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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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方中通何以必欲&ldquo代父直心直如矢&rdquo？《論交篇》中又道，&ldquo我父生前受名累，身後患難尤難堪&rdquo，何以謂之&ldquo身後患難&rdquo，又何以較之生前尤為&ldquo難堪&rdquo？惟一的解釋是方以智的被誣，乃是名節被污，其所惡有甚于死者。
不願&ldquo對簿虜廷&rdquo，下拜于異族衣冠之前，惟有一死，可免此厄。
而既死則不獨自洗其無端之污。
且當時談及方案，如遇猛虎瘟疫，避之惟恐不速不遠，則期望公道自在人心，輿論能為之洗刷，亦不可能。
是故方中通&ldquo不畏死，血滿紙，痛哭陳情詳院司&rdquo。
而方中通妻陳舜英，《粵難作夫子被羁》一詩：&ldquo便捐男子血，成就老親名。
君指天為誓，餘懷刃是盟&rdquo，亦道出底蘊，方中通&ldquo指天為誓&rdquo者，必是父誣不白，甯死不出獄。
此與季辛吉名譽不能洗刷，便當辭職的堅決表示，意思約略相仿。
于此，可知方氏仇家所構陷方以智的罪名，必然以智九死所不甘誣服者。
論案情，則自為牽涉及于可召族誅巨禍的謀反大逆，但以忠于明室的遺民反清，理所當然，即或被誣，于名節何損？而竟非以死相争不可，則所誣以何案，略知清初史實者，皆可指而出之。
留待後論。
我又頗疑，構陷方以智者，為方中通的至交，甚或曾同問學于穆尼閣。
《論交篇》起始，以二十餘句強調人情險，決非無因而發，餘如次： &ldquo交道誠難論，何況在今日，變幻态無窮，險情不一。
張耳、陳馀少相知，安知兇終機在刎頸時？孫膑、龐涓不同學，安有複有鲸刖之慘，馬陵之悲？茫茫天地一開眼，古今人情若印闆，愈厚愈密愈益疏，四海九州之人如同産。
噫嘻膚上毛，欲割便揮刀；區區膠投漆，何得久堅牢？又如相依複相遷，幸舍代舍遷不倦；今朝武安座上逢，昨晚魏其門下見。
較量輕重隻争毫發間，趨舍何必死生與貴賤？&rdquo 此詩引用古人凡五，&ldquo今朝武安座上逢，昨夜魏其門下見&rdquo，乃指籍福。
&ldquo幸舍代舍&rdquo典出《史記孟嘗君傳》，處賓客的館舍分三等：傳舍、幸舍、代舍。
總結此詩所引五古人而欲表達其對交道的看法是：見利忘義。
引孫膑、龐涓的故事，則又似同學忌才。
總之，整首詩以三分之一的篇幅以證交道難論，決非全然為了反襯下文&ldquo忽然一遇侯公子&rdquo，而是有本事在内的。
至于當時新舊派曆法之争，則不僅學術之辨，意氣之争，更關乎生死禍福，窮通富貴，其事之嚴重，以及争鬥之烈，遠超過後世的想像。
隻以在學術上康熙親自主持，且新優于舊，亦成定論，故舊派無法翻案，其争鬥過程，遂亦漸漸泯滅，蛛絲馬迹，猶可想見仿佛。
阮元輯《疇人傳》，楊光先傳後有論。
&ldquo論曰：錢少詹大昕曰：&lsquo吾友戴東原嘗言：歐羅巴人以重價購《不得已》而焚毀之，蓋深惡之也。
