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二十年代以後元史研究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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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獨健（1906&mdash1986）和邵循正（1909&mdash1972）等。
姚從吾于1922至1934年留德期間（除1929至1931年在波恩大學工作外，均在柏林大學），曾從漢學家傅朗克、蒙古學家海尼士等學習，并鑽研名史家蘭克等人的著作，深受蘭克治史方法的影響。
此時他就開始了蒙元史研究，譯出柯勞斯的《蒙古史發凡》（載《輔仁學志》，1929），撰《金元兩代史源的研究》（載AsiaMajor，1933）。
歸國後任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曆史系教授，1949年後執教于台灣大學，并創辦遼金元史研究室，開創了台灣地區的蒙元史研究，造就了不少人才，貢獻甚大。
他畢生锲而不舍地在遼金元史的廣闊領域中耕耘，著述宏富。
其蒙元史著述有《遼金元史講義·元朝史》（《全集》第四集）及專題論文數十篇（收入1959年自編之《東北史論叢》及後來門人所編《全集》第五、六、七集）。
專題論文研究的課題主要有兩類，一類是蒙古人的政治制度與文化，如《成吉思汗時代的沙曼教》，《成吉思汗窩闊台汗時代蒙古人的軍事組織與遊獵文化》，《說元朝秘史中的篾兒幹》，《舊元史中達魯花赤初期本義為“宣差”說》，《說蒙古秘史中的推選可汗與選立太子》等多篇；一類是蒙古統治中原的政策演變和漢人的因應态度，如《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與救世思想》，《忽必烈對于漢化态度的分析》，《成吉思汗信任丘處機及此事對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獻》，《忽必烈汗與蒙哥汗治理漢地的歧見》，《元世祖崇行孔學的成功與所遭遇的困難》，《元好問上耶律楚材書與其中五十四人行事考》等多篇。
蒙元史料的整理與研究方面，最重要的貢獻是他與劄奇斯欽合作完成的《蒙古秘史新譯并注釋》，這是第一部我國學者據漢字音寫蒙文譯成漢文的全譯本，在《秘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還出版了《耶律楚材西遊錄足本校注》和《張德輝嶺北紀行足本校注》（并收入《全集》）。
無論《講義》或專題論文，都貫穿着他重視史料批判的治學方法，從文獻資料的分析入手，與史事的考述緊密結合起來，列舉多證以闡明一事一理，頭緒清楚。
他對曆史上中原漢文化與邊疆民族文化的文彙融合有獨到見解，提出“國史擴大綿延觀”①，這與他兼治遼金元三史顯然有很大關系。
韓儒林在北京大學就讀時，得到陳垣、陳寅恪教授的指點，開始研讀外①參見蕭啟慶：《姚從吾教授對遼金元史研究的貢獻》，《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版。
國東方學家的著作，深為他們用比較語言方法考釋西北史地的成就所吸引。
1933年赴歐留學，先後就讀于比利時魯文大學、巴黎大學和柏林大學，從伯希和、海尼士等進修蒙古史、中亞史，并學習拉丁、波斯、蒙、藏、突厥等各種語言文字。
其間，他着重研究唐代突厥文諸碑，相繼完成了《阙特勤碑》、《苾伽可汗碑》的譯釋和《暾欲谷碑》的翻譯。
1936年回國，先後任教于輔仁大學、燕京大學、華西大學、中央大學（1949年改南京大學）。
1940至1943年間，在抗戰後方的艱難條件下，發表學術論文達二十多篇，多半是蒙元史中名物制度的考證文章。
他在1940年寫的《元史研究之回顧與前瞻》中指出，元史史料中，人、地、部族、制度等名稱有待考證者甚多。
