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 思想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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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孫中山遺留下的墨寶之中,有一封1906年10月16日寫給新加坡的同志張永福的信。信中說:“海外各地,日來(革命運動)亦多進步。托東京印&lsquo革命軍&rsquo者有數處。茲将河内同志所印就者寄上一本。照此版式,每萬本印費三百四十元,二千本印費九十元。前貴地同志已集款欲印,未知款已收齊否?若已收齊,宜從速印之,分派各處,必能大動人心,他日必收好果。”

    孫中山在此以前,于甲辰年(1904年)陰曆二三月間,便已在舊金山把《革命軍》印了一萬一千冊,分寄美洲及南洋各地。這一萬一千冊是交給當地的中西日報社排印的,印費約合五百元,中西日報社沒有收,作為捐贈。郵寄各地的郵費,由緻公堂擔負,也作為捐贈。

    孫中山對于《革命軍》的重視,從熱心加以重印的事實上,可見一斑。孫中山在《孫文學說》中的“有志竟成”一章裡說:“鄒容著有《革命軍》一書,為排滿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為力甚大,此則革命風潮初盛時代也。”

    孫中山于庚子惠州之役以後,便已注重思想方面的戰鬥。他在橫濱與東京,緻力啟發留日學生,差不多天天都接見他們,而奔走聯絡于其間的是馮自由。馮自由在乙未年(1895年)便已随着父親鏡如加入了橫濱興中會。那時候他的年齡才有十四歲,是當時二十幾個同志之中最年輕的一個,也差不多是這二十幾個同志之中唯一的學生。其後,他進了橫濱大同學校,和鄭貫一、馮斯栾等人同學;又在己亥年(1899年)進了梁啟超在東京所設的“高等大同學校”,與秦力山、唐才常的弟弟才質、林圭、蔡艮寅(锷)等人都成了同學,也就有機會認識了這些同學的朋友:高等大同學校以外的留日學生,例如戢翼翚(元丞)、沈雲翔、黎科、吳祿貞等人,而影響了他們。至于王寵惠與李自重,由于均是廣東人,馮自由的同鄉,馮自由和他們更特别親密。

    馮自由常常帶了鄭貫一、馮斯栾、李自重、王寵惠這四人,從東京到橫濱,拜訪孫中山于前田橋的寓所。孫中山和興中會的同志黎炳垣、溫炳臣、陳和,對他們十分歡迎。不久,便産生了辛醜年(1901年)春天的“廣東獨立協會”。這協會的發起人,正是馮自由與鄭、馮、李、王,加上一個梁仲猷。所謂“廣東獨立”,并不是要把廣東從中國分出來,另成一個國家,而是針對當時清廷即将把廣東割讓給法國的謠傳,不甘作亡省之奴的廣東留日學生為了先發制人,而勇敢地提出來的一種抗議:甯可脫離清廷而獨立,不願視桑梓淪為法國的殖民地。

    比“廣東獨立協會”更早,可算是留日學生最早的一個組織是“勵志會”,成立于庚子年(1900年)。它不是一個革命團體,隻是感情上的結合。它的主幹人物是戢翼翚與沈雲翔。沈雲翔是浙江烏程人,曾經在武昌自強學堂讀書,在己亥年被張之洞選為官費留學生,派來日本。他不僅拜見了孫中山,而且也引了湖南留學生秦力山、林圭、李炳寰、蔡锷、田邦璿、蔡鐘浩,湖北留學生劉百剛、吳念慈、傅慈祥,廣東留學生黎科,福建留學生鄭葆丞,直隸(河北)留學生蔡丞煜,安徽留學生程家柽,等等,先後來見孫中山,聆聽革命的理論。結果,這些人都多多少少接受了孫中山的革命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