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篇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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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鑒》凡書權臣例始此。
（卷三六） 王莽居攝元年，春正月，王莽祀上帝于南郊，又行迎春大射養老之禮。
注曰：上無天子，《通鑒》不得不以王莽系年。
不書假皇帝，而直書王莽者，不與其攝也。
及其既篡也書莽，不與其篡也。
呂後、武後書太後，其義亦然。
（卷三六） 王莽始建國元年，春正月朔。
注曰：去年十二月莽改元，以十二月為歲首。
《通鑒》不書，不與其改正朔也。
（卷三七） 《通鑒》不書莽改正朔，身之因其阙文，而推論之如此。
漢光武帝中元元年。
注曰：洪氏《隸釋》曰：“成都有漢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閣碑，其末雲&lsquo建武中元二年六月&rsquo。
按《範史·本紀》，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為中元，直書為中元元年。
觀此所刻，乃是雖别為中元，猶冠以建武。
又《祭祀志》載封禅後赦天下诏，明言雲&lsquo改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rsquo。
宋莒公《紀元通譜》雲：&lsquo紀志俱出《範史》，必傳寫脫誤，學者失于精審，以意删去。
梁武帝大同、大通，俱有中字，是亦憲章于此。
&rsquo司馬公作《通鑒》，不取其說。
”餘按《考異》，溫公非不取宋說也，從袁、範書中元者，從簡易耳。
（卷四四） 漢桓帝延熹四年六月，京兆扶風及涼州地震。
庚子，岱山及博尤來山并頹裂。
注曰：岱山在博縣西北。
賢曰：“徂來山，一名尤來山。
博，今博城縣。
”餘據二山并在博縣界，而先書岱山，以尤來山之博者，岱宗人皆知之，而尤來山則容有不知其在博縣界者，故書法如此。
（卷五四） 此史文之構造，亦謂之書法，固與褒貶無關，身之所釋甚精。
魏文帝黃初二年，溫公《正閏論》曰：臣今所述，止欲叙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
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拔亂世反諸正”也。
正閏非所敢知，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
注曰：溫公紀年之意，具于此論。
（卷六九） 因有此論，而知前此之不書莽改正朔，亦未必有意阙之。
溫公謙不敢法《春秋》，可于此論見之也。
黃初七年，帝殂。
注曰：《通鑒》書法，天子奄有四海者書“崩”，分治者書“殂”，惟東晉諸帝，以先嘗混一，書“崩”。
（卷七〇） 然則續《通鑒》者，于南宋諸帝，亦可以先嘗混一書“崩”。
身之蓋思及本朝，而心痛國力之不振也。
魏明帝景初二年，蔣濟谏帝寵任劉放、孫資。
注曰：自此以前，皆非此年事。
《通鑒》因放、資患失之心，以誤帝托孤之事，遂書之于此以先事。
（卷七四） 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
注曰：是年嘉平六年也，冬十月，高貴鄉公方改元正元。
《通鑒》以是年之高貴鄉公，因書正元元年。
（卷七六） 古時改元，并從下诏之日為始，未嘗追改以前之月日也。
《通鑒》患其棼錯，乃創新例，必取末後一号冠諸正月之上，當時已有議之者，說詳《日知錄》“史書一年兩号”條。
餘撰《二十史朔閏表》，凡在年中改元者，不書其元年，而書其二年，睹二年即知有元年，而前元之末年，不緻被抹也。
晉簡文帝鹹安元年，吐谷渾王辟奚入貢于秦。
注曰：辟奚之死，視連之立，其事非皆在是年。
《通鑒》因辟奚入貢于秦，遂連而書之，以見辟奚父子天性仁孝，不可以夷狄異類視之也。
（一〇三） 天性仁孝，何族蔑有，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也。
晉安帝元興元年，春正月，庚午朔。
注曰：是年三月，元顯敗，複隆安年号。
桓玄尋改曰大亨，玄篡又改曰永始，元興之元，改于是年正月。
《通鑒》自是年迄義熙初元，皆不改元興之元，不與桓玄之篡，“撥亂世返之正”也。
（一一二） 此亦身之推論之如此。
然亂臣賊子可以筆削懼；敵國外患不可以議論弭。
