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建國以來的蒙元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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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剌思等人事迹作了考述。
陳慶英精通藏文，除譯出《紅史》、《漢藏史料》等重要藏文史籍外，還發表了一系列研究論著，主要有：《元朝在西藏所封的白蘭王》、與史衛民合撰的《蒙哥汗時期的蒙藏關系》、與王輔仁合著的《蒙藏民族關系史略》、《元代烏思藏本欽紀略》等，諸篇均能充分利用藏文史料，多有發明。
藏族學者仁慶紮西發表《元代中央王朝中的藏族宰相桑哥》，據《漢藏史集》的記載考證桑哥為藏族噶瑪洛部人，并對他的政績作了肯定的評價；此外他還撰有《西平王府今地考》、《西平王與吐蕃的關系》等近十篇論文（均收入《仁慶紮西藏學研究文集》，1989）。
沈衛榮專事元代藏族史研究，連續發表《元朝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統治》、《元代烏思藏十三萬戶行政體制研究》、《略論元與元以前的沙魯派》、《元代西藏佛學大師布敦的生平及其著述》、《論元代烏思藏十三萬戶的建立》等多篇論文，成績引人注目。
著名藏學家王森所著《西藏佛教發展史略》是全面研究藏傳佛教的代表性著作，對元代西藏各教派及其與元廷的關系有詳盡的考述，在總體研究上迄今還沒有人能超過。
西北地區各族史研究畏兀兒等族與察合台汗國史研究也有顯著進展。
程溯洛《宋元時期高昌回鹘初期農業封建社會的若幹特征》和張承志《元代畏兀兒内部狀況》利用畏兀兒文文書與其他史料相參證，考述了畏兀兒地區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經濟狀況、階級關系。
程氏另一篇文章《元代維吾爾人對祖國文史的貢獻》叙述了入仕元廷的畏兀兒文人事迹。
張氏《關于阿力麻裡、普剌、葉密立三城的調查及探讨》對三城方位及其在蒙古統治西北地區格局中的重要性作了考察和分析。
耿世民、張廣達合撰的《唆裡迷考》據一份新出土的回鹘（畏兀兒）文文獻，結合穆斯林史料及漢文史料，考定前人未能确知方位的“唆裡迷”實即焉耆的另一個名稱。
劉迎勝《元代曲先塔林考》考證了該地方位和元朝于此設置元帥府的意義。
有關其他西北民族的研究論文有楊志玖《元代的阿兒渾人》，陸峻嶺、何高濟《元代的阿速、欽察、康裡人》，陳高華《元代的哈剌魯人》，華濤《穆斯林哈剌魯人、阿兒渾人早期史研究》，白鋼、史金波《論元代黨項人在河西的活動》和史金波《蒙元時期黨項上層人物的活動》等。
劉迎勝着重利用波斯文史料與漢文史料相參證，對察合台汗國史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發表《早期的察合台汗國》、《至元初年的察合台汗國》、《元朝與察合台汗國的關系》、《察合台汗國的分裂》、《元末的察合台汗國》、《<史集>察合台汗國末年紀事補證》等十餘篇論文，填補了我國這一方面研究的空白。
東北和西南各族史研究東北各族研究，有姚大力的《元遼陽行省各族的分布》、王廷的《元代極東北三族雜考》和楊保隆的《淺談元代的女真人》。
三篇文章分别對女真、兀者野人、吉裡迷、骨嵬等各族的分布地域及政治、經濟、文化狀況作了論述。
關于西南各族，方國瑜《元代雲南行省傣族史料編年》利用大量方志及土官族譜資料以補正史，對史事、地理多有精當的考訂，迄今仍是研究元代傣族史最好的著作。
