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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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17】現代史學已經從舊式的關于總體曆史進程的哲學&mdash神學思辨中解脫出來&mdash&mdash盡管困難重重,代價巨大。

    但它與科學的關系如何呢?這是一個古老且嚴肅的問題&mdash&mdash曾使19世紀的曆史學家分為兩派,持久地論戰:他們竭力擺脫黑格爾形而上學及根深蒂固的神學偏見,同時反對孔德(Comte)和巴克爾(Buckle)将曆史&ldquo提升&rdquo為一門科學的主張。

    (1)還記得狄爾泰(Dilthey)不屈不撓、英勇無畏地将這種反科學的态度歸屬為人文科學或精神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en),正如他聲稱曆史科學門類在方法和進路上有别于自然科學(Naturwissenschaften):前者渴望&ldquo理解&rdquo曆史&ldquo生活&rdquo,後者則聚焦于控制自然進程的各類規則。

    (2)他将自己看作曆史學中的康德;某種意義上,他是一名曆史主義哲學家。

    然而,盡管他的觀點影響巨大,但他并未解決上述争端。

    李凱爾特(Rickert)當然也沒有,他認為個别化、價值關涉的曆史學方法與一般化、價值中立的科學方法之間存在根本區别,【18】這與狄爾泰更具包容性、更為深刻的洞見有異曲同工之處。

    (3)誠然,關于曆史是否為一門科學的争議将繼續充斥各類專業刊物,依然方興未艾。

    (4)縱觀這一争論,當前出現了一種明顯趨勢,試圖将曆史編纂學歸屬為各類精确科學之範疇。

    這種趨勢的倡導來源頗為奇怪:瓦萊裡(Valéry)沉迷于科學方法的透明度與清晰性,責怪一般曆史學家的出發點基于各類不加批判的混亂設想,要求他們以自然科學家的精确性明确提出他們的公理和假設。

    (5)他的建議與流行的各類偏好頗為合拍,可以從當前大多數理論和實踐中發現其端倪。

    就此,漢斯·蒙森(HansMommsen)教授在1961年一份有關曆史學方法的聲明中宣稱,狄爾泰和李凱爾特重點強調曆史學家關注個别化、獨特性的主張是錯誤的。

    他們的見解已經失去效力,他說道,因為他們并未正确看待曆史學研究與科學研究之間存在的相似之處。

    曆史學家必須确立類型,必須訴諸一般化;與科學家類似,他們也須力圖确證某一研究假設。

    (6)上述對曆史學方法的修正反映并承認了曆史探索方向的變化。

    二戰期間,馬克·布洛赫關注其事業未來之走向,他希望曆史&mdash&mdash&ldquo法國的一門科學&rdquo&mdash&mdash應該丢棄傳說和修辭,從&ldquo一種初步的叙述形式&rdquo成長為一項&ldquo理性分析的事業&rdquo。

    (7)曆史會遵循他的這一進路嗎?不管怎樣,曆史悠久、久負盛名的叙事體裁漸失吸引力,而分析論證開始扮演重要角色&mdash&mdash這種旨趣的變化很明顯使漸趨高漲的社會曆史學研究獲益匪淺。

    【19】不管原因何在,這一從叙事向論證、從描述向啟發式探究的轉變成為有益于知識界的一種風尚。

    科學的威望如日中天,隻會強化布洛赫與瓦萊裡所預想的那一趨勢;确實,我猜測很多曆史學家因其研究方法的混雜本質、因其位置的無法确定倍感愧疚。

    為了豐富這一圖景,不妨提一下如下這一滑稽可笑的畫面:某些敬業的社會科學家和人類學家得意揚揚于科學的威望,纡尊降貴地對傳統史學表示輕蔑與不滿。

    有人聲稱&ldquo曆史書寫&hellip&hellip正如目前為止一直進行的&hellip&hellip是一種半理性活動&rdquo,并且毫不猶豫地将從事這一活動的人與&ldquo欠發達民族的遊吟詩人&rdquo加以比較。

    (8)曆史學家靠什麼工作,再也沒有比這所知更少的了。

    這裡,你們可以看到斯諾(Snow)的&ldquo兩種文化&rdquo說:文人可能錯失核物理學的要點,但物理學家在這一點上完勝前者。

     如果可以表明人類事務受某些規律的支配,而這些規律涉及可重複的曆史現實元素之間的關系,那麼很明顯,遊吟詩人轉變成科學家的概率将大大增加。

    注意,這裡的&ldquo規律&rdquo一詞是在非嚴格的意義上使用的:它包含自然科學之規律,可使我們做出預測;它還指譬如心理學、經濟學、社會科學以及人類學等所渴求的那一規則,這些科學領域探究人性和人類行為的諸多方面。

