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嬰兒期：人際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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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聞和資料就會讓他成為一個精神病患者，出現在我們面前。
在随後的歲月裡，對于我們能為這個精神病患者做些什麼，好讓他不再是一個精神病患者而成為社會中的一員(這可能會讓他懊惱，也可能會讓他高興)，産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
然後，我們發現，我們可以省去大量有關神秘複雜的遺傳因素的研究&mdash&mdash在遺傳方面，患者充其量很可能隻有非常少的有用觀點&mdash&mdash因為在所有的傳聞和資料中，能夠有助于我們找出他為什麼對周圍許多人都持奇怪、歪曲見解的原因的東西，寥寥無幾。
最終，我抓住了重點，猜想：焦慮與患者的問題有很大的關系。
但接下來，問題就成了如何解釋焦慮的特殊性。
由于醫療工作中所經曆的苦難&mdash&mdash更為令人滿意的做法是給予病人更多的關懷，而不是僅僅記錄患者的家族史&mdash&mdash我們終于回過頭來對人類人格中抗焦慮系統的發展進行研究。
在當前這個部分，我試圖提出焦慮是如何開始的，也就是，在某一既定個體的自然史中，有哪些因素對焦慮的開始産生了影響。
這種做法雖然回溯得非常非常遠，但是，它正是我們需要知道嬰兒在其中度過最初數月的家庭構成這一點很重要的原因所在。
對家庭結構的考慮可以表明，除母親以外的其他人，在與嬰兒建立重要、直接的人際關系之前很長時間，已經對最早時期的發展史産生了重大影響。
而且，在大量的例子中，除母親之外的某個人确實經常會與幼小的嬰兒建立重要的、直接的人際關系。
有時候，這個人是所謂的奶媽，通常情況下，這個人是保姆或姐姐，她們在一些情境中從事照料嬰兒的部分工作。
這些在功能上代替母親的人，也會在某種程度上使嬰兒人格化，而且嬰兒的這些人格化包括代替母親之人關于嬰兒的體驗和對嬰兒(這裡的嬰兒既指這一類嬰兒，也特指這個特定的嬰兒)的期望這些重要因素。
情況有可能是這樣的：這些在功能上代替母親的人中有一個人會逐漸地表現出對他人的特定期望，在此處，我将把這種特定期望稱作惡意行為(malevolence)。
有這種惡意行為的人，在滿足嬰兒的明顯需要的過程中，除了給以溫柔的合作之外，還可能會以其他方式對嬰兒做出行為；她可能不會傷害這個嬰兒，但會讓這個嬰兒感到害怕。
由于惡意行為也容易伴有焦慮，并引發嬰兒的焦慮，因此，嬰兒對這樣一位替代母親的理解，慢慢地就會被組織成有關壞母親的體驗。
讓我們以上面提到的那個有七個孩子而我們剛剛讨論過其中第七個孩子的母親為例。
我們不妨假設：第一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孩，按照慣例，長女一般都很難撫養，且不管家裡的事情。
而排行第二的這個女孩是母親的幫手，一直要做大量的事情，但她卻感到自己多年來遭受了很大的冷落和忽視，并漸漸地變得如她姑媽所說的那般頑皮、喜歡惡作劇。
現在，随着第七個寶寶的降生，母親的幫手承擔着照料寶寶所必需的大量相對需要成人合作的工作。
這些工作中雖然不包括給寶寶喂奶，但肯定包括給寶寶蓋被子、給寶寶換尿布，等等。
鑒于母親的幫手懷着惡意&mdash&mdash我們很快就能理解這一點&mdash&mdash溫柔的定理不能以一種簡單的方式運用于她與寶寶之間的關系。
不論是經常的行為還是偶爾為之，在照顧嬰兒的需要方面，母親的幫手會有粗暴的舉動，語氣很不好，傷害嬰兒，常常會使嬰兒不安。
