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 思想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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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梁的常常改變主張，成為一個鮮明的對照的，是百折不回，始終緻力于革命的孫中山。
孫中山待人寬大，樂于與人為善，在主義上則首尾一貫，決不動搖或妥協。
梁啟超在己亥、庚子兩年肯革命，孫中山對他優禮有加，傾心相待，不因他是康有為的弟子而稍存顧慮。
梁拿了孫中山的信去檀香山，在檀香山竊占了孫中山的革命團體，而孫中山一時也并未對他聲讨。
甚至，到了梁在加拿大與美國大張旗鼓，遍設保皇會分會之時，孫中山也仍未對梁有所動作。
癸卯年（1903年）下半年以後，梁把《新民叢報》變成了一個專與革命為敵的言論機關，孫中山忍無可忍，不得不開始一場猛烈的思想戰了。
孫中山在八月初六日啟程去檀香山與美國，把梁所恃為聲援的兩個地區，加以收複。
行前，他命令馮自由負責在日本的黨務，私事托黎煥墀（炳垣）料理。
八月十五日，孫中山到達檀香山。
不久，便在同志程蔚南所辦的《隆記報》發表了一篇富有曆史意義的文章，題為《敬告同鄉書》。
孫中山的《敬告同鄉書》，把梁啟超所發明而保皇會所藉以蠱惑人心的“名為保皇，實則革命”八個字，一刀砍成兩段，明明白白地劃清界限，指出保皇便是保皇，革命便是革命，不容混淆。
“夫革命與保皇，理不相容，勢不兩立。
今梁以一人而持二說，首鼠兩端。
其所言革命屬真，則保皇之說必僞。
而其所言保皇屬真，則革命之說亦僞矣。
&hellip&hellip革命者，志在倒滿而興漢；保皇者，志在扶滿而臣清。
事理相反，背道而馳。
&hellip&hellip吾人革命，不說保皇；彼輩保皇，何必偏稱革命？誠能如康有為之率直，明來反對，雖失身于異族，不愧為男子也。
公等&hellip&hellip如果以客帝為可依，甘為萬劫不複之奴隸則亦已矣。
如知冰山之難恃，滿漢之不容，二百六十年亡國之可恥，四萬萬漢族之可興，則宜大倡革命，毋惑保皇。
” 保皇會在檀香山的言論機關，叫做《新中國報》。
《新中國報》的主筆陳繼俨（儀侃）不敢用真姓名和孫中山開筆戰，卻用了一個化名，寫出一篇《敬告保皇會同志書》，登在12月29日的該報，說他們主張保皇是為了愛國，反對革命為了怕列強趁火打劫來瓜分，希望君主立憲是因為認定君主立憲為共和的過渡。
孫中山于是寫了《駁保皇報書》一文登在《隆記報》，來答複陳儀侃。
孫中山說：“試問其所愛之國，為大清國乎？抑中華國乎？&hellip&hellip若彼所愛之國為中華國，則不當以保皇為愛國之政策。
蓋保異種而奴中華，非愛國，實害國也。
”關于瓜分的恐吓，孫中山說：“若人心日醒，發奮為雄，大舉革命，一起而倒此殘腐将死之滿清政府，則列國将欽我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窺伺瓜分之事哉？”至于，以君主立憲為共和的過渡，孫中山說陳儀侃是把憲法（constitution）與過渡（transition）兩個名詞混為一談。
“推彼之語，必當先經立憲君主而後可成立憲民主，乃合進化之次序也。
&hellip&hellip是要行二次之破壞。
&hellip&hellip夫破壞者，一次已嫌其多矣，又何必故意以行二次？夫今日，專制之時代也。
必先破壞此專制，乃得行君主或民主之立憲也。
既有力以破壞之，則君主民主随我所擇。
如&lsquo過渡&rsquo焉，與其滞乎中流，何不一棹而登彼岸，為一勞永逸之計也？” 陳儀侃曾經說“達爾文有與提倡法國三次革命之功”，又說“法國死于革命者一千二百萬人”。
孫中山指出“達爾文乃英人”。
當法國第一次革命之時，彼尚未出世；當第二次革命之時，彼尚未成學；當第三次革命之時，彼尚未聞名于世。
孫中山也指出，巴黎雖經三次革命，“而未遇揚州十日之屠，廣州洗城之慘，就使巴黎全城之民皆死于革命，三次計之，亦不足此數。
