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 革命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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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自由等人在壬寅年（1902年）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之時，生活全賴廣智書局的編輯費維持。
革命的潮流激勵了他，使得他始則與唐才常絕交，繼則寫文章忠告康、梁，三則不惜與梁也斷然分途，發起而貫徹了“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的行動。
這一年7月28日，多數留日學生因清廷公使蔡鈞不許自費生鈕锾、李顯等九人進“成城學校”學軍事，有十二個留日學生由保證人吳敬恒（稚晖）等率領，陪同這九人到公使館請願，到了夜深而不肯走，被蔡鈞叫了日本警察來加以驅散。
第二天，日本政府下令押解吳敬恒與一位姓孫名揆均的出境。
吳在被押解到神戶上船之時跳水自殺，被救。
上海有若幹人士，在張園開了一次大會，對留日學生表示同情。
吳在回到上海以後不久，和蔡元培等人組成了“中國教育會”。
章炳麟也回了上海參加。
大家準備在上海租界上自辦一所學校。
十月間，南洋公學發生風潮。
有一部分學生，以何靡施、穆湘瑤、胡敦複等為首，為了争取談政治的自由而自動退學，組織了一個社團化的學校，稱為“愛國學社”，社務由學生自己管理，教習也由學生自己去聘請。
他們獲得中國教育會精神上與物質上的支持。
南洋公學的風潮，對于上海以及全國各地的學生們所施的影響很大。
這是“學潮”，而實際上也是“革命潮”。
潮的力量，足以推動停滞在港灣之中的大小船隻，足以喚醒酣睡着的人心，使得稍有了解的人更加堅決，稍有傾向的人頓增勇氣。
潮，而且會越卷越大，把成千成萬，數不清的不知不覺的群衆，卷入了革命的巨浪之中。
繼南洋公學的學生而起的，有南京陸師學堂的學生林砺、章士钊等多人。
林砺與章士钊其後也來了上海加入愛國學社。
中國教育會用本身的力量，支持愛國學社，支持到了第二年春天，捉襟見肘，便寫了一封通函，給海外各地的華僑，募捐。
這一封通函，文字遒勁老練，很像是章炳麟的手筆，或經過他的潤飾。
裡面有這麼幾句露骨的話：“專制之毒，痡于學界，遞積遞演，則國民之萌蘖者愈受摧殘，一也。
外人利我教育權者，将陰施其狡狯，益深我奴隸之資格，二也。
循斯二者，已足以夷吾族姓矣。
&hellip&hellip比來各省官學多有由同胞資助以成者，此足以表愛國之盛心矣，然官學生之宗旨，不過造軟骨派之奴隸。
愛國學社之前途，雖不敢決其如何，而學生固多志趣不羁，向學甚笃，俨如昔日英民移居北美者。
具此善因，或有勝果，可以慰我同胞者也。
&hellip&hellip” 正如這一篇通函所說，愛國學社的學生确是“志趣不羁”。
他們在學社裡面，充分享受談政治的自由，和他們所自己請來的教習，天天“高談革命”。
教習是哪些人呢？有蔡元培，有吳敬恒，也有章炳麟。
上海當時有一家報紙，叫做《蘇報》，原為托名日商報紙，因生意清淡而賣給了湖南衡山人陳範（夢坡）。
陳範在庚子、辛醜（1900、1901年）之間，很擁護變法及君主立憲的主張。
他的報，被社會認作保皇黨的喉舌。
到了壬寅、癸卯（1902、1903年）兩年，他看到清廷對俄國之竊占東北，而不敢收回主權，對留日自費學生之請求學習陸軍而加以阻撓，對留日學生之組織“拒俄義勇隊”而大施壓迫，深深地感到康、梁的保皇主張絕對不是一條可走的救國的路，便終于決心和革命分子站在一起。
他自動把《蘇報》貢獻出來，作為中國教育會的“附屬機關”。
凡是中國教育會的文告，以及愛國學社的種種活動，都免費照登。
而且，學社内部的鼓吹革命的講義與演講詞，也一字不漏地登了出來。
章炳麟被他聘為撰稿人。
陳範的女兒陳撷芬，熱心愛國，頗有父風。
她創了一家《女學報》，提倡女權。
