國宗教史。
前蘇聯蘇聯繼承了沙皇俄國遼闊的領土&mdash&mdash它幾乎全部都曾處在蒙元帝國的統治之下&mdash&mdash和與蒙古的特殊關系，因而蒙元時期史研究繼續受到重視。
成就最著者除巴托爾德外，當首推傑出蒙古學家符拉基米爾佐夫（Б.Я.Владимирцов，1884&mdash1931）。
符氏1904至1909年就學于彼得堡大學東方學系，是著名東方學家科特維奇、魯德涅夫和巴托爾德的學生。
1912至1913年他赴巴黎、倫敦搜集資料和進修，聽過伯希和的課。
1915年起在彼得堡大學任教。
曾先後多次到蒙古進行語言、民族學及曆史與考古調查。
他早期的著述主要是調查報告和語言、民間文學方面的文章，但一開始就有志于寫蒙古人的曆史，闡述其社會制度（1910年日記語，見符拉基米爾佐娃為亡夫遺著《蒙古社會制度史》所寫的前言）。
1922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蒙元史著作《成吉思汗傳》。
書中充分利用了他稱之為“成吉思汗及其戰友們的..英雄史詩作品”的《元朝秘史》以及其他多種東西方史籍，資料豐富，文筆生動，是一部很好的傳記讀物，因而先後被譯成法、英、日、土、漢等多種文字。
此後他陸續發表了多篇語言學、曆史學的考據文章，有關蒙元史者有《見于蒙古文獻中的帖蔔一騰格裡》（《蘇聯科學院報告乙輯》，1924），《關于達延汗稱号》（同上丙輯，1924），《關于在伊利汗阿魯渾诏書中見到的一個詞》（同上乙輯，1929），《蒙古語那可兒》（同上），《蒙古稱号别乞和别吉》（同上丙輯，1930）等。
1925、1926年又兩次到蒙古考察，并根據文獻記載試圖在肯特山（即元代不兒罕山）探尋成吉思汗的葬地（見1927年發表之《庫倫城、庫倫地區及肯特山區的民族語言調查》的“古迹探考”一章），盡管沒有發現，但其地理位置的判斷是非常準确的。
經過長期的研究積累和深思熟慮，最後兩年他集中精力撰寫《蒙古社會制度史》，但最後一部分沒有寫完就不幸病故，這部遺著于1934年出版。
作者從草原遊牧民經濟的研究出發，進而闡明蒙古社會民族結構、階級階層關系和政治組織的演變，時間跨度從十一至十八世紀初，但重點是蒙元時期。
在缜密研究的基礎上，他創立了“遊牧封建制”理論。
此書是他畢生研究成果的結晶，以其資料豐富、觀察敏銳、考證精細和富有創見，被公認為最優秀的、裡程碑式的著作，标志着古代蒙古史研究跨入了從經濟視點深入考察社會結構和形态的新階段。
它被譯成多種外文，成為蒙元史研究者必讀之書。
蒙古學家柯津（C.A.KoзиH，1879&mdash1956）的蒙元史研究論文有《關于蒙古諸伊利汗外交文件譯釋問題》（《蘇聯科學院通訊》，第七期，1935）、《有關成吉思汗的一系列史詩傳說片斷》（《列甯格勒大學學術集刊》，20卷第1期，1939）等篇。
他的主要成果是根據《元朝秘史》漢字音寫原文，用俄文字母轉寫，并譯為俄文，于1941年出版。
但其俄文音寫水平不高。
專門研究蒙古法律的梁贊諾夫斯基（B.A.Рязановский）發表了一系列論著。
其代表作為《蒙古諸部習慣法》，原載《亞洲通報》51、52（1923，1924），後合刊為單行本（哈爾濱，1929）。
此書收集了散見于《世界征服者史》、《史集》、馬克利齊書等各種史籍中的成吉思汗大劄撒條文，以及後代的衛拉特法典、喀爾喀法典等資料，極便參閱。
他的有關論文還有《中國法對蒙古法的影響》（《中國社會、政治科學評論》，1931）、《元代的蒙古法與中國法》（1936）、《古代蒙古文化與法律對俄國文化與法律的影響》（同上）、《成吉思汗大劄撒》（《哈爾濱法學院學報》10，1938）等篇。
蘇聯學者的蒙元時期史研究更多偏重于金帳汗國史方面，研究的問題大體承襲沙俄時代傳統，有拔都征俄之役、金帳汗的诏敕和錢币、古遺址發掘、俄羅斯編年史的有關記載以及蒙古制度文化對俄羅期的影響等。
本世紀初期這方面的代表性學者為維謝洛夫斯基（Н.И.Веселовскии），其論著多出在革命前，有《毗鄰薩萊之古裡斯坦所在地考》（1907。
古裡斯坦為金帳汗國鑄造錢币的重要地方）、《有關金帳汗頒賜俄羅斯僧侶之诏敕的一些考釋》（1909）、《金帳汗國史劄記》（1916）等。
革命後續有新作。
沙俄時代已開始進行的金帳汗國都城薩萊（拔都薩萊與别兒哥薩萊兩城）的考古發掘，獲得了大量珍貴的實物資料，對文獻資料相對貧乏的金帳汗國史研究是極有力的促進。
1940年，納索諾夫（A.Н.Насонов）的專著《鞑靼人與俄羅斯》（蒙古統治俄羅斯政治史）出版，作者主要依據俄羅斯編年史資料，并利用了譯成俄文的東方文字史料。
在此之前，雅庫鮑夫斯基（A.Ю.Якубовский,1886-1953）和格列哥夫（В.Д.Треков）合著了一部“13&mdash14世紀術赤兀魯思形成和興盛期的曆史綱要”，題為《金帳汗國》（1937年初版，1941年再版）。
雅庫鮑夫斯基先後就學于彼得堡大學曆史系（1913年畢業）和列甯格勒大學東方系（1924年畢業），深受巴托爾德的影響。
他是造詣很高的中世紀中亞史、西亞史專家和考古學家，曾主持昔格納黑、玉龍傑赤等古城的發掘。
他撰寫的這兩個廢城的考古報告（分别載1929和1930年的國立物質文化研究所《通訊》和《通報》）以及《别兒哥薩萊手工業的起源問題》（同上《通訊》，1931）、《東方封建制度&mdash&mdash金帳汗國都城别兒哥薩萊》（1932）等論著，都表現了他善于把文獻記載與考古資料結合起來進行曆史研究。
在進一步研究的基礎上，他對《金帳汗國》一書作了大幅度的修訂，增加了第三篇《金帳汗國的衰亡》，1950年出第三版，改名《金帳汗國及其衰亡》（餘大鈞漢譯本作《興衰史》）。
1952年，此書獲斯大林獎金。
此外，他有關蒙元史的著述還有《不花剌的答剌必叛亂》（《東方研究所叢刊》，1936）、《11&mdash13世紀蒙古史研究概述》（載《俄國東方學史綱要》，1953）等篇。
1936年，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制訂了一項宏偉的研究計劃&mdash&mdash出版《史集》第一部（蒙古史）的全文集校本和俄文譯注本。