杜玉亭《元代雲南土官制度》認為元朝統治西南各少數民族的這一制度對促進國家統一和這些地區的社會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杜玉亭、陳呂範的《忽必烈平大理是否引起傣族的大量南遷》以充分論據否定了這一誤說。
杜氏所著《元代羅羅斯史料輯考》較全面搜集了有關史料，考訂亦多新見；其《忽必烈與雲南》對元朝設立雲南行省和實行土官制度作了高度評價。
羅賢佑《略論元朝與西南各族土酋大姓的關系》較全面地讨論了元朝統治西南各族的政策。
方齡貴近撰《大理五華樓元碑的發現及其史料價值》是他多年搜集和研究雲南元碑資料的一部分成果，他已将這些珍貴資料彙編為一冊，并發表了部分碑文和注釋。
回族史研究楊志玖除論文集《元史三論》所收十餘篇有關論文外，近年續有新作，并正在收其研究成果彙總、擴充為《元代回族史稿》一書，緒言和第一章《回回一詞的起源和演變》、第二章《回回人的東來和分布》已在《回族研究》雜志上連續刊載。
白壽彜主編的《回族人物志》（元代卷）收集回族史專家撰寫的重要回回人傳記二十多篇，考說詳明，并附原始資料。
賽典赤在元初政治特别是雲南的治理上起過重大作用，其後人也一直居于高位，所以有關的論文很多。
陳得芝《元代回回人史事雜識》也讨論了賽典赤早年事迹以及《元典章》所載“禁回回抹殺羊做速納”文件等問題。
劉迎勝發表有《13&mdash18世紀回回世俗文化綜考》、《<回回藥方>與中國穆斯林醫學》、《<回回館雜字>與<回回館譯語>研究》等文。
有關泉州回回人的研究較多，此不贅述。
第八節 中外關系史研究 周一良主編的《中外文化交流史》（1987）由專家分國撰寫，其中中緬、中印、中意、中朝、中泰、中國與越南柬埔寨老撾、中國與阿拉伯諸篇對元代都有較多叙述，是目前最好的一部概論性著作。
專題研究情況簡單介紹如下。
元與日本、高麗關系王啟宗撰有《元軍第二次征日考》和《元軍第二次征日前夕情勢的分析》二文；餘又荪撰有《元代之中日貿易》；陳有和撰文讨論了《忽必烈侵日的原因及曆史影響》，認為導緻了元末至明代的倭患；方安發、孫國珍分别對元代中日貿易和文化交流作了論述；陳高華《十四世紀來中國的日本僧人》從詩文集中輯錄了二十多名來華日僧資料，很有參考價值。
蕭啟慶《元麗關系中的王室婚姻與強權政治》全面考述了聯姻的背景、實行情況及其對高麗的影響，認為它是蒙元強權政治的産物，旨在以公主下嫁加強對高麗的控制；郝時遠撰有《蒙古東征高麗概述》；樸真奭《元與高麗的科技交流》叙述了棉花、火藥、印刷術傳入高麗及其影響。
元與東南亞諸國關系吳紫金《元代我國與印尼的友好關系》叙述了成宗至順帝朝12次爪哇來使情況及中國移民對印尼社會進步所起的作用。
陳高華《元代中泰兩國的友好關系》引用《玩齋集》中的《四明慈濟寺碑》一段記載證明泰國史家關于暹王坤蘭甘亨（敢木丁）曾訪問元朝的說法是可信的；鄒啟宇、尚芳分别撰文進行讨論尚文認為來訪者當是敢木丁之子。
淩純聲《元代在緬設置緬中行省考》是一篇較深入的專題研究；高榮盛《元代中緬關系略述》，對元緬戰争經過、入緬道路和設官置府作了進一步考察。
吳景宏發表了長篇論文《元代中菲關系之探讨》。
元與印度、伊朗、阿拉伯關系桑原骘藏《蒲壽庚考》首先揭出了《東國通鑒》（實本于《高麗史》） 中一段關于印度王子孛哈裡投奔元朝的記載，陳高華從《中庵集》中發現了此人的更詳細資料《景義公不阿裡神道碑》，證實和補充了《高麗史》的記載（見所撰《印度馬八兒王子孛哈裡來元新考》）；劉迎勝進一步考證此不阿裡之祖貫“西域哈剌哈底”即《馬可波羅行記》所載之calatu，《大德南海志》之加剌都，今波斯灣口南岸（阿曼境）古城Qalhat，并論述了當時中國、印度、波斯灣間的交往（見所撰《從<不阿裡神道碑>看南印度與元朝及波斯灣的交通》）。
