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 《蘇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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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容的《革命軍》并沒有一句一字，論及軍事組織或軍事行動，然而這篇文章的本身的的确确稱得上是一支強有力的“革命軍”。
鄒容于民國成立之時，被孫中山以臨時大總統的權力追贈為“大将軍”，也可謂當之無愧。
在這篇《革命軍》以前，雖有過興中會的《緣起》與曆次起義時的布告，然而流傳均不甚廣，内容也不如這篇文章之淋漓盡緻，句句動人。
《革命軍》的第一版，由上海租界上的大同書局秘密印行，日期是癸卯年（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陰曆五月。
章炳麟在四月間替它寫了序文。
序文中稱贊它是“雷霆之聲”，又說“改制同族，謂之革命，驅除異族，謂之光複。
今中國既滅亡于逆胡，所當謀者光複也，非革命雲爾。
鄒容之署斯名何哉？諒以其所規畫，不僅驅除異族而已，雖政教學術禮俗才性猶有當革者焉。
故大言之曰革命也。
” 這時候，章炳麟住在南京路泥城橋福源裡的愛國學社。
他是愛國學社第三第四年級的國文教員。
中國教育會的辦事處也設在愛國學社之内。
鄒容既不是中國教育會的董事，也不是愛國學社的學生，卻以革命同志的情誼住在學社之内，和學社的師生結成一片。
學生之一章行嚴（士钊），受《蘇報》之聘，于五月初一日（1903年5月27日）開始，擔任主筆，每日發表“言論”一篇。
第一，便是很驚人的《論中國當道皆革命黨》，登載在五月初二日的該報。
初六，他登載了章炳麟的《駁康有為書》；十四日，他登載了自己所寫的《讀革命軍》。
在此前後，他也登載了章炳麟的《介紹鄒容革命軍》與鄒容的《革命軍》自序。
章行嚴在當時是一個革命的弄潮兒。
倘若沒有他運用主筆的職權，在《蘇報》上發表這幾篇文章，《革命軍》始終隻是一本秘密的小冊子而已，不至于導緻軒然大波的《蘇報》案，而連帶成為轟動全國上下、人人想讀的奇書。
章炳麟在《駁康有為書》裡面，有“載湉小醜，不辨菽麥”八個字。
章行嚴在《讀革命軍》裡面，發揮鄒容的“教育”理論，說“居今日而言教育普及，惟在導之脫奴隸，就國民。
脫奴隸，就國民，如何？曰，革命。
&hellip&hellip而今日世襲君主者滿人，占貴族之特權者滿人，駐防各省以壓制革命者滿人。
夫革命之事，亦豈有外乎去世襲君主，排貴族特權，覆一切壓制政策者乎？是以排滿之見，實足為革命之潛勢力，而今日革命者必不能不經之一途也。
” 清廷的商約大臣呂海寰，在這一年四五月間，便已看不慣上海志士們的愛國活動，向江蘇巡撫恩壽建議捉人。
他在寫給恩壽的信中說：“上海租界有所謂熱心少年者，在張園聚衆議事，名為拒法拒俄，實則希圖作亂。
請即将為首之人密拿嚴辦。
”他前後向恩壽開了兩次名單：第一次名單上所列的，是蔡元培、吳敬恒、鈕永建、湯槱（爾和）。
第二次名單上所列的，是蔡元培、陳範、馮鏡如、章炳麟、吳敬恒、黃宗仰。
蔡、吳二人，是在壬寅年（1902年）七月，公使館陸軍自費生風潮以後，從日本回到上海的。
鈕、湯二人，是在癸卯年（1903年）春天參加了留日學生拒俄義勇隊以後，被推為該隊代表，到天津向北洋大臣袁世凱請纓，見不到袁世凱而幾乎被捕，從天津來到上海的。
陳範是《蘇報》的老闆。
馮鏡如原為橫濱興中會會員，此時在上海替康、梁主持廣智書局。
章炳麟以中國教育會董事的資格，在愛國學社擔任義務教員，靠賣稿維持生活。
黃宗仰是當時中國教育會的會長，别号“烏目山僧”，和上海的猶太富翁哈同及其夫人頗有往還。
蔡、吳二人從日本回到上海之時，有第一批老留日學生之一，安徽人姚石泉，召集了戢元丞、葉瀚（浩吾）等若幹人，在張園開了一次“協助亞東遊學會”，請蔡、吳出席報告公使館風潮的經過，當場議決了一面推姚石泉到日本向參謀部洽商，準許自費生不經公使保送而學習陸軍，一面積極籌劃在上海自辦學校。
中國教育會的成立，便是這張園的“協助亞東遊學會”所發轫的。
愛國學社之所以能在壬寅年十月，因獲得中國教育會的支持而實現，也未嘗不是根源于“協助亞東遊學會”的決議。
張園的“拒法大會”，是在癸卯年春天舉行的。
到會的有四五百人。
