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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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徑加以比較&mdash&mdash風由社會吹來，線則指代隐藏在這些行為背後的構想。
參照我們與物理世界的聯系，上述風與暴風雨的比喻表明人的精神心靈無力幹涉社會進程，同時也表明社會進程遵從一定規律，這些規律難以被篡改。
社會世界連同其幾近穩定的成規習俗和飄忽不定的意見輿論，連同其各種小團體和芸芸大衆，似乎受自然規律的轄治。
換言之，我們可能也有理由将構成社會世界的各類現象分解為可重複性的元素，分析這些元素間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從而找出一定規律。
(24)在研究社會結構和社會變化時，曆史學家關注的事情很大程度上與社會科學家契合。
社會是第二自然&mdash&mdash就像我們業已被居住其中的大城市所吞噬。
順便說一下，今天的社會科學越來越借助計算技術來建立覆蓋各類社會進程的正規理論，尤其是大衆動力學領域。
(25)我是否可以認為，這種社會科學的數學化趨勢與物質世界的計算機可處理化遙相呼應呢？看來，現代大衆社會的發展取決于可預測性，即對社會意義重大的個體反應和行為模式的可操控性。
我們在預處理人民态度方面已經做得太過了；社會若要步其後塵，所謂的&ldquo個性&rdquo将化為一個數學原點&mdash&mdash也就是說，【26】人将成為統計學家夢寐以求之物。
（在當前氛圍下，關于誰正在操縱誰成為頭等難題。
） 這種關于社會機制之影響的認識，隻會暗中破壞我們對人類社會完美性的信念。
所有試圖調和這一信念與敗壞這一信念的事實之間的理論嘗試都訴諸同一論點，對此歌德（Goethe）關于靡菲斯特（Mephistopheles）(26)的定義是一完美範例：&ldquo一股力量，它總是欲求惡，但卻總是帶來善。
&rdquo這一論點很明顯帶有基督教神學意蘊，由以下兩個相互關聯的命題組成：首先，左右社會這一芸芸衆生構成的龐然大物的力量漠視人的更高追求，實屬邪惡。
其次，多虧一股籠罩在我們頭頂的神秘之力的介入，這些天生邪惡的力量才被誘導來服務人道之目的&mdash&mdash或許正是這種邪惡才促成人道的實現。
幕後操手是理性、匿名的内置裝置或是善良神意的其他替身，都無關宏旨。
曼德維爾（Mandeville）将私人惡德等同于公共美德；盡管亞當·斯密（AdamSmith）不願從惡習角度考慮個人私利，他還是需要一隻&ldquo看不見的手&rdquo對市場加以調控，把市場經營者的自私自利導向普遍的善。
當然，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康德提出的&ldquo神佑自然&rdquo（providentialnature）這一調節性觀念，神佑自然利用人的虛榮、貪婪和自私推動人類發展；同時還有黑格爾的世界精神或理性這一概念，世界精神巧妙地集置人的盲目激情為其所用。
一種力量從遠處指引我們的命運，這一觀念似乎流傳深遠。
蘭克（Ranke）懷疑是否存在這樣一種&ldquo神秘力量&rdquo(27)；黑格爾階段的馬克思采用這一觀念之下的推理框架；即使布克哈特也難免偶爾把玩這一概念。
(28) 這一觀念的吸引力可以從如下幾個原因加以追溯。
【27】首先，超個人之力的陳規主題可以從日常經驗中找到些許佐證；表面上的不幸可能是些僞裝的祝福；某一崇高事業的實現或許隻不過是緻力于這一事業的個人追求自我利益與自身發展的結果，如此等等。
