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韋斯巴芗 多密喜安 圖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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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ldquo波路西&rdquo這個名稱，便似為&ldquo波羅夫斯克&rdquo（Borovsk）的古音；&ldquo奧爾西&rdquo這個名稱&mdash&mdash有許多理由可以說明它的重要意義&mdash&mdash可認為是芬尼什·愛爾沙人（theFinnishErza，莫爾多文人的兩個分支莫克沙Moksa和愛爾沙Erza之一）的古名。
由此可知，古代莫爾多文人是住在奧卡河以東直到蘇拉河（theSura）一帶(117)。
況且中央俄羅斯和卡馬河地區顯然是由奧卡河聯系起來的。
在莫斯科、尼吉尼、諾夫格羅德和彼爾姆等省份，都發現了格調相同的古代器物。
這便說明&ldquo彼爾姆的狩獵人是由奧卡河的某處遷到這一帶，并成為定居民族的&rdquo(118)。
然而，必須看到，托勒密将地圖上表示尼吉尼、諾夫格羅德的位置标在與表示彼爾姆相同緯度上，盡管前者的實際緯度比後者偏南1°30&prime。
這樣一來，上述觀點就遇到了比例上的嚴重困難。
問題在于，中央俄羅斯的民族與卡馬河的民族之間，是由一條從奧卡河到其與伏爾加河交彙處的水路聯系起來的。
因此，解決上述困難就顯得十分必要。
應看到，在托勒密有關薩爾馬特地理的所有論述中，他所給出的黑海上方各地點的緯度總比現代地圖上的相應地點的緯度偏北3°(119)。
于是，他說的亞速海海口的緯度&mdash&mdash北緯48°30&prime實際應是北緯45°25&prime，他的卡馬河與伏爾加河彙合處的北緯58°30&prime，實際是北緯55°25&prime。
此外，還應注意到托勒密記錄的上述二緯度差是10°，這與現代地圖上的二緯度差完全相符。
與現代數字相比，凡托勒密緯度上下差3°的地方，制圖者均對探險家的記錄作了适當的調整和修改。
在伏爾加河地區，表一就反映出這種比較關系。
表一 顯然可見，在伏爾加河的辛比爾斯克（Simbirsk）和察裡津（Tsaritsin）兩個拐彎地方及頓河河口等幾處，托勒密标注的緯度錯誤較大（與實際緯度相比）。
若将各地點的位置與其鄰近地點的位置作一比較，這一偏差便可看得更清楚。
（見表二） 表二 讨論這些細節問題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托勒密将卡馬河彙合處與辛比爾斯克拐彎處之間的距離擴大了1°30&prime，頓河河口和亞速海口之間擴大了4°10&prime。
這幾處的調整正好彌補了辛比爾斯克和察裡津之間的差距（5°40&prime）。
顯然，他有自己特定的根據來确定辛比爾斯克拐彎處的經緯度。
但對察裡津拐彎處的經緯度，他卻無資料可參考，盡管他有從察裡津到頓河河口實際距離的正确資料。
因此他将兩個拐彎處當成一地。
由于他掌握了辛比爾斯克的正确經緯度及由察裡津到頓河河口的距離，便将辛比爾斯克拐彎處和頓河河口的位置作了調整，使前者與頓河河口的緯度差為1°30&prime。
不難看出，托勒密對頓河拐彎處位置上的修改，也必會影響到它的發源地的位置。
他認為該處緯度是58°，而實際卻是54°。
可見他将這一位置北移了1°，比他通常出現的3°誤差大。
此外，考慮到頓河拐彎處和發源地的關系，可以顯見在托勒密作了調整之前，兩地緯度差是30&prime，而調整之後，緯度差便成了2°。
這表明，他将兩地的緯度增加了1°30&prime，以便和上述卡馬河與伏爾加河拐彎處兩地增加的緯度相配合。
此外，他将頓河發源地到卡馬河交彙處的緯度差由1°30&prime減少到30°這一事實，說明他正是通過這樣的方法來得到上述種種結果的。
在設法使頓河拐彎處和伏爾加河辛比爾斯克拐彎處在位置上相适應的同時，托勒密發現有必要将卡馬河與伏爾加河交彙點與伏爾加河拐彎處之間以及頓河發源地和頓河拐彎處之間緯度擴大1°30&prime。
現在必須指出，他對記載位于伏爾加河上遊的那個地點也采用了同樣的方法。
托勒密的伏爾加河&ldquo西發源地&rdquo即是奧卡河與伏爾加河交彙點，&ldquo東發源地&rdquo即是楚索瓦雅河（theChusovayaR．）與卡馬河交彙點，其理由已在前面說明。
在托勒密的《地理》一書中，這兩個發源地的緯度均為61°。
如果減去通常情況下的3°的誤差，結果（58°）便應該是兩地點的正确緯度了。
實際上，東發源地的緯度（61°減3°）是彼爾姆的緯度，而西發源地的緯度（61°減3°）則是尼吉尼·諾夫格羅德以北1°30&prime的地方，即奧卡河河口。
與東發源地相比，托勒密将西發源地的位置北移了1°30&prime。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将奧卡河和卡馬河交彙處的緯度差定為2°30&prime，而實際上應為1°。
如上種種分析，足以證明托勒密在繪制地圖時，已将所有最好資料盡可能地與當時地理理論相結合。
顯然他面前擁有關于奧卡河河口以下的伏爾加河直到楚索沃伊河河口的卡馬河以及卡馬河與薩馬拉河之間伏爾加河大拐彎的準确資料。
另一點也是清楚的，他缺乏伏爾加河在察裡津處經緯度的記錄資料，盡管他了解到和頓河在這裡的拐彎一樣，伏爾加河相應地也轉了一個彎。
由于缺乏詳細資料，他隻好将頓河的轉彎置于伏爾加河唯一的轉彎對面。
而伏爾加河的轉彎是有觀察記錄的，即位于辛比爾斯克。
于是他發現，必須将探險家報告中的某些位置加以适當調整，雖然他嚴格地堅持卡馬河&mdash伏爾加河彙合點的位置不應變動。
算出修正值後，他明顯感到自己完全可以将亞速海畫得很大，以至于後來希羅多德說它&ldquo比黑海小不了多少&rdquo。
以上所讨論的細節，對公元1世紀中葉北方各民族之間的關系有直接意義。
研究結果表明，尼吉尼·諾夫格羅德甚至在當時就已經是一個重要的貿易中心。
從這一事實中也可看出中央俄羅斯的民族通過奧卡河同上伏爾加河和卡馬河的民族保持着交往關系。
在另外一個方向也有着方便的通道，不僅可以從奧卡河的上遊通到頓河，而且也可以到達第聶伯河的主要支流傑斯納河，繼而可抵阿蘭尼人的領地。
依據托勒密的觀點，阿蘭尼人可能是在傑斯納河東邊的一條支流塞姆河（theSeim）流域，并且一直向東延至頓涅茨河（theDonets）上遊一帶。
這條從中央俄羅斯出發經奧卡河和伏爾加河到達卡馬河的航路的存在，證實了托勒密的論述中的有關推測，即羅克索蘭尼西北有阿勞尼人，卡馬河與伏爾加河交彙處上遊一帶有阿薩依人（即阿蘭尼之别稱）以及彼爾姆一帶有阿蘭尼、西徐亞人。
由卡馬河到錫爾河 在這一地區托勒密标之以ScythiaIntraImaum，即艾矛斯山的西徐亞，包括了由伏爾加河到阿爾泰山（theAltaiMountains）及天山這一遼闊地帶。
他的闡述中有許多難解之處。
這不僅是由于他将新材料去适應舊觀點，也因為他所使用的資料中僅僅有一部分是出自第一手的實地考察。
在描述西徐亞時，他由西向東依次記載了兩組部落的名字。
第一組有：①北方：阿蘭尼西徐亞人、索貝尼人（theSuobeni）和阿蘭諾西人；②南方：塞提亞尼人（theSetiani）、馬薩依人（theMassaei）、塞比人（theSyebi）及（艾矛斯山附近的）泰克托薩斯人（theTectosaces）。
第二組中，自北而南依次又有：①塞提亞尼人以南的莫洛吉尼人（theMologeni）和薩姆尼提人（theSamnitae），後者一直延居到裡米西山（theRhymmiciMountains）；②馬薩依人以南的&ldquo阿蘭尼山&rdquo的紮拉提人（theZaratae）、薩桑人（theSasones）和梯比阿克人（theTybiacae），然後是紮拉提人以南的塔比尼人（theTabieni）、依阿斯提人（theIastae）和馬徹特吉人（theMachetegi），其南又有挪諾斯布斯人（theNorosbes）和挪諾西人（theNorossl），最後是卡恰吉西徐亞人。
這些由北而南依次列出的部族，實際上就指明了有兩條由卡馬河通往南方去的道路，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第一條看來是由維亞特卡河（theVyatka）上的塞提亞尼人（著名的阿南延羅Ananyino舊址）處開始，通往薩馬拉山谷的薩姆尼提人處；第二條則由位于楚索瓦雅河一帶的馬薩依人處出發，經烏法河（theUfa）和别拉雅河（theByelaya）先到裡米西山東面的梯比阿卡人（theTybiacae）處，再到&ldquo沿挪諾薩斯山的&rdquo馬徹特吉人處（南烏拉爾山），然後到挪諾西人處，終于卡恰吉西徐亞人處。