光先于步天之學本不甚深，不旋踵而敗，宜哉！然《摘謬十論》&hellip&hellip則固明于推步所不能廢也。
元（阮元自稱）所藏《不得已》卷末有雜記數條，不著撰人名氏，中一條雲：歙人言，光先南歸至山東暴卒，蓋為西人毒死。
&rdquo洋人購楊光先所著《不得已》而毀之，其事不可知。
戴東原雖為大儒，于永樂大典中搜得王錫闡、梅文鼎所未及見的算書，能正調補脫，可知其天算之學的造詣，但戴氏著作中，有《氣穴記》一卷、《葬法贅言》四卷，是猶不免将天文地理與堪輿混為一談。
則于曆法惡西洋而為楊光先張目，亦無怪其然。
至于&ldquo西人毒死&rdquo楊光先，就情理而言，殊不可能。
不過，楊光先一疏，謂選榮親王葬期錯誤，用心實嫌惡毒，湯若望被誣既已大白，楊光先陷諸台官于死而竟不抵罪，自為死者家人親友所不甘，因而采取報複行為，或者有之。
以上假設禍由方中通而起，乃因介入新舊曆法之争而結怨；或者為人見利忘義而出賣，皆待進一步求證，始可判斷此假設有無成立的可能。
但方以智被誣的謀反案，必與吳三桂有關。
換言之，即助吳三桂謀反，則筆者自信，此一假設，定必不誤。
吳三桂叛清，事起于康熙十二年冬，但異謀早著，而滿清忌吳，則更早始于吳三桂入緬殺永曆帝以後。
劉健述所著《庭聞錄》卷四： &ldquo康熙元年十一月十一日，诏加吳三桂爵平西親王。
二年，奏繳大将軍印。
有内大臣論三桂子額驸應熊曰：&lsquo往日永曆在緬，邊方多故；故予芳父将印，重事權也。
今天下大定矣！據之不還何為者？&rsquo三桂不得已具疏上之，怏怏不怿。
&rdquo 此為忌吳的明證。
康熙自言，親政後以三事自矢，必欲底成。
其一即為撤藩。
自鼈拜伏誅，開始積極着手，而以吳三桂為第一目标。
按：康熙八年五月誅鼈拜後，六月以米思翰為戶部尚書，九年二月以金光祖為廣東廣西總督，馬雄鎮為廣西巡撫，四年以蔡毓榮為四川湖廣總督，七月以王輔臣為陝西提督，十年五月以朱國治為雲南巡撫，十一月以明珠為兵部尚書。
據此人事調動，可以析出其意義如下： 一、康熙自誅鼈拜後，立即開始部署撤藩，而以米思翰調補戶部尚書為其起點。
二、撤藩的第一目标為吳三桂，亦以吳三桂難制為第一顧慮。
康熙九年對西南、西北文武大員的調動，完成了對吳三桂包圍的态勢。
三、康熙十年調朱國治為雲南巡撫，為對吳三桂态度強硬的表示。
而以明珠為兵部尚書，則是決心用兵了。
這三點分析，可從上述諸人的背景、性格求得解釋。
茲先述米思翰，此人出身于滿洲八大貴族之一的富察氏，至乾隆年間極貴，米思翰子李榮保，為高宗孝賢純皇後之父。
李榮保子傅恒為大學士，傅恒子福康安&ldquo一身被異數十三&rdquo，而實為高宗的私生子，筆者别有考證，不贅。
《清史稿-米思翰傳》： &ldquo米思翰&hellip&hellip授内務府總管，輔政大臣從假尚方器物，力拒之。
聖祖親政，知其守正，授禮部侍郎，八年擢戶部尚書，列議政大臣。
是時，各直省歲賦，聽有政使存留司庫，蠹弊相仍，米思翰疏請通饬各直省，俸饷諸經費所馀，悉解部。
由是勾稽出納權，盡屬戶部。
十二年，尚可喜疏請撤藩。
