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建國以來的蒙元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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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生産，特别是景德鎮青花瓷器的官局經營管理、生産技術和圖畫風格等作了一系列深入研究。
範金民《元代江南絲織業述論》認為元代江南蠶絲生産有了新發展，民間絲綢業已普遍化，設在建康、鎮江、杭州、蘇州的官營織局規模甚大，産量、質量都很高。
商業、都市與交通。
元代全國統一，國内貿易有很大發展，但除幾部綜合性著作外，尚無深入的專題研究。
海外貿易的研究，主要成果有陳高華、吳泰合著《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對市舶制度、官本船貿易、舶商經營方式、輸出入商品以及貿易關系的國家，政府的控制等作了全面論述。
關于都市的專題研究，主要有陳高華著《元大都》，他與史衛民合著的《元上都》，以及賈洲傑《元上都的經濟與居民生活》和葉新民論述上都官署、宗教、交通的系列文章。
潘念慈《關于元代的驿傳》對驿傳制度作了全面概述。
陳得芝《元嶺北行省諸驿道考》主要考述連結中原與漠北的帖裡幹、木鄰兩條站道，并論及和林通往吉利吉思和西域的站道。
周清澍《蒙元時期的中西陸路交通》對通西域諸驿路有更詳細的考述。
李逸友據亦集乃古城發現的文書，對另一條通往西北的重要驿路“納鄰道”作了考述。
郭毅生研究了遼陽行省驿道，王廷、祝培坤研究了湖廣行省驿道，蔡志純、洛桑群覺等研究了元代吐蕃地區設置的驿道。
開通南北大運河和開創江浙至直沽的海運是元代的兩大建樹，賴家度《元代河漕和海運》對此作了概述，章巽《元海運航路考》和高榮盛《元代海運試析》是兩篇較深入的研究論文。
高文論述海運興衰的全過程，對管理機構、海運船與船戶有較詳細論述。
陳得芝《論元代海外交通的發展》從港口增加、交通範圍擴大和航海知識進步三方面作了分析，并據《元秘書監志》的記載說明元人利用了波斯、阿拉伯人的航海圖說知識。
第六節 思想文化史研究 哲學思想。
唐宇元發表了一系列論文，研究元代主要理學家許衡、劉因、吳澄的思想和朱學、陸學合流問題，其分撰的《宋明理學史》上卷第三編《元代理學》集中了這些研究成果。
陳高華的《陸學在元代》着重讨論了朱陸合流問題。
姚大力《金末元初理學在北方的傳播》詳細論析了程朱學說的北傳及其與蒙古統治者和北方各思想流派的關系。
蕭功秦《元代理學散論》從理學的“适應力”角度考察了其在蒙元時代的社會政治作用。
研究其他思想家的主要有：任繼愈最先著文表彰《長期被埋沒的民主思想家鄧牧》；容肇祖撰《劉基的哲學思想及其社會政治觀點》，認為其世界觀基本上是樸素唯物主義，僅有時表現出神秘主義傾向。
邱樹森撰《鄧牧和他的<伯牙琴>》、《劉基和他的<郁離子>》，作了更深入的研究。
宗教。
孫克寬發表多篇文章，全面研究了蒙元時代的各派道教。
郭旃《金元之際的全真道》深入論析了邱處機及其門人投機的政治态度和在戰亂時局下的特殊作用，并涉及元初的佛道之争。
陳智超《金元真大道史補》利用新資料詳細考述了此派盛衰曆史及其思想理論。
紮奇斯欽《十三世紀蒙古君長與漢地佛道兩教》詳細論述了蒙古諸汗與佛道關系的演變，認為蒙古人基于薩滿教泛神觀念，采納各種宗教為汗祈天祝壽；其所以最尊崇喇嘛教，是因為他們與吐蕃人在文化類型上的相近。
陳高華《元代佛教與元代社會》對佛教各派的消長、僧籍、僧官制度以及寺院組織有全面論述。