以上這些詳細情況，特别是第二條道路的情況，應屬親身考察的結果。
托勒密關于烏拉爾山和伏爾加河之間地區的記載中，還包括了另一組部族名稱。
在這些部族中同樣有一條通往錫爾河去的道路。
在由西往東列出的部族（阿蘭尼西徐亞人等）及由北往南列出的部族（塞提亞尼人和馬薩依人以南）之間，出現了與上述各系民族不相幹的十個獨立部族，而且絕非出自同一位探險家的報告。
托勒密說，在伏爾加河東發源地，有諾波西人（theRhobosci），其南有阿斯曼尼人（theAsmani）和潘尼阿爾迪人（thePaniardi）及&ldquo沿河岸的&rdquo卡諾迪普薩人（theCanodipsa）；然後是柯拉克西人（theCoraxi）、俄加西人（theOrgasi）和&ldquo一直延伸到到海邊的&rdquo愛裡米人（theErymmi）；往東，則有阿西奧特人（theAsiotae）、奧爾西人和依阿克薩特人（theIaxartae）。
有關這些部族的共同點是，有關他們的報告都不正确，這些名稱隻是憑記憶保存下來的，而且旅行家（或許是個土著博斯普魯斯國人）的頭腦中和他所熟悉的名稱搞得混淆不清了。
在任何情況下，這些名稱都不可當成是卡馬河和錫爾河之間的現代部落的前身。
這些名稱之中，&ldquo諾波西&rdquo一直是考證的對象，并被認為是&ldquo波路西&rdquo的轉音，但不一定有什麼根據。
阿斯曼尼、潘尼阿爾迪、卡諾迪普薩和柯拉克西這四個名稱是頓河&mdash高加索山地區一些民族名稱的變音(120)；&ldquo俄加西&rdquo不見于其他任何記載，&ldquo愛裡米&rdquo則是普林尼的努姆西尼（《博物志》第六章，第50節）的誤譯。
這個名字顯然與裡米西山有關。
同樣，&ldquo阿西奧特&rdquo亦未曾在其他任何著作中出現過。
它是&ldquo阿斯塔卡（Astacae）&rdquo或&ldquo阿斯托卡（Atocae）&rdquo的誤譯。
它在普林尼的名列中緊靠在努姆西尼人之前。
最後一個名稱是&ldquo依阿克薩特&rdquo，依托勒密之說，隻不過是根據這條河而來的泛稱。
如此看來，名單中真正的部族名稱不是被搞錯就是被替換。
确實并非托勒密借高加索山區的部落名來填補他地圖中的空白點，而顯然是由于那位旅行家僅僅憑自己的印象和記憶來給這條特别道路上的部族起名字。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ldquo奧爾西&rdquo就不可能和别的名稱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别。
因而它在這個名單上出現，絕不能為裡海以北的奧爾西的存在提供任何曆史證明。
沒有理由假設這一性質會使托勒密産生懷疑或引起他的關注。
另外，确有證據說明，他所引用的那份報告給他帶來了新的困難。
因此他在《地理》書中和艾矛斯山中的西徐亞地圖中裡姆斯河的位置各不相同。
在書中，他說這條河彙入伏爾加河，而在地圖中，卻又将這個名字标在一條想象中的在伏爾加河和烏拉爾河之間流入裡海的河流上。
如前所述，裡姆斯河不可能是指烏澤恩河（theUzen），因後者被認為是烏拉爾河的一條支流。
而在地圖的薩馬拉河的位置上，标有未具名的與設想的裡姆斯河相同大小的河流。
可以肯定，它的名稱是被取消了。
插進一條設想的河流而将其名稱取消，實際上說明了托勒密盡力依從探險家報告裡所說的愛裡米人的領地&ldquo一直延伸到海邊&rdquo的記載。
要了解托勒密地圖中伏爾加&mdash錫爾河地區的面貌，就要從卡馬河南的諾波西人開始，依次往下是潘尼阿爾迪人和&ldquo沿河岸的&rdquo卡諾迪普薩地區，其後他提到柯拉克西人和俄加西人，還有&ldquo一直延伸到海邊的&rdquo愛裡米人。
在他的地圖上，這三個地名分布在薩馬拉河與伏爾加河交彙處以南到裡海岸邊以及伏爾加河和（設想的）裡姆斯河之間的區域裡。
在愛裡米人的東面，托勒密說有與奧爾西相鄰的阿西奧特和依阿克薩特。
在他的地圖上，愛裡米、阿西奧特和奧爾西均位于裡海以北、伏爾加河和烏拉爾河之間地區。
而這樣的分布必然置奧爾西（烏拉爾河以西）于部族名表中的依阿克薩特人（鹹海以西）很遠的地方。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托勒密又采取了以前的做法，他在地圖上讓錫爾河流入裡海。
事實上他把恩巴河下遊當成錫爾河，而上遊便成了錫爾河的一條分支。
通過這樣的安排，他便可以将錫爾河移到遠至恩巴河上遊的地方。
這樣就可以離奧爾西足夠近，從而和他在書中所描述的情況一緻。
由此可明顯看出，托勒密為處理這些資料絞盡了腦汁，尤其是對那份報告中的愛裡米人&ldquo一直延伸到海邊&rdquo這一說法。
然而在處理這份報告時，他卻忽略了一個事實：報告中提到的那條與卡諾迪普薩地區有關的河不是伏爾加河而是薩馬拉河，換句話說，是原先的裡姆斯河（正如在他的艾矛斯山中的西徐亞地圖中，這一&ldquo地區&rdquo位于亞洲的薩爾馬特人邊界和薩馬拉河之間，而與伏爾加河并無關系）。
如果改正這一錯誤，那麼托勒密所做的種種更動顯然都是不必要的，因為柯拉克西和俄加西就會位于薩馬拉河的廣闊河谷之中，愛裡米河就會在裡米西山附近，它的名字也是來自這個山脈。
如果愛裡米是在奧倫堡（Orenburg），那麼阿西奧特、奧爾西和東部的依阿克薩特便會像挪諾斯布斯人、挪諾西人和卡恰吉西徐亞人等民族一樣在由南烏拉爾山到錫爾河的道路上占有相應的位置。
&ldquo一直延伸到海邊&rdquo這一說法，在本書中應與季節性往返于愛裡米的山區國家之間的遊牧部落相聯系。
況且，當裡姆斯河和薩馬拉河被當成是同一條河時，對這一地區地理狀況的重新安排說明托勒密所使用的那份報告雖然有關的名稱不正确，卻反映出了有一條從卡馬河通往東南方向的實際路線。
中國文獻中的裡海&mdash錫爾河地區 在前面講到頓河&mdash高加索地區時曾指出，普林尼記載的一個情況，即伏爾加河以西的薩爾馬特人與該河以東的一個叫做阿布佐阿的民族發生過聯系和交往。
即使對托勒密的記載作一粗略的研究，也不難清楚地看出，雖然他舉出許多卡馬河和錫爾河之間的部族，但他既沒有指出也沒有暗示出在伏爾加河兩岸的民族之間有什麼聯系。
從這兩位作者不同的論述中導出的結論是，在他們處的不同時代之間，裡海以北各民族的交往關系發生了變化。
幸運的是，這種變化情況被保留在中國曆史學家的著述中了。
約在公元前100年以前不久，西漢政府得知康居西北有奄蔡國，距康居2000裡（約700英裡）。
在司馬遷不朽的《史記》中，繼而有&ldquo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裡，行國，與康居大同俗。
控弦者十餘萬。
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雲&rdquo(121)。
司馬遷還記錄了中國與大宛、烏孫的政治、貿易等詳細情況，而且進一步地論述了與安息、奄蔡及其他邊遠國家所保持的交往關系。
在班固《漢書》中，這類記載更多(122)。
其中有關于郅支單于的許多情況，談到他并入康居國時（公元前43～前36年），曾派使臣到阖蘇（Ho-su）和大宛索要年貢。
這一記載的重要性在于阖蘇是奄蔡的别名(123)，大宛位于由疏勒經帕米爾、康居到奄蔡的路上(124)。
範晔《後漢書》中亦有關于西方民族的記載。
該書雲：&ldquo嚴國在奄蔡北，屬康居，出鼠皮以輸之。
&rdquo又雲：&ldquo奄蔡國改名阿蘭聊國，居地城，屬康居，土氣溫和，多桢松、白草，民俗衣服與康居同。
&rdquo(125) 範晔關于奄蔡的記載，時間大約是公元25～55年(126)。
其後的情況載于魚豢的《魏略》，時間約在公元225～229年之間。
雖然這不屬于本書研究的範圍，但魚豢的這一著作，提供了許多有關這一廣大地區的資料，因而是不容忽視的。
他說：&ldquo北新道&hellip&hellip轉西北則烏孫、康居，本國無增損也。
北烏伊别國在康居北，又有柳國，又有岩國，又有奄蔡國（一名阿蘭），皆與康居同俗。
西與大秦東南與康居接。
其國多名貂，畜牧逐水草，臨大澤，故時羁屬康居，今不屬也。
&rdquo(127) 以上所陳種種，均證明無論歐洲的或是中國的史家，均對裡海北邊的這一國家有所關注。
在研究各民族之間的關系時，在任何場合下，都應考慮到，對某一個民族來說，是否同時在東方的文獻和西方的文獻中都得到反映，即在東方和西方文獻中都有着明确的證據，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