吳三桂、耿精忠疏繼入，下戶兵工部，米思翰與兵部尚書明珠議，三藩并撤。
有言吳三桂不可撤者，以兩議入奏，米思翰堅持宜并撤，議乃定。
&rdquo 撤藩原為康熙早己默定于心的決策，但當時滿清親貴大臣中或畏三藩勢力，或受三藩籠絡，反對撤藩者甚多。
吳三桂子應熊又尚至為額驸，等于他父親派在京中的坐探，所以康熙對撤藩之意守持甚密，惟與少數近臣密商，米思翰與明珠皆力贊帝意者。
其後米思翰一家之貴，固與此不無關系。
明珠貪黩弄權，而康熙曲予優容，在撤藩之先，康熙深思熟慮，早已料定，決不能如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之輕易。
如最後決裂，不能不用兵，則所持者何？自應有一打算，用米思翰為戶部尚書，并即展開整理财政的工作，即為籌饷的開始。
至于用金光祖、馬鎮雄、蔡毓榮，或因其熟悉地方，或因其忠誠可靠，或因其才具出衆，而目的皆在對付吳三桂。
王輔臣之被任為陝西提督，用心更昭然若揭。
而康熙之籠絡王輔臣，更出常情之外。
劉獻廷《廣陽雜記》有極生動的描寫。
記王輔臣與吳三桂之侄應期交惡，以三桂袒侄，緻使輔臣寒心，以巨金&ldquo遍賄朝廷左右暨用事者&rdquo，得補為平涼提督，以後的情事雲： &ldquo報至滇南，平西聞之，如失左右手。
歎曰：&lsquo小子費亦不賀矣！家私幾何，乃如此胡為耶？&rsquo及至辭王，王待之愈厚，執手涕泣曰：&lsquo爾至平涼，無忘老夫！汝家貧，人口衆，萬裡迢迢，何以當此？&rsquo遂出帑二萬兩，以為路費。
&rdquo 吳三桂亦可謂善于補過，輸誠之心，惟恐不至。
但手段不及康熙，《廣陽雜記》記召見王輔臣的情況如此： &ldquo上坐内廷以待，望見喜曰：&lsquo有武臣如此，朕複何憂？&rsquo自此恩澤頻加，賞賓屢及；無日不诏人，語必移時。
廷臣駭然，不知其何自也。
都下哄傳，以為平西有密語，令主入奏&hellip&hellip上謂之曰：&lsquo欲留汝于朝，朝夕接見，但平涼邊庭重地，非汝不可，其命欽天監擇好日以行。
&rsquo時值歲暮，而定期歲内；上又謂之曰：&lsquo行期近矣！朕不能舍，上天在迩，其陪朕看燈，過而後行。
&rsquo更命欽天監擇吉日于上元之後。
居期入辭，溫語良久，授以方略，重加賞賜。
禦座前有蟠龍豹尾槍一對，上指謂輔臣曰：&lsquo此槍先帝遺以付朕者。
朕每出必列此槍于馬前，以無忘先帝。
汝先帝之臣，朕兄帝之子，它物不足珍，其分此一槍以賜汝。
汝持此往鎮平涼，見此一槍如見朕，朕見此槍如見汝矣！&rsquo輔臣拜伏于地，泣不能起。
&rdquo 雍正以後之籠絡年羹堯，即師父故智，但矯揉造作過甚，令人肉麻。
康熙之籠絡王輔臣，則确能使被籠絡者死心塌地。
當時康熙所以不惜降尊纡貴如此，正可反證他對吳三桂防範之周之密。
至于吳三桂既反，王輔臣竟未能發揮康熙所預期的作用，則又為另一回事，論王輔臣本心，固未負康熙。
康熙十年調朱國治為雲南巡撫，為康熙決意制服吳三桂，不惜決裂的表示。
朱國治其人，在康熙初年，為江南士林的公敵。