元與波斯關系，劉迎勝撰有《旭烈兀時代漢地與波斯使臣往來考略》；任榮康的《元初的元伊聯盟與中亞交通》考述了元與伊利汗國的關系和往來交通路線。
元與阿拉伯的關系，在多篇通論曆史上中阿關系的文章中都有論述，其中以納忠《中世紀中國與阿拉伯的友好關系》較詳；葉文程《宋元時期泉州港與阿拉伯的友好往來》主要根據新發現的海船等考古資料作了研究。
李希義撰文介紹了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圖塔來元經曆及其行記；沈福偉發表《元代航海家汪大淵周遊非洲的曆史意義》，認為元人所繪世界地圖上非洲圖形之準确與此有關。
但此說依據不足。
元與歐洲的關系餘大鈞所撰《最早來到蒙古高原的羅馬教皇使節普蘭·迦兒賓和他所寫的<蒙古史>》，對此次使節及其奉使報告書的版本、内容作了詳細介紹。
羅賢佑撰有《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鄂多利克》。
陳得芝《元代中國與歐洲的交往》概述元代中歐關系，提到元人朱德潤《存複齋文集》所載延祐間“佛林國使來”，認為可與西史所載羅馬教皇遣教士安德魯等來大都協助孟特戈維諾傳教一事相印證。
馬可波羅研究最為學者所重視，著述甚多。
餘士雄收集諸家論文三十餘篇，彙編成《馬可波羅介紹與研究》，大體反映了八十年代以前的研究狀況。
楊志玖繼發現《經世大典》的有關重要資料之後，又撰寫了多篇論文，進一步研究馬可波羅在中國的種種經曆，有力駁斥了認為馬可波羅未至中國的說法（諸文均收入《元史三論》）。
黃時鑒《關于馬可波羅的三個年代問題》考證了其離華、抵波斯和在威尼斯與熱那亞戰争中被俘的年代日期。
王廷《馬可波羅遊記中的幾個地名》認為Tingiu應為通州，Vuguen應為侯官。
陳得芝《馬可波羅在中國的旅程及其年代》考證其由大都前往雲南和到揚州、鎮江、泉州的經行路線與年代，認為他隻走過這兩條驿路，行記中的南京、襄陽兩地顯為插叙，并未親至。
蔡美彪《試論馬可波羅在中國》認為馬可波羅在中國期間習用波斯語文，他不是作為色目官員，而是作為一名色目商人在中國各地以至南海諸國從事商業貿易。
陳慶英精通藏文，除譯出《紅史》、《漢藏史料》等重要藏文史籍外，還發表了一系列研究論著，主要有：《元朝在西藏所封的白蘭王》、與史衛民合撰的《蒙哥汗時期的蒙藏關系》、與王輔仁合著的《蒙藏民族關系史略》、《元代烏思藏本欽紀略》等，諸篇均能充分利用藏文史料，多有發明。
藏族學者仁慶紮西發表《元代中央王朝中的藏族宰相桑哥》，據《漢藏史集》的記載考證桑哥為藏族噶瑪洛部人，并對他的政績作了肯定的評價；此外他還撰有《西平王府今地考》、《西平王與吐蕃的關系》等近十篇論文（均收入《仁慶紮西藏學研究文集》，1989）。
沈衛榮專事元代藏族史研究，連續發表《元朝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統治》、《元代烏思藏十三萬戶行政體制研究》、《略論元與元以前的沙魯派》、《元代西藏佛學大師布敦的生平及其著述》、《論元代烏思藏十三萬戶的建立》等多篇論文，成績引人注目。
著名藏學家王森所著《西藏佛教發展史略》是全面研究藏傳佛教的代表性著作，對元代西藏各教派及其與元廷的關系有詳盡的考述，在總體研究上迄今還沒有人能超過。
西北地區各族史研究畏兀兒等族與察合台汗國史研究也有顯著進展。
程溯洛《宋元時期高昌回鹘初期農業封建社會的若幹特征》和張承志《元代畏兀兒内部狀況》利用畏兀兒文文書與其他史料相參證，考述了畏兀兒地區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經濟狀況、階級關系。
程氏另一篇文章《元代維吾爾人對祖國文史的貢獻》叙述了入仕元廷的畏兀兒文人事迹。