陳得芝《論元代的“詩禅三隐”》考述江南禅僧圓至、本誠、大忻三人的生平和思想，對江南士人由儒入佛的現象作了分析。
劉迎勝《元代西北地區的佛教》利用畏兀兒文書和中外資料論證元代佛教在西北地區仍有相當勢力，以哈剌火州、哈迷立為中心，最西分布到海押立。
楊讷的長篇論文《元代的白蓮教》，對這一源于淨土宗的佛教宗派的産生、教義、傳播、組織及其與官方和農民起義的關系諸方面都進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它并非民間秘密宗教，亦未與明教合流。
丁國範《元代的白雲宗》論述了另一非正統佛教宗派。
周良霄《元和元以前的基督教》是這一課題主要研究成果，在總論元朝對基督教（也裡可溫）的政策和管理之後，按地區考察了基督教的分布和活動。
劉迎勝《蒙元時代中亞的聶思脫裡教分布》就周文所未及的畏兀兒、阿力麻裡、海押立等地基督教情況作了考述。
楊志玖《元代中國伊斯蘭教派試析》指出當時中國穆斯林中有大量什葉派，蘇菲派也很盛行。
陳達生《泉州伊斯蘭教派與元末亦思巴奚戰亂性質試探》據對碑刻、方志、族譜資料的分析，認為此次戰亂是泉州穆斯林遜尼派與什葉派争奪市舶權的鬥争。
劉迎勝對泉州元清淨寺碑所記伊斯蘭教諸職名作了考釋。
教育。
元代各類學校數量甚多，有關資料相當豐富，但學者多注重儒人地位、出路和學田等問題，對教育本身的專題研究很不足。
關于書院的論文稍多，王廷《元代書院考略》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更詳細論述了書院的類型、分布、數量、學田、課程，以及山長的任命等問題。
馬明達對“三皇廟學”&mdash&mdash醫學教育作了研究。
史學。
官修宋遼金三史是元代的主要史學著作，有關三史的論著很多。
從元代史學成就角度讨論的主要有劉鳳翥、李錫厚合撰的《元修宋遼金三史再評價》和邱樹森的《脫脫和遼宋金三史》。
前文認為元人摒棄大漢族正統觀念，為遼金兩朝單獨修史，較完整地保存了遼、金原始史料，使後人得以全面了解當時的中國曆史。
許多學者對馬端臨《文獻通考》和胡三省《資治通鑒注》的思想和在史學史上的地位作了分析評論。
文學藝術的研究，重點為元曲，論著甚多，其次為書畫、詩文。
科學技術方面，以有關天文曆法和郭守敬的研究為多，其次為農書與農業技術、數學、水利等。
這裡不再一一介紹。
第七節 民族和邊區史研究 蒙古史研究主要研究課題有蒙古族源、早期蒙古社會性質、蒙古國家的建立及其制度和元代的蒙古地區等方面。
亦鄰真《中國北方民族與蒙古族族源》通過文獻資料的考訂和語言的比較研究，論證構成蒙古族的核心部族是“原蒙古人”，即室韋&mdash鞑靼人，他們屬于古東胡諸後裔的一支。
作者還分析了十至十二世紀“尼魯溫蒙古”各氏族的分衍，認為這些“氏族”實質上是草原貴族通過擄掠别部人口編成的比鄰公社，原始的氏族制度已經瓦解了。
同作者《關于十至十二世紀的孛斡勒》一文論證孛斡勒（漢譯“奴婢”）是遊牧經濟中的早期農奴，而非奴隸；“斡脫古·孛斡勒”一詞，在蒙漢文合璧《竹溫台碑》中對應于漢文“元勳世臣”，是升入貴族階層者的美稱（原意為“老奴婢”）。
六十年代曾對蒙古建國前後的社會性質問題進行過熱烈讨論，多數研究者主張建國前處于父權制氏族公社階段，建國後直接過渡到封建制。
後來，高文德在專著《蒙古奴隸制研究》中提出蒙古從十世紀開始形成奴隸制，成吉思汗建立了統一的奴隸制國家。
但研究者對此尚有不同意見。
關于蒙古高原各部族的研究，有周清澍的系列論文《汪古部事輯》四篇，分别考察了其族源、統治家族世系等，認為此部應源于回鹘；陳得芝《十三世紀前的克烈王國》探讨了蒙古建國前漠北最強大的克烈部的族源、地域和曆史活動，認為此部與唐中葉遷入漠北的“九姓鞑靼”有淵源關系；此外，姚從吾《說元秘史中的蔑兒乞》，劄奇斯欽《說元秘史中的亦乞烈思》，姚家積《蒙古人是何時到達三河之源的》，白拉都格其《弘吉剌與特薩禅》等文，都分别對各部族作了較深入研究。