由傑出的伊朗學家羅馬斯凱維哥（A.A.Ромаскевин）主持其事，組成了一個很強的班子，分工進行。
在此以前出過的各種刊本都不完全，而且使用的底本不佳，該所研究者利用最早、最好的伊斯坦布爾抄本和也是很好的古老抄本塔什幹本作為底本，取倫敦、巴黎、德黑蘭、列甯格勒及東方學研究所五種抄本參校，質量自然能超過前人。
工作程序是先編定原文的集校稿，再據以譯成俄文。
鑒于當時此書之第三卷即波斯的蒙古諸汗紀除卡特麥爾刊布的旭烈兀紀外都沒有刊本，工作就先從此卷開始。
由于注釋工作難度極大，準備在曆史學家和語言學家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另出單獨的注釋卷，原文校本和譯本都隻腳注重要的異文。
此卷原文由阿裡劄德（A.A.Aлизадс）校編，經羅馬斯凱維哥審訂，交阿倫德斯（A.K.ApeHдc）譯為俄文，于1939年完成。
因戰争影響，該譯本到1946年才出版，而其原文集校本則遲至1957年才面世（與譯本合刊）。
1952年，第一卷的俄文譯注本分兩冊出版。
第一分冊（部族志）譯者赫塔古羅夫（A.A.Хетасуров），注釋者謝麥諾夫（A.A.Семенов）；第二分冊（成吉思汗先世及成吉思汗紀）由斯米爾諾娃（О.И.Смирнова）譯注，漢學家潘克福（Б.И.Панкратов）參加了注釋工作。
此卷的原文集校本隻出了羅馬斯凱維哥、赫塔古羅夫和阿裡劄德校勘的第一分冊（1965）。
第二卷（元太宗至成宗紀）的俄文譯注本（譯者維爾霍夫斯基，Ю.П.Верховский，他與潘克福合注）于1960年出版，原文集校本隻刊布了由阿裡劄德校勘的太宗窩闊台合罕紀部分（1980）。
第一、二卷的注釋，利用了一些漢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許多名稱和語詞的解釋有參考價值，但一般都比較簡單。
由于不能充分利用漢文史料進行校勘，因而有不少處采取了訛誤的寫法，可以訂正而未能訂正，譯本亦從之而誤。
盡管有這些不足之處，這部集校本和譯本仍是研究者最方便使用的好本子，是蘇聯學者對蒙元史研究作出的巨大貢獻。
十九世紀以來，在沙俄政府擴張政策的背景下，俄國學者不斷地深入蒙古和中亞各地進行多方面調查，出了大量對研究這些地區古代曆史也很有參考價值的調查報告（如普爾日瓦爾斯基、格魯姆格濟邁洛、彼甫佐夫、波塔甯、克列門茨等人的著作）。
革命後，這種調查仍繼續進行。
因此，他們對蒙古、中亞地區古代遺迹和文獻的發現，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學者。
對蒙元史研究來說，除上世紀末和林城的發現外，最有意義的就是1907至1909年柯茲洛夫（Л.К.Ко-лов，1863&mdash1935）考察隊在額濟納沙漠中發現了黑水城廢墟，找到了大量珍貴的西夏及元代文書和其他遺物（著有《蒙古、安多和哈剌和托廢城》，1923）。
1923至1926年，柯氏又率領考察隊進行了縱貫蒙古的大規模考察。
這次考察的成果，除震驚世界學術界的諾顔烏拉匈奴墓葬的發現外，在南杭愛省找到元代屯戍漠北的一支侍衛親軍所建之“宣威軍”城，同樣具有重大價值；對黑水城的第二次發掘也有不少新發現（有《1923&mdash1926年蒙古旅行日記》，1949）。
1948至1949年，考古學家吉謝列夫（С.В.Киселев，1905&mdash1962）領導蘇蒙聯合考古隊對回纥故城哈剌·巴剌哈孫和蒙古國都和林城進行考古發掘，弄清了和林城的街區、建築物布局，特别是萬安宮遺址情況。
1957至1961年，他又率隊考察、發掘了額爾古納河西支流烏魯倫圭河北岸、希爾希爾河口附近的一座元代古城，和古城西北、昆兌河旁的元代宮殿遺址。
希爾希爾古城位于“移相哥刻石”所在地之南數裡，可以肯定是移相哥或其後王（齊王）所建的王府城，昆兌宮殿也應屬于他家。
同時，蘇聯考古學者還在圖瓦自治共和國發現數處蒙元時代古城或居民點遺址，并進行了發掘，其中，烏魯克穆河支流厄列格斯特河旁的登一帖列克古城，城内有官衙、手工作坊、漢式房屋等遺址一百多處，城外有灌溉渠道及耕作遺迹，吉謝列夫認為應即元代益蘭州等五部斷事官的駐所&mdash&mdash益蘭州城；此外，克穆齊克河旁的廢墟可能與元代謙謙州有關。
上述這些考古成果，由吉謝列夫主持合編為《古代蒙古城市》一書（1965），非常有用。
1953年，蘇聯出版了多卷本《蘇聯史綱》的11&mdash13世紀卷，其中對蒙古西征有很詳細的叙述，系由中世紀史專家帕舒托（В.Т.Пашуто）等人撰寫。
1956年，帕舒托又出版了一部個人專著：《俄羅斯人民争取獨立的英勇鬥争（十三世紀）》，内容不限于蒙古征服俄羅斯，還包括中亞地區。
蒙古史專家莎斯齊娜（Н.Т.Шастина）以研究十七世紀俄蒙關系史著名，但她也從事蒙古文曆史文獻和蒙元史史料的研究。
這方面的成果有十七世紀蒙古編年史《沙拉圖吉（黃史）》的原文校勘和俄譯本（1957），1911年出版的馬列英（A.И.Малеин，拉丁語專家）《卡爾平尼行記》和《盧勃魯克行記》俄譯本的補注本（1957），《中世紀蒙古文學中的成吉思汗形象》（載于《鞑靼、蒙古人在亞洲和歐洲》，1970），羅蔔桑丹津《黃金史》的原文校勘和俄譯本（1973）等。
著名藏學家、蒙古學家列裡赫（N.Roerich，1902&mdash1960）曾就讀倫敦、巴黎等地著名大學，師從列維、馬伯樂、米諾爾斯基諸大家，通曉梵、巴利、波斯、藏、蒙、漢等語言，從1930年滞留印度到1957年歸國，主持蘇聯科學院中國學研究所的藏學研究，論著甚富，涉及蒙、藏語言、曆史、宗教諸方面。
有關蒙元論文有《蒙古時代的阿蘭軍》（《著作集》，1967），《13、14世紀的蒙藏關系》（《西藏學會學報》，1973）等多篇。
六十年代以後，蘇聯研究蒙元史的學者不多，其中成績最著者為蒙庫耶夫（H.Ц.MyHKyeB，1922&mdash1986？）。
