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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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的研究目前（1908年）正處于非常令人不滿的境地。
乍看起來，關于最佳政體的大論戰似乎已最後解決，代議民主政體高奏凱歌。
四十年前，把一個大的現代國家的主權置于普選基礎之上，至少在歐洲，仍然可被說成是一個從未成功地進行過的試驗。
确實，英國憑借1867年的&ldquo冒險行動&rdquo[1]，成了當時唯一的一個實行民主和代議政體的歐洲大國。
但是今天，一個以普選為基礎的議會共和政體存在于法國，沒有遭到重大的反對或抗議。
意大利享有顯然十分穩固的君主立憲制。
奧地利剛宣布實行普選。
就連德皇在1907年選舉後也自稱是一場普選運動的勝利的領導者，而不是神權的繼承者。
絕大多數俄國人強烈地希望有一個擁有最高權力的議會，而反動的杜馬發現自己被形勢不斷向那個局面推進。
最信奉教皇至上主義的羅馬天主教徒要求給教皇管理教會财産的世俗權力，不再是作為理想的世界政府體系，而是作為在區區數平方英裡意大利領土内為一個教會的領導人争取行動自由的應急手段，這個教會的幾乎全體成員将始終是各立憲國家的選民。
沒有一個與十九世紀的共産主義運動和無政府主義運動相聯系的非代議民主制建議曾獲得公認，也未能以明确的建設性綱領姿态出現；而今天，幾乎所有那些希望借助社會變革使現代科學工業成果分配得更公平的人，都對工人階級的選舉活動寄予希望。
然而，就在那些最全心全意地接受代議民主的國家裡，政治家和政治研究者們似乎對他們的親身體驗迷惑不解，大失所望。
美國在這方面進行了最持久的試驗。
他們的憲法已存在一又四分之一個世紀，盡管對憲法細節的不同解釋曾引起争議甚至戰争，但是憲法的原則幾乎始終沒有受到過挑戰。
但是，就一個英國觀察者所能判斷，沒有一個美國人對其力量在聯邦、州和市的政治中還在不斷增強的選舉&ldquo機器&rdquo感到滿意。
在英國，不僅我們對代議民主的經驗遠遠不及美國，而且我們的政治傳統也傾向于使民主觀念甚至在民主體制的運行下也遲遲得不到充分認可。
然而，即便具體情況不同，英國最忠誠的民主主義者（如果他們與選舉組織的細枝末節有密切關系）同樣顯示出一種在美國已變得更為明顯的失望情緒。
我曾經幫助進行過許多次議會競選，也曾經在一連五次倫敦市議會選舉中當過候選人。
在上次競選中，我聽到我的兩位遊說者在談論當天的工作時不約而同說了一句：&ldquo這事情真怪。
&rdquo我在英國聽到不少職業政治代理人說過同樣的話，而這些人的效率卻取決于他們實事求是地看待選舉，不抱任何幻想。
我對德國或意大利的競選活動沒有親身體會，但是一年前當我和巴黎市議會的議員們談話時，我從他們當中的某些人身上仿佛看到對民主選舉制度的運行有幻想破滅的迹象。
在英美，人們還有這樣一種感覺，似乎産生最傷腦筋問題的是社會的新生力量，而不是腐朽力量。
在美國，選舉&ldquo機器&rdquo表現最惡劣是在那些其人口、财富和能量代表着其餘美國文明顯然正在追求的目标的新的大城市裡。
在英國，對任何一個目光遠大的人來說，老的漁港的猖獗的賄賂，或者大城市的傳統的和為數可觀的貪污，似乎都是些比較小和容易對付的弊端。
更令人嚴重不安的是富豪和企業的最新花招、現代化的報紙、支配巨額工業資本積累的人的權力和手腕以及工人的有組織的政治熱情，這些工人念過小學，居住在方圓數百英裡的新的、衛生的、難以區别的郊區街道上。
每過幾年，就發明一種新的政治方法，這種方法如果行之有效，兩黨就都予以采用。
政治就像踢足球，流行的戰術不是制定規則的人期望的那些，而是球員發現能賴以取勝的那些，而人們隐約感到，他們的黨最可能賴以獲勝的權宜手段并不能把國家治理得最好。
更重要的是一種恐懼心理（往往表現在政治中發生新的問題之際），唯恐現行選舉制度承受不住強化了的社會沖突的壓力。
英國人讨論關稅問題、美國人讨論資本集中問題或德國人讨論社會民主問題，使用的論據不少都含有這種心理。
人們說，隻要不發生那些促使擁有财富和工業權力的人充分利用他們的機會的問題，普選就能運行得相當順利。
但是，如果哪一個現代國家的富人們認為，為了保證一項稅率，或使一個托拉斯合法化，或反對一項沒收性稅，值得将他們的三分之一的收入捐獻給一項政治基金，那麼，任何一種已制定的《懲治貪污法》都休想阻止他們花這筆錢。
如果他們這樣做，還得學許多本領，而制造情緒和輿論的本領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以緻整個政治較量的狀況今後将為之改觀。
