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二十年代以後元史研究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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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内蒙發見之殘碑》（英文，1938）等。
長達十萬言的《華化考》，對這一元史上極重要而前人未曾留意的課題作了充分研究，旁搜博引正史、文集、筆記、碑刻等書近200種，“材料豐實、條理明辨，分析與綜合二者俱極其工力”（陳寅恪序中語），至今仍是元史研究者必讀的參考書。
《元秘史譯音用字考》考察了《秘史》的版本源流和漢字音寫及漢譯年代，以細密的方法分析了其譯音用字規律，是《秘史》①參見餘大鈞：《從王國維的蒙古史研究論王國維學術研究的基本特點》，《内蒙古大學紀念校慶二十五周年學術論文集》。
①國外學者卡法羅夫（巴拉弟神甫）、伯希和、穆勒對此也先後作過一些研究。
研究的重要文獻。
他以1925年從清宮發現的元刻本《元典章》校補錯漏甚多的沈家本刻本（1908）計達一萬二千多條，其校勘極為精細，為研究者提供了這部重要史料的較完善本子。
他的另一部名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1941）利用大量文獻、碑刻資料，對金元之際北方全真、大道、太一三派道教作了全面考察，揭示了其思想、宗旨和在當時的政治、文化及社會生活多方面的影響。
陳寅恪自幼就接受中、西學教育（其祖父是清季以推行新政、新學著稱的陳寶箴），1910年起留學柏林大學、蘇黎世大學、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哈佛大學等歐美著名學府達十餘年，專攻比較語言學和佛學；1925年起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文史哲三系教授，并曾兼職于北京大學和中央研究院，解放後一直執教于中山大學。
他通曉梵文、中亞古文字和多種東西方語文，在隋唐史、宗教史、西北民族史、敦煌學、古代語言與文學等許多領域都有重大貢獻。
其研究《蒙古源流》的四篇論文作于1930至1931年，載《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收入《金明館叢稿二編》，以蒙、滿、漢文諸本對校，旁征博引大量漢、藏、蒙文資料相考證，純熟運用審音勘同方法考釋，甚多發明。
其中《靈州甯夏榆林三城譯名考》考定蒙文名Turmegei即靈州，Temegetu為榆林，Irghai為甯夏（今銀川），訂正了前人的誤說；《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考察了蒙古先世曆史傳說的演變及其來源，揭示出其“逐層向上增建之曆史”的實質。
此外，他的《元代漢人譯名考》（1929）一文，根據《至元譯語》所載，并取波斯文《史集》、蒙文《秘史》和其他漢文資料為證，充分證明元代蒙古人稱漢人為“劄忽歹”。
陳寅恪的蒙元史著述雖少，但已足以作為我國蒙元史研究開始進入以直接利用多種文字史料和運用新方法為特征的新時期的标志。
同時代學者張星烺（1888&mdash1951）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專家。
他曾留學美國、德國。
1913年開始翻譯玉爾的英文譯注本《馬可波羅行記》，1923年發表了《導言》部分，1929年出版了譯本第一冊（原書第一卷的大半），但此後未再續出；1937年又出版了他據Benedetto意文本的英譯本重譯的行記全文（書名《馬哥孛羅遊記》）。
還撰有《中國史書上關于馬黎諾裡使節的記載》（載《燕京學報》，1928）。
他最重要的著作是《中西交通史料彙編》6冊（1930），分載曆代中國與歐洲、非洲、阿拉伯、亞美尼亞、猶太、伊朗、中亞、印度之交往，其中元代部分占有較大比例。
此書漢文資料搜羅甚廣，外國資料則主要取材于玉爾的《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1918年戈狄埃增訂本）等書，玉爾書中所輯資料及其考釋大部分都被譯出編入，甚便讀者，唯考證頗多失當。
岑仲勉（1886&mdash1961）受晚清西北史地之學的影響，從事這方面研究，著述甚富。
其涉及蒙元史者有《蒙古史劄記》、《再談欽察》、《耶律希亮神道碑之地理人事》、《元初西北五城之地理的考古》等多篇。
馮承鈞（1887&mdash1946）從二十年代起緻力于法國漢學家著作的翻譯和中西交通史、蒙元史研究，二十多年中所譯名家專著、論文近百種（其中尤以伯希和的著述為多），多是學術價值很高、專業性極強的研究文獻。
其譯名和考證文字的準确譯述需要有多方面豐富的專業知識，決非譯書匠所能辦到。
可以說，他的譯著（還加有不少補充、訂正）本身就是一種專門家的研究工作，對我國學術的進步貢獻甚大。
他在蒙元史方面的譯著有《多桑蒙古史》（1936年）、沙海昂譯注本《馬可波羅行記》（1936），伯希和的多篇文章以及格魯賽《極東史》中的蒙古部分（譯本名《蒙古史略》）、布哇的《帖木兒帝國》等。
此外還翻譯了伯希和的名著《蒙古與教廷》。
他自己編著的蒙元史書有《元代白話碑》和《成吉思汗傳》，并發表有《遼金北邊部族考》、《元代的幾個南家台》、《評元秘史譯字用音考》等論文。
所譯論文後彙編為《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九冊，1957年又出版了他的論文集《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彙輯》。
第二節 姚從吾、韓儒林、翁獨健、邵循正等在元史研究上的貢獻 王國維、陳垣、陳寅恪三位大師的研究範圍都很廣，蒙元史隻是其中一個方面，而且從事的時間都不長。
