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 革命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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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内的瀛台度着囚犯的生活,非有極龐大的革命性的武力不能救出;即使忽然發生奇迹,讓他恢複自由,康有為也絕無具體辦法來鏟除頑固舊勢力,用光緒帝的名義推行憲政。

    結果是,君主立憲這個幻想徒然耽誤了革命的時機。

    ) 康有為的一句得意口号,是“革命足以召瓜分”,也就是說:革命足以亡國。

    一些革命分子的答複是:中國早已在多爾衮入關之時“亡了國”,革命正所以“複國”,而不是“亡國”。

    為了用行動作一次宣傳,章炳麟、秦力山、馮自由等十人,便決定在壬寅年陰曆三月十九日(1902年4月26日)假座東京上野精養軒舉行紀念會。

    事前,章炳麟起草好了一篇宣言書。

     章炳麟在宣言書中寫道:“維我皇祖,分北三苗,仍世四千九有九載。

    &hellip&hellip明祚既移,則炎黃姬漢之邦族亦因以澌滅。

    &hellip&hellip維茲元首,不知誰氏,&hellip&hellip吾屬孑遺,越在東海,念延平之所長,瞻梨洲之所乞師,頹然不怡,永懷疇昔。

    &hellip&hellip昔希臘隕宗,卒用光複,波蘭分裂,民會未弛。

    以吾支那方幅之廣,生齒之繁,文教之盛,曾不逮是偏國寡民乎?&hellip&hellip願吾滇人,毋忘李定國;願吾閩人,毋忘鄭成功;願吾越人,毋忘張煌言;願吾桂人,毋忘瞿式耜;願吾楚人,毋忘何騰蛟;願吾遼人,毋忘李成梁。

    &hellip&hellip庶幾陸沉之痛,不遠而複,王道清夷,威及無外。

    然則休戚之薮,悲欣之府,其在是矣。

    &hellip&hellip” 紀念會的日期之所以定在三月十九日,因為那是明朝崇祯皇帝自殺殉國的一天。

     章炳麟等人把宣言書印成了若幹份,分發給留日學生與華僑。

    報名參加的有數百人之多。

    他們請孫中山與梁啟超為“贊成人”,獲得同意。

    但是,梁氏其後通知章炳麟,說“此事隻可心照,不必具名”。

     會期的前一天,日本的警察局告訴章炳麟等十位發起人,說這件事“大傷(日本)帝國與清國之邦交”,不許舉行。

    果然在三月十九日的上午,精養軒附近布滿警察,使得到會的程定柽、汪榮寶等幾百人無法開會。

    孫中山自己也來了,便邀請大家在晚間到橫濱永樂樓聚餐。

     聚餐之時,大家補行了紀念儀式。

    孫中山提議,大家向章炳麟輪流敬酒。

    結果,章炳麟喝了七十幾杯,而并不怎樣醉。

    香港的同志們,先已接得了宣言書,便在《中國日報》上登載出來,而且也在這三月十九日的一天于永樂街《中國日報》的報社舉行了紀念儀式。

     章炳麟其時并不是興中會的會員,後來也不是。

    他是到了乙巳年(1905年)同盟會成立以後才參加同盟會的。

    他之認識孫中山,事實上還是由于梁啟超的介紹。

    就關系來說,他和梁的曆史久。

    他是浙江餘杭人,生于同治七年(1869年),比孫中山小兩歲,作過俞樾(曲園)的學生,讀書極多。

    甲午年他在浙江加入了強學會;兩年以後,應夏曾佑與汪康年之聘,到上海擔任《時務報》的撰述,與梁同事。

    戊戌年(1898年),他一度去了湖北,作張之洞的幕友;回到上海,仍在《時務報》的後身《昌言報》擔任撰述。

     章炳麟于戊戌政變以後,姓名在通緝之列,逃難到台灣,作《台北日報》的記者。

    他在《台北日報》寫了若幹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忠告康、梁的。

    他說:“孫文稍通洋務,尚知辨别種類,高談革命,君等身列士林,乃不辨順逆,甘事虜朝。

    ” 梁在1899年邀請章來日本。

    章來了以後,住在東京小石川梁的寓所。

    梁帶了他去橫濱,拜訪孫中山,晤談以後,頗為相得。

     次年,章回上海,參加了唐才常在張園所舉行的“國會”。

    他和畢永年勸唐才常不要把“自立”與“勤王”混為一談,唐不接受,他一憤而與唐絕交。

    唐在漢口被捕,他又因曾經列名“國會”而再度被通緝,便托庇于教會,在東吳大學教了近一年的國文。

    有一次,他教學生寫作文,出的題目是“李秀成胡林翼合論”。

    江蘇巡撫恩銘,派人見東吳大學的美籍校長,要求捉拿他。

    于是,他又不得不再往日本,替梁啟超所創設、馮鏡如所經理的上海廣智書局當駐日編輯。

    (他的工作是修改留日學生所翻譯的書籍。

    ) 他和秦力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