朱國治不久去官，走得很不光明，無名氏《研堂見聞雜記》雲： &ldquo撫臣朱國治既以錢糧興大獄，又殺吳郡諸生一二十人，知外人怨之入骨。
适以丁憂罷。
故事：隸旗下者例不丁憂，守喪二十七日，即出視事。
公守喪畢，具疏請進止。
朝議許其終制，另推新撫韓公世琦尚未莅位，朱恐吳人為變，倉猝離位，輕舟遁去，吳中為幸。
朝議以大臣擅離泛地，拟降五級，而嚴旨切責，革職為民。
&rdquo 按：三年之喪照例守制兩年三個月，亦即二十七個月為服滿。
旗下改月為日，父母之喪隻&ldquo穿孝二十七日&rdquo。
朱國治具疏請進止，乃自知衆怒難犯，急謀退隐。
新任巡撫韓世琦，亦為漢軍。
隸正紅旗，原任順天巡撫。
順治十八年十月裁順天巡撫一缺，韓世琦即改調江蘇（彼時猶稱江甯巡撫）。
順天即沈陽，赴調需時，而朱國治去職而未離位，形勢益危。
其時蘇州民風尚未如後來之柔弱。
天啟中，魏忠賢遣東廠缇騎至蘇州逮捕周順昌，白靴校尉為吳人擊殺，前之可鑒，所以朱國治輕舟遁去。
至于遭遇&ldquo革職為民&rdquo的嚴譴，自是朝中因為秦銷案辦得太嚴刻，有意貶抑朱國治，借平民憤。
康熙十年朱國治複起，被任為雲南巡撫。
惟一的原因，即由于朱國治以漢人而忠于滿洲，為政苛峻。
如果對吳三桂采取強硬态度，則用他到雲南去跟平西王周旋，是最理想的人選。
康熙十二年冬，吳三桂舉兵，朱國治首先被害，劉健《庭聞錄》記： &ldquo三桂召各官赴王府會議。
中丞朱公率衆往，賊黨不候全害之，刃之下乃死，餘皆被執。
朱中丞&hellip&hellip素為賊黨切齒，三桂使其子飛騎傳谕，不得輕殺，至則中丞已身首殊。
&rdquo《研堂見聞雜記》謂朱國治被&ldquo提出開膛枭示&rdquo，則惡之甚，言之亦過甚了。
以上所引叙，皆在證明康熙對吳三挂遲早必叛，已經料定。
而防範惟恐不周，亦有事實可稽。
表面上幾大臣言官有公然奏劾吳三桂者，無不獲譴，乃是故為安撫，以待謀定後動。
其實，對吳三桂的動态，無時不在注意之中。
内地入滇投靠吳三桂，以及吳三桂所遣親信赴内地活動的情況，皆有密報到京。
方以智的被禍，我的假設，即因以訛傳訛，誤認方以智為吳三桂的親信，潛入安徽。
可能為方光琛之子方學詩曾回徽州活動，而方孝标曾入滇獻詩吳三桂，故誤方學詩為&ldquo方學士&rdquo。
而方學士與方以智音似，滿文奏折中漢人名字皆為音譯，更易誤會。
假設雖可大膽立論，但假設之能成立，必須經過邏輯的考驗。
逐次排除其不能者，至最後僅剩者，方能作為假設。
今按康熙初年屬于&ldquo謀反大逆&rdquo的案子，不外朱三太子的傳聞，及三藩之亂。
幹連朱三太子的疑案甚多，且每與和尚有關，似與方以智的情況相近。
但果為推戴朱三太子以起事複明，則方以智即或被誣，固與名節無損，方中通不必以死力争，一通道理已在前面談過，無須多說。
其次，謀反決非一人之事，幹連必衆，王夫之論族誅曾申明其義。
而方以智一案不聞有他人牽連，孟心史先生《明烈皇殉國後紀》篇雲：&ldquo東華錄自康熙十二年始，屢破獲朱三太子幹連犯案，多不勝載。
&rdquo是則方以智如幹連朱三太子案，何以官書獨無記載。
凡此皆足證明，方以智與此類案件無關。