普林尼記載中說亞洲薩爾馬特的某些民族與&ldquo海峽對面&rdquo（的伏爾加河口）的許多不同部落組成的阿布佐阿人曾有交往。
另一方面，司馬遷、班固、範晔和魚豢均認為奄蔡或阖蘇這個擁有十萬大軍的國家組織位于裡海之北。
為了證明這個民族的确切位置，隻需了解在西漢時期阖蘇（Ho-su）的發音是Hap-so或Hap-suo(128)，根據中國的語言特點，就便是&ldquo阿布佐阿&rdquo的準确音譯。
毫無疑問，奄蔡或Ho-su就是阿布佐阿，它與伏爾加河彼岸的塔裡（Thali）和塞拉西有聯系，并通過它們與塔曼半島（theTamanPeninsula）上的希臘城邦進行交往。
雖然在許多知名學者的著作中，奄蔡和阿布佐阿常常同時出現，但是以上的考證卻迄今未曾有人提出。
誠然，半個多世紀以來，曆史學界普遍接受了奄蔡即是阿速（阿爾西）的這個看法，雖然為了證實這一觀點往往引起冗長而又毫無結果的讨論。
而既然奄蔡＝阿速這一等式已經在著述的領域中牢固地建立起來了，那麼就應該對有關它的争論作一番探讨。
被提出的第一個事實是，1887年，巴龍·馮·李希霍芬（BaronVonRichthofen）(129)在描述由中國通往西方去的商路時，曾說到奧爾西（阿速）這個從事貿易的民族住在裡海以北及伏爾加下遊，并認為這個民族隻在西方文獻中有記載。
李希霍芬關于阿速地點的論述與被廣泛采納的斯特拉波的解釋大相徑庭。
斯特拉波認為&ldquo上阿速&rdquo比頓河地區的阿速&ldquo更加靠北&rdquo(130)。
這個解釋遇到許多困難。
因為很明顯，這就等于全部推倒斯特拉波對阿速人與亞美尼亞人和米底人通商情況的長篇大論的描述，而且結論也隻能從頓河以北民族的記載中去找。
盡管斯特拉波堅持認為有關這一地區的資料已經失散而不可詳考，但仍需研究一下所謂&ldquo遠在頓河以北&rdquo的阿速人居住的地點是在内陸西徐亞之地(131)，即裡海以北地區(132)，或是在烏拉爾山和阿爾泰山之間的地區(133)。
但隻要将斯特拉波對阿速的記載當成是一個整體的論述時，這些困難就消失了。
李希霍芬這部傑作的聲譽，使另外兩位作者于1885年分别針對他關于他隻有西方作者才提到過奧爾西（阿速）的論點提出修正。
阿爾弗萊德·馮·蓋茨米德（AlfredGutschmid）(134)主張，既然正如《魏略》所記，奄蔡向西擴充直抵羅馬帝國邊境，那麼&ldquo這便不容置疑地說明他們就是奧爾西&rdquo。
然而，在進行這一推理時，蓋茨米德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奧爾西是在《魏略》記載的史實之前近兩百年就消失了。
同在1885年，弗雷德裡希·夏德提出奄蔡即為阿速(135)，其理由是，&ldquo奄蔡&rdquo在中國古代的讀音是&ldquoAn-ts'ai&rdquo，其中的&ldquoAn&rdquo就是外國的&ldquoAr&rdquo的對音。
其後不久，他又發現這個地名的古音應該是&ldquoAmts'ai&rdquo，同時他說：&ldquo我很懂得這個尾音m所帶來的困難，這個困難無法解決&hellip&hellip然而，事實本身似乎卻毫無疑問地說明這二者是一緻的。
&rdquo(136)另一方面，他又認為無法找到曆史資料來支持他所說的這一事實。
1889年，托馬歇克（W．Tomaschek）在讨論中提出一個新觀點，他将阿速當成是普林尼曾提到的&ldquo阿布佐阿&rdquo(137)，雖然普林尼書中有Abzoae這一名稱，而且除此以外沒有别的讀音了。
托馬歇克從珀廷熱（Peutinger）的民族名稱表中的Arsoae推導出Arzoae來，但當他關注于這一資料來源之時卻沒注意到其中拼寫上的嬗變和不同(138)。
（現存的珀廷熱的名表的唯一手稿是11世紀的，原件可能成于4世紀）1889年夏德（Hirth）直接用托馬歇克說的&ldquoArzoae&rdquo這一名稱，并提出了An-ts'ai＝Arsai這個等式(139)。
1905年，夏德的觀點得到著名的漢學家沙畹（E．Chavannes）的認可(140)。
同時，約瑟夫·馬爾卡特（J．Marqurt）(141)又從語言學角度上提出關于奄蔡就是Aorsi，并引起了争論。
不過他本人還是相信這兩個名字實指一個民族。
在以後對這個問題的讨論中，夏德仍然堅持普林尼的&ldquoAbzoae可能是Arzoae之誤&rdquo的看法，并明确地放棄了在Amts'ai和Aorsi這兩個名字之間建立聯系的試圖。
&ldquo但是，&rdquo他繼續說，&ldquo在如此繁多的證據面前，為什麼一定要把m＝r這個語音上的問題放在首位呢？&rdquo(142)可是他并沒有引申出那&ldquo繁多的證據究竟是些什麼&rdquo。
雖然夏德放棄了他的觀點，但他提出的奄蔡即阿速這一論點卻被廣泛地接受了(143)。
這個問題一直沒什麼進展。
到了1921年，J．J．M．德·格魯特（J．J．M．deGroot）在論述郅支單于的戰争時，提出Hapsǒ就是Ho-su的古音(144)，也就是奄蔡的别稱。
他甚至還認為Hap-sǒ一定就是&ldquoAorsi或Arzoae&rdquo。
1923年，卡爾格倫（即高本漢，B．Karlgren）給出這兩個音節的發音，在公元前是râp-suo，奄蔡是râ'iamts'ai，這個音來源于更早時期的'iam-ts，ad(145)。
最後，在格魯特死後，于1926年出版的著作中，他将奄蔡的古音定為'Am-ts'at或'Am-sat(146)。
至此，對這個問題的争論暫告休止。
正如李希霍芬所說，斯特拉波和塔西圖的Aorsi是在裡海以北。
很明顯，這個觀點被廣泛接受了。
并使以前的全部争論發生了轉折。
對于這個觀點雖還沒有确鑿的證據，但既然普林尼确認Abzoae位于伏爾加河之東，中國史學家說奄蔡或Ho-su是在錫爾河之西，加上中國的*Hap-sǒ或*Hap-suo就是Abzoae的準确音譯，那麼這個問題的讨論就可到此結束了。
普林尼記叙了在伏爾加河東、南兩側的民族之間有着交往關系，但他提供的資料有關的時間不晚于公元49年。
此外，托勒密講到裡海以北地區時，其時間無疑是在公元73年阿蘭尼入侵亞美尼亞之前。
他并沒提供任何有關伏爾加河下遊兩岸各民族之間交流的情況。
他所描述的伏爾加&mdash烏拉爾地區的道路，是由北通向南方，然後轉向東南。
據推斷，在公元49年到公元73年間，伏爾加河以東各民族之間的關系發生了一些重大變化。
這些變化的情況可見于上面引用的中國史籍。
直至1世紀中葉，在塔裡木盆地和裡海以北的奄蔡之間還有着通商往來。
但在1世紀中期（約公元55年），這個中西之間的交通中斷了。
同時，奄蔡成了康居的附庸，并更換了與阿蘭尼不相容的族名。
此外，在公元50～55年間，阿布佐阿即奄蔡停止了他們與伏爾加河西岸的薩爾馬特人的固有關系，加入了阿蘭尼人同盟，從而與東南部的康居建立了聯系，并通過康居與阿姆河以南的貴霜王朝交往。
所以說，近代發現于卡馬河上的貴霜王朝第一位統治者丘就卻的一枚鑄币，對這個問題有直接的意義。
阿米安努斯·馬塞林努斯（AmmianusMarcellinus）顯然有根據認為阿蘭尼人的地域一直到恒河。
在了解這一變化的過程中，決不可忽視魚豢所記載的那些細節，即3世紀早期康居的老人們還在談論他們的萬裡征途&mdash&mdash由奄蔡國以遠的地方直到德瓦夫人（theDwarfs）之地，即拉普人（theLapps）之地(147)。
作者在《魏略》中所指的時代是在卡馬&mdash貴霜聯盟結束之時，他說：&ldquo在前代，奄蔡歸附了康居，現在卻不再依靠它了。
&rdquo講到奄蔡時，他沒有提及他們叫做阿蘭，但說某些人稱之為阿蘭。
因此，十分明顯，阿布佐阿即奄蔡之依附阿蘭尼聯盟與以上事實并無矛盾，也絕不比他們與康居和西北印度的商業交往的時間更久。
2世紀末、3世紀初波及整個亞洲大陸的革命性動蕩之後，阿布佐阿确實不再叫做阿蘭尼了。
在4世紀的潘廷基爾民族名表中，阿布佐阿這個名字被寫成Arzoae，而阿蘭尼則單獨被列在頓河&mdash高加索地區，可以補充的一點是，Yen-ts'ai或'Am-ts'ai這個名字至今仍在裡海以北的地區出現。
安東尼·詹金孫（1557年）認為恩巴河叫做Yem。
到19世紀中期，地圖上還标着Yem，Hyan，Djem，Iemm或Iemba。
有了中國文獻提供的詳細史料，普林尼和托勒密的論述就變得如此明朗了。
由烏拉爾山到阿爾泰山 在對北方各民族之間的關系進行探讨時，有必要再回顧一下托勒密論述艾矛斯山的西徐亞人時提到的由西向東各部族的名稱。
他說，在北方及相鄰的某地，西徐亞的居民是一些一般稱為阿蘭尼西徐亞、索貝尼和阿蘭奧西的民族。