兩宋之所以不亡于臣子，而皆亡于敵國也！悲夫！ 宋文帝元嘉元年，裴子野《營陽王論》。
注曰：裴子野究言宋氏亡國之禍，《通鑒》載之于此，欲使有國有家謹于其
（卷三六） 王莽居攝元年，春正月，王莽祀上帝于南郊，又行迎春大射養老之禮。
注曰：上無天子，《通鑒》不得不以王莽系年。
不書假皇帝，而直書王莽者，不與其攝也。
及其既篡也書莽，不與其篡也。
呂後、武後書太後，其義亦然。
（卷三六） 王莽始建國元年，春正月朔。
注曰：去年十二月莽改元，以十二月為歲首。
《通鑒》不書，不與其改正朔也。
（卷三七） 《通鑒》不書莽改正朔，身之因其阙文，而推論之如此。
漢光武帝中元元年。
注曰：洪氏《隸釋》曰：“成都有漢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閣碑，其末雲&lsquo建武中元二年六月&rsquo。
按《範史·本紀》，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為中元，直書為中元元年。
觀此所刻，乃是雖别為中元，猶冠以建武。
又《祭祀志》載封禅後赦天下诏，明言雲&lsquo改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rsquo。
宋莒公《紀元通譜》雲：&lsquo紀志俱出《範史》，必傳寫脫誤，學者失于精審，以意删去。
梁武帝大同、大通，俱有中字，是亦憲章于此。
&rsquo司馬公作《通鑒》，不取其說。
”餘按《考異》，溫公非不取宋說也，從袁、範書中元者，從簡易耳。
（卷四四） 漢桓帝延熹四年六月，京兆扶風及涼州地震。
庚子，岱山及博尤來山并頹裂。
注曰：岱山在博縣西北。
賢曰：“徂來山，一名尤來山。
博，今博城縣。
”餘據二山并在博縣界，而先書岱山，以尤來山之博者，岱宗人皆知之，而尤來山則容有不知其在博縣界者，故書法如此。
（卷五四） 此史文之構造，亦謂之書法，固與褒貶無關，身之所釋甚精。
魏文帝黃初二年，溫公《正閏論》曰：臣今所述，止欲叙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
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拔亂世反諸正”也。
正閏非所敢知，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
注曰：溫公紀年之意，具于此論。
（卷六九） 因有此論，而知前此之不書莽改正朔，亦未必有意阙之。
溫公謙不敢法《春秋》，可于此論見之也。
黃初七年，帝殂。
注曰：《通鑒》書法，天子奄有四海者書“崩”，分治者書“殂”，惟東晉諸帝，以先嘗混一，書“崩”。
（卷七〇） 然則續《通鑒》者，于南宋諸帝，亦可以先嘗混一書“崩”。
身之蓋思及本朝，而心痛國力之不振也。
魏明帝景初二年，蔣濟谏帝寵任劉放、孫資。
注曰：自此以前，皆非此年事。
《通鑒》因放、資患失之心，以誤帝托孤之事，遂書之于此以先事。
（卷七四） 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
注曰：是年嘉平六年也，冬十月，高貴鄉公方改元正元。
《通鑒》以是年之高貴鄉公，因書正元元年。
（卷七六） 古時改元，并從下诏之日為始，未嘗追改以前之月日也。
《通鑒》患其棼錯，乃創新例，必取末後一号冠諸正月之上，當時已有議之者，說詳《日知錄》“史書一年兩号”條。
餘撰《二十史朔閏表》，凡在年中改元者，不書其元年，而書其二年，睹二年即知有元年，而前元之末年，不緻被抹也。
晉簡文帝鹹安元年，吐谷渾王辟奚入貢于秦。
注曰：辟奚之死，視連之立，其事非皆在是年。
《通鑒》因辟奚入貢于秦，遂連而書之，以見辟奚父子天性仁孝，不可以夷狄異類視之也。
（一〇三） 天性仁孝，何族蔑有，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也。
晉安帝元興元年，春正月，庚午朔。
注曰：是年三月，元顯敗，複隆安年号。
桓玄尋改曰大亨，玄篡又改曰永始，元興之元，改于是年正月。
《通鑒》自是年迄義熙初元，皆不改元興之元，不與桓玄之篡，“撥亂世返之正”也。
（一一二） 此亦身之推論之如此。
然亂臣賊子可以筆削懼；敵國外患不可以議論弭。
兩宋之所以不亡于臣子，而皆亡于敵國也！悲夫！ 宋文帝元嘉元年，裴子野《營陽王論》。
注曰：裴子野究言宋氏亡國之禍，《通鑒》載之于此，欲使有國有家謹于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