但是，母親的幫手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心情一點兒也不愉快、輕松，因為她很清楚，如果她對嬰兒的這些小惡作劇被母親看到，或者被他人看到而告訴她的母親，她就會挨耳光或受到其他的懲罰。
現在，母親的幫手已經預期到她很可能會由于這些小惡作劇行為而受罰，這種預期從某種意義上說将很快會變得非常清楚，這相當于說她同時也處于焦慮和敵意之中。
在這樣的情形下，嬰兒所獲得的包括焦慮和恐懼在内的體驗，(在嬰兒初期)與嬰兒在母親焦慮時所産生的體驗是一樣的；因此，在嬰兒期對壞母親的初步人格化過程中，便組織起了這樣的經驗。
當一些不可抗拒的情境使得必須将某個重要的育兒角色分派給某個惡意的替代者時，嬰兒與母親之間相當數量的接觸也容易引發焦慮，因為她在照顧嬰兒的過程中，幾乎不可能&ldquo讓自己保持心平氣和&rdquo。
于是，慢慢就會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反複引起嬰兒的焦慮，而嬰兒對這些人的理解也會在一個早期的、單一的對壞母親的人格化過程中組織起來。
還有一點也很明顯，那就是：一位充當部分母親角色的替代者也可能像有些母親那樣，既溫柔，且相對來說不那麼焦慮。
在這種情況下，嬰兒就會在其早期對好母親的人格化過程中，組織起他對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的理解。
而且，在這種情形下，凡母親有一個很好的幫手&mdash&mdash這個&ldquo好&rdquo是從不嚴重幹擾對嬰兒的溫柔表達這個意義上說的&mdash&mdash母親在給予嬰兒照顧方面都将是相當舒服的，而且相對而言，母親和她的幫手都不感到焦慮。
因而，這兩個人當中不管誰與嬰兒在一起，嬰兒都将在其需要得到滿足的過程中體驗到相當多的溫柔合作(tendercooperation)，且相對而言較少産生焦慮的體驗。
在這樣的情形下，在嬰兒早期人格化過程剛開始的時候，有一種對好母親的人格化，在其中，這種體驗(從我們的觀點看)來自于與兩個人的接觸，不過，嬰兒卻難以區别開是誰讓他産生了這種體驗。
這兩個常見的例子應該足以說明嬰兒人格化開始時可能存在的複雜性，繼後對重要人物(這些重要人物在他的經驗範圍内可以從視覺、聽覺上加以區分)的人格化均源于此。
到目前為止，我已經做過多次暗示：當來自視覺感受器和聽覺感受器的資料在預見和整合帶來滿足之情境以及預見和回避引發焦慮之情境方面發揮越來越大的效用時，所涉及個體的差異往往就會出現。
我雖然沒有這麼說，但我推測，這些與焦慮相關的&ldquo真實&rdquo個體的差異通常會被嬰兒注意到，之後，他往往也會注意到他在滿足需要的過程中所涉及個體的差異；其原因在于焦慮極其令人讨厭的性質以及擺脫它的重要性。
也許，到了嬰兒中期或嬰兒後期，随着嬰兒發展到能夠開始區分出遠距離資料(distancedata)&mdash&mdash通過視覺和聽覺獲得的資料，他關于使其焦慮之人(母親，或母親與一位懷有惡意的母親幫手)的分化，是以某種特征為基礎的，這種特征在類别和功能意義上與我們後來所謂的禁止姿勢相同。
這些禁止姿勢包括育兒者的音調、其他方面的語言特征以及面部表情的差異等。
現在，我已列舉了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關于一位焦慮的母親和一位惡意的母親幫手，第二個例子關于一位鎮定溫柔的母親和母親幫手，在這兩個例子中，我強調指出，由于客觀上與兩個人相關的經驗可能在嬰兒開始對壞母親或好母親的人格化方面結合到一起，因此，我們可以把這種人格化稱為複合(complex)。
在我們看來，說這是一種複合，是因為它隻有一種人格化，而我們客觀上可以将這種人格化的特征歸咎于兩個人。