張氏《關于阿力麻裡、普剌、葉密立三城的調查及探讨》對三城方位及其在蒙古統治西北地區格局中的重要性作了考察和分析。
耿世民、張廣達合撰的《唆裡迷考》據一份新出土的回鹘（畏兀兒）文文獻，結合穆斯林史料及漢文史料，考定前人未能确知方位的“唆裡迷”實即焉耆的另一個名稱。
劉迎勝《元代曲先塔林考》考證了該地方位和元朝于此設置元帥府的意義。
有關其他西北民族的研究論文有楊志玖《元代的阿兒渾人》，陸峻嶺、何高濟《元代的阿速、欽察、康裡人》，陳高華《元代的哈剌魯人》，華濤《穆斯林哈剌魯人、阿兒渾人早期史研究》，白鋼、史金波《論元代黨項人在河西的活動》和史金波《蒙元時期黨項上層人物的活動》等。
劉迎勝着重利用波斯文史料與漢文史料相參證，對察合台汗國史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發表《早期的察合台汗國》、《至元初年的察合台汗國》、《元朝與察合台汗國的關系》、《察合台汗國的分裂》、《元末的察合台汗國》、《<史集>察合台汗國末年紀事補證》等十餘篇論文，填補了我國這一方面研究的空白。
東北和西南各族史研究東北各族研究，有姚大力的《元遼陽行省各族的分布》、王廷的《元代極東北三族雜考》和楊保隆的《淺談元代的女真人》。
三篇文章分别對女真、兀者野人、吉裡迷、骨嵬等各族的分布地域及政治、經濟、文化狀況作了論述。
關于西南各族，方國瑜《元代雲南行省傣族史料編年》利用大量方志及土官族譜資料以補正史，對史事、地理多有精當的考訂，迄今仍是研究元代傣族史最好的著作。
杜玉亭《元代雲南土官制度》認為元朝統治西南各少數民族的這一制度對促進國家統一和這些地區的社會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杜玉亭、陳呂範的《忽必烈平大理是否引起傣族的大量南遷》以充分論據否定了這一誤說。
杜氏所著《元代羅羅斯史料輯考》較全面搜集了有關史料，考訂亦多新見；其《忽必烈與雲南》對元朝設立雲南行省和實行土官制度作了高度評價。
羅賢佑《略論元朝與西南各族土酋大姓的關系》較全面地讨論了元朝統治西南各族的政策。
方齡貴近撰《大理五華樓元碑的發現及其史料價值》是他多年搜集和研究雲南元碑資料的一部分成果，他已将這些珍貴資料彙編為一冊，并發表了部分碑文和注釋。
回族史研究楊志玖除論文集《元史三論》所收十餘篇有關論文外，近年續有新作，并正在收其研究成果彙總、擴充為《元代回族史稿》一書，緒言和第一章《回回一詞的起源和演變》、第二章《回回人的東來和分布》已在《回族研究》雜志上連續刊載。
白壽彜主編的《回族人物志》（元代卷）收集回族史專家撰寫的重要回回人傳記二十多篇，考說詳明，并附原始資料。
賽典赤在元初政治特别是雲南的治理上起過重大作用，其後人也一直居于高位，所以有關的論文很多。
陳得芝《元代回回人史事雜識》也讨論了賽典赤早年事迹以及《元典章》所載“禁回回抹殺羊做速納”文件等問題。
劉迎勝發表有《13&mdash18世紀回回世俗文化綜考》、《<回回藥方>與中國穆斯林醫學》、《<回回館雜字>與<回回館譯語>研究》等文。
有關泉州回回人的研究較多，此不贅述。
第八節 中外關系史研究 周一良主編的《中外文化交流史》（1987）由專家分國撰寫，其中中緬、中印、中意、中朝、中泰、中國與越南柬埔寨老撾、中國與阿拉伯諸篇對元代都有較多叙述，是目前最好的一部概論性著作。
專題研究情況簡單介紹如下。
元與日本、高麗關系王啟宗撰有《元軍第二次征日考》和《元軍第二次征日前夕情勢的分析》二文；餘又荪撰有《元代之中日貿易》；陳有和撰文讨論了《忽必烈侵日的原因及曆史影響》，認為導緻了元末至明代的倭患；方安發、孫國珍分别對元代中日貿易和文化交流作了論述；陳高華《十四世紀來中國的日本僧人》從詩文集中輯錄了二十多名來華日僧資料，很有參考價值。