他的漢文程度很高，着重利用漢文史料研究蒙元史。
其研究工作開始于鑽研兩部宋人出使蒙古的報告《黑鞑事略》（載《東方學問題》1960年第五期）和《關于<蒙鞑備錄>與<黑鞑事略>&mdash&mdash13世紀中國旅行家關于古代蒙古的記載》（載《中國&mdash&mdash日本：曆史與語言學》，1961）。
1962年，他以《有關13世紀蒙古史的一些重要漢文史料的翻譯和研究》論文獲得副博士學位。
其後繼續發表《13&mdash14世紀蒙古史的主要漢文史料》（載《東方諸國的現代學》第1卷，1963）。
《有關最初幾個蒙古汗的漢文史料》（耶律楚材神道碑的翻譯與研究，1965），《蒙鞑備錄》俄文譯注本（1975）。
專題研究論文有《論13世紀前半期最初幾個蒙古汗在中國政策上的兩種傾向》（載《布裡雅特綜合科學研究所集刊》第8輯，1962），《論13&mdash14世紀蒙古牧民的經營方式》（同上第16輯，1965），《13&mdash14世紀蒙古和中國經濟狀況問題》（載《亞洲民族研究所簡報》第76輯，1965），《黑水城發現之兩件蒙文印件殘片》（載《蒙古研究》，1970）等多篇。
着重研究元末農民起義的博洛甫柯娃（Л.А.Боровкова）撰寫了一系列論文：《紅巾軍起義與朱元璋的興起》（《亞非人民》1961年第2期），《紅巾軍起義最初階段的郭子興&mdash朱元璋集團》（載《亞洲民族研究所簡報》，1963），《論14世紀中葉中國人民反對蒙古征服者的鬥争》（載《鞑靼&mdash蒙古人在亞洲與歐洲》，1970）等。
其專著有《中國的紅巾軍起義》（1971）。
克恰諾夫（Е.И.Кцчанов）是著名的西夏史專家，對蒙夏關系和蒙古征服西夏的戰争有深入的研究，除專著《唐兀國史綱》（1968）外，還撰有《關于成吉思汗征服後唐兀人曆史命運的幾點看法》（《亞洲民族研究所簡報》第76輯，1965）、《蒙夏戰争和西夏的滅亡》（《鞑靼&mdash蒙古在亞洲和歐洲》，1970）等篇論文。
此外，他還著有《<元史>中關于13世紀吉利吉思移民的記載》（《吉爾吉斯共和國科學院通報》社會科學類1，1963），《征服世界的鐵木真的一生》（1977）。
維克托羅娃（Л.Л.Викторова）着重于成吉思汗建國以前蒙古曆史的研究，著有《蒙古民族起源的最初階級》（副博士論文，1961）、《古代蒙古遊牧民階級社會的形成》（《前資本主義曆史問題》第1卷，1968）、《蒙古人：民族起源與文化淵源》（1980）。
1962年，中國學者舉行成吉思汗誕生800周年學術讨論會，某些蘇聯學者也有反映，發表了邁斯基寫的《論成吉思汗》（《曆史問題》1962年第5期）和帕舒托等人寫的《成吉思汗及其遺産》（《蘇聯曆史》1962年第5期）等文。
1970年，蘇聯出了一部名為《鞑靼&mdash蒙古人在亞洲和歐洲》的論文集，所收論文除上面提到的以外，還有《統一蒙古國家的形成與成吉思汗》（桑達格撰），《南宋的滅亡》（斯維思托諾娃撰）、《蒙古封建主在中國東北統治的建立》（麥裡柯夫撰）、《13&mdash14世紀中國蒙古諸汗的社會經濟政策的一些問題》（杜曼撰）等。
耶果羅夫的專著《13&mdash14世紀金帳汗國曆史地理》（莫斯科，1985）利用了大量俄國編年史及考古資料，其曆史簡述第一部分終于忙哥帖木兒，第二部分至1400年。
此書主要内容是城市發展研究，分為六個時期。
此外還論述了政府機構和軍事地理。
末附所有已知遺址的細目，極為有用。
德國十九世紀後期至本世紀初，著名漢學家夏德（F.Hirth，1845&mdash1927）、格魯伯（W.Grube，1895&mdash1908）、奧托·弗蘭克（OttoFranke，1863&mdash1946）等人的卓越成就标志着德國的漢學（含滿、蒙、藏和西域研究）有了長足的發展。
格倫威德爾（A.Grunwedel）和勒柯克（A.vondeLeCoq）在吐魯魯等地考察的豐富收獲也對德國漢學的發展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本世紀上半葉，繼承前人事業并在蒙元史研究上作出大貢獻的學者，首推海尼士（ErichHaenisch，1880-1966）。
海尼士受業于格魯伯和夏德，通漢、滿、蒙、藏語。
1904年
他的另一貢獻是将波斯文《瓦薩甫史》第一卷譯為德文，1856年于維也納出版。
1872年，維也納大學教授沃而甫（OttoWolff）出了一部《蒙古或鞑靼人史》，篇幅也很大。
此書叙事從蒙古興起至窩闊台合罕之死和拔都從中歐班師，尤詳于拔都西征之役（征服欽察、斡羅思和入侵波蘭、匈牙利等國的戰事）。
其後，又有巴希菲爾德（G.Bachfeld）寫了一本小冊子《蒙古人在波蘭、西裡西亞、波希米亞和莫拉維亞》（1889），專述1241年戰事。
斯特拉哥什（G.Strakosch-Grassmann）著有《1241&mdash1242年蒙古對中歐的入侵》（1893），可補沃而甫書之不足。
蒙元時代西方旅行家的行記也早有德文譯本，十九世紀這方面的主要成績是布列克（A.Burek）所譯，經諾依曼補充、訂正的馬可波羅行記譯注本（1845年初版，1855年補訂本）。
德國東方學家胡特（G.Huth）于1898年出版了清代蒙古學者用藏文著作的《蒙古佛教史》的德文譯本，這部重要史籍始為西方學者所知，并被廣泛利用于元代史研究。
胡特将此書作者誤認為是濟美日多爾吉（濟美南喀），後人多沿其誤，直到晚近才被訂正。
這個時期在蒙元史研究方面有貢獻的英國學者主要是亨利·玉爾（HenryYule，1820-1889）和霍渥士（H.H.Howorth，1842&mdash1926）。
玉爾于1840至1862年在印度英軍中服役，後任總督秘書。
他對東方曆史地理，特别是中世紀旅行記，有很廣泛、深入的研究，成為哈克魯特學會會員。
其名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2卷，1866），始于鄂多立克行記的研究，後擴大到其他有關中國的中世紀旅行記和地理資料。