龍澤厚（積之）在會場上提議電請清廷罷免廣西巡撫王之春，獲得一緻通過。
當時傳聞，王之春主張借法國的錢與兵，平定中國“内亂”。
這一次的“拒法大會”，可能為蔡元培等人所策動。
張園的“拒俄大會”，舉行于癸卯年四月初一日，作用在于支援留日學生的“
鄒容于民國成立之時，被孫中山以臨時大總統的權力追贈為“大将軍”，也可謂當之無愧。
在這篇《革命軍》以前，雖有過興中會的《緣起》與曆次起義時的布告，然而流傳均不甚廣，内容也不如這篇文章之淋漓盡緻，句句動人。
《革命軍》的第一版，由上海租界上的大同書局秘密印行，日期是癸卯年（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陰曆五月。
章炳麟在四月間替它寫了序文。
序文中稱贊它是“雷霆之聲”，又說“改制同族，謂之革命，驅除異族，謂之光複。
今中國既滅亡于逆胡，所當謀者光複也，非革命雲爾。
鄒容之署斯名何哉？諒以其所規畫，不僅驅除異族而已，雖政教學術禮俗才性猶有當革者焉。
故大言之曰革命也。
” 這時候，章炳麟住在南京路泥城橋福源裡的愛國學社。
他是愛國學社第三第四年級的國文教員。
中國教育會的辦事處也設在愛國學社之内。
鄒容既不是中國教育會的董事，也不是愛國學社的學生，卻以革命同志的情誼住在學社之内，和學社的師生結成一片。
學生之一章行嚴（士钊），受《蘇報》之聘，于五月初一日（1903年5月27日）開始，擔任主筆，每日發表“言論”一篇。
第一，便是很驚人的《論中國當道皆革命黨》，登載在五月初二日的該報。
初六，他登載了章炳麟的《駁康有為書》；十四日，他登載了自己所寫的《讀革命軍》。
在此前後，他也登載了章炳麟的《介紹鄒容革命軍》與鄒容的《革命軍》自序。
章行嚴在當時是一個革命的弄潮兒。
倘若沒有他運用主筆的職權，在《蘇報》上發表這幾篇文章，《革命軍》始終隻是一本秘密的小冊子而已，不至于導緻軒然大波的《蘇報》案，而連帶成為轟動全國上下、人人想讀的奇書。
章炳麟在《駁康有為書》裡面，有“載湉小醜，不辨菽麥”八個字。
章行嚴在《讀革命軍》裡面，發揮鄒容的“教育”理論，說“居今日而言教育普及，惟在導之脫奴隸，就國民。
脫奴隸，就國民，如何？曰，革命。
&hellip&hellip而今日世襲君主者滿人，占貴族之特權者滿人，駐防各省以壓制革命者滿人。
夫革命之事，亦豈有外乎去世襲君主，排貴族特權，覆一切壓制政策者乎？是以排滿之見，實足為革命之潛勢力，而今日革命者必不能不經之一途也。
” 清廷的商約大臣呂海寰，在這一年四五月間，便已看不慣上海志士們的愛國活動，向江蘇巡撫恩壽建議捉人。
他在寫給恩壽的信中說：“上海租界有所謂熱心少年者，在張園聚衆議事，名為拒法拒俄，實則希圖作亂。
請即将為首之人密拿嚴辦。
”他前後向恩壽開了兩次名單：第一次名單上所列的，是蔡元培、吳敬恒、鈕永建、湯槱（爾和）。
第二次名單上所列的，是蔡元培、陳範、馮鏡如、章炳麟、吳敬恒、黃宗仰。
蔡、吳二人，是在壬寅年（1902年）七月，公使館陸軍自費生風潮以後，從日本回到上海的。
鈕、湯二人，是在癸卯年（1903年）春天參加了留日學生拒俄義勇隊以後，被推為該隊代表，到天津向北洋大臣袁世凱請纓，見不到袁世凱而幾乎被捕，從天津來到上海的。
陳範是《蘇報》的老闆。
馮鏡如原為橫濱興中會會員，此時在上海替康、梁主持廣智書局。
章炳麟以中國教育會董事的資格，在愛國學社擔任義務教員，靠賣稿維持生活。
黃宗仰是當時中國教育會的會長，别号“烏目山僧”，和上海的猶太富翁哈同及其夫人頗有往還。
蔡、吳二人從日本回到上海之時，有第一批老留日學生之一，安徽人姚石泉，召集了戢元丞、葉瀚（浩吾）等若幹人，在張園開了一次“協助亞東遊學會”，請蔡、吳出席報告公使館風潮的經過，當場議決了一面推姚石泉到日本向參謀部洽商，準許自費生不經公使保送而學習陸軍，一面積極籌劃在上海自辦學校。
中國教育會的成立，便是這張園的“協助亞東遊學會”所發轫的。
愛國學社之所以能在壬寅年十月，因獲得中國教育會的支持而實現，也未嘗不是根源于“協助亞東遊學會”的決議。
張園的“拒法大會”，是在癸卯年春天舉行的。
到會的有四五百人。
龍澤厚（積之）在會場上提議電請清廷罷免廣西巡撫王之春，獲得一緻通過。
當時傳聞，王之春主張借法國的錢與兵，平定中國“内亂”。
這一次的“拒法大會”，可能為蔡元培等人所策動。
張園的“拒俄大會”，舉行于癸卯年四月初一日，作用在于支援留日學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