在他們奠定的基礎上，三十年代崛起的一批以蒙元史為主要研究領域的傑出學者，把我國的蒙元史學科推進到新的高度。
其中最著名、對以後的蒙元史學界影響最大者有姚從吾（1894&mdash1970）、韓儒林（1903&mdash1983
長達十萬言的《華化考》，對這一元史上極重要而前人未曾留意的課題作了充分研究，旁搜博引正史、文集、筆記、碑刻等書近200種，“材料豐實、條理明辨，分析與綜合二者俱極其工力”（陳寅恪序中語），至今仍是元史研究者必讀的參考書。
《元秘史譯音用字考》考察了《秘史》的版本源流和漢字音寫及漢譯年代，以細密的方法分析了其譯音用字規律，是《秘史》①參見餘大鈞：《從王國維的蒙古史研究論王國維學術研究的基本特點》，《内蒙古大學紀念校慶二十五周年學術論文集》。
①國外學者卡法羅夫（巴拉弟神甫）、伯希和、穆勒對此也先後作過一些研究。
研究的重要文獻。
他以1925年從清宮發現的元刻本《元典章》校補錯漏甚多的沈家本刻本（1908）計達一萬二千多條，其校勘極為精細，為研究者提供了這部重要史料的較完善本子。
他的另一部名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1941）利用大量文獻、碑刻資料，對金元之際北方全真、大道、太一三派道教作了全面考察，揭示了其思想、宗旨和在當時的政治、文化及社會生活多方面的影響。
陳寅恪自幼就接受中、西學教育（其祖父是清季以推行新政、新學著稱的陳寶箴），1910年起留學柏林大學、蘇黎世大學、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哈佛大學等歐美著名學府達十餘年，專攻比較語言學和佛學；1925年起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文史哲三系教授，并曾兼職于北京大學和中央研究院，解放後一直執教于中山大學。
他通曉梵文、中亞古文字和多種東西方語文，在隋唐史、宗教史、西北民族史、敦煌學、古代語言與文學等許多領域都有重大貢獻。
其研究《蒙古源流》的四篇論文作于1930至1931年，載《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收入《金明館叢稿二編》，以蒙、滿、漢文諸本對校，旁征博引大量漢、藏、蒙文資料相考證，純熟運用審音勘同方法考釋，甚多發明。
其中《靈州甯夏榆林三城譯名考》考定蒙文名Turmegei即靈州，Temegetu為榆林，Irghai為甯夏（今銀川），訂正了前人的誤說；《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考察了蒙古先世曆史傳說的演變及其來源，揭示出其“逐層向上增建之曆史”的實質。
此外，他的《元代漢人譯名考》（1929）一文，根據《至元譯語》所載，并取波斯文《史集》、蒙文《秘史》和其他漢文資料為證，充分證明元代蒙古人稱漢人為“劄忽歹”。
陳寅恪的蒙元史著述雖少，但已足以作為我國蒙元史研究開始進入以直接利用多種文字史料和運用新方法為特征的新時期的标志。
同時代學者張星烺（1888&mdash1951）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專家。
他曾留學美國、德國。
1913年開始翻譯玉爾的英文譯注本《馬可波羅行記》，1923年發表了《導言》部分，1929年出版了譯本第一冊（原書第一卷的大半），但此後未再續出；1937年又出版了他據Benedetto意文本的英譯本重譯的行記全文（書名《馬哥孛羅遊記》）。
還撰有《中國史書上關于馬黎諾裡使節的記載》（載《燕京學報》，1928）。
他最重要的著作是《中西交通史料彙編》6冊（1930），分載曆代中國與歐洲、非洲、阿拉伯、亞美尼亞、猶太、伊朗、中亞、印度之交往，其中元代部分占有較大比例。
此書漢文資料搜羅甚廣，外國資料則主要取材于玉爾的《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1918年戈狄埃增訂本）等書，玉爾書中所輯資料及其考釋大部分都被譯出編入，甚便讀者，唯考證頗多失當。
岑仲勉（1886&mdash1961）受晚清西北史地之學的影響，從事這方面研究，著述甚富。
其涉及蒙元史者有《蒙古史劄記》、《再談欽察》、《耶律希亮神道碑之地理人事》、《元初西北五城之地理的考古》等多篇。
馮承鈞（1887&mdash1946）從二十年代起緻力于法國漢學家著作的翻譯和中西交通史、蒙元史研究，二十多年中所譯名家專著、論文近百種（其中尤以伯希和的著述為多），多是學術價值很高、專業性極強的研究文獻。
其譯名和考證文字的準确譯述需要有多方面豐富的專業知識，決非譯書匠所能辦到。
可以說，他的譯著（還加有不少補充、訂正）本身就是一種專門家的研究工作，對我國學術的進步貢獻甚大。
他在蒙元史方面的譯著有《多桑蒙古史》（1936年）、沙海昂譯注本《馬可波羅行記》（1936），伯希和的多篇文章以及格魯賽《極東史》中的蒙古部分（譯本名《蒙古史略》）、布哇的《帖木兒帝國》等。
此外還翻譯了伯希和的名著《蒙古與教廷》。
他自己編著的蒙元史書有《元代白話碑》和《成吉思汗傳》，并發表有《遼金北邊部族考》、《元代的幾個南家台》、《評元秘史譯字用音考》等論文。
所譯論文後彙編為《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九冊，1957年又出版了他的論文集《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彙輯》。
第二節 姚從吾、韓儒林、翁獨健、邵循正等在元史研究上的貢獻 王國維、陳垣、陳寅恪三位大師的研究範圍都很廣，蒙元史隻是其中一個方面，而且從事的時間都不長。
在他們奠定的基礎上，三十年代崛起的一批以蒙元史為主要研究領域的傑出學者，把我國的蒙元史學科推進到新的高度。
其中最著名、對以後的蒙元史學界影響最大者有姚從吾（1894&mdash1970）、韓儒林（1903&mdash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