周清澍《元朝的蒙古族》全面論述了元代蒙古族的社會經濟和階級狀況。
陳得芝的《元嶺北行省建置考》（上、中、下）對元代蒙古地區的政治史和軍事、行政機構的設置作了系統考述。
同作者還有《元嶺北行省諸驿道考》、《元稱海城考》、《元察罕腦兒行宮今地考》等曆史地理考證文章；其《元外剌部釋迦院碑劄記》考征了立碑人八立托驸馬和外剌部居地，并對中原佛教在蒙古的傳播作了考察。
韓儒林的《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鄰近諸部》和周清澍的《元朝對唐努烏梁海及其周圍地區的統治》考察了蒙古西北境諸部的曆史。
杜榮坤、白翠琴《試論斡亦剌部十三、十四世紀政治經濟的變化》論述了此部歸附蒙古後由氏族向封建制的轉化。
過去論者多低估元代蒙古人對漢文化的接受程度，甚至認為采取抵制态度。
蕭啟慶先後撰寫《元代蒙古人的漢學》及其續篇《再探》和《論元代蒙古人的漢化》三文，搜集大量資料，詳盡地考述了元代蒙古人特别是入居内地者研習漢文化的背景與原因及其漢學造詣，所列蒙古儒者、文學家、書畫家達百人以上，并對蒙古人在觀念、禮俗方面吸取漢文化的情況作了考察，證明熟谙漢學的蒙古人為數甚多，旦有與日俱增趨勢，有力地糾正了前人舊說。
藏族史研究元代藏族史的研究成績十分突出。
1959年韓儒林發表《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樣統治西藏地方的》，對統轄吐蕃地區的宣政院、分鎮吐蕃的親王奧魯赤家族和烏思藏十三萬戶名稱與方位作了系統考述，為此後研究奠定了基礎。
其後，周清澍撰《庫騰汗&mdash&mdash蒙藏關系最早的溝通者》，論述了闊端與西藏首領的關系。
陳得芝《元代烏思藏宣慰司的設置年代》讨論了世祖以烏思藏賜八思巴為“供養”的時間、烏思藏行政機構的建置和薩迦本欽的職名等問題。
同作者還撰有《元代内地藏僧事輯》，對膽巴、沙羅巴、辇真
範金民《元代江南絲織業述論》認為元代江南蠶絲生産有了新發展，民間絲綢業已普遍化，設在建康、鎮江、杭州、蘇州的官營織局規模甚大，産量、質量都很高。
商業、都市與交通。
元代全國統一，國内貿易有很大發展，但除幾部綜合性著作外，尚無深入的專題研究。
海外貿易的研究，主要成果有陳高華、吳泰合著《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對市舶制度、官本船貿易、舶商經營方式、輸出入商品以及貿易關系的國家，政府的控制等作了全面論述。
關于都市的專題研究，主要有陳高華著《元大都》，他與史衛民合著的《元上都》，以及賈洲傑《元上都的經濟與居民生活》和葉新民論述上都官署、宗教、交通的系列文章。
潘念慈《關于元代的驿傳》對驿傳制度作了全面概述。
陳得芝《元嶺北行省諸驿道考》主要考述連結中原與漠北的帖裡幹、木鄰兩條站道，并論及和林通往吉利吉思和西域的站道。
周清澍《蒙元時期的中西陸路交通》對通西域諸驿路有更詳細的考述。
李逸友據亦集乃古城發現的文書，對另一條通往西北的重要驿路“納鄰道”作了考述。
郭毅生研究了遼陽行省驿道，王廷、祝培坤研究了湖廣行省驿道，蔡志純、洛桑群覺等研究了元代吐蕃地區設置的驿道。
開通南北大運河和開創江浙至直沽的海運是元代的兩大建樹，賴家度《元代河漕和海運》對此作了概述，章巽《元海運航路考》和高榮盛《元代海運試析》是兩篇較深入的研究論文。
高文論述海運興衰的全過程，對管理機構、海運船與船戶有較詳細論述。
陳得芝《論元代海外交通的發展》從港口增加、交通範圍擴大和航海知識進步三方面作了分析，并據《元秘書監志》的記載說明元人利用了波斯、阿拉伯人的航海圖說知識。
