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關燈
小
中
大
到其他新的政治力量來源，都難保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不過，以選舉純潔的名義呼籲貿易保護主義者、托拉斯提倡者以及社會主義者放棄他們的各種各樣的運動，把政治局限在一些比較不太刺激的問題上，這種呼籲自然被充耳不聞。
還有，将選舉權授予婦女的建議遭到了對自己的智力基礎心中無數的政客們所特有的那種遲疑和規避。
一個正在就民主的各項原則發表宏論的候選人在受到诘問時，覺得很難想出一個理由為繼續剝奪婦女的選舉權辯護。
正因為如此，在1906年大選中，兩大黨獲勝的候選人都發誓要支持婦女選舉權。
但是，當我撰寫本書時，發誓的人當中有不少，可能是大多數，似乎正在竭力避免履行誓言的必要性。
沒有理由認為他們這些人極端不老實，他們對一個最後決定可能産生的結果的顧慮顯然是真誠的。
他們知道男女之間存在着某些差别，雖然他們并不明白這些差别是什麼，也不懂它們怎樣同選舉權問題有關。
但是，他們的疑慮甚至比誓言更加不牢固，在不久的将來，問題可能因一方堅決要求，另一方順水推舟而了結。
這種對于明确政治論争中被當作業已解決的問題的未決感，由于種族問題日益緊迫而加重了。
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期歐美的民主鬥争是由一些光為歐洲種族着想的人進行的。
但是，1870年後，民主不斷擴張，世界列強幾乎都緻力于掠奪熱帶屬地，交通工具的改進使世界上所有的種族交往日益密切。
老百姓如今發覺，至高無上的選舉權實際上隻屬于一些起源于歐洲的民族（隻有為數甚少的例外）。
但是，代議原則的形式或曆史似乎都沒有任何東西可證明這種狀況是正确的，也提不出任何東西來代替選舉權作為政府的基礎。
老百姓也無法從民主國家給或不給非歐洲國民選舉權這一實踐中得出順理成章的結論。
例如，美國已悄悄地、幾乎一緻同意地放棄了黑人選舉權的試驗。
在這件事上，由于西非黑人與北歐和西歐白人之間智力相差懸殊，問題是比較簡單的，但是至今還沒有認認真真去謀求新的解決辦法。
美國人在處理中國、日本和斯拉夫移民所引起的或統治菲律賓多種民族所産生的更微妙的種族問題時，顯然大傷腦筋，左右為難。
英國及其殖民地在非白種移民和占領熱帶屬地所産生的政治問題面前同樣顯得舉棋不定。
甚至當我們讨論亞洲各獨立國家的政治前途時，例如&ldquo無代表權不納稅&rdquo的原則是否應被看作對它們适用，我們也不清楚。
我們自己作為亞洲霸主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和波斯的發展，這兩個國家的人民在某些方面可以自稱比我們聰明。
當他們采用我們的工程、機械或軍隊體制時，我們深信不疑他們是在為自己做一件好事，盡管我們可能會擔心他們在貿易上或軍事上同我們對抗。
但是，現在沒有一個邊沁的信徒急于把我們在政治體制方面的最新發明輸出供亞洲國家普遍使用。
我們聽說波斯人已經成立了議會，正密切注視着他們的試驗的發展，而對它可能産生的結果完全不作判斷。
我們幫助日本人維護他們作為一個立憲國家的獨立，大多數英國人也隐隐地對中國進步分子争取民族獨立和内部改良的願望表示同情。
然而，一個中國人問他是否應該投身于争取一個歐洲式議會的運動，我們當中卻幾乎沒有人願意給他明确的忠告。
在我們自己帝國内部，這種對我們政治原則限度的不确定性随時都會産生實際的災難。
比方，在非洲，居住在我們領地上的歐洲人與非歐洲人如卡非爾人、黑人、印度人、哥普特人或阿拉伯人之間的政治關系是按照與納塔爾、巴蘇陀蘭、埃及或東非完全不同的方式處理的。
在每一種情況下，體制上的差别不是由于當地問題的性質而是由于曆史的偶然，随時随地都可能因為歐洲人侵犯英國政府保留給非歐洲人的權利，或者因為非歐洲人起來造反而出亂子。
黑人和白人都因為内羅畢實施一條法律，德班實施另一條法律而惱火。
當然，這種情況就印度來說最為危險。
在二三個世代内，一位普通的英國自由黨人對印度政治遲遲不作決定，因為他認為我們是在教育印度人進行自治，到時候他們都會投票贊成建立印度議會。
現在，他已逐漸懂得，印度有許許多多種族，那些種族本身之間的一些最重要的差别，以及每一個種族與我們自己之間的差别，都不是教育所能消除的。
他所尊敬的人告訴他說，這個事實使得适合英國的代議制絕對不适合印度，因此他隻好繼續戰戰兢兢地為三億人的永久專制統治負責，時不時記起這些人或他們的鄰人中的一些人可能有比他自己明确得多的政治觀念，他最後也許必須為一個他一點都不希望保持的政權作鬥争。