這中複合性的含義還應該詳加考慮。
我們沒有理由可以推測&ldquo無用的&rdquo符号會被組織進嬰兒的經驗中。
把兩個自以為完全不同的人組織進一個經驗符号中，是早期一種極其重要的能力，且這種能力在生物系列上絕非僅限于人類。
而且，這種将兩個(自以為)不同的人組織進一個經驗符号的情況，也絕不是有人稱之為&ldquo混淆&rdquo(confusion)的這樣一種不幸的狀況。
試想在初期的人格化過程中，嬰兒&ldquo混淆&rdquo了他有關兩個人(即母親和代理母親)的經驗細節，這種&ldquo混淆&rdquo就真的會使得理解人格發展成為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相反，如果嬰兒在組織兩種初步人格化(即對好母親的人格化和對壞母親的人格化)的過程中，接觸到的是一個(這是從我們的觀點來說的)相同的人，嬰兒就能夠分化出從中産生的經驗。
你們當中有些人可能會想知道我是怎麼知道這些的&mdash&mdash換句話說，關于不到6個月的嬰兒的經驗，我擁有哪些較為高端的信息資料。
我隻希望你們能夠耐心一點，并堅信我很可能最終會給你們一點提示，而這便是我現在打算要做的事情。
這一特定推理&mdash&mdash嬰兒将他與一位&ldquo真實&rdquo母親的經驗分化為兩種人格化，即好母親的人格化和壞母親的人格化&mdash&mdash所可能具有的正确性，會體現在我們從嬰兒期開始便越來越确定地參與的一系列發展事件過程中。
換句話說，根據後來的資料&mdash&mdash這些資料的含意是相當确定的&mdash&mdash我對在嬰兒身上所觀察到的現象進行了推論，這些現象看起來似乎與後來的資料有着密切的邏輯關系，盡管這個早期階段的實際事件超出了參與性觀察的範圍，從而也超出了業已掌握的知識範圍。
這樣看起來，如此運用推理似乎很危險，或者甚至很糟糕，但是如果你不用推理，從相當确定的内容(既包括資料，也包括含意)延伸到新領域的未知邊緣，那麼，要想探究任何新領域都是極其困難的。
因此，在提出有關人格化最初事件的這種觀點時，我不
在随後的歲月裡，對于我們能為這個精神病患者做些什麼，好讓他不再是一個精神病患者而成為社會中的一員(這可能會讓他懊惱，也可能會讓他高興)，産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
然後，我們發現，我們可以省去大量有關神秘複雜的遺傳因素的研究&mdash&mdash在遺傳方面，患者充其量很可能隻有非常少的有用觀點&mdash&mdash因為在所有的傳聞和資料中，能夠有助于我們找出他為什麼對周圍許多人都持奇怪、歪曲見解的原因的東西，寥寥無幾。
最終，我抓住了重點，猜想：焦慮與患者的問題有很大的關系。
但接下來，問題就成了如何解釋焦慮的特殊性。
由于醫療工作中所經曆的苦難&mdash&mdash更為令人滿意的做法是給予病人更多的關懷，而不是僅僅記錄患者的家族史&mdash&mdash我們終于回過頭來對人類人格中抗焦慮系統的發展進行研究。
在當前這個部分，我試圖提出焦慮是如何開始的，也就是，在某一既定個體的自然史中，有哪些因素對焦慮的開始産生了影響。
這種做法雖然回溯得非常非常遠，但是，它正是我們需要知道嬰兒在其中度過最初數月的家庭構成這一點很重要的原因所在。
對家庭結構的考慮可以表明，除母親以外的其他人，在與嬰兒建立重要、直接的人際關系之前很長時間，已經對最早時期的發展史産生了重大影響。
而且，在大量的例子中，除母親之外的某個人确實經常會與幼小的嬰兒建立重要的、直接的人際關系。
有時候，這個人是所謂的奶媽，通常情況下，這個人是保姆或姐姐，她們在一些情境中從事照料嬰兒的部分工作。
