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中外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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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蘇木都剌、丁呵兒（今馬來半島東側丁加奴）、急蘭亦帶（又譯吉蘭丹，在丁呵兒北）等十國“各遣子弟上表來觐，仍貢方物”（以上均見《元史·世祖紀》）。
二十九年，亦黑迷失出征爪哇途中，遣郝成、劉淵招撫南巫裡、蘇木都剌、法裡剌、木剌由、毯陽（今蘇門答臘東側塔米陽河一帶）等國，皆遣使來元，因暫時禁海，其使者留居大都年餘，至三十一年遣還。
元貞元年（1295），毯陽、法裡剌、阿魯三國酋長各遣兄或弟“奉金表來觐”（以上見《元史·成宗紀》、《亦裡迷失傳》）。
至元二十九年元朝遣宣撫使楊祥等入琉求（我國台灣）時，曾有軍船到過三嶼（今菲律賓呂宋島），當地人“饷以糧食，館我将校”；次年，忽必烈打算遣使招三嶼，未成行。
當時，三嶼人經常到泉州貿易，其男子往往在泉州傾資文身，回國後大受尊重，“習俗以其至唐，故貴之也”（《島夷志略》“三島”條）。
至大元年（1308），元朝還派使者米楫出使蘇魯國（今菲律賓蘇祿群島）。
元朝與南海諸國的通使、通商較南宋有更大發展，《大德南海志》和《島夷志略》著錄了相當多前代未見記載的國家和地區，足證交往的範圍更廣泛。
在前書中，将南海諸“蕃國”分為“小東洋”（指菲律賓群島及加裡曼丹島）、“大東洋”（指爪哇及其以東諸島）、“小西洋”（指馬來半島和蘇門答臘島）幾個區域，顯然是以南海航路為中軸來劃分的。
這也說明元人的海外地理知識有了很大進步。
③《馬可波羅行記》頁368；《伊本拔圖塔行記》，《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第2卷，頁510。
第六節 印度、僧伽剌 元代前期，印度北部處于德裡算端國（1206年建立）突厥-穆斯林諸王朝統治之下，南部則并存着若幹大小不等的印度教王國。
到十四世紀初葉，南印諸王國先後被德裡算端國征服，成為其直轄省份或附屬國。
1222年初，成吉思汗遣軍追擊逃入印度的花剌子模算端劄蘭丁及其部屬，攻掠了印度西北部一些地區。
太宗、憲宗時期，先後派遣蒙格秃、斡忽秃兒、答亦兒、撒裡等率軍征印度和怯失迷兒，多次侵入木爾坦、拉合爾和怯失迷兒等地①。
其後，察合台汗國和伊利汗國都與德裡算端國屢有接觸，從1279年至1329年，有八次蒙古軍侵入印度北部的記錄，而元朝則主要通過海路與印度半島南端的馬八兒、俱藍交往。
馬八兒（Ma&rsquoabar），阿拉伯語意為“渡口”，指由印度渡到斯裡蘭卡島之處，即半島南端東側的海岸地帶，為潘底亞王國（Pandya，都城馬杜賴）之境。
十三世紀初，潘底亞複興，擺脫了注辇王國的統治，至中葉，兼并了注辇國大部地區，領土擴展到佩内爾河，成為南印度強國之一。
俱藍（又譯俱喃、閣藍、故藍，今奎隆）位于印度半島南端西側馬拉巴海岸，為喀拉拉王國（Kerala，十三世紀初從注辇王國統治下獨立）的中心，唐以來一直是東西海路交通的重要海港。
《元史·馬八兒傳》說：“海外諸蕃國，唯馬八兒與俱藍足以綱領諸國。
”應是指其在海路交通上的重要地位而言。
下面将元朝與馬八兒（潘底亞王國）、俱藍以及僧伽剌國（又譯新合剌的音，今斯裡蘭卡）使節往來的有關記載，列一年表（未注出處者皆見《元史》）：至元十六年（1279）&mdash&mdash馬八兒遣使來獻珍物。
遣廣東招讨司達魯花赤楊庭璧招俱藍。
十七年&mdash&mdash庭璧至俱藍，其國主令其弟書回回字表文交庭璧轉進，表示明年将遣使入貢。