第六節 思想文化史研究 哲學思想。
唐宇元發表了一系列論文，研究元代主要理學家許衡、劉因、吳澄的思想和朱學、陸學合流問題，其分撰的《宋明理學史》上卷第三編《元代理學》集中了這些研究成果。
陳高華的《陸學在元代》着重讨論了朱陸合流問題。
姚大力《金末元初理學在北方的傳播》詳細論析了程朱學說的北傳及其與蒙古統治者和北方各思想流派的關系。
蕭功秦《元代理學散論》從理學的“适應力”角度考察了其在蒙元時代的社會政治作用。
研究其他思想家的主要有：任繼愈最先著文表彰《長期被埋沒的民主思想家鄧牧》；容肇祖撰《劉基的哲學思想及其社會政治觀點》，認為其世界觀基本上是樸素唯物主義，僅有時表現出神秘主義傾向。
邱樹森撰《鄧牧和他的<伯牙琴>》、《劉基和他的<郁離子>》，作了更深入的研究。
宗教。
孫克寬發表多篇文章，全面研究了蒙元時代的各派道教。
郭旃《金元之際的全真道》深入論析了邱處機及其門人投機的政治态度和在戰亂時局下的特殊作用，并涉及元初的佛道之争。
陳智超《金元真大道史補》利用新資料詳細考述了此派盛衰曆史及其思想理論。
紮奇斯欽《十三世紀蒙古君長與漢地佛道兩教》詳細論述了蒙古諸汗與佛道關系的演變，認為蒙古人基于薩滿教泛神觀念，采納各種宗教為汗祈天祝壽；其所以最尊崇喇嘛教，是因為他們與吐蕃人在文化類型上的相近。
陳高華《元代佛教與元代社會》對佛教各派的消長、僧籍、僧官制度以及寺院組織有全面論述。
陳得芝《論元代的“詩禅三隐”》考述江南禅僧圓至、本誠、大忻三人的生平和思想，對江南士人由儒入佛的現象作了分析。
劉迎勝《元代西北地區的佛教》利用畏兀兒文書和中外資料論證元代佛教在西北地區仍有相當勢力，以哈剌火州、哈迷立為中心，最西分布到海押立。
楊讷的長篇論文《元代的白蓮教》，對這一源于淨土宗的佛教宗派的産生、教義、傳播、組織及其與官方和農民起義的關系諸方面都進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它并非民間秘密宗教，亦未與明教合流。
丁國範《元代的白雲宗》論述了另一非正統佛教宗派。
周良霄《元和元以前的基督教》是這一課題主要研究成果，在總論元朝對基督教（也裡可溫）的政策和管理之後，按地區考察了基督教的分布和活動。
劉迎勝《蒙元時代中亞的聶思脫裡教分布》就周文所未及的畏兀兒、阿力麻裡、海押立等地基督教情況作了考述。
楊志玖《元代中國伊斯蘭教派試析》指出當時中國穆斯林中有大量什葉派，蘇菲派也很盛行。
陳達生《泉州伊斯蘭教派與元末亦思巴奚戰亂性質試探》據對碑刻、方志、族譜資料的分析，認為此次戰亂是泉州穆斯林遜尼派與什葉派争奪市舶權的鬥争。
劉迎勝對泉州元清淨寺碑所記伊斯蘭教諸職名作了考釋。
教育。
元代各類學校數量甚多，有關資料相當豐富，但學者多注重儒人地位、出路和學田等問題，對教育本身的專題研究很不足。
關于書院的論文稍多，王廷《元代書院考略》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更詳細論述了書院的類型、分布、數量、學田、課程，以及山長的任命等問題。
馬明達對“三皇廟學”&mdash&mdash醫學教育作了研究。
史學。
官修宋遼金三史是元代的主要史學著作，有關三史的論著很多。
從元代史學成就角度讨論的主要有劉鳳翥、李錫厚合撰的《元修宋遼金三史再評價》和邱樹森的《脫脫和遼宋金三史》。
前文認為元人摒棄大漢族正統觀念，為遼金兩朝單獨修史，較完整地保存了遼、金原始史料，使後人得以全面了解當時的中國曆史。
許多學者對馬端臨《文獻通考》和胡三省《資治通鑒注》的思想和在史學史上的地位作了分析評論。
文學藝術的研究，重點為元曲，論著甚多，其次為書畫、詩文。