    這些所謂的&ldquo行為科學&rdquo(一個容易讓人誤解的總稱)之規律近似于純粹的自然科學之規律。

    這些規律适用于各類事件模式,這些模式能否永久保持尚不明朗;它們宣稱能夠支配未來,不過是自吹自擂的虛僞。

    【20】但從曆史編纂學的角度看來,自然科學和行為科學可以合為一談,因為後者也是要探求并構建一種(貌似)不變的相似性。

    (9)當前,行為科學與曆史學的研究材料有重疊之處,不可否認可以産生大量&ldquo規律&rdquo,涉及具有曆史意義的各類數據&mdash&mdash人們經常參考社會生活的統計學規則來佐證這一事實。

    (10)曆史書寫應該充分利用行為科學研究結果的主張也就不足為奇了。

    吉爾伯特·默裡(GilbertMurray)早就贊揚過人類學對希臘宗教史研究的重要性,那時他的很多同事仍然拒絕跳出傳統古典學的藩籬。

    (11)不久前,深度心理學宣稱自己為重要支撐。

    納米爾(Namier)堅持認為,隻有借助心理分析術語人們才能充分闡釋人類行為;(12)多茲(E.R.Dodds)認為,希臘化時代的希臘人正是出于無意識&ldquo恐自由症&rdquo才會擁護星體決定論,自城邦消亡後,這種心理症狀一直萦繞在希臘人心頭。

    (13)我們也不應該忘記,自馬克斯·韋伯(MaxWeber)以來,曆史學與社會學之間的界限越發不明朗。

    不隻是曆史學家借用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社會科學家也會偶然入侵曆史學家的領地,似乎意欲将曆史學歸屬社會學名下。

     就表面看來,曆史現實充滿各種規則,與自然科學探求的宇宙規則類似。

    【21】相應地,人們必須假定人類事務應該歸入自然領域,或是自然領域的一種延伸。

    原則上,這種交融也可反面論證;我們可以想象,自然也具有人的曆史性特征。

    這種可能性在馬克思那裡得到強力支撐。

    馬克思将人看作自然的産物和動力;同時他将曆史确定為一辯證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通過勞動不僅馴服外在自然,還通過調整自然适應自身目标的方式改變自身,改變自己的存在屬性與存在方式。

    (14)因此,自然是運動的,其在時間中的同一性讓位于在時間中的生成性。

    最近,有人試圖從科學的角度來鞏固這一觀念。

    德國理論物理學家和哲學家馮·魏茨澤克(vonWeizsaecker)教授認為,這一觀念來源于熱力學&ldquo第二定律&rdquo(15)&mdash&mdash我懷疑這一論點超出了嚴格意義上物理學定律的範疇。

    即便如此,自然的曆史性這一命題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馬克思本人也隻是部分贊同;盡管他相信自然&mdash&mdash正如人身上所體現的&mdash&mdash受曆史變化的影響,但他似乎賦予關于我們人類的外部自然以一種非辯證的獨立狀态,因此具有(相對的)不變性。

    (16)另外,馮·魏茨澤克估算宇宙的曆史壽命超過上千億年,(17)那麼我們盡可放心,在某一不确定的時間内,自然因素将繼續産生它們預期的各種影響。

     其要點是,自然如果有變化,其速率也非常緩慢。

    事實上,人類不是深深地紮根于自然嗎?地理與氣候,人類的生理學構造與動物本能共同決定着人類的行為。

    (18)這些都是常見的影響,【22】并被如下事實所強化:人類的精神生活遵從一條原則,它影響到個體可以支配的精力多少及其分配情況。

    而這一事實目前尚未引起普遍關注。

    我們不妨稱之為&ldquo腦力經濟原則&rdquo,可作如下闡釋:如果一個人集中精力緻力于人類事務的某一領域,他對其他領域很可能隻是被動接受;某一領域的生産力意味着其他領域的松散無力;實際上,沒有人能在各條戰線、所有領域保持同等的活力與熱忱。