至于牽涉及于三藩之亂，如歸罪于謀反大逆，則又分兩種情況，一為事發的按問，一為事前的猜防。
方以智案雖發于吳三桂舉事之前，但吳三桂反形早著，康熙防堵甚嚴，已如前述，則誣指方以智為吳三桂親信，潛入安徽等地活動，是很可能發生的事，但事必有因，或者方學詩确曾潛回徽州。
行蹤曾
不願&ldquo對簿虜廷&rdquo，下拜于異族衣冠之前，惟有一死，可免此厄。
而既死則不獨自洗其無端之污。
且當時談及方案，如遇猛虎瘟疫，避之惟恐不速不遠，則期望公道自在人心，輿論能為之洗刷，亦不可能。
是故方中通&ldquo不畏死，血滿紙，痛哭陳情詳院司&rdquo。
而方中通妻陳舜英，《粵難作夫子被羁》一詩：&ldquo便捐男子血，成就老親名。
君指天為誓，餘懷刃是盟&rdquo，亦道出底蘊，方中通&ldquo指天為誓&rdquo者，必是父誣不白，甯死不出獄。
此與季辛吉名譽不能洗刷，便當辭職的堅決表示，意思約略相仿。
于此，可知方氏仇家所構陷方以智的罪名，必然以智九死所不甘誣服者。
論案情，則自為牽涉及于可召族誅巨禍的謀反大逆，但以忠于明室的遺民反清，理所當然，即或被誣，于名節何損？而竟非以死相争不可，則所誣以何案，略知清初史實者，皆可指而出之。
留待後論。
我又頗疑，構陷方以智者，為方中通的至交，甚或曾同問學于穆尼閣。
《論交篇》起始，以二十餘句強調人情險，決非無因而發，餘如次： &ldquo交道誠難論，何況在今日，變幻态無窮，險情不一。
張耳、陳馀少相知，安知兇終機在刎頸時？孫膑、龐涓不同學，安有複有鲸刖之慘，馬陵之悲？茫茫天地一開眼，古今人情若印闆，愈厚愈密愈益疏，四海九州之人如同産。
噫嘻膚上毛，欲割便揮刀；區區膠投漆，何得久堅牢？又如相依複相遷，幸舍代舍遷不倦；今朝武安座上逢，昨晚魏其門下見。
較量輕重隻争毫發間，趨舍何必死生與貴賤？&rdquo 此詩引用古人凡五，&ldquo今朝武安座上逢，昨夜魏其門下見&rdquo，乃指籍福。
&ldquo幸舍代舍&rdquo典出《史記孟嘗君傳》，處賓客的館舍分三等：傳舍、幸舍、代舍。
總結此詩所引五古人而欲表達其對交道的看法是：見利忘義。
引孫膑、龐涓的故事，則又似同學忌才。
總之，整首詩以三分之一的篇幅以證交道難論，決非全然為了反襯下文&ldquo忽然一遇侯公子&rdquo，而是有本事在内的。
至于當時新舊派曆法之争，則不僅學術之辨，意氣之争，更關乎生死禍福，窮通富貴，其事之嚴重，以及争鬥之烈，遠超過後世的想像。
隻以在學術上康熙親自主持，且新優于舊，亦成定論，故舊派無法翻案，其争鬥過程，遂亦漸漸泯滅，蛛絲馬迹，猶可想見仿佛。
阮元輯《疇人傳》，楊光先傳後有論。
&ldquo論曰：錢少詹大昕曰：&lsquo吾友戴東原嘗言：歐羅巴人以重價購《不得已》而焚毀之，蓋深惡之也。
光先于步天之學本不甚深，不旋踵而敗，宜哉！然《摘謬十論》&hellip&hellip則固明于推步所不能廢也。
元（阮元自稱）所藏《不得已》卷末有雜記數條，不著撰人名氏，中一條雲：歙人言，光先南歸至山東暴卒，蓋為西人毒死。
&rdquo洋人購楊光先所著《不得已》而毀之，其事不可知。