蕭啟慶《元麗關系中的王室婚姻與強權政治》全面考述了聯姻的背景、實行情況及其對高麗的影響，認為它是蒙元強權政治的産物，旨在以公主下嫁加強對高麗的控制；郝時遠撰有《蒙古東征高麗概述》；樸真奭《元與高麗的科技交流》叙述了棉花、火藥、印刷術傳入高麗及其影響。
元與東南亞諸國關系吳紫金《元代我國與印尼的友好關系》叙述了成宗至順帝朝12次爪哇來使情況及中國移民對印尼社會進步所起的作用。
陳高華《元代中泰兩國的友好關系》引用《玩齋集》中的《四明慈濟寺碑》一段記載證明泰國史家關于暹王坤蘭甘亨（敢木丁）曾訪問元朝的說法是可信的；鄒啟宇、尚芳分别撰文進行讨論尚文認為來訪者當是敢木丁之子。
淩純聲《元代在緬設置緬中行省考》是一篇較深入的專題研究；高榮盛《元代中緬關系略述》，對元緬戰争經過、入緬道路和設官置府作了進一步考察。
吳景宏發表了長篇論文《元代中菲關系之探讨》。
元與印度、伊朗、阿拉伯關系桑原骘藏《蒲壽庚考》首先揭出了《東國通鑒》（實本于《高麗史》） 中一段關于印度王子孛哈裡投奔元朝的記載，陳高華從《中庵集》中發現了此人的更詳細資料《景義公不阿裡神道碑》，證實和補充了《高麗史》的記載（見所撰《印度馬八兒王子孛哈裡來元新考》）；劉迎勝進一步考證此不阿裡之祖貫“西域哈剌哈底”即《馬可波羅行記》所載之calatu，《大德南海志》之加剌都，今波斯灣口南岸（阿曼境）古城Qalhat，并論述了當時中國、印度、波斯灣間的交往（見所撰《從<不阿裡神道碑>看南印度與元朝及波斯灣的交通》）。
元與波斯關系，劉迎勝撰有《旭烈兀時代漢地與波斯使臣往來考略》；任榮康的《元初的元伊聯盟與中亞交通》考述了元與伊利汗國的關系和往來交通路線。
元與阿拉伯的關系，在多篇通論曆史上中阿關系的文章中都有論述，其中以納忠《中世紀中國與阿拉伯的友好關系》較詳；葉文程《宋元時期泉州港與阿拉伯的友好往來》主要根據新發現的海船等考古資料作了研究。
李希義撰文介紹了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圖塔來元經曆及其行記；沈福偉發表《元代航海家汪大淵周遊非洲的曆史意義》，認為元人所繪世界地圖上非洲圖形之準确與此有關。
但此說依據不足。
元與歐洲的關系餘大鈞所撰《最早來到蒙古高原的羅馬教皇使節普蘭·迦兒賓和他所寫的<蒙古史>》，對此次使節及其奉使報告書的版本、内容作了詳細介紹。
羅賢佑撰有《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鄂多利克》。
陳得芝《元代中國與歐洲的交往》概述元代中歐關系，提到元人朱德潤《存複齋文集》所載延祐間“佛林國使來”，認為可與西史所載羅馬教皇遣教士安德魯等來大都協助孟特戈維諾傳教一事相印證。
馬可波羅研究最為學者所重視，著述甚多。
餘士雄收集諸家論文三十餘篇，彙編成《馬可波羅介紹與研究》，大體反映了八十年代以前的研究狀況。
楊志玖繼發現《經世大典》的有關重要資料之後，又撰寫了多篇論文，進一步研究馬可波羅在中國的種種經曆，有力駁斥了認為馬可波羅未至中國的說法（諸文均收入《元史三論》）。
黃時鑒《關于馬可波羅的三個年代問題》考證了其離華、抵波斯和在威尼斯與熱那亞戰争中被俘的年代日期。
王廷《馬可波羅遊記中的幾個地名》認為Tingiu應為通州，Vuguen應為侯官。
陳得芝《馬可波羅在中國的旅程及其年代》考證其由大都前往雲南和到揚州、鎮江、泉州的經行路線與年代，認為他隻走過這兩條驿路，行記中的南京、襄陽兩地顯為插叙，并未親至。
蔡美彪《試論馬可波羅在中國》認為馬可波羅在中國期間習用波斯語文，他不是作為色目官員，而是作為一名色目商人在中國各地以至南海諸國從事商業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