在長達253頁的“緒論”中，叙述了從上古直到十七世紀初的中西交通史（含蒙古西征和元代的中西交往），并附錄有古希臘、羅馬及中世紀西方作者有關中國記述的摘譯。
本文部分分别譯出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的《東遊錄》，來元天主教教士（孟特戈維諾等人）的信件、《史集·忽必烈紀》有關中國的記載（主要據多桑書轉譯），十四世紀前期佛羅倫薩商社代理商帕哥羅提（Pegolotti）《諸國志》所載從塔納到中國之路及中國諸地貿易和貨物情況，教皇使者馬黎諾裡的《東行回憶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圖塔旅行記的中國和印度部分，以及十七世紀初鄂本笃的中國行記。
每篇前面都有詳細的作者、版本和研究情況的說明，譯文注釋亦較詳贍。
此書後經法國學者戈狄埃修訂、增補改為四卷（1913&mdash1916年出版），至今仍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特别是元代）的重要參考書。
玉爾的另一名著《馬可波羅書》（1871年初版，1874年再版修訂本）是當時最權威的馬可波羅行記英文譯注本，與1818年出版的馬斯登（Marsden）英譯本相比竟有天壤之别。
其注釋詳明，考證頗多精當，超過了同時的頗節。
此書後亦由戈狄埃修訂、增補，更趨完善（1920）。
霍渥士年輕時代在印度殖民政府工作，後任英國下院議員，考古學會會長。
他是一位人種學家和曆史學家，雖然不通漢、蒙古、波斯等東方文字，卻有志寫一部完整的蒙古史，并相信憑他的史學素養，利用轉手資料（歐洲學者著作以及所譯東方史料），也可以完成。
他的确極其廣泛地閱讀了幾乎所有前人的著述和譯著，前後用數十年之功，終于寫出了四大卷（分五部）巨著《九至十九世紀蒙古史》，第一卷為中國的蒙古史（1876），第二卷為俄國的蒙古史（1880），第三卷為波斯的蒙古史（1888），第四卷為附錄與索引（1928）。
此書可以視為彙集了迄至十九世紀歐洲蒙古史研究成果的綜合性著作，在時間和地域跨度上包羅最廣，叙述亦頗詳，重要地方注明出處，不失為了解蒙古史全貌的參考書。
但由于作者的蒙元史學術修養和語言知識不足，所用資料全出于轉手，闡述史事也多因襲前人，少有新意，從學術性方面衡量遠遜于先前的多桑書。
霍渥士還發表過幾篇蒙元史論文，如《成吉思汗及其祖先》（1880）、《欽察的白帳汗國》（1878）等。
此外，在上海的英國牧師偉列亞力（A.Wylie）對元代八思巴字蒙文碑刻做過一些研究。
他在上海發現一件八思巴字碑刻，将拓本寄往倫敦，并著文介紹（《漢蒙文古碑銘》，載《皇家亞洲學會中國分部會報》，1855），其後又相繼寫了《關于一件八思巴字蒙古文碑銘》（《亞洲雜志》，1862）、《論居庸關古石刻銘文》（《皇家亞洲學會雜志》，1870）等文。
他還寫了一篇關于北京元代天文儀器的文章（《第三屆國際東方學會議論文集》，1876）。
這個時期，發表過有關蒙元史論著的英國學者還有奧爾良（P.J.Orle-ans《中國兩個鞑靼征服者史》，1854），格倫威爾德（W.P.Gro-eneveldt《1293年元征爪哇之役》，《中國評論》，1875&mdash1876，為《元史·爪哇傳》的英譯，1877），布舍爾（S.W.Bushell，《古蒙古都城上都》，《皇家亞洲學會雜志》，1875）等。
1881年，蘭-蒲耳（S.Lane-Poole）出了一本《不列颠博物館藏蒙古錢币》（館藏東方錢币目錄第六卷），緒論中叙述了蒙古曆史，特别是伊利汗國史，并公布了伊利汗國、金帳汗國和察合台汗國的錢币目錄和圖版。
奧立佛（E.E.Oliver）研究了察合台汗國史，發表有《察合台蒙古人》（《皇家亞洲學會雜志》，1888）、《察合台蒙古人的錢币》（《孟加拉皇家亞洲學會雜志》，1891）。
波斯文史料的翻譯，有拉維爾弟（H.G.Raverty）的術茲劄尼《納昔裡史話》英譯本（《亞洲伊斯蘭諸王朝史》，1881）和羅斯（E.D.Ross）的海達兒《拉施德史》英譯本（《中亞蒙人史》，1898） 美國著名東方學家柔克義（W.W.Rockhill，1854&mdash1914）的主要研究領域和業績雖然是在藏學方面，但他學識廣博，對宋、元時代的中西交通也有精湛的研究。
他和德國著名漢學家夏德（F.Hirth，1845&mdash1927）合作的《諸蕃志》英文譯注本十分有名。
他在1900年完成的《盧勃魯克東行記》英文譯注本（含卡爾平尼行記，倫敦哈克魯特學會出版）注釋詳明，利用了大量歐洲中世紀曆史文獻和前人研究成果，有很多精辟的考證，迄今為止仍是研究這兩種行記最好的著作。
第二節 二十世紀的蒙元史研究 本世紀初期，湧現了一批卓越的蒙元史研究的帶頭人，本世紀中葉許多有成就的蒙元史專家多出于他們門下。
随着學術研究的日益深入，東方學各學科析分愈細，學者們的研究領域更加專門化。
但由于蒙元史涉及的民族甚多，地域甚廣，因而又具有多學科的特點。
一方面，漢學、蒙古學、藏學、伊朗學以及歐洲中世紀史的專家都有不少與蒙古史有關的著述；另一方面，優秀的蒙元史專家也多兼通數門語言和若幹學科的知識。
法國東方學大師伯希和（P.Pelliot，1878&mdash1945）是本世紀蒙元史研究領域無可争辯的最有成就、影響最大的權威，這是由于他不僅漢學造詣極高，而且兼精蒙古、突厥、西藏、印度、伊朗、印支等學。
淵博的語言和文獻學知識加上異常的天才和勤奮，使他在極廣的研究領域中幾乎無往而不獲。
伯希和畢業于法國東方語言學院，曾受業于沙畹。
1899年為印支古迹調查會（不久改為河内法國遠東學校）研究人員，後任教授。
其間多次來我國搜集圖書資料。
1906至1908年在我國新疆、甘肅考察古迹，從敦煌千佛洞等處劫走大量珍貴的古文書、寫本、木簡及繪畫等文物。
1911年成為法蘭西學院教授，直至去世。
1925年起擔任《通報》主編，1935年當選為法國亞洲學會會長。
伯希和的主要研究領域一直是古代中亞史和中西交通史，其最重要階段正是蒙元時期。