這些在功能上代替母親的人，也會在某種程度上使嬰兒人格化，而且嬰兒的這些人格化包括代替母親之人關于嬰兒的體驗和對嬰兒(這裡的嬰兒既指這一類嬰兒，也特指這個特定的嬰兒)的期望這些重要因素。
情況有可能是這樣的：這些在功能上代替母親的人中有一個人會逐漸地表現出對他人的特定期望，在此處，我将把這種特定期望稱作惡意行為(malevolence)。
有這種惡意行為的人，在滿足嬰兒的明顯需要的過程中，除了給以溫柔的合作之外，還可能會以其他方式對嬰兒做出行為；她可能不會傷害這個嬰兒，但會讓這個嬰兒感到害怕。
由于惡意行為也容易伴有焦慮，并引發嬰兒的焦慮，因此，嬰兒對這樣一位替代母親的理解，慢慢地就會被組織成有關壞母親的體驗。
讓我們以上面提到的那個有七個孩子而我們剛剛讨論過其中第七個孩子的母親為例。
我們不妨假設：第一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孩，按照慣例，長女一般都很難撫養，且不管家裡的事情。
而排行第二的這個女孩是母親的幫手，一直要做大量的事情，但她卻感到自己多年來遭受了很大的冷落和忽視，并漸漸地變得如她姑媽所說的那般頑皮、喜歡惡作劇。
現在，随着第七個寶寶的降生，母親的幫手承擔着照料寶寶所必需的大量相對需要成人合作的工作。
這些工作中雖然不包括給寶寶喂奶，但肯定包括給寶寶蓋被子、給寶寶換尿布，等等。
鑒于母親的幫手懷着惡意&mdash&mdash我們很快就能理解這一點&mdash&mdash溫柔的定理不能以一種簡單的方式運用于她與寶寶之間的關系。
不論是經常的行為還是偶爾為之，在照顧嬰兒的需要方面，母親的幫手會有粗暴的舉動，語氣很不好，傷害嬰兒，常常會使嬰兒不安。
但是，母親的幫手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心情一點兒也不愉快、輕松，因為她很清楚，如果她對嬰兒的這些小惡作劇被母親看到，或者被他人看到而告訴她的母親，她就會挨耳光或受到其他的懲罰。
現在，母親的幫手已經預期到她很可能會由于這些小惡作劇行為而受罰，這種預期從某種意義上說将很快會變得非常清楚，這相當于說她同時也處于焦慮和敵意之中。
在這樣的情形下，嬰兒所獲得的包括焦慮和恐懼在内的體驗，(在嬰兒初期)與嬰兒在母親焦慮時所産生的體驗是一樣的；因此，在嬰兒期對壞母親的初步人格化過程中，便組織起了這樣的經驗。
當一些不可抗拒的情境使得必須将某個重要的育兒角色分派給某個惡意的替代者時，嬰兒與母親之間相當數量的接觸也容易引發焦慮，因為她在照顧嬰兒的過程中，幾乎不可能&ldquo讓自己保持心平氣和&rdquo。
于是，慢慢就會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反複引起嬰兒的焦慮，而嬰兒對這些人的理解也會在一個早期的、單一的對壞母親的人格化過程中組織起來。
還有一點也很明顯，那就是：一位充當部分母親角色的替代者也可能像有些母親那樣，既溫柔，且相對來說不那麼焦慮。
在這種情況下，嬰兒就會在其早期對好母親的人格化過程中，組織起他對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的理解。
而且，在這種情形下，凡母親有一個很好的幫手&mdash&mdash這個&ldquo好&rdquo是從不嚴重幹擾對嬰兒的溫柔表達這個意義上說的&mdash&mdash母親在給予嬰兒照顧方面都将是相當舒服的，而且相對而言，母親和她的幫手都不感到焦慮。
因而，這兩個人當中不管誰與嬰兒在一起，嬰兒都将在其需要得到滿足的過程中體驗到相當多的溫柔合作(tendercooperation)，且相對而言較少産生焦慮的體驗。
在這樣的情形下，在嬰兒早期人格化過程剛開始的時候，有一種對好母親的人格化，在其中，這種體驗(從我們的觀點看)來自于與兩個人的接觸，不過，嬰兒卻難以區别開是誰讓他産生了這種體驗。
