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 革命潮
關燈
小
中
大
在辛醜壬寅（1901、1902）兩年，隻有謝缵泰等人的“大明天順國”事件算得上是一種軍事性的革命行動。
孫中山住在日本，緻力于啟發留日學生的革命思想。
要等到乙巳年（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同盟會成立以後，才跟着發生了1906年的萍醴浏之役、孫中山所親自指揮的丁未年（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黃岡之役與同一年七女湖之役。
值得一提的，是癸卯年（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四月周雲祥在雲南武裝抗清。
他是蒙自縣一家錫礦的礦主。
縣知事楊某派三百多兵士來搜繳他的礦廠衛隊的軍械，被他迎頭痛擊，殺了二百多名。
然後，他一不做，二不休，攻占了臨安、石屏、阿迷、甯州。
可惜的是，他僻在邊陲，未能與鄰省的志士會黨聯絡，隻想據滇自保，沒有澄清中原的雄圖，終于寡不敵衆，喪失了所占領的州縣，隐姓埋名以死。
傳說，他之所以反清，一方面是激于清廷承認劃雲南為法國的“勢力範圍”，一方面也是因為從某一位來到雲南的革命黨人的手中，接到若幹本宣傳革命的書籍，讀了以後才決心“揭獨立旗，擊自由鐘”。
這個“某一位”來到雲南的革命黨人，很像是秦力山，然而并不是他。
他是湖南長沙人，在庚子年起義于大通以後，到了新加坡，由新加坡去了日本，和戢元丞、沈雲翔、雷奮、楊蔭杭、王寵惠、馮自由等人共同創辦了《國民報》。
再其後，在壬寅年三月與章炳麟（太炎）、馮自由等一共十個人，發起了“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
再其後，又到了上海，幫助戢元丞辦《大陸報》。
在癸卯這一年，他留在上海，未去雲南。
次年，他去香港，住在中國日報社，與陳少白等人策動廣東省的防軍，曾經冒險進入廣州三次。
又過了一年，他才到了緬甸仰光，在《仰光新報》上發表了《說革命》十六章。
三月間，由緬甸進入雲南，到騰越幹岸，受土司刀安仁之聘，辦理“軍國民學堂”，辦到十月，病故。
死時，年紀才二十九歲。
從秦力山的曆史中，可以看出保皇與革命兩大勢力的消長。
他原是時務學堂的學生，梁啟超與唐才常的高足。
梁氏亡命日本，于己亥年（1899年）在東京創辦“高等大同學校”，他和林圭、蔡锷、唐才質等幾個同學都不辭跋涉之勞，從湖南趕來，繼續受教，又在庚子年秉承師命，回國從事“自立軍”的運動。
是到了起義失敗以後，到新加坡，請康有為撥款重行大舉，遭了拒絕，然後于再度到了日本之時，斷然與康、梁分途，一心一意走上革命的路。
《國民報》是一種月刊，一共出了四期，便由于經費困難而停版。
它的生命雖短，作用卻是很大。
在此以前，隻有香港的《中國日報》是革命黨的喉舌。
秦力山是這《國民報》的總編輯。
他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明明白白地提出革命救國的主張，使得當時聚集在日本的各省留日學生耳目一新。
比起梁啟超所主持的《清議報》與《新民叢報》來，稱得上是别樹一幟。
《清議報》是旬刊，在戊戌年（1898年）十月便已開始，一共發行了一百期，于辛醜年（1901年）年底結束。
它的影響不為不大，曾經是僑界文壇的獨霸，把若幹興中會會員如馮自由的父親馮鏡如，與叔父馮紫珊，都裹進了保皇的圈子。
《新民叢報》是半月刊，在壬寅年（1902年）正月開始，辦到丁未年（1907年）七月為止，前後有五個半年頭。
銷路最廣之時，超過了三萬份，内地的盜印本有十幾種。
梁啟超文章頗為鋒利，筆端常帶感情，立論又常常站在讀者的立場，因此而每每能夠轉移讀者的思想。
所可惜的是，他自己處于矛盾之中，今日高唱民權，明日又歌頌“我朝”，心裡邊明知中國以反清“為最适宜之主義”，寫起文章來卻不敢不敷衍那自始至終反對革命的老師康有為。
倘若沒有《國民報》及癸卯年（1903年）以後的《江蘇》、《浙江潮》、《漢聲》、《直言》、《遊學譯篇》、《鵑聲》、《醒獅》、《二十世紀之支那》等風起雲湧的革命刊物，留日學生以及國内一般讀書人的思想，将一直為保皇的主流所支配。
（所謂保皇，實際上是“君主立憲”；對“君主專制”而言，不失為一種進步的主張。
