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關燈
小
中
大
報紙、雜志和輪船不斷使印度對他變得更為真實；要不是他默認了不給拉其普特人、孟加拉人和印度祆教徒選舉權的決定，那他對于波蘭移民或倫敦&ldquo住旅館&rdquo選民應該有選舉權的信念就會更加堅定明确。
當然，我們不能指望講究實惠的政治家們僅僅因為有一種不安的感覺，覺得競争的規則需要重申，可能還需要重訂，就在運動中途停頓下來。
但是，競選的勝負不會把一個國家的政治責任消耗幹淨，可能從來沒有一個時候像現在這樣更迫切需要把各項政治原則公正地予以檢查。
迄今為止，促進政治思考的主要動力是戰争和革命，是希臘城邦反對波斯人的鬥争以及城邦内部争奪霸權的災難性鬥争，或者是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的宗教戰争以及十八世紀的美國獨立戰争和法國革命。
然而，到目前為止，當代歐洲突出的社會事件是各項偉大運動的失敗而非勝利；俄國由于改良者當中根深蒂固的知識分子的傾軋以及現代化武器和交通工具使無論多麼暴虐腐敗的政府都占有軍事優勢而明顯地使忠誠和勇氣付諸流水；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被宗教和愛國主義的勢力以及他們自己的信條一無結果所挫敗；美國接連出現的民主浪潮在資本掌握的政權下顯得軟弱無力。
但是，失敗和迷惑可能像最成功的革命一樣向人們提出嚴肅思考的要求，這種要求目前正在許多方面得到滿足。
政治經驗以前所未有的嚴密性和精确性被記錄下來并加以研究。
以往的政治活動史不是交給學者去關起門來研究，而是成為有組織的、分工精細的課題。
當前許多新的政治發展，如澳大利亞聯邦、瑞士的公民投票、德國的公共财政、英美的政黨制度以及其他無數事例，都在行銷全球各大學的專門論著和技術性雜志中不斷獲得記錄、讨論和比較。
對一個一二百年前的政治思想家來說，現在唯一缺少的一種研究方式，是按照政治與人性的關系來研究政治。
過去時代的思想家，從柏拉圖、邊沁到米爾，都對人性有獨到的看法，并把那些看法作為思考政治的基礎。
但是，現代的政治學論文，無論探讨制度也好，讨論财政也好，沒有一篇具有像邊沁的《道德與立法原則》那樣的開場白：&ldquo大自然把人類置于痛苦和快樂兩位主宰的統治之下&rdquo，也沒有一篇具有像納索·西尼爾的《政治經濟學》那樣的&ldquo大前提&rdquo：&ldquo人人都想以盡可能少的犧牲獲得更多的财富。
&rdquo在大多數作品裡，人們甚至無從知道作者到底是否有意識地擁有任何人性的概念。
要懂得這種情況如何發生，是很容易的。
政治學的過于自信的表白在十九世紀上葉遭到公認的失敗以後，剛剛開始恢複一些威信。
邊沁的功利主義在取代天賦權利和法學家的盲目傳統，成為全歐洲無數法制改革和體制改革的基礎以後，由于普通老百姓不相信快樂和痛苦是人類動機的唯一源泉而夭折了。
大學和報紙的&ldquo古典&rdquo政治經濟學以及麥卡洛克、西尼爾和惠特利大主教的政治經濟學企圖從人性的&ldquo少數簡單原則&rdquo推斷整個工業體制，其下場甚至更慘。
它被等同于維多利亞女王統治前半期富人們企圖賴以使勞動人民相信生活中好東西分配的任何變動&ldquo在科學上俱屬不可能&rdquo的淺薄的教條主義。
馬克思、拉斯金和卡萊爾[2]善于諷刺挖苦，他們用來慢慢地迫使報紙放棄&ldquo政治經濟法則&rdquo（這些法則從1815至1870年像大腹便便的警察那樣屹立着保護地租和利潤）的方法至今尚未被人們忘懷。
正當反對&ldquo政治經濟學&rdquo的鬥争進行得熱火朝天的時候，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展現了一個世界，其中那&ldquo少數簡單原則&rdquo似乎有點荒唐，迄今還沒有任何東西取代它們。
确實，赫伯特·斯賓塞先生企圖把他從生物進化史倉促得出的結論變成他本人的一門完整的社會學，并宣揚一種&ldquo仁慈的私人戰争&rdquo[3]，把這場戰争完全等同于1884年在英國小店主中流行的那種程度的生意競争。
斯賓塞先生甚至沒有獲得報紙的全心全意的支持；但是就他的體系廣為流傳來說，它有助于進一步使任何使政治學與人性研究相結合的企圖聲名掃地。
因此，目前差不多所有研究政治的人都分析體制而避免分析人。
誠然，自從人類進化學說創始以來，心理學家研究人性的工作有了巨大的進展，但是這個進展過程并沒有影響政治研究，也沒有受政治研究的影響。