從本世紀初至去世的四十多年中，他寫下了大量研究蒙元史的論文、著作、劄記和書評，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他去世後陸續出版的。
概括地說，他的研究主要是圍繞以下幾種重要史料展開的。
一是《元朝秘史》，涉及書名、成書年代、版本和相關的其他蒙文文獻，以及古代蒙古語、名物、制度的考訂等方面。
主要論文有《元朝秘史的蒙文标題》（《通報》，1913）、《今已不發音的13、14世紀蒙文中的h字首詞》（《亞洲雜志》，1925）、《元秘史舊蒙文中的一段訛誤》（《通報》，1930）、《闊闊·疊蔔帖兒與戶口青冊》（同上）、《釋&lsquo站&rsquo》（同上）《秘史蒙古原文中的兩處脫漏》（《亞洲雜志》，1940）、《忽蔔赤兒》（《通報》，1944），以及畏兀字和八思巴字蒙文碑銘、文書的研究。
其《秘史》拉丁字轉寫及法譯本（譯文僅有前6卷，即第1&mdash185節）于1949年出版。
二是歐洲使臣、教士的報告和相關的東西方文獻，由此研究蒙元與羅馬教廷及歐州國家的關系和元代基督教情況。
主要論著有《唐元時代中亞及遠東之基督教徒》（《通報》，1914），《蒙古人與羅馬教廷》（《東方基督教評論》，1923、1924、1928），《中亞和遠東基督教徒研究》（1973年出版，有關卡爾平尼、盧勃魯克、雅八剌哈與列班掃馬、汪古部基督教的研究劄記）。
三是《馬可波羅行記》，從他學術生涯之初便開始研究此書（1904年出版的《交廣印度兩道考》中就有這方面内容），後期傾注大部分精力于此。
1938年，他與英國東方學家穆勒（A.C.Moule）合作完成的基于Zelada抄本的拉丁文合校本，和基于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法&mdash意混合語原文抄本并用多種版本校訂、增補的英文譯本（書名從Zalada本作DescriptionoftheWorld）在倫敦出版，這被公認為研究者必用的最完善本子。
伯希和的馬可波羅行記注釋雖未全部完成預定條目，但已形成為一部煌煌巨著，在他去世多年後由韓百詩負責整理，按字母順序排列，分兩卷出版于巴黎（NotesonMarcoPolo，第1卷，1959；第2卷，1964）；1973年出版了第3卷：索引。
全書共有386條，每條均首列各種版本的異寫并考其正誤，有很多條文長達數十頁甚至百餘頁。
誠如韓百詩在“前言”中所說：“這已不再是馬可波羅行記的注解，而是展現了他極其博大精深之學識的專題論文集。
”四是《聖武親征錄》的譯注，隻完成一部分，1951年出版于萊頓，題為《成吉思汗征戰史》第一卷。
其中一部分出于韓百詩之手，署名二人合著。
注釋中包含有蒙古諸部落、人名、地理以及成吉思汗建國前漠北曆史的詳細、精辟的考證。
伯希和的蒙元史研究重要著作還有《高地亞洲》（1931），《金帳汗國史劄記》（巴黎，1950），在1902年譯注本基礎上增訂的《真臘風土記》譯注本（未完成，1951年由戴密微、戈岱司整理出版），《卡爾梅克史評注》（巴黎，1960）。
他寫了大量書評，其中《評<王國維遺書>》，（《通報》，1929）、《評巴托爾德著<突厥斯坦>》（同上，1930）、《評<長春真人西遊記>Waley英譯本》（同上，1931）、《庫蠻》（《亞洲雜志》，1920，評班額與馬迦特合著之《東突厥方言研究》），都是有關蒙元史的精辟考證文章。
同時代的東方學家伯勞舍（E.Blochet，1870&mdash1937）從1895年以來在巴黎國家圖書館寫本部從事波斯、阿拉伯文史料的整理、編目和校勘工作，著有《拉施都丁蒙古史導論》（1910），并刊行了以本館所藏抄本為底本的《史集》第二卷波斯原文校勘本（1911）。
這個刊本盡管由于底本不佳和伯勞舍的東方語造詣不高而多有訛誤，但長期以來沒有更好的新刊本替代它，所以一直是最方便于研究者使用的本子。
以擅長編撰綜合性著作聞名的東方學家格魯塞（R.Grou-sset，1885&mdash1952），開始是治希臘史的，後興趣轉移到亞洲曆史文化。
他知識廣博，尤善于吸收和總結諸家研究成果，取其精華，有機地組織到自己的綜合性著作中去，因而他的書往往能反映有關學科已達到的研究水平。
他的這一類著作很多，蒙元史方面主要有《草原帝國：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兒》（從匈奴到清朝平定準噶爾，主要部分為蒙古史，1939）、《蒙古帝國》（第一階段：成吉思汗建國前的蒙古、蒙古國的形成和後來的變遷，1941）和《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傳》（1944）。
此外，他的《遠東史》（1929）和《中國史》（1942、1943、1947）等書都含有元代史内容。
伯希和時代法國的蒙元史研究達到頂峰，此後就逐漸下降了。
能繼承其事業者為數不多，其中佼佼者是他的學生韓百詩（L.Hambis，1906&mdash1978）。
上述伯希和的許多種重要遺著都是由他整理出版的，其功甚大。
他從1942年起在東方語言學校教授蒙古語，編有《蒙古書面語語法》（1946）；後為高等實驗研究學院教授，1965年以後為法蘭西學院教授，恢複了伯希和創立的中亞曆史文化課程，并建立了中亞研究中心（1974），從而使法國的中亞語言學、考古學研究傳統得以維持。
他的蒙元史研究成果主要有：《元史卷一○七宗室世系表》譯注（1945）和《元史卷一○八諸王表》譯注（1954），兩書對檢索蒙元史重要人物家世、履曆十分有用；《馬可波羅寰宇記》法譯本（1955）與《卡爾平尼蒙古史》法譯本（與Becquet合譯，1965）；《成吉思汗》（1973），此是一部學術水平和文筆俱佳的傳記作品；與伯希和合著的《聖武親征錄譯注》；《明代蒙古史文獻》（1971）。
