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篇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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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鑒》書法，不盡關褒貶，故不如《春秋》之嚴。
溫公謙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續《左氏傳》，有所感觸，亦仿左氏設辭“君子曰”而稱“臣光曰”以發之。
馀則據事直書，使人随其時地之異而評其得失，以為鑒戒，非有一定不易之書法也。
舊傳溫公《修書前例》一卷，公曾孫伋曾梓行之，然脫落已甚，不皆可據。
茲篇所錄，則身之推論《通鑒》之書法為多，其有關全書義例及史文構造、史料采取，亦隸焉，固與《通鑒綱目》等之所謂書法，涵義頗殊也。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注曰：此溫公書法所由始也。
三家者世為晉大夫，竊晉之權，暴蔑其君，剖分其國，王法所必誅也。
威烈王不惟不能誅之，又命之為諸侯，是崇獎奸名犯分之臣也。
《通鑒》始于此，其所以謹名分欤！（卷一） 又，初，智宣子将以瑤為後，至豫讓為智伯報仇。
注曰：自智宣子立瑤，至豫讓報仇，其事皆在威烈王二十三年之前，故先以“初”字發之。
溫公之意，蓋以天下莫大于名分，觀命三大夫為諸侯之事，則知周之所以益微，七雄之所以益盛；莫重于宗社，觀智、趙立後之事，則知君臣之義，當守節伏死而已；觀豫讓之事，則知策名委質者，必有而無貳。
其為後世之鑒，豈不昭昭也哉！（卷一） 文、謝、陸三公之殉國，所謂“守節伏死，有無貳”者也，故身之以此自勵。
或疑身之《鑒注序》撰于至元二十二年乙酉，疊山被逼入燕而死，在至元二十六年己醜，身之何能預知？曰：身之卒于大德六年壬寅，書成後經十六七年而後卒，此十六七年中，自必續加修訂。
《光緒甯海志》載身之子幼文所撰墓志，言身之“舊注《通鑒》，中經散逸，購求他本為注，手自抄錄，雖祁寒暑雨不廢，諸子以年高不宜為言，則曰：&lsquo吾成此書，死而無憾。
&rsquo一日晨興，言笑自若，忽曰：&lsquo吾其止此乎！&rsquo寝至三日而殁，年七十有三”。
若乙酉自序之年，僅五十六耳，未足為年高也。
周安王五年，日有食之。
注曰：朱元晦曰：“此則系乎人事之感，蓋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所感如是，則陰盛陽微，而日為之食矣。
是以聖人于《春秋》每食必書，而詩人亦以為醜也。
”今此書年而不書月與晦朔，史失之也。
（卷一） 此引朱子《詩集傳·十月之交注》。
日食本有一定之躔度，而先儒必以當時之政治勘合之，以為有關于君相之措置，此古代政治家之妙用，讀史者深知其意焉可矣。
周顯王三十三年，孟子曰：“君何必曰利。
”“君曰何以利吾國。
” 注曰：《通鑒》于此段前後書“王”，因《孟子》之文也。
中間叙孟子答魏王之言，獨改“王”曰“君”，不與魏之稱王也。
（卷二） 此亦謹名分之意，身之因其與《孟子》異文而推論之如此。
周慎靓王元年，衛更貶号曰君。
注曰：顯王二十三年，衛已貶号曰侯。
介于秦魏之間，國日以削弱，因更貶其号曰君。
（卷三） 顯王四十六年，趙武靈王不肯稱王，令國人謂己曰君，至是又有衛貶号曰君之事。
知溫公之改稱梁惠王曰君，不為無意也。
漢宣帝神爵元年，于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怨怒，無所信鄉。
注曰：師古曰：“恐中國泛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
”仲馮曰：“恐怒，且恐且怒也。
羌未有變，而漢吏無故誅殺其人，故楊玉等謂漢無所信鄉，于是與他族皆叛也。
”餘謂恐怒，仲馮說是。
無所信嚮，不信漢，不嚮漢也。
作“怨怒”者，《通鑒》略改《班書》之文，成一家言。
（卷二六） 《史》作“恐怒”，《鑒》作“怨怒”，故身之釋之如此。
凡引書聲明引自古人者，可略而不可改，裴松之之《三國注》是也。
未聲明引古人而用其語者，可括成一家言，範蔚宗之《後漢書》是也。
溫公之《通鑒》，蓋《範書》之類，亦即《班書》用《史記》之類。
漢平帝元始三年夏，安漢公奏車服制度，吏民養生、送終、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立官稷。