在西徐亞以南，則有塞提阿尼人、馬薩依人和蘇比人。
他又說，在艾矛斯山附近有特克托薩斯人。
這些部族中，阿蘭奧西人、塞比人和特克托薩斯人肯定在烏拉爾山以東，而塞比人則與同名的一座山脈相鄰；南面，仍依西向東之序，他提到阿斯帕西人（theAspisii或Aspasii）、加拉克托法吉人（theGalactophagi）、塔普裡人（theTapuri）及安拉瑞人（theAnarei）。
這三個民族所在的位置是分别根據同名的三個山脈來考訂的。
可以這樣說，托勒密給出的上述四條山脈的坐标，根據現在的面貌，不可能歸到任何可以得出确定結果的體系中去。
不過在他的描述中，确有許多地方與現代對那個曠野地區的考察結果相吻合。
這樣一來，阿斯帕西山便無疑是位于東經66°～77°、北緯47°～50°的圖爾蓋（Turgai）和阿克摩林斯克（Akmolinsk）地區的山國了，而塔普裡山也就很容易地得到解釋。
但在艾矛斯山西徐亞人東部的安拉瑞山（見托勒密的地圖）則可以在圖中描繪得十分清楚的金基斯（Chingiz）山和塔城（Tarbagatai）的山脈中找到。
此外，依托勒密說，蘇比山是由西南到東北與安拉瑞山的西北端交叉，十分重要的是應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即吉爾吉斯山脈（theKirghizSteppa）與金基斯山向西北延伸的部分&ldquo幾乎成一直角&rdquo(148)。
此二山系的交點在卡卡拉林斯克（Karkaralinsk）北不遠的地方。
在托勒密的論述中可以發現，被稱為蘇北的部族可以在伊希姆河（theIshim）和努拉河（theNura）上遊以及與阿克摩林斯克相鄰的地區中找到。
他說，一打開地圖便可看到他們的位置是在&ldquo這個河流之國的中心部分&rdquo（第六章，第14節之8）。
因此可以相信，早在公元1世紀，人們就已經得到這條橫貫大平原的道路的資料，而盧布魯克之威廉（WilliamofRubruck）曾于1254年由喀剌昆侖山返回伏爾加的歸途中穿過這個大平原(149)。
從托勒密的地圖上可以看出，他正确地繪出了巴爾喀什湖（theLakeBalkhash）以北的山脈&mdash&mdash除了塔普裡山以外。
不過應該指出，作為安拉瑞山支脈的一部分并且被列為金基斯&mdash塔城的那些山脈卻未被包括在托勒密書中确定的安拉瑞山的經緯度範圍之中。
這一差錯導緻了對出現在地圖上的蘇比這個民族的進一步研究。
蘇比在書中被稱為Seymbi。
可見托勒密對地圖不時地進行了增補，但并沒有在其文中作相應的變動。
在托勒密看來，金基斯&mdash塔城與安拉瑞山的關系有二：其一是使兩者形成一個連續的山脈；其二是可由它得出如下的結論，即安拉瑞山這個名稱從經緯度上考慮也許是取自伊犁河谷以北的山脈。
同理，阿斯卡坦克斯山（theAscatancasMountains）則是這個河谷南面的一條山脈。
應該反複強調的是，作為一個制圖人，托勒密潛心于理解并運用旅行家和探險家提供的報告。
在當時的情況下，他的工作是将來自北方道路上的報告與沿帕西亞到塔裡木盆地的絲路進行貿易活動的商人提供的詳細情況結合起來。
于是，一條十分重要的商路經過費爾幹那（Ferghana即大宛），取道奧什（Osh）通向喀什噶爾。
這就需要在托勒密的地圖上給恰特喬爾山（theChatkalMountains）和費爾幹那山找到十分合适的位置，從而能夠将費爾幹那山直到北緯42°、東經72°的地方囊括在内。
此外，托勒密的一個值得注意的論述是，他認為費爾幹那山也就是阿斯卡坦克斯山，盡管如前所述，這些山的南部與伊犁河谷相接。
顯然托勒密對來自許多不同旅行家的情報資料進行分類整理時，他的處境很不利。
他對這些旅行家沿途所經并加以描述的國家的情況一無所知。
托勒密無疑認為費爾幹那山的位置和方向已經确定，可以說他對這一點是有信心的。
這使他在缺乏對天山的記載資料的情況下修改了伊犁河和昆基斯河（theKunges）的方位。
而他十分依賴于通往伊犁河谷的道路的描述。
當他将伊犁河谷的方向往東南改動時，他也把卡拉塔爾山的方位向西北移動了相同的距離。
因而，把塔普裡山和阿斯卡坦克斯山反時針旋轉一個相等的角度（以恰特喬爾山頂和費爾幹那山為中心）便可發現它們分别同卡拉塔爾山和伊犁河盆地南部的山相合。
如果托勒密這樣做是為了和殘缺不全的資料相諧調，那麼塔普裡山就從大平原上消失了，而出現在與錫爾河相平行的位置上。
安拉瑞山脈雖仍須保留它與阿斯卡坦克斯山的位置關系，卻不再與金基斯&mdash塔城山連接。
它在地圖上的位置與阿拉道山（theAlaTauMountains）和阿拉卡爾山（theAlaKulMoluntains）均隔有相當的寬度。
對上述地區，托勒密掌握了關于費爾幹那地區、伊犁河谷及由南烏拉爾山經大平原到塔城山的通道的情況，而且他還知道一條在烏拉爾山和阿爾泰山之間的通道。
前面已經提到，托勒密認為與那塊&ldquo不明之地&rdquo相接的是阿蘭尼西徐亞、索貝尼和阿蘭奧西。
阿蘭尼西徐亞在地圖上位于彼爾姆上方，阿蘭奧西頗靠東方。
以後因為一條著名的道路由北烏拉爾山經伊爾比特（Irbit）、秋明（Tyumen）、伊希姆通往鄂爾齊斯河上的鄂木斯克（Omsk）；而且托勒密又進一步說明阿蘭奧西人的位置，認為他們是在阿拉瑞人以北。
這就不難看出阿蘭奧西人居住在鄂爾齊斯河上的由鄂木斯克到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一線。
其報告曾被托勒密使用的那位旅行家還提供了有關一條自北烏拉爾山到鄂爾齊斯河上遊的道路的情況。
這裡不妨回顧一下，在公元前5世紀，希羅多德曾描述過一條從頓河河口出發的通往鄂爾齊斯河的道路。
對希羅多德所陳種種細節，有着各種不同的解釋。
這條道路的東段可能經南烏拉爾山到達塔城山脈，而更可能是繼續穿過布迪尼人之地到卡馬河，再到鄂爾齊斯河上的鄂木斯克，沿河而上到達塞米巴拉金斯克。
不管這兩條路線中哪一條是正确的，它們的目的地都是确定無疑的。
希羅多德說前往阿爾吉帕依人（theArgippaei）之地去的是西徐亞人和希臘人。
他說阿爾吉帕依人住在巍峨險峻的俄羅斯阿爾泰山下(150)。
考古發掘已經證實了這條道路最北部在公元前後幾個世紀中的情況。
在彼爾姆、托波爾斯克（Tobolsk）和巴爾瑙爾（Barnaul，位于鄂畢河上遊），在卡坦達河（theKatanda，鄂畢河支流的支流）及塞米巴拉金斯克以東的貝萊河［theBerel，流入鄂爾齊斯河的布赫塔爾馬河（theBukhtarma）的一條支流］等處，都發現了相同的鐵器文化(151)。
由此可見，鄂爾齊斯河是一條聯系上伏爾加河、卡馬河和中亞的一條通道。
阿爾泰山的考古發現則多在通往遠東去的道路上。
托勒密對西西伯利亞民族的記載也可在中國史籍中找到确證。
公元前49年，當郅支單于遁往匈奴右地即西部時，他先是進攻并擊敗了于公元前56年西逃的匈奴伊裡木可汗，然後企圖與烏孫結成聯盟，但這一要求未被烏孫接受。
于是，郅支擊敗烏孫軍，但他後來并未繼續鞏固戰果，反而向北退走。
接着他攻呼揭（回纥）。
降服呼揭後，繼而西進，破堅昆，又北敗丁令(152)。
他将這些部族一并歸于他的統治之下。
有關的資料還指出，堅昆位于鄂爾多即匈奴單于總部以西7000裡（約2000英裡）之處&mdash&mdash約在鄂爾渾河流域。
從這些資料中還可得知，呼揭之地由科布多（Kobdo）向西延伸到塔城山以至塞米巴拉金斯克；堅昆所占之地，恰同于吉爾吉斯今之所在；而丁令則位于鄂爾齊斯河沿岸以北一帶(153)。
《魏略》(154)中提到有關大平原上的民族的情況（3世紀期間），其作者是從康居的角度上即由南部去觀察的。
于是呼揭(155)在烏孫之西北而康居之東北，堅昆在康居之西北，丁令在康居之北，距其邊境約3000裡。
《魏略》還說到康居之北有一獨立的部族，名曰北烏伊國，在西北又有柳國、岩國及奄蔡&mdash&mdash它當時已不依附康居了。
這些記載中具有特别意義的一點是，中國史家對公元前1世紀中葉到3世紀上半葉之間錫爾河以北民族的數目了解得并不比希臘地理學家托勒密多，而且可以看出，東方史料的記載和西方史料的記載中所提到的民族均具有同樣的位置，也就是，北部的丁令相應于阿蘭奧西，以南的堅昆似即為塞比，再往南，中國史料中的奄蔡、岩、柳和北烏伊相應為希臘文獻中的阿布佐阿、阿斯帕西、加拉克托法吉和塔普裡；在東部，呼揭則位于托勒密的安拉瑞人之地。
由鄂爾齊斯河到黃河 為了探讨維斯瓦河到鄂爾齊斯河之間各民族的關系，這裡有必要将托勒密對薩爾馬特和西徐亞的闡述作一深入研究。
此外，要了解鄂爾齊斯河到黃河之間各民族的聯系，則不必去讨論托勒密的有關艾矛斯山的西徐亞和塞裡卡的介紹了，因為中國文獻中已經有許多直接的資料。