其重要論文有《蔑兒乞部伯顔傳初釋》（《亞洲雜志》，1953）、《謙河劄記》（同上，1956）、《關于葉尼塞河上遊的三個部落：烏思、合蔔合納思和帖良兀》（同上，1957）、《元代高麗史劄記》（《通報》，1957）、《關于“成吉思汗石”》（高等中國研究所論文集，1960）、《漢、蒙文史料和拉施都丁書所載成吉思汗以前之蒙古曆史》（《中亞雜志》，1970）、《聖路易與蒙古人》（《亞洲雜志》，1970）等多篇。
奧班夫人（F.Aubin）也是伯希和的學生，繼從韓百詩學習，但她的研究方向注重于近現代蒙古史和蒙古社會史。
1960年，她為拉契涅夫斯基的《元史刑法志》法譯本編制了一部索引。
1972年，在《蒙古研究》第3卷發表《内蒙古和中國的蒙古人：目錄學基礎》，長達158頁，是當時唯一有關内蒙古的西文書目。
她在1974年發表的《蒙古的漢學：蒙古人民共和國對10&mdash14世紀中國的研究狀況》（載《宋史研究通訊》9），系統介紹了蒙古的考古、曆史、《秘史》及其他蒙元時代著作。
讓·理查德（JeanRichard）是中世紀史專家，他在蒙古與西方關系的研究上很有建樹，撰有《教廷與波斯蒙古人關系的起始》（《亞洲雜志》，1949），《13、14世紀前往蒙古的使團》（《天主教使團全史》第1卷，1956），《蒙古與拂郎》（《亞洲史雜志》，1969），《蒙古的最後通牒與僞信：西方與鞑靼人的戰争動機》（《中亞雜志》，1973）等多篇論文。
此外，五十年代以來突厥學家巴津（L.Bazin）關于突厥&mdash蒙古語的比較研究，人種學和蒙古語言學專家阿馬雍（R.Ha-mayon）關于蒙古語和習俗的研究，都有參考價值。
研究叙利亞教會史的專家J.M.Fiey所著《蒙古伊利汗國時代的叙利亞基督教徒》（魯文，1975），分十章分别叙述伊利汗治下的雅各比派教士事迹，并研究了與其他宗教的關系。
此書史料十分豐富，可視為伊利汗國宗教史。
前蘇聯蘇聯繼承了沙皇俄國遼闊的領土&mdash&mdash它幾乎全部都曾處在蒙元帝國的統治之下&mdash&mdash和與蒙古的特殊關系，因而蒙元時期史研究繼續受到重視。
成就最著者除巴托爾德外，當首推傑出蒙古學家符拉基米爾佐夫（Б.Я.Владимирцов，1884&mdash1931）。
符氏1904至1909年就學于彼得堡大學東方學系，是著名東方學家科特維奇、魯德涅夫和巴托爾德的學生。
1912至1913年他赴巴黎、倫敦搜集資料和進修，聽過伯希和的課。
1915年起在彼得堡大學任教。
曾先後多次到蒙古進行語言、民族學及曆史與考古調查。
他早期的著述主要是調查報告和語言、民間文學方面的文章，但一開始就有志于寫蒙古人的曆史，闡述其社會制度（1910年日記語，見符拉基米爾佐娃為亡夫遺著《蒙古社會制度史》所寫的前言）。
1922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蒙元史著作《成吉思汗傳》。
書中充分利用了他稱之為“成吉思汗及其戰友們的..英雄史詩作品”的《元朝秘史》以及其他多種東西方史籍，資料豐富，文筆生動，是一部很好的傳記讀物，因而先後被譯成法、英、日、土、漢等多種文字。
此後他陸續發表了多篇語言學、曆史學的考據文章，有關蒙元史者有《見于蒙古文獻中的帖蔔一騰格裡》（《蘇聯科學院報告乙輯》，1924），《關于達延汗稱号》（同上丙輯，1924），《關于在伊利汗阿魯渾诏書中見到的一個詞》（同上乙輯，1929），《蒙古語那可兒》（同上），《蒙古稱号别乞和别吉》（同上丙輯，1930）等。
1925、1926年又兩次到蒙古考察，并根據文獻記載試圖在肯特山（即元代不兒罕山）探尋成吉思汗的葬地（見1927年發表之《庫倫城、庫倫地區及肯特山區的民族語言調查》的“古迹探考”一章），盡管沒有發現，但其地理位置的判斷是非常準确的。
經過長期的研究積累和深思熟慮，最後兩年他集中精力撰寫《蒙古社會制度史》，但最後一部分沒有寫完就不幸病故，這部遺著于1934年出版。
作者從草原遊牧民經濟的研究出發，進而闡明蒙古社會民族結構、階級階層關系和政治組織的演變，時間跨度從十一至十八世紀初，但重點是蒙元時期。
在缜密研究的基礎上，他創立了“遊牧封建制”理論。
此書是他畢生研究成果的結晶，以其資料豐富、觀察敏銳、考證精細和富有創見，被公認為最優秀的、裡程碑式的著作，标志着古代蒙古史研究跨入了從經濟視點深入考察社會結構和形态的新階段。
它被譯成多種外文，成為蒙元史研究者必讀之書。
蒙古學家柯津（C.A.KoзиH，1879&mdash1956）的蒙元史研究論文有《關于蒙古諸伊利汗外交文件譯釋問題》（《蘇聯科學院通訊》，第七期，1935）、《有關成吉思汗的一系列史詩傳說片斷》（《列甯格勒大學學術集刊》，20卷第1期，1939）等篇。
他的主要成果是根據《元朝秘史》漢字音寫原文，用俄文字母轉寫，并譯為俄文，于1941年出版。
但其俄文音寫水平不高。
專門研究蒙古法律的梁贊諾夫斯基（B.A.Рязановский）發表了一系列論著。
其代表作為《蒙古諸部習慣法》，原載《亞洲通報》51、52（1923，1924），後合刊為單行本（哈爾濱，1929）。
此書收集了散見于《世界征服者史》、《史集》、馬克利齊書等各種史籍中的成吉思汗大劄撒條文，以及後代的衛拉特法典、喀爾喀法典等資料，極便參閱。
他的有關論文還有《中國法對蒙古法的影響》（《中國社會、政治科學評論》，1931）、《元代的蒙古法與中國法》（1936）、《古代蒙古文化與法律對俄國文化與法律的影響》（同上）、《成吉思汗大劄撒》（《哈爾濱法學院學報》10，1938）等篇。
蘇聯學者的蒙元時期史研究更多偏重于金帳汗國史方面，研究的問題大體承襲沙俄時代傳統，有拔都征俄之役、金帳汗的诏敕和錢币、古遺址發掘、俄羅斯編年史的有關記載以及蒙古制度文化對俄羅期的影響等。
本世紀初期這方面的代表性學者為維謝洛夫斯基（Н.И.Веселовскии），其論著多出在革命前，有《毗鄰薩萊之古裡斯坦所在地考》（1907。
古裡斯坦為金帳汗國鑄造錢币的重要地方）、《有關金帳汗頒賜俄羅斯僧侶之诏敕的一些考釋》（1909）、《金帳汗國史劄記》（1916）等。
革命後續有新作。
沙俄時代已開始進行的金帳汗國都城薩萊（拔都薩萊與别兒哥薩萊兩城）的考古發掘，獲得了大量珍貴的實物資料，對文獻資料相對貧乏的金帳汗國史研究是極有力的促進。