這兩個常見的例子應該足以說明嬰兒人格化開始時可能存在的複雜性，繼後對重要人物(這些重要人物在他的經驗範圍内可以從視覺、聽覺上加以區分)的人格化均源于此。
到目前為止，我已經做過多次暗示：當來自視覺感受器和聽覺感受器的資料在預見和整合帶來滿足之情境以及預見和回避引發焦慮之情境方面發揮越來越大的效用時，所涉及個體的差異往往就會出現。
我雖然沒有這麼說，但我推測，這些與焦慮相關的&ldquo真實&rdquo個體的差異通常會被嬰兒注意到，之後，他往往也會注意到他在滿足需要的過程中所涉及個體的差異；其原因在于焦慮極其令人讨厭的性質以及擺脫它的重要性。
也許，到了嬰兒中期或嬰兒後期，随着嬰兒發展到能夠開始區分出遠距離資料(distancedata)&mdash&mdash通過視覺和聽覺獲得的資料，他關于使其焦慮之人(母親，或母親與一位懷有惡意的母親幫手)的分化，是以某種特征為基礎的，這種特征在類别和功能意義上與我們後來所謂的禁止姿勢相同。
這些禁止姿勢包括育兒者的音調、其他方面的語言特征以及面部表情的差異等。
現在，我已列舉了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關于一位焦慮的母親和一位惡意的母親幫手，第二個例子關于一位鎮定溫柔的母親和母親幫手，在這兩個例子中，我強調指出，由于客觀上與兩個人相關的經驗可能在嬰兒開始對壞母親或好母親的人格化方面結合到一起，因此，我們可以把這種人格化稱為複合(complex)。
在我們看來，說這是一種複合，是因為它隻有一種人格化，而我們客觀上可以将這種人格化的特征歸咎于兩個人。
這中複合性的含義還應該詳加考慮。
我們沒有理由可以推測&ldquo無用的&rdquo符号會被組織進嬰兒的經驗中。
把兩個自以為完全不同的人組織進一個經驗符号中，是早期一種極其重要的能力，且這種能力在生物系列上絕非僅限于人類。
而且，這種将兩個(自以為)不同的人組織進一個經驗符号的情況，也絕不是有人稱之為&ldquo混淆&rdquo(confusion)的這樣一種不幸的狀況。
試想在初期的人格化過程中，嬰兒&ldquo混淆&rdquo了他有關兩個人(即母親和代理母親)的經驗細節，這種&ldquo混淆&rdquo就真的會使得理解人格發展成為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相反，如果嬰兒在組織兩種初步人格化(即對好母親的人格化和對壞母親的人格化)的過程中，接觸到的是一個(這是從我們的觀點來說的)相同的人，嬰兒就能夠分化出從中産生的經驗。
你們當中有些人可能會想知道我是怎麼知道這些的&mdash&mdash換句話說，關于不到6個月的嬰兒的經驗，我擁有哪些較為高端的信息資料。
我隻希望你們能夠耐心一點，并堅信我很可能最終會給你們一點提示，而這便是我現在打算要做的事情。
這一特定推理&mdash&mdash嬰兒将他與一位&ldquo真實&rdquo母親的經驗分化為兩種人格化，即好母親的人格化和壞母親的人格化&mdash&mdash所可能具有的正确性，會體現在我們從嬰兒期開始便越來越确定地參與的一系列發展事件過程中。
換句話說，根據後來的資料&mdash&mdash這些資料的含意是相當确定的&mdash&mdash我對在嬰兒身上所觀察到的現象進行了推論，這些現象看起來似乎與後來的資料有着密切的邏輯關系，盡管這個早期階段的實際事件超出了參與性觀察的範圍，從而也超出了業已掌握的知識範圍。
這樣看起來，如此運用推理似乎很危險，或者甚至很糟糕，但是如果你不用推理，從相當确定的内容(既包括資料，也包括含意)延伸到新領域的未知邊緣，那麼，要想探究任何新領域都是極其困難的。
因此，在提出有關人格化最初事件的這種觀點時，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