完全可以這樣認為，在這一曆史時期内，由巴爾喀什湖到黃河河套這一區域是匈奴的勢力範圍(156)，而在公元48年匈奴部落崩潰之後，南匈奴留在其南境，北匈奴則仍占據外蒙古境。
于是匈奴與中國在今陝、晉、甘等省份的長城一線發生了聯系。
此外他們還通過車師前、後王庭(157)與塔裡木盆地諸國有交往，甚至還分别在公元前60年以前、公元16～73年、公元77～89年及公
由此可知，古代莫爾多文人是住在奧卡河以東直到蘇拉河（theSura）一帶(117)。
況且中央俄羅斯和卡馬河地區顯然是由奧卡河聯系起來的。
在莫斯科、尼吉尼、諾夫格羅德和彼爾姆等省份，都發現了格調相同的古代器物。
這便說明&ldquo彼爾姆的狩獵人是由奧卡河的某處遷到這一帶，并成為定居民族的&rdquo(118)。
然而，必須看到，托勒密将地圖上表示尼吉尼、諾夫格羅德的位置标在與表示彼爾姆相同緯度上，盡管前者的實際緯度比後者偏南1°30&prime。
這樣一來，上述觀點就遇到了比例上的嚴重困難。
問題在于，中央俄羅斯的民族與卡馬河的民族之間，是由一條從奧卡河到其與伏爾加河交彙處的水路聯系起來的。
因此，解決上述困難就顯得十分必要。
應看到，在托勒密有關薩爾馬特地理的所有論述中，他所給出的黑海上方各地點的緯度總比現代地圖上的相應地點的緯度偏北3°(119)。
于是，他說的亞速海海口的緯度&mdash&mdash北緯48°30&prime實際應是北緯45°25&prime，他的卡馬河與伏爾加河彙合處的北緯58°30&prime，實際是北緯55°25&prime。
此外，還應注意到托勒密記錄的上述二緯度差是10°，這與現代地圖上的二緯度差完全相符。
與現代數字相比，凡托勒密緯度上下差3°的地方，制圖者均對探險家的記錄作了适當的調整和修改。
在伏爾加河地區，表一就反映出這種比較關系。
表一 顯然可見，在伏爾加河的辛比爾斯克（Simbirsk）和察裡津（Tsaritsin）兩個拐彎地方及頓河河口等幾處，托勒密标注的緯度錯誤較大（與實際緯度相比）。
若将各地點的位置與其鄰近地點的位置作一比較，這一偏差便可看得更清楚。
（見表二） 表二 讨論這些細節問題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托勒密将卡馬河彙合處與辛比爾斯克拐彎處之間的距離擴大了1°30&prime，頓河河口和亞速海口之間擴大了4°10&prime。
這幾處的調整正好彌補了辛比爾斯克和察裡津之間的差距（5°40&prime）。
顯然，他有自己特定的根據來确定辛比爾斯克拐彎處的經緯度。
但對察裡津拐彎處的經緯度，他卻無資料可參考，盡管他有從察裡津到頓河河口實際距離的正确資料。
因此他将兩個拐彎處當成一地。
由于他掌握了辛比爾斯克的正确經緯度及由察裡津到頓河河口的距離，便将辛比爾斯克拐彎處和頓河河口的位置作了調整，使前者與頓河河口的緯度差為1°30&prime。
不難看出，托勒密對頓河拐彎處位置上的修改，也必會影響到它的發源地的位置。
他認為該處緯度是58°，而實際卻是54°。
可見他将這一位置北移了1°，比他通常出現的3°誤差大。
此外，考慮到頓河拐彎處和發源地的關系，可以顯見在托勒密作了調整之前，兩地緯度差是30&prime，而調整之後，緯度差便成了2°。
這表明，他将兩地的緯度增加了1°30&prime，以便和上述卡馬河與伏爾加河拐彎處兩地增加的緯度相配合。
此外，他将頓河發源地到卡馬河交彙處的緯度差由1°30&prime減少到30°這一事實，說明他正是通過這樣的方法來得到上述種種結果的。
在設法使頓河拐彎處和伏爾加河辛比爾斯克拐彎處在位置上相适應的同時，托勒密發現有必要将卡馬河與伏爾加河交彙點與伏爾加河拐彎處之間以及頓河發源地和頓河拐彎處之間緯度擴大1°30&prime。
現在必須指出，他對記載位于伏爾加河上遊的那個地點也采用了同樣的方法。
托勒密的伏爾加河&ldquo西發源地&rdquo即是奧卡河與伏爾加河交彙點，&ldquo東發源地&rdquo即是楚索瓦雅河（theChusovayaR．）與卡馬河交彙點，其理由已在前面說明。
在托勒密的《地理》一書中，這兩個發源地的緯度均為61°。
如果減去通常情況下的3°的誤差，結果（58°）便應該是兩地點的正确緯度了。
實際上，東發源地的緯度（61°減3°）是彼爾姆的緯度，而西發源地的緯度（61°減3°）則是尼吉尼·諾夫格羅德以北1°30&prime的地方，即奧卡河河口。
與東發源地相比，托勒密将西發源地的位置北移了1°30&prime。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将奧卡河和卡馬河交彙處的緯度差定為2°30&prime，而實際上應為1°。
如上種種分析，足以證明托勒密在繪制地圖時，已将所有最好資料盡可能地與當時地理理論相結合。
顯然他面前擁有關于奧卡河河口以下的伏爾加河直到楚索沃伊河河口的卡馬河以及卡馬河與薩馬拉河之間伏爾加河大拐彎的準确資料。
另一點也是清楚的，他缺乏伏爾加河在察裡津處經緯度的記錄資料，盡管他了解到和頓河在這裡的拐彎一樣，伏爾加河相應地也轉了一個彎。
由于缺乏詳細資料，他隻好将頓河的轉彎置于伏爾加河唯一的轉彎對面。
而伏爾加河的轉彎是有觀察記錄的，即位于辛比爾斯克。
于是他發現，必須将探險家報告中的某些位置加以适當調整，雖然他嚴格地堅持卡馬河&mdash伏爾加河彙合點的位置不應變動。
算出修正值後，他明顯感到自己完全可以将亞速海畫得很大，以至于後來希羅多德說它&ldquo比黑海小不了多少&rdquo。
以上所讨論的細節，對公元1世紀中葉北方各民族之間的關系有直接意義。
研究結果表明，尼吉尼·諾夫格羅德甚至在當時就已經是一個重要的貿易中心。
從這一事實中也可看出中央俄羅斯的民族通過奧卡河同上伏爾加河和卡馬河的民族保持着交往關系。
在另外一個方向也有着方便的通道，不僅可以從奧卡河的上遊通到頓河，而且也可以到達第聶伯河的主要支流傑斯納河，繼而可抵阿蘭尼人的領地。
依據托勒密的觀點，阿蘭尼人可能是在傑斯納河東邊的一條支流塞姆河（theSeim）流域，并且一直向東延至頓涅茨河（theDonets）上遊一帶。
這條從中央俄羅斯出發經奧卡河和伏爾加河到達卡馬河的航路的存在，證實了托勒密的論述中的有關推測，即羅克索蘭尼西北有阿勞尼人，卡馬河與伏爾加河交彙處上遊一帶有阿薩依人（即阿蘭尼之别稱）以及彼爾姆一帶有阿蘭尼、西徐亞人。
由卡馬河到錫爾河 在這一地區托勒密标之以ScythiaIntraImaum，即艾矛斯山的西徐亞，包括了由伏爾加河到阿爾泰山（theAltaiMountains）及天山這一遼闊地帶。
他的闡述中有許多難解之處。
這不僅是由于他将新材料去适應舊觀點，也因為他所使用的資料中僅僅有一部分是出自第一手的實地考察。
在描述西徐亞時，他由西向東依次記載了兩組部落的名字。
第一組有：①北方：阿蘭尼西徐亞人、索貝尼人（theSuobeni）和阿蘭諾西人；②南方：塞提亞尼人（theSetiani）、馬薩依人（theMassaei）、塞比人（theSyebi）及（艾矛斯山附近的）泰克托薩斯人（theTectosaces）。
第二組中，自北而南依次又有：①塞提亞尼人以南的莫洛吉尼人（theMologeni）和薩姆尼提人（theSamnitae），後者一直延居到裡米西山（theRhymmiciMountains）；②馬薩依人以南的&ldquo阿蘭尼山&rdquo的紮拉提人（theZaratae）、薩桑人（theSasones）和梯比阿克人（theTybiacae），然後是紮拉提人以南的塔比尼人（theTabieni）、依阿斯提人（theIastae）和馬徹特吉人（theMachetegi），其南又有挪諾斯布斯人（theNorosbes）和挪諾西人（theNorossl），最後是卡恰吉西徐亞人。
這些由北而南依次列出的部族，實際上就指明了有兩條由卡馬河通往南方去的道路，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第一條看來是由維亞特卡河（theVyatka）上的塞提亞尼人（著名的阿南延羅Ananyino舊址）處開始，通往薩馬拉山谷的薩姆尼提人處；第二條則由位于楚索瓦雅河一帶的馬薩依人處出發，經烏法河（theUfa）和别拉雅河（theByelaya）先到裡米西山東面的梯比阿卡人（theTybiacae）處，再到&ldquo沿挪諾薩斯山的&rdquo馬徹特吉人處（南烏拉爾山），然後到挪諾西人處，終于卡恰吉西徐亞人處。
以上這些詳細情況，特别是第二條道路的情況，應屬親身考察的結果。
托勒密關于烏拉爾山和伏爾加河之間地區的記載中，還包括了另一組部族名稱。
在這些部族中同樣有一條通往錫爾河去的道路。