更為重要的是，這一主題之所以看上去具有吸引力，是由于與之相伴的一個命題，即人類社會已全然腐壞。
康德認為，從外部觀察，曆史看上去似乎隻不過是關于毀滅之愚蠢與瘋狂的記錄。
這一命題與原罪說相呼應，一旦被接受，就需要某一幕後中介&mdash&mdash譬如黑格爾的狡黠理性或康德的自然策劃&mdash&mdash從惡中拯救善，從而取得人類難以獨自達至的成就。
整個論證基于人的盲目性與堕落性這一假設。
如今，這一假設事實上幾乎等同于如下觀點：人類事務具有自然事件之特征，曆史因此也應被歸入科學之行列。
這一觀點正是我在前文幾頁試圖加以公正評價的。
然而，這種關于社會現實或曆史現實的構想尚須進一步論證。
在對人類自由經驗的現代論述中，僅就其對曆史壯闊景觀的專注而言，蘭克的論證仍然具有經典性：&ldquo每時每刻都可能再次出現新的事物&hellip&hellip；沒有事物會僅僅為了自身之外的其他事物而存在；沒有什麼會完全融入他者的現實中。
&rdquo這種對自由之破壞力量的承認與對自由之局限的認識并行不悖。
但也并非絕對。
無論我們做什麼，蘭克繼續論證道，都受已經做過之事的影響，由此而來的一系列事件&mdash&mdash曆史&mdash&mdash因此就展現為自由與必然性的連貫交織。
(29)【28】除了對連貫性的強調，還可以假設這一論述傳達了一種有效體驗。
人是一相對自由的行動者。
（當然，個體的實際自由随既定的社會條件而改變。
極權體制下沒有自由；在一個沾沾自喜将其成員操控于股掌、行動一緻的社會，對自由的追尋純屬徒勞。
(30)但這并不影響那一體驗的真理價值。
至于其他情況，不是一直都有反叛的發生和死于酷刑的殉道者嗎？）有趣的是，今天擺脫了19世紀機械論觀念的理論物理學家似乎不願遵循托爾斯泰（Tolstoy）将自由意識僅僅描繪為一種心理幻覺。
舉例來說，馮·魏茨澤克先生不僅将意志的自由看作一種基本體驗，還提出這一體驗至少跟決定論學說同等重要，決定論終究是一種&ldquo理論&rdquo而非一種體驗，是面向未來實證研究的一項規劃而非既成事實。
即便他承認确定性原則不會被任何與之針鋒相對的内在必然性所打亂，他似乎依然對這一原則的有效性範圍表示質疑；他以不屑的口吻挑戰這一原則的辯護者：&ldquo關于我們行為的諸決定因素需要被展示出來，這樣我們才會相信它們。
&rdquo(31)他的這一挑戰讓我們想起愛森斯坦（Eisenstein）的一項實驗。
愛森斯坦計劃将西奧多·德萊塞（TheodoreDreise）的小說《美國悲劇》（AmericanTragedy）改編成電影&mdash&mdash一直沒有完成&mdash&mdash其中，在主人公克萊德（Clyde）決定淹死羅伯塔（Roberta）并使這次謀殺看上去是意外事件的關鍵時刻，愛森斯坦實驗插入一段&ldquo蒙太奇&rdquo序列。
用來表達克萊德&ldquo内心獨白&rdquo（monologueintérieur）的。
【29】這一影像序列是要描繪各種決定克萊德的行為動作的不同元素，完全按照愛森斯坦為之制定的&ldquo蒙太奇列表&rdquo進行。
它們包含大量可能相關的事物，黑色屏幕前零散的話語混合着匆匆閃過的沉默影像或各種&ldquo複調&rdquo聲響，影射動機或思想碎片的環境片段等。
(32)愛森斯坦準備這些蒙太奇列表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使觀者能夠感受到促使克萊德做出最終決定的元素之複雜性、無限性。
