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 康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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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派&hellip&hellip不為危險激烈之言。
”在政治立場上，他開始時仍舊是一個漸進主義的君主立憲論者，不敢與康分道揚镳。
然而，在學術方面，他在正月間便發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論”，反對康的“孔教”，“惜其重誣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
（後來，他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之中，追叙這件事：“啟超自三十（壬寅年）以後，已絕口不談&lsquo僞經&rsquo，亦不甚談&lsquo改制&rsquo，而其師康有為大倡&lsquo設孔教會&rsquo、&lsquo定國教&rsquo、&lsquo祀天配孔&rsquo諸議，國中附和不乏，啟超不謂然，屢起而駁之。
”“康、梁學派遂分。
”） 這一年夏天以後，梁在《新民叢報》上的态度，漸漸趨向于革命、反清。
康有為寫信罵他，他忍到了十月，就給康回了一封信，痛痛快快地“詳陳”己見。
梁在信上很不客氣地對康說：“大同之說（指《大同書》），在中國固由先生精思獨辟，而在泰西實已久為陳言。
”這兩句話，已經很夠叫康發火。
梁又說：“今日，民族主義最發達之時代。
非有此精神，決不能立國。
弟子誓焦舌秃筆以倡之，決不能棄去者也。
而所以喚起民族精神者，勢不得不攻滿洲。
日本以讨幕為最适宜之主義，中國以讨滿為最适宜之主義。
弟子所見，謂無以易此矣。
今日望歸政，望複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滿朝皆仇敵，百事腐敗已久，雖召吾黨歸用之，而亦決不能行其志也。
”末了，論及革命，梁以為無論你怕不怕革命，而革命遲早是免不了的，不如早一點實行革命好。
“先生懼破壞，弟子亦未始不懼。
然以為破壞終不可得免，愈遲則愈慘，毋甯早耳。
” 梁而且進一步向康抗辯，說弟子之中好談革命反清的不止他一人。
“徐（勤）、歐（榘甲）在（舊金山）文興（報）所發之論，所記之事，雖弟子視之猶為詟栗。
其論廣東宜速籌自立之法一篇，稿凡二十七續，&lsquo滿賊&rsquo&lsquo清賊&rsquo之言盈篇溢紙。
檀香山《新中國報》亦然。
《新民（叢）報》之含蓄亦甚矣。
樹園（韓文舉），吾黨中最長者也，然其惡滿洲之心更熱。
《新民（叢）報》中&lsquo扪虱談虎&rsquo一門。
及&lsquo人肉樓&rsquo等篇，樹園筆也。
同門之人，皆趨于此。
夫樹園、君勉（徐勤），豈肯背師之人哉？然皆若此！實則受先生救國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時勢，實不得不然也。
先生受皇上厚恩，誓不肯齒及一字，固屬仁至義盡，至門弟子等心先生之心，以愛國同歸而殊途，一緻而百慮，似亦不必禁之矣。
來示謂此報為黨報&hellip&hellip即以黨人之意論之&hellip&hellip恐亦畫諾者十之七八也。
” 同月，他創辦了《新小說雜志》，在其中登載了一篇《新中國未來記》，預言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二年将有“大中華民主國”的“開國五十年紀念”。
這個大中華民主國的第一任大總統姓羅名在田（暗指光緒皇帝，姓愛新覺“羅”，名“載湉”），第二任大總統姓黃，名克強（與革命元勳黃興的号相巧合，當時他還不認識黃興，這黃克強三字，隻是“取黃帝子孫能自強自立之意”）。
癸卯年陰曆正月二十三日，梁離開橫濱，直航加拿大。
在加拿大住了兩個月，去美國，由北而南，由東而西，漫遊各埠，受各埠保皇會會員及一般華僑的招待，作演講，募捐，而且在紐約見了美國社會黨領袖哈利遜，在“哈佛”見到了容闳，在華盛頓見到了美國國務卿海約翰與西奧多·羅斯福，最後又在洛杉矶，辦了一座秘密的軍事學校。
梁啟超于癸卯年（1903年）十月二十三日回抵日本橫濱，在政治主張上卻又放棄了反清與革命。
半年以前，他還說“中國舍革命外無别法”（見三月初四日所寫的一封給徐勤的信）。
四個多月以前，他接到蔣智由（觀雲）的信，又看到橫濱保皇會的人所抄寄章炳麟從監獄裡寫給吳敬恒的信，以為章炳麟之所以入獄，真是由于吳敬恒向俞明震“告密”，深駭于吳之“鬼蜮手段乃至此極”，慨乎其言之地說“似此人而可為此事，則又何人而可信耶？念之痛哭。
中國之亡，不亡于頑固，而亡于新黨，悲夫，悲夫！&hellip&hellip滬上被逮六名（章炳麟、鄒容、程吉甫、錢允生、陳仲彜、龍積之）想可無礙。
然弟近數月來，懲新黨棼亂腐敗之狀，乃益不敢複倡革義矣。
” 到了橫濱以後，他先後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三篇反對革命的文章：《論俄羅斯虛無黨》、《答飛生》、《答和事人》。
此後的兩三年，他保持了這種反對革命的态度。