馬八兒遣使上表，貢寶物、犀、象。
以哈撒兒海牙為俱藍國宣慰使，與庭璧同往其國，“诏谕俱藍國，使來歸附”。
十八年&mdash&mdash哈撒兒海牙、楊庭璧于正月由泉州出航，三月至僧伽剌，因阻風改航至馬八兒登岸，欲借道由陸路達俱藍，馬八兒以路不通為辭（據其宰相不阿裡私下向元使報告，其時馬八兒正準備與俱藍交戰），遂還。
遣俺都剌出使馬八兒，楊庭璧再使俱藍。
十九年&mdash&mdash庭璧至俱藍，國主迎受诏書，遣其臣祝阿裡沙忙裡八的奉表入貢；寓居其國的也裡可溫首領兀咱兒撒裡馬、木速蠻首領馬合麻亦遣使奉表同來進貢；因事适在俱藍的蘇木達國①宰相那裡八合剌攤赤代其主打古兒遣使進表和貢品。
馬八兒國遣使以金葉書及土物來貢。
①《元史》卷三《憲宗紀》；《史集》漢譯本第1卷，頁177&mdash178，第2卷，頁60；第3卷，頁19；波義耳：《術茲劄尼〈納失裡編年史〉所見阿富汗和印度的蒙古統帥》，見其論文集《蒙古世界帝國》Ⅸ。
①伯希和以為蘇木達即《元史》另見之“須門那”，今印度邁索爾邦哈裡比德，見《馬可波羅行記注》頁830。
二十年&mdash&mdash以楊庭璧為宣慰使，出使俱藍等國；以金符賜俱藍王瓦你。
馬八兒遣僧撮及班入朝。
二十一年&mdash&mdash亦黑迷失出使僧伽剌國，觀佛缽舍利。
馬八兒遣使貢珍珠等。
二十二年&mdash&mdash遣馬速忽、阿裡往馬八兒求奇寶。
二十三年&mdash&mdash馬八兒、須門那（蘇木達）、僧急裡（僧伽剌）等國各遣子弟來朝貢。
二十四年&mdash&mdash馬八兒遣使進方物，有奇獸一。
俱藍遣使不六溫乃等來朝。
亦黑迷失出使馬八兒取佛缽舍利。
次年至，得其良醫善藥，馬八兒亦遣使來朝。
二十六年&mdash&mdash馬八兒進花驢二。
二十七年&mdash&mdash遣桑吉剌失等往馬八兒訪求方伎士。
二十八年&mdash&mdash馬八兒遣使進花牛等。
俱藍遣馬不剌罕丁進金書、寶塔、番布、藥物等。
遣禮部尚書阿裡伯、侍郎别帖木兒、亦列失金出使馬八兒，其宰相不阿裡率百人随元使入朝，願歸附，遂寓居泉州不返，後成宗特授中書左丞商議福建行省事①。
遣禮部尚書鐵裡、侍郎阿老瓦丁、不剌出使俱藍。
遣左吉出使僧伽剌。
二十九年&mdash&mdash僧伽剌遣使入觐。
三十年&mdash&mdash遣兵部侍郎忽魯秃花等使俱藍、僧伽剌、可兒納答三國，賜僧伽剌酋長三珠虎符。
三十一年&mdash&mdash遣秃古鐵木兒等使俱藍。
蔔阿裡使馬八兒還。
元貞二年（1296）&mdash&mdash遣嶽樂也奴等使馬八兒。
大德元年（1297）&mdash&mdash賜馬八兒國塔喜二珠虎符。
延祐元年（1314）&mdash&mdash馬八兒國主昔剌木丁遣其臣愛思丁來貢方物。
馬八兒于1311年被德裡算端國兼并，置為一省，任命穆斯林長官治理，延祐元年遣使“來貢”的昔剌木丁應是德裡算端所任命的馬八兒省長，而非“國主”。
十四世紀初葉，德裡算端國通過多次軍事征服，将南印度完全置于統治之下；到中葉，其國衰亂，馬八兒以及其他地區的穆斯林長官或印度王公紛紛叛亂自立。
印度半島的戰亂和政局變化大概是大德元年以後元朝與這個地區使節往來驟減的一個原因，但數十年中見于《元史》記載者隻是延①《高麗史》卷三三《忠宣王世家》載馬八兒國王子孛哈裡因與其王有隙，奔于元，居泉州，世祖以奸臣桑哥之妾高麗蔡氏賜之為妻。
按劉敏中《景義公不阿裡神道碑》載，其先世西域哈剌哈底（今阿曼馬斯喀特東Kalhat）人，父寓居西洋國（指馬八兒），得國王寵信，使與諸弟齒，掌國政。
不阿裡繼父職，仰慕中國，主動遣使入貢，并有意歸附，至元二十八年遂棄妻子産業，攜部屬百人随元使來朝，世祖賜妻蔡氏，遂留居泉州，成宗特授為中書左丞商議福建行省事。
此不阿裡即《高麗史》所載之孛哈裡，《元史·馬八兒傳》之宰相不阿裡。