中國教育會除了擁有《蘇報》作為“附屬機關”，“愛國學社”作為它所扶植的學校以外，又在江浙各地設了若幹“支部”，由這些支部創設了若幹學校與學社，例如在常熟有“塔後小學”，在吳江的同裡鎮有“明華女校”，在上海華泾鄉有麗澤小學，在蘇州有“吳中公學社”，在杭州有“兩浙公學社”。
這些學校與學社，也都成了鼓吹革命的中心。
江浙一帶的思想界主流，于是便由君主立憲而蛻變為反清革命了。
革命的潮流激勵了他，使得他始則與唐才常絕交，繼則寫文章忠告康、梁，三則不惜與梁也斷然分途，發起而貫徹了“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的行動。
這一年7月28日，多數留日學生因清廷公使蔡鈞不許自費生鈕锾、李顯等九人進“成城學校”學軍事，有十二個留日學生由保證人吳敬恒（稚晖）等率領，陪同這九人到公使館請願，到了夜深而不肯走，被蔡鈞叫了日本警察來加以驅散。
第二天，日本政府下令押解吳敬恒與一位姓孫名揆均的出境。
吳在被押解到神戶上船之時跳水自殺，被救。
上海有若幹人士，在張園開了一次大會，對留日學生表示同情。
吳在回到上海以後不久，和蔡元培等人組成了“中國教育會”。
章炳麟也回了上海參加。
大家準備在上海租界上自辦一所學校。
十月間，南洋公學發生風潮。
有一部分學生，以何靡施、穆湘瑤、胡敦複等為首，為了争取談政治的自由而自動退學，組織了一個社團化的學校，稱為“愛國學社”，社務由學生自己管理，教習也由學生自己去聘請。
他們獲得中國教育會精神上與物質上的支持。
南洋公學的風潮，對于上海以及全國各地的學生們所施的影響很大。
這是“學潮”，而實際上也是“革命潮”。
潮的力量，足以推動停滞在港灣之中的大小船隻，足以喚醒酣睡着的人心，使得稍有了解的人更加堅決，稍有傾向的人頓增勇氣。
潮，而且會越卷越大，把成千成萬，數不清的不知不覺的群衆，卷入了革命的巨浪之中。
繼南洋公學的學生而起的，有南京陸師學堂的學生林砺、章士钊等多人。
林砺與章士钊其後也來了上海加入愛國學社。
中國教育會用本身的力量，支持愛國學社，支持到了第二年春天，捉襟見肘，便寫了一封通函，給海外各地的華僑，募捐。
這一封通函，文字遒勁老練，很像是章炳麟的手筆，或經過他的潤飾。
裡面有這麼幾句露骨的話：“專制之毒，痡于學界，遞積遞演，則國民之萌蘖者愈受摧殘，一也。
外人利我教育權者，将陰施其狡狯，益深我奴隸之資格，二也。
循斯二者，已足以夷吾族姓矣。
&hellip&hellip比來各省官學多有由同胞資助以成者，此足以表愛國之盛心矣，然官學生之宗旨，不過造軟骨派之奴隸。
愛國學社之前途，雖不敢決其如何，而學生固多志趣不羁，向學甚笃，俨如昔日英民移居北美者。
具此善因，或有勝果，可以慰我同胞者也。
&hellip&hellip” 正如這一篇通函所說，愛國學社的學生确是“志趣不羁”。
他們在學社裡面，充分享受談政治的自由，和他們所自己請來的教習，天天“高談革命”。
教習是哪些人呢？有蔡元培，有吳敬恒，也有章炳麟。
上海當時有一家報紙，叫做《蘇報》，原為托名日商報紙，因生意清淡而賣給了湖南衡山人陳範（夢坡）。
陳範在庚子、辛醜（1900、1901年）之間，很擁護變法及君主立憲的主張。
他的報，被社會認作保皇黨的喉舌。
到了壬寅、癸卯（1902、1903年）兩年，他看到清廷對俄國之竊占東北，而不敢收回主權，對留日自費學生之請求學習陸軍而加以阻撓，對留日學生之組織“拒俄義勇隊”而大施壓迫，深深地感到康、梁的保皇主張絕對不是一條可走的救國的路，便終于決心和革命分子站在一起。
他自動把《蘇報》貢獻出來，作為中國教育會的“附屬機關”。
凡是中國教育會的文告，以及愛國學社的種種活動，都免費照登。
而且，學社内部的鼓吹革命的講義與演講詞，也一字不漏地登了出來。
章炳麟被他聘為撰稿人。
陳範的女兒陳撷芬，熱心愛國，頗有父風。
她創了一家《女學報》，提倡女權。
中國教育會除了擁有《蘇報》作為“附屬機關”，“愛國學社”作為它所扶植的學校以外，又在江浙各地設了若幹“支部”，由這些支部創設了若幹學校與學社，例如在常熟有“塔後小學”，在吳江的同裡鎮有“明華女校”，在上海華泾鄉有麗澤小學，在蘇州有“吳中公學社”，在杭州有“兩浙公學社”。
這些學校與學社，也都成了鼓吹革命的中心。
江浙一帶的思想界主流，于是便由君主立憲而蛻變為反清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