注曰：元始元年，莽号安漢公，至是始書以冠事，表其所從來者漸矣。
《
溫公謙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續《左氏傳》，有所感觸，亦仿左氏設辭“君子曰”而稱“臣光曰”以發之。
馀則據事直書，使人随其時地之異而評其得失，以為鑒戒，非有一定不易之書法也。
舊傳溫公《修書前例》一卷，公曾孫伋曾梓行之，然脫落已甚，不皆可據。
茲篇所錄，則身之推論《通鑒》之書法為多，其有關全書義例及史文構造、史料采取，亦隸焉，固與《通鑒綱目》等之所謂書法，涵義頗殊也。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注曰：此溫公書法所由始也。
三家者世為晉大夫，竊晉之權，暴蔑其君，剖分其國，王法所必誅也。
威烈王不惟不能誅之，又命之為諸侯，是崇獎奸名犯分之臣也。
《通鑒》始于此，其所以謹名分欤！（卷一） 又，初，智宣子将以瑤為後，至豫讓為智伯報仇。
注曰：自智宣子立瑤，至豫讓報仇，其事皆在威烈王二十三年之前，故先以“初”字發之。
溫公之意，蓋以天下莫大于名分，觀命三大夫為諸侯之事，則知周之所以益微，七雄之所以益盛；莫重于宗社，觀智、趙立後之事，則知君臣之義，當守節伏死而已；觀豫讓之事，則知策名委質者，必有而無貳。
其為後世之鑒，豈不昭昭也哉！（卷一） 文、謝、陸三公之殉國，所謂“守節伏死，有無貳”者也，故身之以此自勵。
或疑身之《鑒注序》撰于至元二十二年乙酉，疊山被逼入燕而死，在至元二十六年己醜，身之何能預知？曰：身之卒于大德六年壬寅，書成後經十六七年而後卒，此十六七年中，自必續加修訂。
《光緒甯海志》載身之子幼文所撰墓志，言身之“舊注《通鑒》，中經散逸，購求他本為注，手自抄錄，雖祁寒暑雨不廢，諸子以年高不宜為言，則曰：&lsquo吾成此書，死而無憾。
&rsquo一日晨興，言笑自若，忽曰：&lsquo吾其止此乎！&rsquo寝至三日而殁，年七十有三”。
若乙酉自序之年，僅五十六耳，未足為年高也。
周安王五年，日有食之。
注曰：朱元晦曰：“此則系乎人事之感，蓋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所感如是，則陰盛陽微，而日為之食矣。
是以聖人于《春秋》每食必書，而詩人亦以為醜也。
”今此書年而不書月與晦朔，史失之也。
（卷一） 此引朱子《詩集傳·十月之交注》。
日食本有一定之躔度，而先儒必以當時之政治勘合之，以為有關于君相之措置，此古代政治家之妙用，讀史者深知其意焉可矣。
周顯王三十三年，孟子曰：“君何必曰利。
”“君曰何以利吾國。
” 注曰：《通鑒》于此段前後書“王”，因《孟子》之文也。
中間叙孟子答魏王之言，獨改“王”曰“君”，不與魏之稱王也。
（卷二） 此亦謹名分之意，身之因其與《孟子》異文而推論之如此。
周慎靓王元年，衛更貶号曰君。
注曰：顯王二十三年，衛已貶号曰侯。
介于秦魏之間，國日以削弱，因更貶其号曰君。
（卷三） 顯王四十六年，趙武靈王不肯稱王，令國人謂己曰君，至是又有衛貶号曰君之事。
知溫公之改稱梁惠王曰君，不為無意也。
漢宣帝神爵元年，于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怨怒，無所信鄉。
注曰：師古曰：“恐中國泛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
”仲馮曰：“恐怒，且恐且怒也。
羌未有變，而漢吏無故誅殺其人，故楊玉等謂漢無所信鄉，于是與他族皆叛也。
”餘謂恐怒，仲馮說是。
無所信嚮，不信漢，不嚮漢也。
作“怨怒”者，《通鑒》略改《班書》之文，成一家言。
（卷二六） 《史》作“恐怒”，《鑒》作“怨怒”，故身之釋之如此。
凡引書聲明引自古人者，可略而不可改，裴松之之《三國注》是也。
未聲明引古人而用其語者，可括成一家言，範蔚宗之《後漢書》是也。
溫公之《通鑒》，蓋《範書》之類，亦即《班書》用《史記》之類。
漢平帝元始三年夏，安漢公奏車服制度，吏民養生、送終、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立官稷。
注曰：元始元年，莽号安漢公，至是始書以冠事，表其所從來者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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