在由西往東列出的部族（阿蘭尼西徐亞人等）及由北往南列出的部族（塞提亞尼人和馬薩依人以南）之間，出現了與上述各系民族不相幹的十個獨立部族，而且絕非出自同一位探險家的報告。
托勒密說，在伏爾加河東發源地，有諾波西人（theRhobosci），其南有阿斯曼尼人（theAsmani）和潘尼阿爾迪人（thePaniardi）及&ldquo沿河岸的&rdquo卡諾迪普薩人（theCanodipsa）；然後是柯拉克西人（theCoraxi）、俄加西人（theOrgasi）和&ldquo一直延伸到到海邊的&rdquo愛裡米人（theErymmi）；往東，則有阿西奧特人（theAsiotae）、奧爾西人和依阿克薩特人（theIaxartae）。
有關這些部族的共同點是，有關他們的報告都不正确，這些名稱隻是憑記憶保存下來的，而且旅行家（或許是個土著博斯普魯斯國人）的頭腦中和他所熟悉的名稱搞得混淆不清了。
在任何情況下，這些名稱都不可當成是卡馬河和錫爾河之間的現代部落的前身。
這些名稱之中，&ldquo諾波西&rdquo一直是考證的對象，并被認為是&ldquo波路西&rdquo的轉音，但不一定有什麼根據。
阿斯曼尼、潘尼阿爾迪、卡諾迪普薩和柯拉克西這四個名稱是頓河&mdash高加索山地區一些民族名稱的變音(120)；&ldquo俄加西&rdquo不見于其他任何記載，&ldquo愛裡米&rdquo則是普林尼的努姆西尼（《博物志》第六章，第50節）的誤譯。
這個名字顯然與裡米西山有關。
同樣，&ldquo阿西奧特&rdquo亦未曾在其他任何著作中出現過。
它是&ldquo阿斯塔卡（Astacae）&rdquo或&ldquo阿斯托卡（Atocae）&rdquo的誤譯。
它在普林尼的名列中緊靠在努姆西尼人之前。
最後一個名稱是&ldquo依阿克薩特&rdquo，依托勒密之說，隻不過是根據這條河而來的泛稱。
如此看來，名單中真正的部族名稱不是被搞錯就是被替換。
确實并非托勒密借高加索山區的部落名來填補他地圖中的空白點，而顯然是由于那位旅行家僅僅憑自己的印象和記憶來給這條特别道路上的部族起名字。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ldquo奧爾西&rdquo就不可能和别的名稱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别。
因而它在這個名單上出現，絕不能為裡海以北的奧爾西的存在提供任何曆史證明。
沒有理由假設這一性質會使托勒密産生懷疑或引起他的關注。
另外，确有證據說明，他所引用的那份報告給他帶來了新的困難。
因此他在《地理》書中和艾矛斯山中的西徐亞地圖中裡姆斯河的位置各不相同。
在書中，他說這條河彙入伏爾加河，而在地圖中，卻又将這個名字标在一條想象中的在伏爾加河和烏拉爾河之間流入裡海的河流上。
如前所述，裡姆斯河不可能是指烏澤恩河（theUzen），因後者被認為是烏拉爾河的一條支流。
而在地圖的薩馬拉河的位置上，标有未具名的與設想的裡姆斯河相同大小的河流。
可以肯定，它的名稱是被取消了。
插進一條設想的河流而将其名稱取消，實際上說明了托勒密盡力依從探險家報告裡所說的愛裡米人的領地&ldquo一直延伸到海邊&rdquo的記載。
要了解托勒密地圖中伏爾加&mdash錫爾河地區的面貌，就要從卡馬河南的諾波西人開始，依次往下是潘尼阿爾迪人和&ldquo沿河岸的&rdquo卡諾迪普薩地區，其後他提到柯拉克西人和俄加西人，還有&ldquo一直延伸到海邊的&rdquo愛裡米人。
在他的地圖上，這三個地名分布在薩馬拉河與伏爾加河交彙處以南到裡海岸邊以及伏爾加河和（設想的）裡姆斯河之間的區域裡。
在愛裡米人的東面，托勒密說有與奧爾西相鄰的阿西奧特和依阿克薩特。
在他的地圖上，愛裡米、阿西奧特和奧爾西均位于裡海以北、伏爾加河和烏拉爾河之間地區。
而這樣的分布必然置奧爾西（烏拉爾河以西）于部族名表中的依阿克薩特人（鹹海以西）很遠的地方。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托勒密又采取了以前的做法，他在地圖上讓錫爾河流入裡海。
事實上他把恩巴河下遊當成錫爾河，而上遊便成了錫爾河的一條分支。
通過這樣的安排，他便可以将錫爾河移到遠至恩巴河上遊的地方。
這樣就可以離奧爾西足夠近，從而和他在書中所描述的情況一緻。
由此可明顯看出，托勒密為處理這些資料絞盡了腦汁，尤其是對那份報告中的愛裡米人&ldquo一直延伸到海邊&rdquo這一說法。
然而在處理這份報告時，他卻忽略了一個事實：報告中提到的那條與卡諾迪普薩地區有關的河不是伏爾加河而是薩馬拉河，換句話說，是原先的裡姆斯河（正如在他的艾矛斯山中的西徐亞地圖中，這一&ldquo地區&rdquo位于亞洲的薩爾馬特人邊界和薩馬拉河之間，而與伏爾加河并無關系）。
如果改正這一錯誤，那麼托勒密所做的種種更動顯然都是不必要的，因為柯拉克西和俄加西就會位于薩馬拉河的廣闊河谷之中，愛裡米河就會在裡米西山附近，它的名字也是來自這個山脈。
如果愛裡米是在奧倫堡（Orenburg），那麼阿西奧特、奧爾西和東部的依阿克薩特便會像挪諾斯布斯人、挪諾西人和卡恰吉西徐亞人等民族一樣在由南烏拉爾山到錫爾河的道路上占有相應的位置。
&ldquo一直延伸到海邊&rdquo這一說法，在本書中應與季節性往返于愛裡米的山區國家之間的遊牧部落相聯系。
況且，當裡姆斯河和薩馬拉河被當成是同一條河時，對這一地區地理狀況的重新安排說明托勒密所使用的那份報告雖然有關的名稱不正确，卻反映出了有一條從卡馬河通往東南方向的實際路線。
中國文獻中的裡海&mdash錫爾河地區 在前面講到頓河&mdash高加索地區時曾指出，普林尼記載的一個情況，即伏爾加河以西的薩爾馬特人與該河以東的一個叫做阿布佐阿的民族發生過聯系和交往。
即使對托勒密的記載作一粗略的研究，也不難清楚地看出，雖然他舉出許多卡馬河和錫爾河之間的部族，但他既沒有指出也沒有暗示出在伏爾加河兩岸的民族之間有什麼聯系。
從這兩位作者不同的論述中導出的結論是，在他們處的不同時代之間，裡海以北各民族的交往關系發生了變化。
幸運的是，這種變化情況被保留在中國曆史學家的著述中了。
約在公元前100年以前不久，西漢政府得知康居西北有奄蔡國，距康居2000裡（約700英裡）。
在司馬遷不朽的《史記》中，繼而有&ldquo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裡，行國，與康居大同俗。
控弦者十餘萬。
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雲&rdquo(121)。
司馬遷還記錄了中國與大宛、烏孫的政治、貿易等詳細情況，而且進一步地論述了與安息、奄蔡及其他邊遠國家所保持的交往關系。
在班固《漢書》中，這類記載更多(122)。
其中有關于郅支單于的許多情況，談到他并入康居國時（公元前43～前36年），曾派使臣到阖蘇（Ho-su）和大宛索要年貢。
這一記載的重要性在于阖蘇是奄蔡的别名(123)，大宛位于由疏勒經帕米爾、康居到奄蔡的路上(124)。
範晔《後漢書》中亦有關于西方民族的記載。
該書雲：&ldquo嚴國在奄蔡北，屬康居，出鼠皮以輸之。
&rdquo又雲：&ldquo奄蔡國改名阿蘭聊國，居地城，屬康居，土氣溫和，多桢松、白草，民俗衣服與康居同。
&rdquo(125) 範晔關于奄蔡的記載，時間大約是公元25～55年(126)。
其後的情況載于魚豢的《魏略》，時間約在公元225～229年之間。
雖然這不屬于本書研究的範圍，但魚豢的這一著作，提供了許多有關這一廣大地區的資料，因而是不容忽視的。
他說：&ldquo北新道&hellip&hellip轉西北則烏孫、康居，本國無增損也。
北烏伊别國在康居北，又有柳國，又有岩國，又有奄蔡國（一名阿蘭），皆與康居同俗。
西與大秦東南與康居接。
其國多名貂，畜牧逐水草，臨大澤，故時羁屬康居，今不屬也。
&rdquo(127) 以上所陳種種，均證明無論歐洲的或是中國的史家，均對裡海北邊的這一國家有所關注。
在研究各民族之間的關系時，在任何場合下，都應考慮到，對某一個民族來說，是否同時在東方的文獻和西方的文獻中都得到反映，即在東方和西方文獻中都有着明确的證據，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
普林尼記載中說亞洲薩爾馬特的某些民族與&ldquo海峽對面&rdquo（的伏爾加河口）的許多不同部落組成的阿布佐阿人曾有交往。
另一方面，司馬遷、班固、範晔和魚豢均認為奄蔡或阖蘇這個擁有十萬大軍的國家組織位于裡海之北。
為了證明這個民族的确切位置，隻需了解在西漢時期阖蘇（Ho-su）的發音是Hap-so或Hap-suo(128)，根據中國的語言特點，就便是&ldquo阿布佐阿&rdquo的準确音譯。