但在強調（亦即美學呈現）這種無限性時，這一序列也演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mdash&mdash我們将不得不無休止地滿足馮·魏茨澤克不切實際的要求，即必須宣稱能夠解釋我們決定與行為的所有因素展示出來。
理論上看，不可能滿足他的這一挑戰。
确定性原則無法驗證。
為何要過分強調闡釋的意義呢？在很多具體情況下，這種普遍性原則隻不過是海市蜃樓，誘惑我們做一些徒勞無功的事情。
有些行為和緊急狀況完全無法被分解為可重複性元素，也無法從先前或當下的情形出發做出滿意的解釋，因此最好将之看作不可化約的實體。
(33)我的預感是，即使拉普拉斯妖（LaplaceanDemon）(34)也難以将它們納入因果鍊之中。
也就是說，人類事務超出自然力及因果決定模式的維度。
由此看來，任何自稱一門嚴格意義上科學的曆史研究進路，遲早會遇到難以克服的障礙。
如果曆史是一門科學，那也是一門有所差異、另具特色的科學。
【30】參考某些社會學家是如何迂回曲折、鬼鬼祟祟地将曆史科學化，我們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點。
随便舉一個近來的例子，由于其粗俗易懂而備受歡迎。
查爾斯·蒂利（CharlesTilly）試圖從社會科學家的視角闡釋1793年的旺代叛亂（Vendéerevolt）。
(35)為了得出主要結論，他從其研究假設出發收集而來的證據中做出如下推斷：首先，在旺代那些傳統農業經濟與世界貿易和市場經濟相沖突的地區，叛亂達到高潮；其次，那一地區已經形成了具有革新意識的商業資産階級，同時還有與之對立的各類傳統派系，正是利益沖突觸發了兩者之間的矛盾對抗；然後，意識形态口号開始出現，随着沖突的深化，當反叛者自覺需要加強團結、緊密合作，這種意識形态口号才發揮了重要作用。
由此，蒂利開始召用某些特定行為規律，實施其闡釋意圖。
這些行為規律大都是可觀察到的社會生活特征&mdash&mdash譬如，經濟利益不同的群體不可避免會産生摩擦；如果雙方不妥協，在某些重要問題上很可能會造成兩極分化；随之而來的就是，某些組織盡管訴求不同，但為了對抗共同的敵人，會采取集體行動，如此等等。
但以這樣的方式蒂利取得了何種成效呢？即便我們同意，對這一時期的曆史學家而言，他的社會學分析路徑或許有用，但很難确保其曆史闡釋價值。
将上述一般原則和含混表述組合在一起，這種分析帶來的最多是關于在無人之境發生的一次反革命行為的籠統印象，完全談不上是對1793年旺代發生的那次反革命運動的特定闡釋。
為了真正接近目标，他必得輔之以與闡釋意圖更加密切相關的諸多決定性因素：彼時正在上演的那次叛亂，空氣中彌漫的騷動和戰争口号，以及一切都在發生的變化。
總而言之，他需要将旺代叛亂設想為一次曆史現象。
【31】 曆史還是偶然性的領域，随時都有新的開始。
在其中發現或強加的所有規律隻能在有效範圍内适用。
誠然，過去提供了足夠多的例子，證明精神力量可以洞穿習慣的堅硬外殼并克服社會制度中的固有惰性。
可是，如果人在某種程度上能夠自由意志與自由行動&mdash&mdash緻力于自己意願之事&mdash&mdash那就不需要某個幻影操偶師來翻雲覆雨、撥亂反正了（前提是可以被撥亂反正）。
與所有日常經驗相悖，我們也不必做出如下假設：正是由于某一實體化的操縱者所施展的詭計，邪惡精神和動物驅力才促使人類達至自己的理想目标。
靡菲斯特能夠以追求惡的方式創造善嗎？宗教戰争之恐怖能夠不可思議地導緻宗教寬容之賜福嗎？從世俗理性來看，這種本質上的神學命題隻不過是種虛假的悖論；它證明了一元論之謬誤，更确切地說，證明了如下根深蒂固之信念的謬誤：一元論原則&mdash&mdash或任一普遍理念&mdash&mdash會自動适應于它邏輯上涵蓋的各種具體情況。
不管這種高度抽象就其本身而言有效性如何，自上而下到達具體領域，其曆程絕非一條直線。