1940年，納索諾夫（A.Н.Насонов）的專著《鞑靼人與俄羅斯》（蒙古統治俄羅斯政治史）出版，作者主要依據俄羅斯編年史資料，并利用了譯成俄文的東方文字史料。
在此之前，雅庫鮑夫斯基（A.Ю.Якубовский,1886-1953）和格列哥夫（В.Д.Треков）合著了一部“13&mdash14世紀術赤兀魯思形成和興盛期的曆史綱要”，題為《金帳汗國》（1937年初版，1941年再版）。
雅庫鮑夫斯基先後就學于彼得堡大學曆史系（1913年畢業）和列甯格勒大學東方系（1924年畢業），深受巴托爾德的影響。
他是造詣很高的中世紀中亞史、西亞史專家和考古學家，曾主持昔格納黑、玉龍傑赤等古城的發掘。
他撰寫的這兩個廢城的考古報告（分别載1929和1930年的國立物質文化研究所《通訊》和《通報》）以及《别兒哥薩萊手工業的起源問題》（同上《通訊》，1931）、《東方封建制度&mdash&mdash金帳汗國都城别兒哥薩萊》（1932）等論著，都表現了他善于把文獻記載與考古資料結合起來進行曆史研究。
在進一步研究的基礎上，他對《金帳汗國》一書作了大幅度的修訂，增加了第三篇《金帳汗國的衰亡》，1950年出第三版，改名《金帳汗國及其衰亡》（餘大鈞漢譯本作《興衰史》）。
1952年，此書獲斯大林獎金。
此外，他有關蒙元史的著述還有《不花剌的答剌必叛亂》（《東方研究所叢刊》，1936）、《11&mdash13世紀蒙古史研究概述》（載《俄國東方學史綱要》，1953）等篇。
1936年，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制訂了一項宏偉的研究計劃&mdash&mdash出版《史集》第一部（蒙古史）的全文集校本和俄文譯注本。
由傑出的伊朗學家羅馬斯凱維哥（A.A.Ромаскевин）主持其事，組成了一個很強的班子，分工進行。
在此以前出過的各種刊本都不完全，而且使用的底本不佳，該所研究者利用最早、最好的伊斯坦布爾抄本和也是很好的古老抄本塔什幹本作為底本，取倫敦、巴黎、德黑蘭、列甯格勒及東方學研究所五種抄本參校，質量自然能超過前人。
工作程序是先編定原文的集校稿，再據以譯成俄文。
鑒于當時此書之第三卷即波斯的蒙古諸汗紀除卡特麥爾刊布的旭烈兀紀外都沒有刊本，工作就先從此卷開始。
由于注釋工作難度極大，準備在曆史學家和語言學家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另出單獨的注釋卷，原文校本和譯本都隻腳注重要的異文。
此卷原文由阿裡劄德（A.A.Aлизадс）校編，經羅馬斯凱維哥審訂，交阿倫德斯（A.K.ApeHдc）譯為俄文，于1939年完成。
因戰争影響，該譯本到1946年才出版，而其原文集校本則遲至1957年才面世（與譯本合刊）。
1952年，第一卷的俄文譯注本分兩冊出版。
第一分冊（部族志）譯者赫塔古羅夫（A.A.Хетасуров），注釋者謝麥諾夫（A.A.Семенов）；第二分冊（成吉思汗先世及成吉思汗紀）由斯米爾諾娃（О.И.Смирнова）譯注，漢學家潘克福（Б.И.Панкратов）參加了注釋工作。
此卷的原文集校本隻出了羅馬斯凱維哥、赫塔古羅夫和阿裡劄德校勘的第一分冊（1965）。
第二卷（元太宗至成宗紀）的俄文譯注本（譯者維爾霍夫斯基，Ю.П.Верховский，他與潘克福合注）于1960年出版，原文集校本隻刊布了由阿裡劄德校勘的太宗窩闊台合罕紀部分（1980）。
第一、二卷的注釋，利用了一些漢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許多名稱和語詞的解釋有參考價值，但一般都比較簡單。
由于不能充分利用漢文史料進行校勘，因而有不少處采取了訛誤的寫法，可以訂正而未能訂正，譯本亦從之而誤。
盡管有這些不足之處，這部集校本和譯本仍是研究者最方便使用的好本子，是蘇聯學者對蒙元史研究作出的巨大貢獻。
十九世紀以來，在沙俄政府擴張政策的背景下，俄國學者不斷地深入蒙古和中亞各地進行多方面調查，出了大量對研究這些地區古代曆史也很有參考價值的調查報告（如普爾日瓦爾斯基、格魯姆格濟邁洛、彼甫佐夫、波塔甯、克列門茨等人的著作）。
革命後，這種調查仍繼續進行。
因此，他們對蒙古、中亞地區古代遺迹和文獻的發現，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學者。
對蒙元史研究來說，除上世紀末和林城的發現外，最有意義的就是1907至1909年柯茲洛夫（Л.К.Ко-лов，1863&mdash1935）考察隊在額濟納沙漠中發現了黑水城廢墟，找到了大量珍貴的西夏及元代文書和其他遺物（著有《蒙古、安多和哈剌和托廢城》，1923）。
1923至1926年，柯氏又率領考察隊進行了縱貫蒙古的大規模考察。
這次考察的成果，除震驚世界學術界的諾顔烏拉匈奴墓葬的發現外，在南杭愛省找到元代屯戍漠北的一支侍衛親軍所建之“宣威軍”城，同樣具有重大價值；對黑水城的第二次發掘也有不少新發現（有《1923&mdash1926年蒙古旅行日記》，1949）。
1948至1949年，考古學家吉謝列夫（С.В.Киселев，1905&mdash1962）領導蘇蒙聯合考古隊對回纥故城哈剌·巴剌哈孫和蒙古國都和林城進行考古發掘，弄清了和林城的街區、建築物布局，特别是萬安宮遺址情況。
1957至1961年，他又率隊考察、發掘了額爾古納河西支流烏魯倫圭河北岸、希爾希爾河口附近的一座元代古城，和古城西北、昆兌河旁的元代宮殿遺址。
希爾希爾古城位于“移相哥刻石”所在地之南數裡，可以肯定是移相哥或其後王（齊王）所建的王府城，昆兌宮殿也應屬于他家。
同時，蘇聯考古學者還在圖瓦自治共和國發現數處蒙元時代古城或居民點遺址，并進行了發掘，其中，烏魯克穆河支流厄列格斯特河旁的登一帖列克古城，城内有官衙、手工作坊、漢式房屋等遺址一百多處，城外有灌溉渠道及耕作遺迹，吉謝列夫認為應即元代益蘭州等五部斷事官的駐所&mdash&mdash益蘭州城；此外，克穆齊克河旁的廢墟可能與元代謙謙州有關。