毫無疑問，奄蔡或Ho-su就是阿布佐阿，它與伏爾加河彼岸的塔裡（Thali）和塞拉西有聯系，并通過它們與塔曼半島（theTamanPeninsula）上的希臘城邦進行交往。
雖然在許多知名學者的著作中，奄蔡和阿布佐阿常常同時出現，但是以上的考證卻迄今未曾有人提出。
誠然，半個多世紀以來，曆史學界普遍接受了奄蔡即是阿速（阿爾西）的這個看法，雖然為了證實這一觀點往往引起冗長而又毫無結果的讨論。
而既然奄蔡＝阿速這一等式已經在著述的領域中牢固地建立起來了，那麼就應該對有關它的争論作一番探讨。
被提出的第一個事實是，1887年，巴龍·馮·李希霍芬（BaronVonRichthofen）(129)在描述由中國通往西方去的商路時，曾說到奧爾西（阿速）這個從事貿易的民族住在裡海以北及伏爾加下遊，并認為這個民族隻在西方文獻中有記載。
李希霍芬關于阿速地點的論述與被廣泛采納的斯特拉波的解釋大相徑庭。
斯特拉波認為&ldquo上阿速&rdquo比頓河地區的阿速&ldquo更加靠北&rdquo(130)。
這個解釋遇到許多困難。
因為很明顯，這就等于全部推倒斯特拉波對阿速人與亞美尼亞人和米底人通商情況的長篇大論的描述，而且結論也隻能從頓河以北民族的記載中去找。
盡管斯特拉波堅持認為有關這一地區的資料已經失散而不可詳考，但仍需研究一下所謂&ldquo遠在頓河以北&rdquo的阿速人居住的地點是在内陸西徐亞之地(131)，即裡海以北地區(132)，或是在烏拉爾山和阿爾泰山之間的地區(133)。
但隻要将斯特拉波對阿速的記載當成是一個整體的論述時，這些困難就消失了。
李希霍芬這部傑作的聲譽，使另外兩位作者于1885年分别針對他關于他隻有西方作者才提到過奧爾西（阿速）的論點提出修正。
阿爾弗萊德·馮·蓋茨米德（AlfredGutschmid）(134)主張，既然正如《魏略》所記，奄蔡向西擴充直抵羅馬帝國邊境，那麼&ldquo這便不容置疑地說明他們就是奧爾西&rdquo。
然而，在進行這一推理時，蓋茨米德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奧爾西是在《魏略》記載的史實之前近兩百年就消失了。
同在1885年，弗雷德裡希·夏德提出奄蔡即為阿速(135)，其理由是，&ldquo奄蔡&rdquo在中國古代的讀音是&ldquoAn-ts'ai&rdquo，其中的&ldquoAn&rdquo就是外國的&ldquoAr&rdquo的對音。
其後不久，他又發現這個地名的古音應該是&ldquoAmts'ai&rdquo，同時他說：&ldquo我很懂得這個尾音m所帶來的困難，這個困難無法解決&hellip&hellip然而，事實本身似乎卻毫無疑問地說明這二者是一緻的。
&rdquo(136)另一方面，他又認為無法找到曆史資料來支持他所說的這一事實。
1889年，托馬歇克（W．Tomaschek）在讨論中提出一個新觀點，他将阿速當成是普林尼曾提到的&ldquo阿布佐阿&rdquo(137)，雖然普林尼書中有Abzoae這一名稱，而且除此以外沒有别的讀音了。
托馬歇克從珀廷熱（Peutinger）的民族名稱表中的Arsoae推導出Arzoae來，但當他關注于這一資料來源之時卻沒注意到其中拼寫上的嬗變和不同(138)。
（現存的珀廷熱的名表的唯一手稿是11世紀的，原件可能成于4世紀）1889年夏德（Hirth）直接用托馬歇克說的&ldquoArzoae&rdquo這一名稱，并提出了An-ts'ai＝Arsai這個等式(139)。
1905年，夏德的觀點得到著名的漢學家沙畹（E．Chavannes）的認可(140)。
同時，約瑟夫·馬爾卡特（J．Marqurt）(141)又從語言學角度上提出關于奄蔡就是Aorsi，并引起了争論。
不過他本人還是相信這兩個名字實指一個民族。
在以後對這個問題的讨論中，夏德仍然堅持普林尼的&ldquoAbzoae可能是Arzoae之誤&rdquo的看法，并明确地放棄了在Amts'ai和Aorsi這兩個名字之間建立聯系的試圖。
&ldquo但是，&rdquo他繼續說，&ldquo在如此繁多的證據面前，為什麼一定要把m＝r這個語音上的問題放在首位呢？&rdquo(142)可是他并沒有引申出那&ldquo繁多的證據究竟是些什麼&rdquo。
雖然夏德放棄了他的觀點，但他提出的奄蔡即阿速這一論點卻被廣泛地接受了(143)。
這個問題一直沒什麼進展。
到了1921年，J．J．M．德·格魯特（J．J．M．deGroot）在論述郅支單于的戰争時，提出Hapsǒ就是Ho-su的古音(144)，也就是奄蔡的别稱。
他甚至還認為Hap-sǒ一定就是&ldquoAorsi或Arzoae&rdquo。
1923年，卡爾格倫（即高本漢，B．Karlgren）給出這兩個音節的發音，在公元前是râp-suo，奄蔡是râ'iamts'ai，這個音來源于更早時期的'iam-ts，ad(145)。
最後，在格魯特死後，于1926年出版的著作中，他将奄蔡的古音定為'Am-ts'at或'Am-sat(146)。
至此，對這個問題的争論暫告休止。
正如李希霍芬所說，斯特拉波和塔西圖的Aorsi是在裡海以北。
很明顯，這個觀點被廣泛接受了。
并使以前的全部争論發生了轉折。
對于這個觀點雖還沒有确鑿的證據，但既然普林尼确認Abzoae位于伏爾加河之東，中國史學家說奄蔡或Ho-su是在錫爾河之西，加上中國的*Hap-sǒ或*Hap-suo就是Abzoae的準确音譯，那麼這個問題的讨論就可到此結束了。
普林尼記叙了在伏爾加河東、南兩側的民族之間有着交往關系，但他提供的資料有關的時間不晚于公元49年。
此外，托勒密講到裡海以北地區時，其時間無疑是在公元73年阿蘭尼入侵亞美尼亞之前。
他并沒提供任何有關伏爾加河下遊兩岸各民族之間交流的情況。
他所描述的伏爾加&mdash烏拉爾地區的道路，是由北通向南方，然後轉向東南。
據推斷，在公元49年到公元73年間，伏爾加河以東各民族之間的關系發生了一些重大變化。
這些變化的情況可見于上面引用的中國史籍。
直至1世紀中葉，在塔裡木盆地和裡海以北的奄蔡之間還有着通商往來。
但在1世紀中期（約公元55年），這個中西之間的交通中斷了。
同時，奄蔡成了康居的附庸，并更換了與阿蘭尼不相容的族名。
此外，在公元50～55年間，阿布佐阿即奄蔡停止了他們與伏爾加河西岸的薩爾馬特人的固有關系，加入了阿蘭尼人同盟，從而與東南部的康居建立了聯系，并通過康居與阿姆河以南的貴霜王朝交往。
所以說，近代發現于卡馬河上的貴霜王朝第一位統治者丘就卻的一枚鑄币，對這個問題有直接的意義。
阿米安努斯·馬塞林努斯（AmmianusMarcellinus）顯然有根據認為阿蘭尼人的地域一直到恒河。
在了解這一變化的過程中，決不可忽視魚豢所記載的那些細節，即3世紀早期康居的老人們還在談論他們的萬裡征途&mdash&mdash由奄蔡國以遠的地方直到德瓦夫人（theDwarfs）之地，即拉普人（theLapps）之地(147)。
作者在《魏略》中所指的時代是在卡馬&mdash貴霜聯盟結束之時，他說：&ldquo在前代，奄蔡歸附了康居，現在卻不再依靠它了。
&rdquo講到奄蔡時，他沒有提及他們叫做阿蘭，但說某些人稱之為阿蘭。
因此，十分明顯，阿布佐阿即奄蔡之依附阿蘭尼聯盟與以上事實并無矛盾，也絕不比他們與康居和西北印度的商業交往的時間更久。
2世紀末、3世紀初波及整個亞洲大陸的革命性動蕩之後，阿布佐阿确實不再叫做阿蘭尼了。
在4世紀的潘廷基爾民族名表中，阿布佐阿這個名字被寫成Arzoae，而阿蘭尼則單獨被列在頓河&mdash高加索地區，可以補充的一點是，Yen-ts'ai或'Am-ts'ai這個名字至今仍在裡海以北的地區出現。
安東尼·詹金孫（1557年）認為恩巴河叫做Yem。
到19世紀中期，地圖上還标着Yem，Hyan，Djem，Iemm或Iemba。
有了中國文獻提供的詳細史料，普林尼和托勒密的論述就變得如此明朗了。
由烏拉爾山到阿爾泰山 在對北方各民族之間的關系進行探讨時，有必要再回顧一下托勒密論述艾矛斯山的西徐亞人時提到的由西向東各部族的名稱。
他說，在北方及相鄰的某地，西徐亞的居民是一些一般稱為阿蘭尼西徐亞、索貝尼和阿蘭奧西的民族。
在西徐亞以南，則有塞提阿尼人、馬薩依人和蘇比人。
他又說，在艾矛斯山附近有特克托薩斯人。
這些部族中，阿蘭奧西人、塞比人和特克托薩斯人肯定在烏拉爾山以東，而塞比人則與同名的一座山脈相鄰；南面，仍依西向東之序，他提到阿斯帕西人（theAspisii或Aspasii）、加拉克托法吉人（theGalactophagi）、塔普裡人（theTapuri）及安拉瑞人（theAnarei）。
這三個民族所在的位置是分别根據同名的三個山脈來考訂的。