洪鈞、柯劭忞、屠寄諸家雖然融合中西史料改編元史，使元史學面目一新，但他們所用的域外史料都是假手他人從西方學者的譯文和著述中轉譯而來。
重要的域外元史史料多為波斯、阿拉伯文，字形與音點最易訛錯，如果不用其他史料（主要是漢文史料）與之比勘，則各類名稱很難定其寫讀。
西人譯文中未經考訂随意譯寫的錯誤很多，依賴重譯必然跟着出錯（還加上原譯不誤而譯人不懂專業緻誤者）。
因此他主張“必須閱讀史料所在之原文，與漢文史料作比較之研究”，相互訂正、發明，始可掃除洪鈞以來元史著述中的大量謬誤。
他的《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氏族劄記二則》（《辍耕錄》蒙古七十二種，雪尼惕與合蔔秃兒合思的譯名）等篇就是采用《史集》波斯原文與漢文史料“直接互校”的方法，從曆史學和語言學兩方面進行考釋，訂正了中外史料和前人著述中的許多訛誤。
關于十三翼組成及蒙古氏族，《史集》的記載遠詳于漢文史料，但貝勒津、哀德蠻之刊、譯本中部名、人名每有舛誤，洪鈞重譯舛誤更多，韓文據波、漢、蒙文史料一一勘同。
《蒙古答剌罕考》一文追溯此号源于柔然而為突厥人襲用，考證蒙古答剌罕之号最初系授予對大汗及其子孫有救命之恩者，并考察了其享有的種種特權，以及元、明、清時期的演變。
《蒙古的名稱》一文将唐代以來此名的二十多種異譯分為五組，分析了不同譯寫的音值及其語言來源，指出“蒙古”一名是根據女真語譯寫來的。
《愛薛之再探讨》一文主要利用前人未能辨認而被忽視的《牧庵集》中愛薛一家追封制，将四庫館臣改譯的名字一一複原，據以考證其世系行實，發覆補缺者甚多。
其名物制度考證之精當多類此。
五十年代以後，韓儒林以大量精力從事教學行政、培養人才和科研組織工作，1956年創立了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并開始招收研究生，1977年創辦了《元史與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0年發起組織了中國元史研究會，并任會長。
期間仍著述不辍，先後撰有《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樣管理西藏地方的》、《耶律楚
姚從吾于1922至1934年留德期間（除1929至1931年在波恩大學工作外，均在柏林大學），曾從漢學家傅朗克、蒙古學家海尼士等學習，并鑽研名史家蘭克等人的著作，深受蘭克治史方法的影響。
此時他就開始了蒙元史研究，譯出柯勞斯的《蒙古史發凡》（載《輔仁學志》，1929），撰《金元兩代史源的研究》（載AsiaMajor，1933）。
歸國後任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曆史系教授，1949年後執教于台灣大學，并創辦遼金元史研究室，開創了台灣地區的蒙元史研究，造就了不少人才，貢獻甚大。
他畢生锲而不舍地在遼金元史的廣闊領域中耕耘，著述宏富。
其蒙元史著述有《遼金元史講義·元朝史》（《全集》第四集）及專題論文數十篇（收入1959年自編之《東北史論叢》及後來門人所編《全集》第五、六、七集）。
專題論文研究的課題主要有兩類，一類是蒙古人的政治制度與文化，如《成吉思汗時代的沙曼教》，《成吉思汗窩闊台汗時代蒙古人的軍事組織與遊獵文化》，《說元朝秘史中的篾兒幹》，《舊元史中達魯花赤初期本義為“宣差”說》，《說蒙古秘史中的推選可汗與選立太子》等多篇；一類是蒙古統治中原的政策演變和漢人的因應态度，如《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與救世思想》，《忽必烈對于漢化态度的分析》，《成吉思汗信任丘處機及此事對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獻》，《忽必烈汗與蒙哥汗治理漢地的歧見》，《元世祖崇行孔學的成功與所遭遇的困難》，《元好問上耶律楚材書與其中五十四人行事考》等多篇。