這聽上去十分平淡無奇&mdash&mdash天知道有多少介入其中的社會機制模糊了這一圖景&mdash&mdash但即便如此，相比求助某一神佑助力，我們還是更青睐于惡總會助長惡行、善通常來自善舉這一假設。
（否則，我們最終将不得不把希特勒看作人類的救世主了。
）布克哈特肯定了這一觀點及其務實之處。
【32】他直截了當地宣稱&ldquo後善絕不會寬宥前惡&rdquo，并且認為正是由于&ldquo正義與善良&rdquo之士的積極努力才緩解了（天性邪惡的）國家對其公民造成的痛苦。
(36) 現在，可以第一次給出一個正面（但仍須完善）的定義：曆史學家必須要講故事；以此補充對曆史的那種負面描述，即将曆史看作一門非科學或有所差異的科學。
注意，這裡的&ldquo故事&rdquo一詞是在寬泛意義上使用的，囊括所有叙事類型，包括描述在内。
曆史學家為何必須講故事呢？因為總是會碰到各種不可化約的實體&mdash&mdash除了起因于原本不相關的一系列事件的偶然結合，這些實體單元還标志着新事物的出現，它們超出自然的管轄範圍。
無疑，最好的解決方式不是将它們曲解為大量不同原因的必然影響，而是要對它們的紀實性表示敬意。
在我們處理這些事件、觀念或狀況的時候，決定論不再是可靠的向導。
最合适的闡釋方式在于對其加以叙述。
講故事時，曆史學家遵循基于曆史現實獨特性質的某種必然性。
這一點今天還沒有被廣泛認識到。
當代曆史學家好像不願被喚作&ldquo遊吟詩人&rdquo，急欲将曆史确定為一門科學，他們傾向于将全部着眼點放在科學程序與科學解釋上，而貶低叙事。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位傑出的美國曆史學家發現，有必要提醒同行抵制這一趨勢，赫克斯特（J.H.Hexter）說道：&ldquo我們很多人太過專注于分析和論證，因此陷入不知如何講述故事的危險境地，【33】甚至忘記了講故事才是曆史學者的真正職責。
&rdquo(37
參照我們與物理世界的聯系，上述風與暴風雨的比喻表明人的精神心靈無力幹涉社會進程，同時也表明社會進程遵從一定規律，這些規律難以被篡改。
社會世界連同其幾近穩定的成規習俗和飄忽不定的意見輿論，連同其各種小團體和芸芸大衆，似乎受自然規律的轄治。
換言之，我們可能也有理由将構成社會世界的各類現象分解為可重複性的元素，分析這些元素間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從而找出一定規律。
(24)在研究社會結構和社會變化時，曆史學家關注的事情很大程度上與社會科學家契合。
社會是第二自然&mdash&mdash就像我們業已被居住其中的大城市所吞噬。
順便說一下，今天的社會科學越來越借助計算技術來建立覆蓋各類社會進程的正規理論，尤其是大衆動力學領域。
(25)我是否可以認為，這種社會科學的數學化趨勢與物質世界的計算機可處理化遙相呼應呢？看來，現代大衆社會的發展取決于可預測性，即對社會意義重大的個體反應和行為模式的可操控性。
我們在預處理人民态度方面已經做得太過了；社會若要步其後塵，所謂的&ldquo個性&rdquo将化為一個數學原點&mdash&mdash也就是說，【26】人将成為統計學家夢寐以求之物。
（在當前氛圍下，關于誰正在操縱誰成為頭等難題。
） 這種關于社會機制之影響的認識，隻會暗中破壞我們對人類社會完美性的信念。
所有試圖調和這一信念與敗壞這一信念的事實之間的理論嘗試都訴諸同一論點，對此歌德（Goethe）關于靡菲斯特（Mephistopheles）(26)的定義是一完美範例：&ldquo一股力量，它總是欲求惡，但卻總是帶來善。