參見陳高華：《印度馬八兒王子孛哈裡來華新考》，《南開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
祐元年一次，與以前連年不斷的頻繁交往相對照，殊為可疑，很可能是史籍有所缺略。
《伊本·拔圖塔行記》就記載了一次不見于漢文史料的重要通使：1341年，中國皇帝（元順帝）派了一個使團到印度，向德裡算端（MuhammadTughluq）贈送奴婢100名，錦緞500匹，以及麝香、珠袍、寶劍等物，遣使目的是要求重建Samhal地方（今谟拉達巴德西南桑巴爾）一座以前中國人常往朝拜，後被算端軍隊破壞的佛寺。
次年春，算端遣伊本·拔圖塔率使團（随同中國使臣）回訪，以男奴、印度歌舞女各100名，精布（bairam）、絲料（juz）各100匹，盛飾高馬100匹回贈中國皇帝。
使臣船隻在古裡（今喀拉拉邦科澤科德）港口準備出航時突遭暴風浪，禮品盡沒，随員失散，中國使臣改從俱藍搭乘本國商船回國，而拔圖塔不敢回德裡報告，輾轉去了許多地方，三年後才從朋加剌（孟加拉）乘商船經蘇木都剌來到泉州，幸遇前中國使臣為他證明身份，地方官奏報朝廷，獲準赴大都朝見，不久仍由海路西還。
元代中國與印度、僧伽剌的貿易十分繁盛。
忽必烈時期連年不斷的使節往來，有不少名義上是政治關系（如所謂“入貢”、“獻方物”之類），實際上是貿易活動。
此外還有史冊未載的官、私貿易往來。
馬八兒宰相馬因的曾對元使楊庭璧等說：“本國船到泉州時，官司亦嘗慰勞。
”（《元史·馬八兒傳》）《馬可波羅行記》載，“蠻子”（中國南方）地方的商船常載貨物至俱藍、下裡（今喀拉拉邦坎納諾爾西北）等地，可獲巨利；馬八兒地區出産的精貨香料，也大半運往“蠻子”地方銷售。
《元史·食貨志》載，元貞二年“禁海商以細貨于馬八兒、俱南（俱藍）、梵答剌亦納（在科譯科德北）三蕃國交易”，可見這三個地方是當時中國商人常往之處。
元中葉以後中印間通使漸稀，而貿易往來則仍很活躍。
據《島夷志略》和《伊本·拔圖塔行記》所載元代後期情況，俱藍、古裡、下裡、梵答剌亦納、馬八兒、沙裡八丹（今泰米爾納德邦讷加帕塔姆）、大八丹（即伊本·拔圖塔所記Dahfatan，今喀拉拉邦特利切裡附近）、朋加剌等地，都有中國商船前往貿易，1342年伊本·拔圖塔在古裡時就見到港中停泊的中國船隻多達13艘。
通使和貿易關系是元代中印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
元朝還遣使赴印度“訪求方伎士”，亦黑迷失出使馬八兒“得良醫善藥”，元成宗下诏給派去專為“取藥物者”授會同館使、副職銜（《元史·成宗本紀》），可見對引進印度醫藥十分重視。
曾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起過最重要作用的中印佛教關系，唐以後随着佛教在印度的逐漸消亡而日趨沉寂，但并沒有斷絕，特别是西藏地區與被稱為“印度佛教最後據點”的波羅王朝（八至十二世紀。
統有比哈爾和孟加拉地區）的佛教關系非常密切。
到元代，仍有一些印度僧人來到中國，其中事迹較詳者為那摩與指空。
那摩，北印度迦濕彌羅（怯失迷兒）人，棄家隐居大雪山下修頭陀行十三年，善持咒，大約在1235年與兄斡脫赤同被召至和林，受到大汗及其宗族、大臣的禮敬。
那摩曾勸大汗頒行寬宥诏書，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蒙哥即位後，封他為國師，命掌全國佛教，1253年奉旨南來中原，駐燕京，修複了多處殘毀佛寺。
當時中原佛、道争執，那摩與主管中原佛教的少林寺禅僧福裕共同奏告道士刊造僞經诋毀佛教和侵占佛寺諸事，并以佛教首席代表身份參加了1255年在和林、1258年在開平舉行的佛道大辯論。
忽必烈與蒙哥不和，那摩勸導忽必烈“宜加敬慎”，在調解大汗兄弟矛盾中起了作用①。