戴東原雖為大儒，于永樂大典中搜得王錫闡、梅文鼎所未及見的算書，能正調補脫，可知其天算之學的造詣，但戴氏著作中，有《氣穴記》一卷、《葬法贅言》四卷，是猶不免将天文地理與堪輿混為一談。
則于曆法惡西洋而為楊光先張目，亦無怪其然。
至于&ldquo西人毒死&rdquo楊光先，就情理而言，殊不可能。
不過，楊光先一疏，謂選榮親王葬期錯誤，用心實嫌惡毒，湯若望被誣既已大白，楊光先陷諸台官于死而竟不抵罪，自為死者家人親友所不甘，因而采取報複行為，或者有之。
以上假設禍由方中通而起，乃因介入新舊曆法之争而結怨；或者為人見利忘義而出賣，皆待進一步求證，始可判斷此假設有無成立的可能。
但方以智被誣的謀反案，必與吳三桂有關。
換言之，即助吳三桂謀反，則筆者自信，此一假設，定必不誤。
吳三桂叛清，事起于康熙十二年冬，但異謀早著，而滿清忌吳，則更早始于吳三桂入緬殺永曆帝以後。
劉健述所著《庭聞錄》卷四： &ldquo康熙元年十一月十一日，诏加吳三桂爵平西親王。
二年，奏繳大将軍印。
有内大臣論三桂子額驸應熊曰：&lsquo往日永曆在緬，邊方多故；故予芳父将印，重事權也。
今天下大定矣！據之不還何為者？&rsquo三桂不得已具疏上之，怏怏不怿。
&rdquo 此為忌吳的明證。
康熙自言，親政後以三事自矢，必欲底成。
其一即為撤藩。
自鼈拜伏誅，開始積極着手，而以吳三桂為第一目标。
按：康熙八年五月誅鼈拜後，六月以米思翰為戶部尚書，九年二月以金光祖為廣東廣西總督，馬雄鎮為廣西巡撫，四年以蔡毓榮為四川湖廣總督，七月以王輔臣為陝西提督，十年五月以朱國治為雲南巡撫，十一月以明珠為兵部尚書。
據此人事調動，可以析出其意義如下： 一、康熙自誅鼈拜後，立即開始部署撤藩，而以米思翰調補戶部尚書為其起點。
二、撤藩的第一目标為吳三桂，亦以吳三桂難制為第一顧慮。
康熙九年對西南、西北文武大員的調動，完成了對吳三桂包圍的态勢。
三、康熙十年調朱國治為雲南巡撫，為對吳三桂态度強硬的表示。
而以明珠為兵部尚書，則是決心用兵了。
這三點分析，可從上述諸人的背景、性格求得解釋。
茲先述米思翰，此人出身于滿洲八大貴族之一的富察氏，至乾隆年間極貴，米思翰子李榮保，為高宗孝賢純皇後之父。
李榮保子傅恒為大學士，傅恒子福康安&ldquo一身被異數十三&rdquo，而實為高宗的私生子，筆者别有考證，不贅。
《清史稿-米思翰傳》： &ldquo米思翰&hellip&hellip授内務府總管，輔政大臣從假尚方器物，力拒之。
聖祖親政，知其守正，授禮部侍郎，八年擢戶部尚書，列議政大臣。
是時，各直省歲賦，聽有政使存留司庫，蠹弊相仍，米思翰疏請通饬各直省，俸饷諸經費所馀，悉解部。
由是勾稽出納權，盡屬戶部。
十二年，尚可喜疏請撤藩。
吳三桂、耿精忠疏繼入，下戶兵工部，米思翰與兵部尚書明珠議，三藩并撤。
有言吳三桂不可撤者，以兩議入奏，米思翰堅持宜并撤，議乃定。
&rdquo 撤藩原為康熙早己默定于心的決策，但當時滿清親貴大臣中或畏三藩勢力，或受三藩籠絡，反對撤藩者甚多。
吳三桂子應熊又尚至為額驸，等于他父親派在京中的坐探，所以康熙對撤藩之意守持甚密，惟與少數近臣密商，米思翰與明珠皆力贊帝意者。