他的好朋友黃遵憲在甲辰年（1904年）七月初四有一封信規勸他：“公自悔功利之說、破壞之說之足以誤國也，乃一意反而守舊，欲以講學為教中國不二法門&hellip&hellip謂保國粹即能固國本，此非其時，仆未敢附和也。
&hellip&hellip言屢易端，難于見信。
人苟不信，曷貴多言。
”
”在政治立場上，他開始時仍舊是一個漸進主義的君主立憲論者，不敢與康分道揚镳。
然而，在學術方面，他在正月間便發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論”，反對康的“孔教”，“惜其重誣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
（後來，他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之中，追叙這件事：“啟超自三十（壬寅年）以後，已絕口不談&lsquo僞經&rsquo，亦不甚談&lsquo改制&rsquo，而其師康有為大倡&lsquo設孔教會&rsquo、&lsquo定國教&rsquo、&lsquo祀天配孔&rsquo諸議，國中附和不乏，啟超不謂然，屢起而駁之。
”“康、梁學派遂分。
”） 這一年夏天以後，梁在《新民叢報》上的态度，漸漸趨向于革命、反清。
康有為寫信罵他，他忍到了十月，就給康回了一封信，痛痛快快地“詳陳”己見。
梁在信上很不客氣地對康說：“大同之說（指《大同書》），在中國固由先生精思獨辟，而在泰西實已久為陳言。
”這兩句話，已經很夠叫康發火。
梁又說：“今日，民族主義最發達之時代。
非有此精神，決不能立國。
弟子誓焦舌秃筆以倡之，決不能棄去者也。
而所以喚起民族精神者，勢不得不攻滿洲。
日本以讨幕為最适宜之主義，中國以讨滿為最适宜之主義。
弟子所見，謂無以易此矣。
今日望歸政，望複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滿朝皆仇敵，百事腐敗已久，雖召吾黨歸用之，而亦決不能行其志也。
”末了，論及革命，梁以為無論你怕不怕革命，而革命遲早是免不了的，不如早一點實行革命好。
“先生懼破壞，弟子亦未始不懼。
然以為破壞終不可得免，愈遲則愈慘，毋甯早耳。
” 梁而且進一步向康抗辯，說弟子之中好談革命反清的不止他一人。
“徐（勤）、歐（榘甲）在（舊金山）文興（報）所發之論，所記之事，雖弟子視之猶為詟栗。
其論廣東宜速籌自立之法一篇，稿凡二十七續，&lsquo滿賊&rsquo&lsquo清賊&rsquo之言盈篇溢紙。
檀香山《新中國報》亦然。
《新民（叢）報》之含蓄亦甚矣。
樹園（韓文舉），吾黨中最長者也，然其惡滿洲之心更熱。
《新民（叢）報》中&lsquo扪虱談虎&rsquo一門。
及&lsquo人肉樓&rsquo等篇，樹園筆也。
同門之人，皆趨于此。
夫樹園、君勉（徐勤），豈肯背師之人哉？然皆若此！實則受先生救國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時勢，實不得不然也。
先生受皇上厚恩，誓不肯齒及一字，固屬仁至義盡，至門弟子等心先生之心，以愛國同歸而殊途，一緻而百慮，似亦不必禁之矣。
來示謂此報為黨報&hellip&hellip即以黨人之意論之&hellip&hellip恐亦畫諾者十之七八也。
” 同月，他創辦了《新小說雜志》，在其中登載了一篇《新中國未來記》，預言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二年将有“大中華民主國”的“開國五十年紀念”。
這個大中華民主國的第一任大總統姓羅名在田（暗指光緒皇帝，姓愛新覺“羅”，名“載湉”），第二任大總統姓黃，名克強（與革命元勳黃興的号相巧合，當時他還不認識黃興，這黃克強三字，隻是“取黃帝子孫能自強自立之意”）。
癸卯年陰曆正月二十三日，梁離開橫濱，直航加拿大。
在加拿大住了兩個月，去美國，由北而南，由東而西，漫遊各埠，受各埠保皇會會員及一般華僑的招待，作演講，募捐，而且在紐約見了美國社會黨領袖哈利遜，在“哈佛”見到了容闳，在華盛頓見到了美國國務卿海約翰與西奧多·羅斯福，最後又在洛杉矶，辦了一座秘密的軍事學校。
梁啟超于癸卯年（1903年）十月二十三日回抵日本橫濱，在政治主張上卻又放棄了反清與革命。
半年以前，他還說“中國舍革命外無别法”（見三月初四日所寫的一封給徐勤的信）。
四個多月以前，他接到蔣智由（觀雲）的信，又看到橫濱保皇會的人所抄寄章炳麟從監獄裡寫給吳敬恒的信，以為章炳麟之所以入獄，真是由于吳敬恒向俞明震“告密”，深駭于吳之“鬼蜮手段乃至此極”，慨乎其言之地說“似此人而可為此事，則又何人而可信耶？念之痛哭。
中國之亡，不亡于頑固，而亡于新黨，悲夫，悲夫！&hellip&hellip滬上被逮六名（章炳麟、鄒容、程吉甫、錢允生、陳仲彜、龍積之）想可無礙。
然弟近數月來，懲新黨棼亂腐敗之狀，乃益不敢複倡革義矣。
” 到了橫濱以後，他先後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三篇反對革命的文章：《論俄羅斯虛無黨》、《答飛生》、《答和事人》。
此後的兩三年，他保持了這種反對革命的态度。
他的好朋友黃遵憲在甲辰年（1904年）七月初四有一封信規勸他：“公自悔功利之說、破壞之說之足以誤國也，乃一意反而守舊，欲以講學為教中國不二法門&hellip&hellip謂保國粹即能固國本，此非其時，仆未敢附和也。
&hellip&hellip言屢易端，難于見信。
人苟不信，曷貴多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