&rdquo這一論點很明顯帶有基督教神學意蘊，由以下兩個相互關聯的命題組成：首先，左右社會這一芸芸衆生構成的龐然大物的力量漠視人的更高追求，實屬邪惡。
其次，多虧一股籠罩在我們頭頂的神秘之力的介入，這些天生邪惡的力量才被誘導來服務人道之目的&mdash&mdash或許正是這種邪惡才促成人道的實現。
幕後操手是理性、匿名的内置裝置或是善良神意的其他替身，都無關宏旨。
曼德維爾（Mandeville）将私人惡德等同于公共美德；盡管亞當·斯密（AdamSmith）不願從惡習角度考慮個人私利，他還是需要一隻&ldquo看不見的手&rdquo對市場加以調控，把市場經營者的自私自利導向普遍的善。
當然，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康德提出的&ldquo神佑自然&rdquo（providentialnature）這一調節性觀念，神佑自然利用人的虛榮、貪婪和自私推動人類發展；同時還有黑格爾的世界精神或理性這一概念，世界精神巧妙地集置人的盲目激情為其所用。
一種力量從遠處指引我們的命運，這一觀念似乎流傳深遠。
蘭克（Ranke）懷疑是否存在這樣一種&ldquo神秘力量&rdquo(27)；黑格爾階段的馬克思采用這一觀念之下的推理框架；即使布克哈特也難免偶爾把玩這一概念。
(28) 這一觀念的吸引力可以從如下幾個原因加以追溯。
【27】首先，超個人之力的陳規主題可以從日常經驗中找到些許佐證；表面上的不幸可能是些僞裝的祝福；某一崇高事業的實現或許隻不過是緻力于這一事業的個人追求自我利益與自身發展的結果，如此等等。
更為重要的是，這一主題之所以看上去具有吸引力，是由于與之相伴的一個命題，即人類社會已全然腐壞。
康德認為，從外部觀察，曆史看上去似乎隻不過是關于毀滅之愚蠢與瘋狂的記錄。
這一命題與原罪說相呼應，一旦被接受，就需要某一幕後中介&mdash&mdash譬如黑格爾的狡黠理性或康德的自然策劃&mdash&mdash從惡中拯救善，從而取得人類難以獨自達至的成就。
整個論證基于人的盲目性與堕落性這一假設。
如今，這一假設事實上幾乎等同于如下觀點：人類事務具有自然事件之特征，曆史因此也應被歸入科學之行列。
這一觀點正是我在前文幾頁試圖加以公正評價的。
然而，這種關于社會現實或曆史現實的構想尚須進一步論證。
在對人類自由經驗的現代論述中，僅就其對曆史壯闊景觀的專注而言，蘭克的論證仍然具有經典性：&ldquo每時每刻都可能再次出現新的事物&hellip&hellip；沒有事物會僅僅為了自身之外的其他事物而存在；沒有什麼會完全融入他者的現實中。
&rdquo這種對自由之破壞力量的承認與對自由之局限的認識并行不悖。
但也并非絕對。
無論我們做什麼，蘭克繼續論證道，都受已經做過之事的影響，由此而來的一系列事件&mdash&mdash曆史&mdash&mdash因此就展現為自由與必然性的連貫交織。
(29)【28】除了對連貫性的強調，還可以假設這一論述傳達了一種有效體驗。
人是一相對自由的行動者。
（當然，個體的實際自由随既定的社會條件而改變。
極權體制下沒有自由；在一個沾沾自喜将其成員操控于股掌、行動一緻的社會，對自由的追尋純屬徒勞。
(30)但這并不影響那一體驗的真理價值。
至于其他情況，不是一直都有反叛的發生和死于酷刑的殉道者嗎？）有趣的是，今天擺脫了19世紀機械論觀念的理論物理學家似乎不願遵循托爾斯泰（Tolstoy）将自由意識僅僅描繪為一種心理幻覺。
舉例來說，馮·魏茨澤克先生不僅将意志的自由看作一種基本體驗，還提出這一體驗至少跟決定論學說同等重要，決定論終究是一種&ldquo理論&rdquo而非一種體驗，是面向未來實證研究的一項規劃而非既成事實。