其後米思翰一家之貴，固與此不無關系。
明珠貪黩弄權，而康熙曲予優容，在撤藩之先，康熙深思熟慮，早已料定，決不能如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之輕易。
如最後決裂，不能不用兵，則所持者何？自應有一打算，用米思翰為戶部尚書，并即展開整理财政的工作，即為籌饷的開始。
至于用金光祖、馬鎮雄、蔡毓榮，或因其熟悉地方，或因其忠誠可靠，或因其才具出衆，而目的皆在對付吳三桂。
王輔臣之被任為陝西提督，用心更昭然若揭。
而康熙之籠絡王輔臣，更出常情之外。
劉獻廷《廣陽雜記》有極生動的描寫。
記王輔臣與吳三桂之侄應期交惡，以三桂袒侄，緻使輔臣寒心，以巨金&ldquo遍賄朝廷左右暨用事者&rdquo，得補為平涼提督，以後的情事雲： &ldquo報至滇南，平西聞之，如失左右手。
歎曰：&lsquo小子費亦不賀矣！家私幾何，乃如此胡為耶？&rsquo及至辭王，王待之愈厚，執手涕泣曰：&lsquo爾至平涼，無忘老夫！汝家貧，人口衆，萬裡迢迢，何以當此？&rsquo遂出帑二萬兩，以為路費。
&rdquo 吳三桂亦可謂善于補過，輸誠之心，惟恐不至。
但手段不及康熙，《廣陽雜記》記召見王輔臣的情況如此： &ldquo上坐内廷以待，望見喜曰：&lsquo有武臣如此，朕複何憂？&rsquo自此恩澤頻加，賞賓屢及；無日不诏人，語必移時。
廷臣駭然，不知其何自也。
都下哄傳，以為平西有密語，令主入奏&hellip&hellip上謂之曰：&lsquo欲留汝于朝，朝夕接見，但平涼邊庭重地，非汝不可，其命欽天監擇好日以行。
&rsquo時值歲暮，而定期歲内；上又謂之曰：&lsquo行期近矣！朕不能舍，上天在迩，其陪朕看燈，過而後行。
&rsquo更命欽天監擇吉日于上元之後。
居期入辭，溫語良久，授以方略，重加賞賜。
禦座前有蟠龍豹尾槍一對，上指謂輔臣曰：&lsquo此槍先帝遺以付朕者。
朕每出必列此槍于馬前，以無忘先帝。
汝先帝之臣，朕兄帝之子，它物不足珍，其分此一槍以賜汝。
汝持此往鎮平涼，見此一槍如見朕，朕見此槍如見汝矣！&rsquo輔臣拜伏于地，泣不能起。
&rdquo 雍正以後之籠絡年羹堯，即師父故智，但矯揉造作過甚，令人肉麻。
康熙之籠絡王輔臣，則确能使被籠絡者死心塌地。
當時康熙所以不惜降尊纡貴如此，正可反證他對吳三桂防範之周之密。
至于吳三桂既反，王輔臣竟未能發揮康熙所預期的作用，則又為另一回事，論王輔臣本心，固未負康熙。
康熙十年調朱國治為雲南巡撫，為康熙決意制服吳三桂，不惜決裂的表示。
朱國治其人，在康熙初年，為江南士林的公敵。
朱國治不久去官，走得很不光明，無名氏《研堂見聞雜記》雲： &ldquo撫臣朱國治既以錢糧興大獄，又殺吳郡諸生一二十人，知外人怨之入骨。
适以丁憂罷。
故事：隸旗下者例不丁憂，守喪二十七日，即出視事。
公守喪畢，具疏請進止。
朝議許其終制，另推新撫韓公世琦尚未莅位，朱恐吳人為變，倉猝離位，輕舟遁去，吳中為幸。
朝議以大臣擅離泛地，拟降五級，而嚴旨切責，革職為民。
&rdquo 按：三年之喪照例守制兩年三個月，亦即二十七個月為服滿。