蒙元史料的整理與研究方面，最重要的貢獻是他與劄奇斯欽合作完成的《蒙古秘史新譯并注釋》，這是第一部我國學者據漢字音寫蒙文譯成漢文的全譯本，在《秘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還出版了《耶律楚材西遊錄足本校注》和《張德輝嶺北紀行足本校注》（并收入《全集》）。
無論《講義》或專題論文，都貫穿着他重視史料批判的治學方法，從文獻資料的分析入手，與史事的考述緊密結合起來，列舉多證以闡明一事一理，頭緒清楚。
他對曆史上中原漢文化與邊疆民族文化的文彙融合有獨到見解，提出“國史擴大綿延觀”①，這與他兼治遼金元三史顯然有很大關系。
韓儒林在北京大學就讀時，得到陳垣、陳寅恪教授的指點，開始研讀外①參見蕭啟慶：《姚從吾教授對遼金元史研究的貢獻》，《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版。
國東方學家的著作，深為他們用比較語言方法考釋西北史地的成就所吸引。
1933年赴歐留學，先後就讀于比利時魯文大學、巴黎大學和柏林大學，從伯希和、海尼士等進修蒙古史、中亞史，并學習拉丁、波斯、蒙、藏、突厥等各種語言文字。
其間，他着重研究唐代突厥文諸碑，相繼完成了《阙特勤碑》、《苾伽可汗碑》的譯釋和《暾欲谷碑》的翻譯。
1936年回國，先後任教于輔仁大學、燕京大學、華西大學、中央大學（1949年改南京大學）。
1940至1943年間，在抗戰後方的艱難條件下，發表學術論文達二十多篇，多半是蒙元史中名物制度的考證文章。
他在1940年寫的《元史研究之回顧與前瞻》中指出，元史史料中，人、地、部族、制度等名稱有待考證者甚多。
洪鈞、柯劭忞、屠寄諸家雖然融合中西史料改編元史，使元史學面目一新，但他們所用的域外史料都是假手他人從西方學者的譯文和著述中轉譯而來。
重要的域外元史史料多為波斯、阿拉伯文，字形與音點最易訛錯，如果不用其他史料（主要是漢文史料）與之比勘，則各類名稱很難定其寫讀。
西人譯文中未經考訂随意譯寫的錯誤很多，依賴重譯必然跟着出錯（還加上原譯不誤而譯人不懂專業緻誤者）。
因此他主張“必須閱讀史料所在之原文，與漢文史料作比較之研究”，相互訂正、發明，始可掃除洪鈞以來元史著述中的大量謬誤。
他的《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氏族劄記二則》（《辍耕錄》蒙古七十二種，雪尼惕與合蔔秃兒合思的譯名）等篇就是采用《史集》波斯原文與漢文史料“直接互校”的方法，從曆史學和語言學兩方面進行考釋，訂正了中外史料和前人著述中的許多訛誤。
關于十三翼組成及蒙古氏族，《史集》的記載遠詳于漢文史料，但貝勒津、哀德蠻之刊、譯本中部名、人名每有舛誤，洪鈞重譯舛誤更多，韓文據波、漢、蒙文史料一一勘同。
《蒙古答剌罕考》一文追溯此号源于柔然而為突厥人襲用，考證蒙古答剌罕之号最初系授予對大汗及其子孫有救命之恩者，并考察了其享有的種種特權，以及元、明、清時期的演變。
《蒙古的名稱》一文将唐代以來此名的二十多種異譯分為五組，分析了不同譯寫的音值及其語言來源，指出“蒙古”一名是根據女真語譯寫來的。
《愛薛之再探讨》一文主要利用前人未能辨認而被忽視的《牧庵集》中愛薛一家追封制，将四庫館臣改譯的名字一一複原，據以考證其世系行實，發覆補缺者甚多。
其名物制度考證之精當多類此。
五十年代以後，韓儒林以大量精力從事教學行政、培養人才和科研組織工作，1956年創立了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并開始招收研究生，1977年創辦了《元史與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0年發起組織了中國元史研究會，并任會長。
期間仍著述不辍，先後撰有《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樣管理西藏地方的》、《耶律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