即便他承認确定性原則不會被任何與之針鋒相對的内在必然性所打亂，他似乎依然對這一原則的有效性範圍表示質疑；他以不屑的口吻挑戰這一原則的辯護者：&ldquo關于我們行為的諸決定因素需要被展示出來，這樣我們才會相信它們。
&rdquo(31)他的這一挑戰讓我們想起愛森斯坦（Eisenstein）的一項實驗。
愛森斯坦計劃将西奧多·德萊塞（TheodoreDreise）的小說《美國悲劇》（AmericanTragedy）改編成電影&mdash&mdash一直沒有完成&mdash&mdash其中，在主人公克萊德（Clyde）決定淹死羅伯塔（Roberta）并使這次謀殺看上去是意外事件的關鍵時刻，愛森斯坦實驗插入一段&ldquo蒙太奇&rdquo序列。
用來表達克萊德&ldquo内心獨白&rdquo（monologueintérieur）的。
【29】這一影像序列是要描繪各種決定克萊德的行為動作的不同元素，完全按照愛森斯坦為之制定的&ldquo蒙太奇列表&rdquo進行。
它們包含大量可能相關的事物，黑色屏幕前零散的話語混合着匆匆閃過的沉默影像或各種&ldquo複調&rdquo聲響，影射動機或思想碎片的環境片段等。
(32)愛森斯坦準備這些蒙太奇列表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使觀者能夠感受到促使克萊德做出最終決定的元素之複雜性、無限性。
但在強調（亦即美學呈現）這種無限性時，這一序列也演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mdash&mdash我們将不得不無休止地滿足馮·魏茨澤克不切實際的要求，即必須宣稱能夠解釋我們決定與行為的所有因素展示出來。
理論上看，不可能滿足他的這一挑戰。
确定性原則無法驗證。
為何要過分強調闡釋的意義呢？在很多具體情況下，這種普遍性原則隻不過是海市蜃樓，誘惑我們做一些徒勞無功的事情。
有些行為和緊急狀況完全無法被分解為可重複性元素，也無法從先前或當下的情形出發做出滿意的解釋，因此最好将之看作不可化約的實體。
(33)我的預感是，即使拉普拉斯妖（LaplaceanDemon）(34)也難以将它們納入因果鍊之中。
也就是說，人類事務超出自然力及因果決定模式的維度。
由此看來，任何自稱一門嚴格意義上科學的曆史研究進路，遲早會遇到難以克服的障礙。
如果曆史是一門科學，那也是一門有所差異、另具特色的科學。
【30】參考某些社會學家是如何迂回曲折、鬼鬼祟祟地将曆史科學化，我們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點。
随便舉一個近來的例子，由于其粗俗易懂而備受歡迎。
查爾斯·蒂利（CharlesTilly）試圖從社會科學家的視角闡釋1793年的旺代叛亂（Vendéerevolt）。
(35)為了得出主要結論，他從其研究假設出發收集而來的證據中做出如下推斷：首先，在旺代那些傳統農業經濟與世界貿易和市場經濟相沖突的地區，叛亂達到高潮；其次，那一地區已經形成了具有革新意識的商業資産階級，同時還有與之對立的各類傳統派系，正是利益沖突觸發了兩者之間的矛盾對抗；然後，意識形态口号開始出現，随着沖突的深化，當反叛者自覺需要加強團結、緊密合作，這種意識形态口号才發揮了重要作用。
由此，蒂利開始召用某些特定行為規律，實施其闡釋意圖。
這些行為規律大都是可觀察到的社會生活特征&mdash&mdash譬如，經濟利益不同的群體不可避免會産生摩擦；如果雙方不妥協，在某些重要問題上很可能會造成兩極分化；随之而來的就是，某些組織盡管訴求不同，但為了對抗共同的敵人，會采取集體行動，如此等等。