旗下改月為日，父母之喪隻&ldquo穿孝二十七日&rdquo。
朱國治具疏請進止，乃自知衆怒難犯，急謀退隐。
新任巡撫韓世琦，亦為漢軍。
隸正紅旗，原任順天巡撫。
順治十八年十月裁順天巡撫一缺，韓世琦即改調江蘇（彼時猶稱江甯巡撫）。
順天即沈陽，赴調需時，而朱國治去職而未離位，形勢益危。
其時蘇州民風尚未如後來之柔弱。
天啟中，魏忠賢遣東廠缇騎至蘇州逮捕周順昌，白靴校尉為吳人擊殺，前之可鑒，所以朱國治輕舟遁去。
至于遭遇&ldquo革職為民&rdquo的嚴譴，自是朝中因為秦銷案辦得太嚴刻，有意貶抑朱國治，借平民憤。
康熙十年朱國治複起，被任為雲南巡撫。
惟一的原因，即由于朱國治以漢人而忠于滿洲，為政苛峻。
如果對吳三桂采取強硬态度，則用他到雲南去跟平西王周旋，是最理想的人選。
康熙十二年冬，吳三桂舉兵，朱國治首先被害，劉健《庭聞錄》記： &ldquo三桂召各官赴王府會議。
中丞朱公率衆往，賊黨不候全害之，刃之下乃死，餘皆被執。
朱中丞&hellip&hellip素為賊黨切齒，三桂使其子飛騎傳谕，不得輕殺，至則中丞已身首殊。
&rdquo《研堂見聞雜記》謂朱國治被&ldquo提出開膛枭示&rdquo，則惡之甚，言之亦過甚了。
以上所引叙，皆在證明康熙對吳三挂遲早必叛，已經料定。
而防範惟恐不周，亦有事實可稽。
表面上幾大臣言官有公然奏劾吳三桂者，無不獲譴，乃是故為安撫，以待謀定後動。
其實，對吳三桂的動态，無時不在注意之中。
内地入滇投靠吳三桂，以及吳三桂所遣親信赴内地活動的情況，皆有密報到京。
方以智的被禍，我的假設，即因以訛傳訛，誤認方以智為吳三桂的親信，潛入安徽。
可能為方光琛之子方學詩曾回徽州活動，而方孝标曾入滇獻詩吳三桂，故誤方學詩為&ldquo方學士&rdquo。
而方學士與方以智音似，滿文奏折中漢人名字皆為音譯，更易誤會。
假設雖可大膽立論，但假設之能成立，必須經過邏輯的考驗。
逐次排除其不能者，至最後僅剩者，方能作為假設。
今按康熙初年屬于&ldquo謀反大逆&rdquo的案子，不外朱三太子的傳聞，及三藩之亂。
幹連朱三太子的疑案甚多，且每與和尚有關，似與方以智的情況相近。
但果為推戴朱三太子以起事複明，則方以智即或被誣，固與名節無損，方中通不必以死力争，一通道理已在前面談過，無須多說。
其次，謀反決非一人之事，幹連必衆，王夫之論族誅曾申明其義。
而方以智一案不聞有他人牽連，孟心史先生《明烈皇殉國後紀》篇雲：&ldquo東華錄自康熙十二年始，屢破獲朱三太子幹連犯案，多不勝載。
&rdquo是則方以智如幹連朱三太子案，何以官書獨無記載。
凡此皆足證明，方以智與此類案件無關。
至于牽涉及于三藩之亂，如歸罪于謀反大逆，則又分兩種情況，一為事發的按問，一為事前的猜防。
方以智案雖發于吳三桂舉事之前，但吳三桂反形早著，康熙防堵甚嚴，已如前述，則誣指方以智為吳三桂親信，潛入安徽等地活動，是很可能發生的事，但事必有因，或者方學詩确曾潛回徽州。
行蹤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