指空（蘇那的沙野），據稱是“中印土王舍城刹底裡孫”（指出身刹帝利種姓）②，如果他活到128歲的說法可信，應生于1236年。
八歲入那蘭陀寺為僧，十九歲南往楞伽國（即僧伽剌）吉祥山研究般若奧旨，并遊曆南印度各地多年。
後至吐蕃，遇北印度僧人摩诃班特達，同來大都；居未久，西遊安西王府，輾轉入蜀坐禅三年。
繼走羅羅斯地界，至雲南昆明，嘗坐夏龍泉寺，書梵字般若經。
又遊湖廣，貴州元帥府官皆受戒，苗、徭、僮、葛佬等諸洞蠻俱來請受戒，但不容于湖廣行省參政，遂前往進谒皇帝，經廬山至揚州，守臣以舟送于大都。
泰定元年（1324）至上都見帝，旋即東遊高麗，參禮金剛山，高麗王及衆官勸請稍留，乃出《文殊師利菩薩無生戒經》三卷傳授其僧俗人衆。
奉旨還大都，天曆元年（1328），文宗命與衆僧講法内庭，受到衆僧的窘辱排擠，後衆僧犯罪或誅或斥，指空聲名遂大顯。
元順帝對他眷遇有加，皇後、太子迎入延華閣問法。
至元二十三年（1363）示寂③。
指空久留大都，“相傳能前知，号為300歲，人敬之如神”④。
在印度本國佛教殆已滅絕的元代，上述兩位印僧先後在中國竟大受尊禮，不能不說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
元代還有一位中國僧人赴印遊曆：忽必烈時期，蜀僧元一遊“西天”（印度）回，以西天琢成玉石佛、貝多葉經及佛如來鐵缽獻帝，诏安置玉石佛于萬壽山供養，以七寶函貯貝葉經“嚴加信仰”，以佛缽“鎮庫藏”①。
①《大朝國師南無大士重修真定府大龍興寺功德記》，《常山貞石志》卷十五；《元史》卷一二五《鐵哥傳》。
參見陳得芝《元代内地藏僧事輯》，《中華國學》創刊号，香港，1989年。
②危素：《文殊師利菩薩無生戒經序》，《危太仆集》卷十。
③李穑：《梵僧指空禅師傳考》，《大正大藏經》史傳部三；上揭危素文。
④宋濂：《寂照圓明大禅師璧峰金公設利塔碑》《宋學士文集·銮坡後集》卷五。
①釋念常：《佛祖曆代通載》卷二二。
第七節 非洲、阿拉伯半島 元代，中國與非洲、阿拉伯半島許多國家或地區都有交往，見于記載者有北非的密昔兒（埃及）②、麻加裡（馬格裡布，主要指摩洛哥），東非的弼琶羅（柏培拉）、馬合答束（摩加迪沙）、層拔（桑給巴爾及相鄰東非沿岸地），阿拉伯半島的默茄（又稱“天房”、“天堂”，即麥加）、啞靼（亞丁）、甕蠻（阿曼）等③。
當時非洲最強大的國家是馬木魯克王朝（1252&mdash1517）統治下的埃及。
1260年，伊利汗旭烈兀在攻取叙利亞後，遣使招降埃及，馬木魯克算端忽秃思殺使者，出兵擊敗蒙古軍于阿音紮魯特（耶路撒冷北），乘勢奪取了叙利亞。
此後，埃及與伊利汗國不斷發生沖突，馬木魯克統治者利用伊利汗與皈依伊斯蘭教的欽察汗的矛盾，與欽察汗國結盟，使節往來，關系很密切。
伊利汗國的蒙古官員和軍隊也有不少因内部矛盾而投奔到埃及。
通過各種交往，埃及人對元朝和各汗國情況有了相當了解，在當時埃及史家的著作中留下了豐富的記載（參見本書《國外資料》章）。
元代來中國的回回人數以萬計，其中也有埃及人。
據伊本·拔圖塔記載，行在城（杭州）就有一家埃及大商人，父名斡思蠻·本·阿凡（OthmanbinAffan），已故，諸子承父業，這一家在城内建設了居住區和禮拜寺，可見是經濟勢力很大的回回家族①。
宋代中國與東非地區已有直接交往，元代有了進一步發展。
《馬可波羅行記》在講述摩加迪沙（此名曾長期被誤認為馬達加斯加）②一節中說，大汗忽必烈曾遣使至該地諸島調查種種奇聞異事，其中一名使者被島人扣留，于是大汗又派人傳旨命其釋放使者；使者回國向大汗報告了諸島情況，并呈獻了帶回來的長達90掌幅的異鳥之羽和重達14磅的野豬巨齒。
馬可波羅說他在元廷曾親見這些珍物并作了測量，所述之事是真實的。
據此則忽必烈曾兩次遣使到摩加迪沙一帶。
雖然漢文史料未載這兩次遣使事，但有一條重要史料可以證明元朝确實派使臣到非洲地區。