任何一個現有的政黨，除非大大增加其基金，或找
乍看起來，關于最佳政體的大論戰似乎已最後解決，代議民主政體高奏凱歌。
四十年前，把一個大的現代國家的主權置于普選基礎之上，至少在歐洲，仍然可被說成是一個從未成功地進行過的試驗。
确實，英國憑借1867年的&ldquo冒險行動&rdquo[1]，成了當時唯一的一個實行民主和代議政體的歐洲大國。
但是今天，一個以普選為基礎的議會共和政體存在于法國，沒有遭到重大的反對或抗議。
意大利享有顯然十分穩固的君主立憲制。
奧地利剛宣布實行普選。
就連德皇在1907年選舉後也自稱是一場普選運動的勝利的領導者，而不是神權的繼承者。
絕大多數俄國人強烈地希望有一個擁有最高權力的議會，而反動的杜馬發現自己被形勢不斷向那個局面推進。
最信奉教皇至上主義的羅馬天主教徒要求給教皇管理教會财産的世俗權力，不再是作為理想的世界政府體系，而是作為在區區數平方英裡意大利領土内為一個教會的領導人争取行動自由的應急手段，這個教會的幾乎全體成員将始終是各立憲國家的選民。
沒有一個與十九世紀的共産主義運動和無政府主義運動相聯系的非代議民主制建議曾獲得公認，也未能以明确的建設性綱領姿态出現；而今天，幾乎所有那些希望借助社會變革使現代科學工業成果分配得更公平的人，都對工人階級的選舉活動寄予希望。
然而，就在那些最全心全意地接受代議民主的國家裡，政治家和政治研究者們似乎對他們的親身體驗迷惑不解，大失所望。
美國在這方面進行了最持久的試驗。
他們的憲法已存在一又四分之一個世紀，盡管對憲法細節的不同解釋曾引起争議甚至戰争，但是憲法的原則幾乎始終沒有受到過挑戰。
但是，就一個英國觀察者所能判斷，沒有一個美國人對其力量在聯邦、州和市的政治中還在不斷增強的選舉&ldquo機器&rdquo感到滿意。
在英國，不僅我們對代議民主的經驗遠遠不及美國，而且我們的政治傳統也傾向于使民主觀念甚至在民主體制的運行下也遲遲得不到充分認可。
然而，即便具體情況不同，英國最忠誠的民主主義者（如果他們與選舉組織的細枝末節有密切關系）同樣顯示出一種在美國已變得更為明顯的失望情緒。
我曾經幫助進行過許多次議會競選，也曾經在一連五次倫敦市議會選舉中當過候選人。
在上次競選中，我聽到我的兩位遊說者在談論當天的工作時不約而同說了一句：&ldquo這事情真怪。
&rdquo我在英國聽到不少職業政治代理人說過同樣的話，而這些人的效率卻取決于他們實事求是地看待選舉，不抱任何幻想。
我對德國或意大利的競選活動沒有親身體會，但是一年前當我和巴黎市議會的議員們談話時，我從他們當中的某些人身上仿佛看到對民主選舉制度的運行有幻想破滅的迹象。
在英美，人們還有這樣一種感覺，似乎産生最傷腦筋問題的是社會的新生力量，而不是腐朽力量。
在美國，選舉&ldquo機器&rdquo表現最惡劣是在那些其人口、财富和能量代表着其餘美國文明顯然正在追求的目标的新的大城市裡。
在英國，對任何一個目光遠大的人來說，老的漁港的猖獗的賄賂，或者大城市的傳統的和為數可觀的貪污，似乎都是些比較小和容易對付的弊端。
更令人嚴重不安的是富豪和企業的最新花招、現代化的報紙、支配巨額工業資本積累的人的權力和手腕以及工人的有組織的政治熱情，這些工人念過小學，居住在方圓數百英裡的新的、衛生的、難以區别的郊區街道上。
每過幾年，就發明一種新的政治方法，這種方法如果行之有效，兩黨就都予以采用。
政治就像踢足球，流行的戰術不是制定規則的人期望的那些，而是球員發現能賴以取勝的那些，而人們隐約感到，他們的黨最可能賴以獲勝的權宜手段并不能把國家治理得最好。
更重要的是一種恐懼心理（往往表現在政治中發生新的問題之際），唯恐現行選舉制度承受不住強化了的社會沖突的壓力。
英國人讨論關稅問題、美國人讨論資本集中問題或德國人讨論社會民主問題，使用的論據不少都含有這種心理。
人們說，隻要不發生那些促使擁有财富和工業權力的人充分利用他們的機會的問題，普選就能運行得相當順利。
但是，如果哪一個現代國家的富人們認為，為了保證一項稅率，或使一個托拉斯合法化，或反對一項沒收性稅，值得将他們的三分之一的收入捐獻給一項政治基金，那麼，任何一種已制定的《懲治貪污法》都休想阻止他們花這筆錢。
如果他們這樣做，還得學許多本領，而制造情緒和輿論的本領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以緻整個政治較量的狀況今後将為之改觀。
任何一個現有的政黨，除非大大增加其基金，或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