可以這樣說，托勒密給出的上述四條山脈的坐标，根據現在的面貌，不可能歸到任何可以得出确定結果的體系中去。
不過在他的描述中，确有許多地方與現代對那個曠野地區的考察結果相吻合。
這樣一來，阿斯帕西山便無疑是位于東經66°～77°、北緯47°～50°的圖爾蓋（Turgai）和阿克摩林斯克（Akmolinsk）地區的山國了，而塔普裡山也就很容易地得到解釋。
但在艾矛斯山西徐亞人東部的安拉瑞山（見托勒密的地圖）則可以在圖中描繪得十分清楚的金基斯（Chingiz）山和塔城（Tarbagatai）的山脈中找到。
此外，依托勒密說，蘇比山是由西南到東北與安拉瑞山的西北端交叉，十分重要的是應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即吉爾吉斯山脈（theKirghizSteppa）與金基斯山向西北延伸的部分&ldquo幾乎成一直角&rdquo(148)。
此二山系的交點在卡卡拉林斯克（Karkaralinsk）北不遠的地方。
在托勒密的論述中可以發現，被稱為蘇北的部族可以在伊希姆河（theIshim）和努拉河（theNura）上遊以及與阿克摩林斯克相鄰的地區中找到。
他說，一打開地圖便可看到他們的位置是在&ldquo這個河流之國的中心部分&rdquo（第六章，第14節之8）。
因此可以相信，早在公元1世紀，人們就已經得到這條橫貫大平原的道路的資料，而盧布魯克之威廉（WilliamofRubruck）曾于1254年由喀剌昆侖山返回伏爾加的歸途中穿過這個大平原(149)。
從托勒密的地圖上可以看出，他正确地繪出了巴爾喀什湖（theLakeBalkhash）以北的山脈&mdash&mdash除了塔普裡山以外。
不過應該指出，作為安拉瑞山支脈的一部分并且被列為金基斯&mdash塔城的那些山脈卻未被包括在托勒密書中确定的安拉瑞山的經緯度範圍之中。
這一差錯導緻了對出現在地圖上的蘇比這個民族的進一步研究。
蘇比在書中被稱為Seymbi。
可見托勒密對地圖不時地進行了增補，但并沒有在其文中作相應的變動。
在托勒密看來，金基斯&mdash塔城與安拉瑞山的關系有二：其一是使兩者形成一個連續的山脈；其二是可由它得出如下的結論，即安拉瑞山這個名稱從經緯度上考慮也許是取自伊犁河谷以北的山脈。
同理，阿斯卡坦克斯山（theAscatancasMountains）則是這個河谷南面的一條山脈。
應該反複強調的是，作為一個制圖人，托勒密潛心于理解并運用旅行家和探險家提供的報告。
在當時的情況下，他的工作是将來自北方道路上的報告與沿帕西亞到塔裡木盆地的絲路進行貿易活動的商人提供的詳細情況結合起來。
于是，一條十分重要的商路經過費爾幹那（Ferghana即大宛），取道奧什（Osh）通向喀什噶爾。
這就需要在托勒密的地圖上給恰特喬爾山（theChatkalMountains）和費爾幹那山找到十分合适的位置，從而能夠将費爾幹那山直到北緯42°、東經72°的地方囊括在内。
此外，托勒密的一個值得注意的論述是，他認為費爾幹那山也就是阿斯卡坦克斯山，盡管如前所述，這些山的南部與伊犁河谷相接。
顯然托勒密對來自許多不同旅行家的情報資料進行分類整理時，他的處境很不利。
他對這些旅行家沿途所經并加以描述的國家的情況一無所知。
托勒密無疑認為費爾幹那山的位置和方向已經确定，可以說他對這一點是有信心的。
這使他在缺乏對天山的記載資料的情況下修改了伊犁河和昆基斯河（theKunges）的方位。
而他十分依賴于通往伊犁河谷的道路的描述。
當他将伊犁河谷的方向往東南改動時，他也把卡拉塔爾山的方位向西北移動了相同的距離。
因而，把塔普裡山和阿斯卡坦克斯山反時針旋轉一個相等的角度（以恰特喬爾山頂和費爾幹那山為中心）便可發現它們分别同卡拉塔爾山和伊犁河盆地南部的山相合。
如果托勒密這樣做是為了和殘缺不全的資料相諧調，那麼塔普裡山就從大平原上消失了，而出現在與錫爾河相平行的位置上。
安拉瑞山脈雖仍須保留它與阿斯卡坦克斯山的位置關系，卻不再與金基斯&mdash塔城山連接。
它在地圖上的位置與阿拉道山（theAlaTauMountains）和阿拉卡爾山（theAlaKulMoluntains）均隔有相當的寬度。
對上述地區，托勒密掌握了關于費爾幹那地區、伊犁河谷及由南烏拉爾山經大平原到塔城山的通道的情況，而且他還知道一條在烏拉爾山和阿爾泰山之間的通道。
前面已經提到，托勒密認為與那塊&ldquo不明之地&rdquo相接的是阿蘭尼西徐亞、索貝尼和阿蘭奧西。
阿蘭尼西徐亞在地圖上位于彼爾姆上方，阿蘭奧西頗靠東方。
以後因為一條著名的道路由北烏拉爾山經伊爾比特（Irbit）、秋明（Tyumen）、伊希姆通往鄂爾齊斯河上的鄂木斯克（Omsk）；而且托勒密又進一步說明阿蘭奧西人的位置，認為他們是在阿拉瑞人以北。
這就不難看出阿蘭奧西人居住在鄂爾齊斯河上的由鄂木斯克到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一線。
其報告曾被托勒密使用的那位旅行家還提供了有關一條自北烏拉爾山到鄂爾齊斯河上遊的道路的情況。
這裡不妨回顧一下，在公元前5世紀，希羅多德曾描述過一條從頓河河口出發的通往鄂爾齊斯河的道路。
對希羅多德所陳種種細節，有着各種不同的解釋。
這條道路的東段可能經南烏拉爾山到達塔城山脈，而更可能是繼續穿過布迪尼人之地到卡馬河，再到鄂爾齊斯河上的鄂木斯克，沿河而上到達塞米巴拉金斯克。
不管這兩條路線中哪一條是正确的，它們的目的地都是确定無疑的。
希羅多德說前往阿爾吉帕依人（theArgippaei）之地去的是西徐亞人和希臘人。
他說阿爾吉帕依人住在巍峨險峻的俄羅斯阿爾泰山下(150)。
考古發掘已經證實了這條道路最北部在公元前後幾個世紀中的情況。
在彼爾姆、托波爾斯克（Tobolsk）和巴爾瑙爾（Barnaul，位于鄂畢河上遊），在卡坦達河（theKatanda，鄂畢河支流的支流）及塞米巴拉金斯克以東的貝萊河［theBerel，流入鄂爾齊斯河的布赫塔爾馬河（theBukhtarma）的一條支流］等處，都發現了相同的鐵器文化(151)。
由此可見，鄂爾齊斯河是一條聯系上伏爾加河、卡馬河和中亞的一條通道。
阿爾泰山的考古發現則多在通往遠東去的道路上。
托勒密對西西伯利亞民族的記載也可在中國史籍中找到确證。
公元前49年，當郅支單于遁往匈奴右地即西部時，他先是進攻并擊敗了于公元前56年西逃的匈奴伊裡木可汗，然後企圖與烏孫結成聯盟，但這一要求未被烏孫接受。
于是，郅支擊敗烏孫軍，但他後來并未繼續鞏固戰果，反而向北退走。
接着他攻呼揭（回纥）。
降服呼揭後，繼而西進，破堅昆，又北敗丁令(152)。
他将這些部族一并歸于他的統治之下。
有關的資料還指出，堅昆位于鄂爾多即匈奴單于總部以西7000裡（約2000英裡）之處&mdash&mdash約在鄂爾渾河流域。
從這些資料中還可得知，呼揭之地由科布多（Kobdo）向西延伸到塔城山以至塞米巴拉金斯克；堅昆所占之地，恰同于吉爾吉斯今之所在；而丁令則位于鄂爾齊斯河沿岸以北一帶(153)。
《魏略》(154)中提到有關大平原上的民族的情況（3世紀期間），其作者是從康居的角度上即由南部去觀察的。
于是呼揭(155)在烏孫之西北而康居之東北，堅昆在康居之西北，丁令在康居之北，距其邊境約3000裡。
《魏略》還說到康居之北有一獨立的部族，名曰北烏伊國，在西北又有柳國、岩國及奄蔡&mdash&mdash它當時已不依附康居了。
這些記載中具有特别意義的一點是，中國史家對公元前1世紀中葉到3世紀上半葉之間錫爾河以北民族的數目了解得并不比希臘地理學家托勒密多，而且可以看出，東方史料的記載和西方史料的記載中所提到的民族均具有同樣的位置，也就是，北部的丁令相應于阿蘭奧西，以南的堅昆似即為塞比，再往南，中國史料中的奄蔡、岩、柳和北烏伊相應為希臘文獻中的阿布佐阿、阿斯帕西、加拉克托法吉和塔普裡；在東部，呼揭則位于托勒密的安拉瑞人之地。
由鄂爾齊斯河到黃河 為了探讨維斯瓦河到鄂爾齊斯河之間各民族的關系，這裡有必要将托勒密對薩爾馬特和西徐亞的闡述作一深入研究。
此外，要了解鄂爾齊斯河到黃河之間各民族的聯系，則不必去讨論托勒密的有關艾矛斯山的西徐亞和塞裡卡的介紹了，因為中國文獻中已經有許多直接的資料。
完全可以這樣認為，在這一曆史時期内，由巴爾喀什湖到黃河河套這一區域是匈奴的勢力範圍(156)，而在公元48年匈奴部落崩潰之後，南匈奴留在其南境，北匈奴則仍占據外蒙古境。
于是匈奴與中國在今陝、晉、甘等省份的長城一線發生了聯系。
此外他們還通過車師前、後王庭(157)與塔裡木盆地諸國有交往，甚至還分别在公元前60年以前、公元16～73年、公元77～89年及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