    作為政治思想家的愛因斯坦比起物理學家的愛因斯坦要遜色得多。

    也就是說,内在生活存在一個&ldquo惰性區域&rdquo,其中批判屈服于不加評判的接受,積極探索讓位于自由放任(laissezfaire)。

    在這一區域中,我們屈從于慣例與偏見,成為習慣的奴隸,以可預見的方式行事。

    實際上,這也完全是自然現象的一個方面。

    精神會情不自禁地陷入此種狀态。

    (19) 個體身上的這一面更加适用于實踐某一觀念或追求某一目标的各類團體。

    根據自由主義的觀點,這樣的團體&mdash&mdash某一政黨,宗教派别,或者民權組織&mdash&mdash應該被看作團體内各個體成員的集合。

    然而,這一觀點同關于集體的浪漫主義概念一樣站不住腳,後者認為集體應該是一超個人的實體,擁有獨特精神。

    事實上,一個團體的基本單元并非一個人的全部,而隻是他的某一部分&mdash&mdash符合團體共同志向的那一部分。

    個體太過&ldquo屬于&rdquo自我的那一部分不在考慮之内。

    這并不妨礙黨派成員全身心地投入某項事業中;充滿激情的黨徒将自身的部分可能性擦除,全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23】這樣一來,團體就由削減過的個體所組成,其中混合了各類碎片化的人格,這些人格碎片是由團體意欲實現的理念所挑選或創造出的。

    因此,這就如一枚磁鐵把散落在大量材料中的鐵碎屑吸附在一起。

    鑒于此,團體行為要比個體行為更為死闆,也更好計算。

    舉例說明,在某一非此即彼的目标驅動下,一個團體不會對社會環境的逐步變化有所反應,而是忽略這些變化,一段時間内徑直向前&mdash&mdash直到達至某一節點,此時,團體或許正式改變自己的路線,以調整自身适應新的形勢。

    這時候,團體也許會分裂為保守派系和進步派系,原因在于其成員對如何最好地實現團體目标持不同意見&mdash&mdash表面的一緻之下暗潮湧動&mdash&mdash這些相互沖突的見解已經發展到難以壓制、不可調和的地步。

    如果說個體進行調整與反應的順序是以曲線形式展開,那團體面對社會現實的方式則相當于一系列串聯在一起的直線,每條直線各有其指向,與某一時刻的需要保持一緻;這些直線的結點處通常意味着危機。

    與個體相比,團體跟猛犸象一樣行動笨拙。

    團體的運轉展現為規律,一定程度上可以預測。

    它們接近于自然進程。

    (20) 團體與個體是社會整體的主要構件。

    現在,社會不僅僅是多重利益寓居其中、相互競争的競技場了,而是具有自身獨立的屬性&mdash&mdash一個具有各種獨特性能的實體。

    這些性能的一個顯著特征表現為社會建基于上的物質材料的某一特殊品質:它們大多落入精神廁身其中但卻察覺不到的那一惰性區域。

    這些物質材料&mdash&mdash譬如習俗、禮儀、特定機制、不斷重複的日常行為等&mdash&mdash共同形成我們社會生存的背景。

    【24】不管是過去令人歡欣鼓舞的激情歲月及其沉澱,還是為了正在追求的事業而做的預設規劃,都被認為是理所當然,從未被當作争議之事加以關注或認真對待。

    另外,正是由于這些因素及其發展過程中産生的調節力量幾乎不被人關注,它們才具有強大的生存能力。

    (21)這些相對穩定的固定裝置在更為流動的物質中逗留:這就是輿論的流動與沖洗。

    漂浮不定的輿論之流不斷傳播,因此難以期待它們能夠嚴格反映某一時刻的主要利益和意識形态。

    它們基于道聽途說,且缺乏連貫性&mdash&mdash在像我們這樣一個本真知識漸趨難得、彙聚了大量選擇的時代,情況必然如此。

    輿論的運轉傳達出的印象源于各類無意識偏好和各種變動不居的情緒(盡管經常被操控)。

    &ldquo輿論氣候&rdquo這一術語恰當地表達了輿論如天氣一樣具有不确定性。

    危機産生時,各種輿論意見可能會聯合一起不斷壯大,産生具有重大意義的運動和決斷&mdash&mdash因此,一種傷感與怨憤的混合情感及不斷喧嚣的混亂觀念可能導緻曆史的轉變。

    柏拉圖懼怕這種狂亂風暴,建議哲學家&ldquo在狂風暴雨或風沙漫天之時避于矮牆之下&rdquo。

    (22)(可是,難道暴風雨不可以清除烏雲與風沙嗎?) 總之,社會充滿各種難以控制的事件,因為這些事件偶然發生于腦力強度幾近為零的昏暗地帶。

    這一點可由下面這一平常經驗所确證:社會似乎憑借自身力量運轉,使陷入社會之網的一切事情發生變形。

    它吞噬落入其中的所有觀念,并且在使這些觀念适應其難以言明之需要的過程中,【25】通常徹底扭曲這些觀念的原初意義。

    同樣的,受各種在社會中運轉的複雜力量影響,所有原本旨在改變某一既定事務之狀态的行為都發生了偏移,以緻這些行為的實際效果與它們的預期效應相去甚遠。

    托克維爾(Tocqueville)将它們在社會世界中的進程與&ldquo風筝在風與線的相反作用下&rdquo(23)所劃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