但以這樣的方式蒂利取得了何種成效呢？即便我們同意，對這一時期的曆史學家而言，他的社會學分析路徑或許有用，但很難确保其曆史闡釋價值。
将上述一般原則和含混表述組合在一起，這種分析帶來的最多是關于在無人之境發生的一次反革命行為的籠統印象，完全談不上是對1793年旺代發生的那次反革命運動的特定闡釋。
為了真正接近目标，他必得輔之以與闡釋意圖更加密切相關的諸多決定性因素：彼時正在上演的那次叛亂，空氣中彌漫的騷動和戰争口号，以及一切都在發生的變化。
總而言之，他需要将旺代叛亂設想為一次曆史現象。
【31】 曆史還是偶然性的領域，随時都有新的開始。
在其中發現或強加的所有規律隻能在有效範圍内适用。
誠然，過去提供了足夠多的例子，證明精神力量可以洞穿習慣的堅硬外殼并克服社會制度中的固有惰性。
可是，如果人在某種程度上能夠自由意志與自由行動&mdash&mdash緻力于自己意願之事&mdash&mdash那就不需要某個幻影操偶師來翻雲覆雨、撥亂反正了（前提是可以被撥亂反正）。
與所有日常經驗相悖，我們也不必做出如下假設：正是由于某一實體化的操縱者所施展的詭計，邪惡精神和動物驅力才促使人類達至自己的理想目标。
靡菲斯特能夠以追求惡的方式創造善嗎？宗教戰争之恐怖能夠不可思議地導緻宗教寬容之賜福嗎？從世俗理性來看，這種本質上的神學命題隻不過是種虛假的悖論；它證明了一元論之謬誤，更确切地說，證明了如下根深蒂固之信念的謬誤：一元論原則&mdash&mdash或任一普遍理念&mdash&mdash會自動适應于它邏輯上涵蓋的各種具體情況。
不管這種高度抽象就其本身而言有效性如何，自上而下到達具體領域，其曆程絕非一條直線。
這聽上去十分平淡無奇&mdash&mdash天知道有多少介入其中的社會機制模糊了這一圖景&mdash&mdash但即便如此，相比求助某一神佑助力，我們還是更青睐于惡總會助長惡行、善通常來自善舉這一假設。
（否則，我們最終将不得不把希特勒看作人類的救世主了。
）布克哈特肯定了這一觀點及其務實之處。
【32】他直截了當地宣稱&ldquo後善絕不會寬宥前惡&rdquo，并且認為正是由于&ldquo正義與善良&rdquo之士的積極努力才緩解了（天性邪惡的）國家對其公民造成的痛苦。
(36) 現在，可以第一次給出一個正面（但仍須完善）的定義：曆史學家必須要講故事；以此補充對曆史的那種負面描述，即将曆史看作一門非科學或有所差異的科學。
注意，這裡的&ldquo故事&rdquo一詞是在寬泛意義上使用的，囊括所有叙事類型，包括描述在内。
曆史學家為何必須講故事呢？因為總是會碰到各種不可化約的實體&mdash&mdash除了起因于原本不相關的一系列事件的偶然結合，這些實體單元還标志着新事物的出現，它們超出自然的管轄範圍。
無疑，最好的解決方式不是将它們曲解為大量不同原因的必然影響，而是要對它們的紀實性表示敬意。
在我們處理這些事件、觀念或狀況的時候，決定論不再是可靠的向導。
最合适的闡釋方式在于對其加以叙述。
講故事時，曆史學家遵循基于曆史現實獨特性質的某種必然性。
這一點今天還沒有被廣泛認識到。
當代曆史學家好像不願被喚作&ldquo遊吟詩人&rdquo，急欲将曆史确定為一門科學，他們傾向于将全部着眼點放在科學程序與科學解釋上，而貶低叙事。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位傑出的美國曆史學家發現，有必要提醒同行抵制這一趨勢，赫克斯特（J.H.Hexter）說道：&ldquo我們很多人太過專注于分析和論證，因此陷入不知如何講述故事的危險境地，【33】甚至忘記了講故事才是曆史學者的真正職責。
&rdquo(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