但是它隻能引向一條走不通的“死巷”。
姑無論康有為所欲保的皇[光緒帝]，仍在
孫中山住在日本，緻力于啟發留日學生的革命思想。
要等到乙巳年（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同盟會成立以後，才跟着發生了1906年的萍醴浏之役、孫中山所親自指揮的丁未年（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黃岡之役與同一年七女湖之役。
值得一提的，是癸卯年（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四月周雲祥在雲南武裝抗清。
他是蒙自縣一家錫礦的礦主。
縣知事楊某派三百多兵士來搜繳他的礦廠衛隊的軍械，被他迎頭痛擊，殺了二百多名。
然後，他一不做，二不休，攻占了臨安、石屏、阿迷、甯州。
可惜的是，他僻在邊陲，未能與鄰省的志士會黨聯絡，隻想據滇自保，沒有澄清中原的雄圖，終于寡不敵衆，喪失了所占領的州縣，隐姓埋名以死。
傳說，他之所以反清，一方面是激于清廷承認劃雲南為法國的“勢力範圍”，一方面也是因為從某一位來到雲南的革命黨人的手中，接到若幹本宣傳革命的書籍，讀了以後才決心“揭獨立旗，擊自由鐘”。
這個“某一位”來到雲南的革命黨人，很像是秦力山，然而并不是他。
他是湖南長沙人，在庚子年起義于大通以後，到了新加坡，由新加坡去了日本，和戢元丞、沈雲翔、雷奮、楊蔭杭、王寵惠、馮自由等人共同創辦了《國民報》。
再其後，在壬寅年三月與章炳麟（太炎）、馮自由等一共十個人，發起了“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
再其後，又到了上海，幫助戢元丞辦《大陸報》。
在癸卯這一年，他留在上海，未去雲南。
次年，他去香港，住在中國日報社，與陳少白等人策動廣東省的防軍，曾經冒險進入廣州三次。
又過了一年，他才到了緬甸仰光，在《仰光新報》上發表了《說革命》十六章。
三月間，由緬甸進入雲南，到騰越幹岸，受土司刀安仁之聘，辦理“軍國民學堂”，辦到十月，病故。
死時，年紀才二十九歲。
從秦力山的曆史中，可以看出保皇與革命兩大勢力的消長。
他原是時務學堂的學生，梁啟超與唐才常的高足。
梁氏亡命日本，于己亥年（1899年）在東京創辦“高等大同學校”，他和林圭、蔡锷、唐才質等幾個同學都不辭跋涉之勞，從湖南趕來，繼續受教，又在庚子年秉承師命，回國從事“自立軍”的運動。
是到了起義失敗以後，到新加坡，請康有為撥款重行大舉，遭了拒絕，然後于再度到了日本之時，斷然與康、梁分途，一心一意走上革命的路。
《國民報》是一種月刊，一共出了四期，便由于經費困難而停版。
它的生命雖短，作用卻是很大。
在此以前，隻有香港的《中國日報》是革命黨的喉舌。
秦力山是這《國民報》的總編輯。
他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明明白白地提出革命救國的主張，使得當時聚集在日本的各省留日學生耳目一新。
比起梁啟超所主持的《清議報》與《新民叢報》來，稱得上是别樹一幟。
《清議報》是旬刊，在戊戌年（1898年）十月便已開始，一共發行了一百期，于辛醜年（1901年）年底結束。
它的影響不為不大，曾經是僑界文壇的獨霸，把若幹興中會會員如馮自由的父親馮鏡如，與叔父馮紫珊，都裹進了保皇的圈子。
《新民叢報》是半月刊，在壬寅年（1902年）正月開始，辦到丁未年（1907年）七月為止，前後有五個半年頭。
銷路最廣之時，超過了三萬份，内地的盜印本有十幾種。
梁啟超文章頗為鋒利，筆端常帶感情，立論又常常站在讀者的立場，因此而每每能夠轉移讀者的思想。
所可惜的是，他自己處于矛盾之中，今日高唱民權，明日又歌頌“我朝”，心裡邊明知中國以反清“為最适宜之主義”，寫起文章來卻不敢不敷衍那自始至終反對革命的老師康有為。
倘若沒有《國民報》及癸卯年（1903年）以後的《江蘇》、《浙江潮》、《漢聲》、《直言》、《遊學譯篇》、《鵑聲》、《醒獅》、《二十世紀之支那》等風起雲湧的革命刊物，留日學生以及國内一般讀書人的思想，将一直為保皇的主流所支配。
（所謂保皇，實際上是“君主立憲”；對“君主專制”而言，不失為一種進步的主張。
但是它隻能引向一條走不通的“死巷”。
姑無論康有為所欲保的皇[光緒帝]，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