現代的心理學教科書充滿了無數從家庭、學校、醫院以及心理實驗室汲取的例證，但是對政治幾乎隻字不提。
确實，新興的社會學教授們正在開始不僅
當然，我們不能指望講究實惠的政治家們僅僅因為有一種不安的感覺，覺得競争的規則需要重申，可能還需要重訂，就在運動中途停頓下來。
但是，競選的勝負不會把一個國家的政治責任消耗幹淨，可能從來沒有一個時候像現在這樣更迫切需要把各項政治原則公正地予以檢查。
迄今為止，促進政治思考的主要動力是戰争和革命，是希臘城邦反對波斯人的鬥争以及城邦内部争奪霸權的災難性鬥争，或者是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的宗教戰争以及十八世紀的美國獨立戰争和法國革命。
然而，到目前為止，當代歐洲突出的社會事件是各項偉大運動的失敗而非勝利；俄國由于改良者當中根深蒂固的知識分子的傾軋以及現代化武器和交通工具使無論多麼暴虐腐敗的政府都占有軍事優勢而明顯地使忠誠和勇氣付諸流水；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被宗教和愛國主義的勢力以及他們自己的信條一無結果所挫敗；美國接連出現的民主浪潮在資本掌握的政權下顯得軟弱無力。
但是，失敗和迷惑可能像最成功的革命一樣向人們提出嚴肅思考的要求，這種要求目前正在許多方面得到滿足。
政治經驗以前所未有的嚴密性和精确性被記錄下來并加以研究。
以往的政治活動史不是交給學者去關起門來研究，而是成為有組織的、分工精細的課題。
當前許多新的政治發展，如澳大利亞聯邦、瑞士的公民投票、德國的公共财政、英美的政黨制度以及其他無數事例，都在行銷全球各大學的專門論著和技術性雜志中不斷獲得記錄、讨論和比較。
對一個一二百年前的政治思想家來說，現在唯一缺少的一種研究方式，是按照政治與人性的關系來研究政治。
過去時代的思想家，從柏拉圖、邊沁到米爾，都對人性有獨到的看法，并把那些看法作為思考政治的基礎。
但是，現代的政治學論文，無論探讨制度也好，讨論财政也好，沒有一篇具有像邊沁的《道德與立法原則》那樣的開場白：&ldquo大自然把人類置于痛苦和快樂兩位主宰的統治之下&rdquo，也沒有一篇具有像納索·西尼爾的《政治經濟學》那樣的&ldquo大前提&rdquo：&ldquo人人都想以盡可能少的犧牲獲得更多的财富。
&rdquo在大多數作品裡，人們甚至無從知道作者到底是否有意識地擁有任何人性的概念。
要懂得這種情況如何發生，是很容易的。
政治學的過于自信的表白在十九世紀上葉遭到公認的失敗以後，剛剛開始恢複一些威信。
邊沁的功利主義在取代天賦權利和法學家的盲目傳統，成為全歐洲無數法制改革和體制改革的基礎以後，由于普通老百姓不相信快樂和痛苦是人類動機的唯一源泉而夭折了。
大學和報紙的&ldquo古典&rdquo政治經濟學以及麥卡洛克、西尼爾和惠特利大主教的政治經濟學企圖從人性的&ldquo少數簡單原則&rdquo推斷整個工業體制，其下場甚至更慘。
它被等同于維多利亞女王統治前半期富人們企圖賴以使勞動人民相信生活中好東西分配的任何變動&ldquo在科學上俱屬不可能&rdquo的淺薄的教條主義。
馬克思、拉斯金和卡萊爾[2]善于諷刺挖苦，他們用來慢慢地迫使報紙放棄&ldquo政治經濟法則&rdquo（這些法則從1815至1870年像大腹便便的警察那樣屹立着保護地租和利潤）的方法至今尚未被人們忘懷。
正當反對&ldquo政治經濟學&rdquo的鬥争進行得熱火朝天的時候，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展現了一個世界，其中那&ldquo少數簡單原則&rdquo似乎有點荒唐，迄今還沒有任何東西取代它們。
确實，赫伯特·斯賓塞先生企圖把他從生物進化史倉促得出的結論變成他本人的一門完整的社會學，并宣揚一種&ldquo仁慈的私人戰争&rdquo[3]，把這場戰争完全等同于1884年在英國小店主中流行的那種程度的生意競争。
斯賓塞先生甚至沒有獲得報紙的全心全意的支持；但是就他的體系廣為流傳來說，它有助于進一步使任何使政治學與人性研究相結合的企圖聲名掃地。
因此，目前差不多所有研究政治的人都分析體制而避免分析人。
誠然，自從人類進化學說創始以來，心理學家研究人性的工作有了巨大的進展，但是這個進展過程并沒有影響政治研究，也沒有受政治研究的影響。
現代的心理學教科書充滿了無數從家庭、學校、醫院以及心理實驗室汲取的例證，但是對政治幾乎隻字不提。
确實，新興的社會學教授們正在開始不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