上述這些考古成果，由吉謝列夫主持合編為《古代蒙古城市》一書（1965），非常有用。
1953年，蘇聯出版了多卷本《蘇聯史綱》的11&mdash13世紀卷，其中對蒙古西征有很詳細的叙述，系由中世紀史專家帕舒托（В.Т.Пашуто）等人撰寫。
1956年，帕舒托又出版了一部個人專著：《俄羅斯人民争取獨立的英勇鬥争（十三世紀）》，内容不限于蒙古征服俄羅斯，還包括中亞地區。
蒙古史專家莎斯齊娜（Н.Т.Шастина）以研究十七世紀俄蒙關系史著名，但她也從事蒙古文曆史文獻和蒙元史史料的研究。
這方面的成果有十七世紀蒙古編年史《沙拉圖吉（黃史）》的原文校勘和俄譯本（1957），1911年出版的馬列英（A.И.Малеин，拉丁語專家）《卡爾平尼行記》和《盧勃魯克行記》俄譯本的補注本（1957），《中世紀蒙古文學中的成吉思汗形象》（載于《鞑靼、蒙古人在亞洲和歐洲》，1970），羅蔔桑丹津《黃金史》的原文校勘和俄譯本（1973）等。
著名藏學家、蒙古學家列裡赫（N.Roerich，1902&mdash1960）曾就讀倫敦、巴黎等地著名大學，師從列維、馬伯樂、米諾爾斯基諸大家，通曉梵、巴利、波斯、藏、蒙、漢等語言，從1930年滞留印度到1957年歸國，主持蘇聯科學院中國學研究所的藏學研究，論著甚富，涉及蒙、藏語言、曆史、宗教諸方面。
有關蒙元論文有《蒙古時代的阿蘭軍》（《著作集》，1967），《13、14世紀的蒙藏關系》（《西藏學會學報》，1973）等多篇。
六十年代以後，蘇聯研究蒙元史的學者不多，其中成績最著者為蒙庫耶夫（H.Ц.MyHKyeB，1922&mdash1986？）。
他的漢文程度很高，着重利用漢文史料研究蒙元史。
其研究工作開始于鑽研兩部宋人出使蒙古的報告《黑鞑事略》（載《東方學問題》1960年第五期）和《關于<蒙鞑備錄>與<黑鞑事略>&mdash&mdash13世紀中國旅行家關于古代蒙古的記載》（載《中國&mdash&mdash日本：曆史與語言學》，1961）。
1962年，他以《有關13世紀蒙古史的一些重要漢文史料的翻譯和研究》論文獲得副博士學位。
其後繼續發表《13&mdash14世紀蒙古史的主要漢文史料》（載《東方諸國的現代學》第1卷，1963）。
《有關最初幾個蒙古汗的漢文史料》（耶律楚材神道碑的翻譯與研究，1965），《蒙鞑備錄》俄文譯注本（1975）。
專題研究論文有《論13世紀前半期最初幾個蒙古汗在中國政策上的兩種傾向》（載《布裡雅特綜合科學研究所集刊》第8輯，1962），《論13&mdash14世紀蒙古牧民的經營方式》（同上第16輯，1965），《13&mdash14世紀蒙古和中國經濟狀況問題》（載《亞洲民族研究所簡報》第76輯，1965），《黑水城發現之兩件蒙文印件殘片》（載《蒙古研究》，1970）等多篇。
着重研究元末農民起義的博洛甫柯娃（Л.А.Боровкова）撰寫了一系列論文：《紅巾軍起義與朱元璋的興起》（《亞非人民》1961年第2期），《紅巾軍起義最初階段的郭子興&mdash朱元璋集團》（載《亞洲民族研究所簡報》，1963），《論14世紀中葉中國人民反對蒙古征服者的鬥争》（載《鞑靼&mdash蒙古人在亞洲與歐洲》，1970）等。
其專著有《中國的紅巾軍起義》（1971）。
克恰諾夫（Е.И.Кцчанов）是著名的西夏史專家，對蒙夏關系和蒙古征服西夏的戰争有深入的研究，除專著《唐兀國史綱》（1968）外，還撰有《關于成吉思汗征服後唐兀人曆史命運的幾點看法》（《亞洲民族研究所簡報》第76輯，1965）、《蒙夏戰争和西夏的滅亡》（《鞑靼&mdash蒙古在亞洲和歐洲》，1970）等篇論文。
此外，他還著有《<元史>中關于13世紀吉利吉思移民的記載》（《吉爾吉斯共和國科學院通報》社會科學類1，1963），《征服世界的鐵木真的一生》（1977）。
維克托羅娃（Л.Л.Викторова）着重于成吉思汗建國以前蒙古曆史的研究，著有《蒙古民族起源的最初階級》（副博士論文，1961）、《古代蒙古遊牧民階級社會的形成》（《前資本主義曆史問題》第1卷，1968）、《蒙古人：民族起源與文化淵源》（1980）。
1962年，中國學者舉行成吉思汗誕生800周年學術讨論會，某些蘇聯學者也有反映，發表了邁斯基寫的《論成吉思汗》（《曆史問題》1962年第5期）和帕舒托等人寫的《成吉思汗及其遺産》（《蘇聯曆史》1962年第5期）等文。
1970年，蘇聯出了一部名為《鞑靼&mdash蒙古人在亞洲和歐洲》的論文集，所收論文除上面提到的以外，還有《統一蒙古國家的形成與成吉思汗》（桑達格撰），《南宋的滅亡》（斯維思托諾娃撰）、《蒙古封建主在中國東北統治的建立》（麥裡柯夫撰）、《13&mdash14世紀中國蒙古諸汗的社會經濟政策的一些問題》（杜曼撰）等。
耶果羅夫的專著《13&mdash14世紀金帳汗國曆史地理》（莫斯科，1985）利用了大量俄國編年史及考古資料，其曆史簡述第一部分終于忙哥帖木兒，第二部分至1400年。
此書主要内容是城市發展研究，分為六個時期。
此外還論述了政府機構和軍事地理。
末附所有已知遺址的細目，極為有用。
德國十九世紀後期至本世紀初，著名漢學家夏德（F.Hirth，1845&mdash1927）、格魯伯（W.Grube，1895&mdash1908）、奧托·弗蘭克（OttoFranke，1863&mdash1946）等人的卓越成就标志着德國的漢學（含滿、蒙、藏和西域研究）有了長足的發展。
格倫威德爾（A.Grunwedel）和勒柯克（A.vondeLeCoq）在吐魯魯等地考察的豐富收獲也對德國漢學的發展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本世紀上半葉，繼承前人事業并在蒙元史研究上作出大貢獻的學者，首推海尼士（ErichHaenisch，1880-1966）。
海尼士受業于格魯伯和夏德，通漢、滿、蒙、藏語。
19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