” 檀香山的思想界，經過孫中山與陳儀侃一場筆戰以後，看清楚了革命與保皇的确是兩回事，也漸漸了解愛國救國隻有革命的一條路可走。
若幹的一度上了梁啟超的當，或灰了心的興中會會員，紛紛重新集合于孫中山的革命旗幟之
孫中山待人寬大，樂于與人為善，在主義上則首尾一貫，決不動搖或妥協。
梁啟超在己亥、庚子兩年肯革命，孫中山對他優禮有加，傾心相待，不因他是康有為的弟子而稍存顧慮。
梁拿了孫中山的信去檀香山，在檀香山竊占了孫中山的革命團體，而孫中山一時也并未對他聲讨。
甚至，到了梁在加拿大與美國大張旗鼓，遍設保皇會分會之時，孫中山也仍未對梁有所動作。
癸卯年（1903年）下半年以後，梁把《新民叢報》變成了一個專與革命為敵的言論機關，孫中山忍無可忍，不得不開始一場猛烈的思想戰了。
孫中山在八月初六日啟程去檀香山與美國，把梁所恃為聲援的兩個地區，加以收複。
行前，他命令馮自由負責在日本的黨務，私事托黎煥墀（炳垣）料理。
八月十五日，孫中山到達檀香山。
不久，便在同志程蔚南所辦的《隆記報》發表了一篇富有曆史意義的文章，題為《敬告同鄉書》。
孫中山的《敬告同鄉書》，把梁啟超所發明而保皇會所藉以蠱惑人心的“名為保皇，實則革命”八個字，一刀砍成兩段，明明白白地劃清界限，指出保皇便是保皇，革命便是革命，不容混淆。
“夫革命與保皇，理不相容，勢不兩立。
今梁以一人而持二說，首鼠兩端。
其所言革命屬真，則保皇之說必僞。
而其所言保皇屬真，則革命之說亦僞矣。
&hellip&hellip革命者，志在倒滿而興漢；保皇者，志在扶滿而臣清。
事理相反，背道而馳。
&hellip&hellip吾人革命，不說保皇；彼輩保皇，何必偏稱革命？誠能如康有為之率直，明來反對，雖失身于異族，不愧為男子也。
公等&hellip&hellip如果以客帝為可依，甘為萬劫不複之奴隸則亦已矣。
如知冰山之難恃，滿漢之不容，二百六十年亡國之可恥，四萬萬漢族之可興，則宜大倡革命，毋惑保皇。
” 保皇會在檀香山的言論機關，叫做《新中國報》。
《新中國報》的主筆陳繼俨（儀侃）不敢用真姓名和孫中山開筆戰，卻用了一個化名，寫出一篇《敬告保皇會同志書》，登在12月29日的該報，說他們主張保皇是為了愛國，反對革命為了怕列強趁火打劫來瓜分，希望君主立憲是因為認定君主立憲為共和的過渡。
孫中山于是寫了《駁保皇報書》一文登在《隆記報》，來答複陳儀侃。
孫中山說：“試問其所愛之國，為大清國乎？抑中華國乎？&hellip&hellip若彼所愛之國為中華國，則不當以保皇為愛國之政策。
蓋保異種而奴中華，非愛國，實害國也。
”關于瓜分的恐吓，孫中山說：“若人心日醒，發奮為雄，大舉革命，一起而倒此殘腐将死之滿清政府，則列國将欽我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窺伺瓜分之事哉？”至于，以君主立憲為共和的過渡，孫中山說陳儀侃是把憲法（constitution）與過渡（transition）兩個名詞混為一談。
“推彼之語，必當先經立憲君主而後可成立憲民主，乃合進化之次序也。
&hellip&hellip是要行二次之破壞。
&hellip&hellip夫破壞者，一次已嫌其多矣，又何必故意以行二次？夫今日，專制之時代也。
必先破壞此專制，乃得行君主或民主之立憲也。
既有力以破壞之，則君主民主随我所擇。
如&lsquo過渡&rsquo焉，與其滞乎中流，何不一棹而登彼岸，為一勞永逸之計也？” 陳儀侃曾經說“達爾文有與提倡法國三次革命之功”，又說“法國死于革命者一千二百萬人”。
孫中山指出“達爾文乃英人”。
當法國第一次革命之時，彼尚未出世；當第二次革命之時，彼尚未成學；當第三次革命之時，彼尚未聞名于世。
孫中山也指出，巴黎雖經三次革命，“而未遇揚州十日之屠，廣州洗城之慘，就使巴黎全城之民皆死于革命，三次計之，亦不足此數。
” 檀香山的思想界，經過孫中山與陳儀侃一場筆戰以後，看清楚了革命與保皇的确是兩回事，也漸漸了解愛國救國隻有革命的一條路可走。
若幹的一度上了梁啟超的當，或灰了心的興中會會員，紛紛重新集合于孫中山的革命旗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