科學技術方面，以有關天文曆法和郭守敬的研究為多，其次為農書與農業技術、數學、水利等。
這裡不再一一介紹。
第七節 民族和邊區史研究 蒙古史研究主要研究課題有蒙古族源、早期蒙古社會性質、蒙古國家的建立及其制度和元代的蒙古地區等方面。
亦鄰真《中國北方民族與蒙古族族源》通過文獻資料的考訂和語言的比較研究，論證構成蒙古族的核心部族是“原蒙古人”，即室韋&mdash鞑靼人，他們屬于古東胡諸後裔的一支。
作者還分析了十至十二世紀“尼魯溫蒙古”各氏族的分衍，認為這些“氏族”實質上是草原貴族通過擄掠别部人口編成的比鄰公社，原始的氏族制度已經瓦解了。
同作者《關于十至十二世紀的孛斡勒》一文論證孛斡勒（漢譯“奴婢”）是遊牧經濟中的早期農奴，而非奴隸；“斡脫古·孛斡勒”一詞，在蒙漢文合璧《竹溫台碑》中對應于漢文“元勳世臣”，是升入貴族階層者的美稱（原意為“老奴婢”）。
六十年代曾對蒙古建國前後的社會性質問題進行過熱烈讨論，多數研究者主張建國前處于父權制氏族公社階段，建國後直接過渡到封建制。
後來，高文德在專著《蒙古奴隸制研究》中提出蒙古從十世紀開始形成奴隸制，成吉思汗建立了統一的奴隸制國家。
但研究者對此尚有不同意見。
關于蒙古高原各部族的研究，有周清澍的系列論文《汪古部事輯》四篇，分别考察了其族源、統治家族世系等，認為此部應源于回鹘；陳得芝《十三世紀前的克烈王國》探讨了蒙古建國前漠北最強大的克烈部的族源、地域和曆史活動，認為此部與唐中葉遷入漠北的“九姓鞑靼”有淵源關系；此外，姚從吾《說元秘史中的蔑兒乞》，劄奇斯欽《說元秘史中的亦乞烈思》，姚家積《蒙古人是何時到達三河之源的》，白拉都格其《弘吉剌與特薩禅》等文，都分别對各部族作了較深入研究。
周清澍《元朝的蒙古族》全面論述了元代蒙古族的社會經濟和階級狀況。
陳得芝的《元嶺北行省建置考》（上、中、下）對元代蒙古地區的政治史和軍事、行政機構的設置作了系統考述。
同作者還有《元嶺北行省諸驿道考》、《元稱海城考》、《元察罕腦兒行宮今地考》等曆史地理考證文章；其《元外剌部釋迦院碑劄記》考征了立碑人八立托驸馬和外剌部居地，并對中原佛教在蒙古的傳播作了考察。
韓儒林的《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鄰近諸部》和周清澍的《元朝對唐努烏梁海及其周圍地區的統治》考察了蒙古西北境諸部的曆史。
杜榮坤、白翠琴《試論斡亦剌部十三、十四世紀政治經濟的變化》論述了此部歸附蒙古後由氏族向封建制的轉化。
過去論者多低估元代蒙古人對漢文化的接受程度，甚至認為采取抵制态度。
蕭啟慶先後撰寫《元代蒙古人的漢學》及其續篇《再探》和《論元代蒙古人的漢化》三文，搜集大量資料，詳盡地考述了元代蒙古人特别是入居内地者研習漢文化的背景與原因及其漢學造詣，所列蒙古儒者、文學家、書畫家達百人以上，并對蒙古人在觀念、禮俗方面吸取漢文化的情況作了考察，證明熟谙漢學的蒙古人為數甚多，旦有與日俱增趨勢，有力地糾正了前人舊說。
藏族史研究元代藏族史的研究成績十分突出。
1959年韓儒林發表《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樣統治西藏地方的》，對統轄吐蕃地區的宣政院、分鎮吐蕃的親王奧魯赤家族和烏思藏十三萬戶名稱與方位作了系統考述，為此後研究奠定了基礎。
其後，周清澍撰《庫騰汗&mdash&mdash蒙藏關系最早的溝通者》，論述了闊端與西藏首領的關系。
陳得芝《元代烏思藏宣慰司的設置年代》讨論了世祖以烏思藏賜八思巴為“供養”的時間、烏思藏行政機構的建置和薩迦本欽的職名等問題。
同作者還撰有《元代内地藏僧事輯》，對膽巴、沙羅巴、辇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