與此同時，印度問題的存在使英國自由黨人下意識地放松了對國内問題的民主原則的掌握。
不過，以選舉純潔的名義呼籲貿易保護主義者、托拉斯提倡者以及社會主義者放棄他們的各種各樣的運動，把政治局限在一些比較不太刺激的問題上，這種呼籲自然被充耳不聞。
還有，将選舉權授予婦女的建議遭到了對自己的智力基礎心中無數的政客們所特有的那種遲疑和規避。
一個正在就民主的各項原則發表宏論的候選人在受到诘問時，覺得很難想出一個理由為繼續剝奪婦女的選舉權辯護。
正因為如此，在1906年大選中，兩大黨獲勝的候選人都發誓要支持婦女選舉權。
但是，當我撰寫本書時，發誓的人當中有不少，可能是大多數，似乎正在竭力避免履行誓言的必要性。
沒有理由認為他們這些人極端不老實，他們對一個最後決定可能産生的結果的顧慮顯然是真誠的。
他們知道男女之間存在着某些差别，雖然他們并不明白這些差别是什麼，也不懂它們怎樣同選舉權問題有關。
但是，他們的疑慮甚至比誓言更加不牢固，在不久的将來，問題可能因一方堅決要求，另一方順水推舟而了結。
這種對于明确政治論争中被當作業已解決的問題的未決感，由于種族問題日益緊迫而加重了。
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期歐美的民主鬥争是由一些光為歐洲種族着想的人進行的。
但是，1870年後，民主不斷擴張，世界列強幾乎都緻力于掠奪熱帶屬地，交通工具的改進使世界上所有的種族交往日益密切。
老百姓如今發覺，至高無上的選舉權實際上隻屬于一些起源于歐洲的民族（隻有為數甚少的例外）。
但是，代議原則的形式或曆史似乎都沒有任何東西可證明這種狀況是正确的，也提不出任何東西來代替選舉權作為政府的基礎。
老百姓也無法從民主國家給或不給非歐洲國民選舉權這一實踐中得出順理成章的結論。
例如，美國已悄悄地、幾乎一緻同意地放棄了黑人選舉權的試驗。
在這件事上，由于西非黑人與北歐和西歐白人之間智力相差懸殊，問題是比較簡單的，但是至今還沒有認認真真去謀求新的解決辦法。
美國人在處理中國、日本和斯拉夫移民所引起的或統治菲律賓多種民族所産生的更微妙的種族問題時，顯然大傷腦筋，左右為難。
英國及其殖民地在非白種移民和占領熱帶屬地所産生的政治問題面前同樣顯得舉棋不定。
甚至當我們讨論亞洲各獨立國家的政治前途時，例如&ldquo無代表權不納稅&rdquo的原則是否應被看作對它們适用，我們也不清楚。
我們自己作為亞洲霸主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和波斯的發展，這兩個國家的人民在某些方面可以自稱比我們聰明。
當他們采用我們的工程、機械或軍隊體制時，我們深信不疑他們是在為自己做一件好事，盡管我們可能會擔心他們在貿易上或軍事上同我們對抗。
但是，現在沒有一個邊沁的信徒急于把我們在政治體制方面的最新發明輸出供亞洲國家普遍使用。
我們聽說波斯人已經成立了議會，正密切注視着他們的試驗的發展，而對它可能産生的結果完全不作判斷。
我們幫助日本人維護他們作為一個立憲國家的獨立，大多數英國人也隐隐地對中國進步分子争取民族獨立和内部改良的願望表示同情。
然而，一個中國人問他是否應該投身于争取一個歐洲式議會的運動，我們當中卻幾乎沒有人願意給他明确的忠告。
在我們自己帝國内部，這種對我們政治原則限度的不确定性随時都會産生實際的災難。
比方，在非洲，居住在我們領地上的歐洲人與非歐洲人如卡非爾人、黑人、印度人、哥普特人或阿拉伯人之間的政治關系是按照與納塔爾、巴蘇陀蘭、埃及或東非完全不同的方式處理的。
在每一種情況下，體制上的差别不是由于當地問題的性質而是由于曆史的偶然，随時随地都可能因為歐洲人侵犯英國政府保留給非歐洲人的權利，或者因為非歐洲人起來造反而出亂子。
黑人和白人都因為内羅畢實施一條法律，德班實施另一條法律而惱火。
當然，這種情況就印度來說最為危險。
在二三個世代内，一位普通的英國自由黨人對印度政治遲遲不作決定，因為他認為我們是在教育印度人進行自治，到時候他們都會投票贊成建立印度議會。
現在，他已逐漸懂得，印度有許許多多種族，那些種族本身之間的一些最重要的差别，以及每一個種族與我們自己之間的差别，都不是教育所能消除的。
他所尊敬的人告訴他說，這個事實使得适合英國的代議制絕對不适合印度，因此他隻好繼續戰戰兢兢地為三億人的永久專制統治負責，時不時記起這些人或他們的鄰人中的一些人可能有比他自己明确得多的政治觀念，他最後也許必須為一個他一點都不希望保持的政權作鬥争。
與此同時，印度問題的存在使英國自由黨人下意識地放松了對國内問題的民主原則的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