《經世大典·站赤》載：[大德五年十二月]“江浙等處行中書省言：杭州路在城驿近承接使臣答術丁等，②973年埃及法蒂瑪王朝遷都于新建之開羅城。
阿拉伯語為Misral-Qahirah，意為“得勝者之城”，埃及遂被稱為Misr。
宋代漢文文獻譯為勿斯裡，元代譯為密昔兒或密乞兒、米西兒。
③《大德南海志》載：“廣為蕃舶湊集之所，..島夷諸國名不可殚，前《志》所載者四十餘。
聖朝奄有四海..其來者視昔有加焉。
”麻加裡、弼琶羅，層拔、啞靼、甕蠻皆見所載“諸蕃國”中。
或謂同書之“黑加魯”，黑為嘿之訛，即宋人《諸蕃志》、《事林廣記》之默伽臘，《島夷志略》之哩伽塔，為Maghrib譯名，若是則與麻加裡一名重複。
層拔即《島夷志略》之層搖（拔之訛）羅。
馬合答束名見《經世大典·站赤》。
①玉爾：《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頁496&mdash497。
②《馬可波羅行記》穆勒、伯希和英譯本，頁431；伯希和：《馬可波羅行記注》，頁779&mdash781。
欽赍聖旨懸帶虎符，前往馬合答束番國征取獅豹等物，往回應付二年分例..；又愛祖丁等使四起，正從三十五名，前往刁吉兒取豹子希奇之物，往回應付三年分例。
”①馬合答束即摩加迪沙。
汪大淵《島夷志略後序》稱其所載諸蕃國地理風物“皆身所遊覽，耳目所親見”，其層搖（拔）羅條的記述較《諸蕃志》更為準确，并謂其地田瘠谷少，“每每販于其地者，若有谷米與之交易，其利甚溥”，說明元代中國商船到達桑給巴爾一帶東非沿岸地區貿易是确切無疑的。
近百年來在這些地區不斷發現數量甚多的中國錢币（主要為宋錢）②和瓷器等遺物，也可以證明這一點。
早在唐宋時代，中國人對北非西部即馬格裡布的情況就有所了解③，但中國與該地區有交往的明确記載則出現于元代。
大約在至正六年（1346），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圖塔作為印度德裡算端的使臣來到了中國。
他由海路先至泉州，得到當地官員的款待，并獲準遊曆了廣州，其後奉旨北上大都朝見。
途經Kanjanfu（建昌府？）時，他見到了在這一帶回回人中享有盛譽的大法學家、摩洛哥休達市人吉窪木丁（Kiwamal-Din），原來就是他在印度已認識的布思裡（al-Bushri）。
此人曾随其舅父居德裡，年青而富學識，德裡算端因伊本·拔圖塔的推薦，欲用重酬把他留在德裡，但他執意來中國，終于獲得成功，既顯且富，擁有男奴、女婢各50名，他向伊本·拔圖塔贈送了奴婢各一名及大量禮物④。
次年，伊本·拔圖塔由泉州乘商船回到印度，不久即西還本國。
後來由他口述著成的《行記》中，詳細報導了他在中國的經曆和見聞，尤其着重描述了泉州、廣州、杭州和大都的情況。
據他說，當時中國的瓷器遠銷印度及其他海外國家，并轉銷到了摩洛哥①。
這部《行記》對摩洛哥人乃至整個阿拉伯世界了解中國無疑起了極大的作用。
元代中國的回回人極多，按照伊斯蘭教徒遵奉的五行儀（&rsquoibādat）之一，隻要有能力都必須到麥加朝聖，而後可稱“哈隻”。
《島夷志略》“天堂”（即麥加）條說：“雲南有路可通，一年之上可至其地”，雲南是元代回回人較多的地區，赴麥加朝聖者當不少，明初著名航海家鄭和的父親名叫馬哈隻，可能就是曾赴麥加朝聖者之一。
回回人在元代海外貿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們的經商和朝聖活動無疑促進了中國與阿拉伯地區的交往。
亞丁自古就是阿拉伯半島與印度、中國交通的主要港口，波斯薩珊王朝統治時期①《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一九。
②元滅宋後即罷
二十九年，亦黑迷失出征爪哇途中，遣郝成、劉淵招撫南巫裡、蘇木都剌、法裡剌、木剌由、毯陽（今蘇門答臘東側塔米陽河一帶）等國，皆遣使來元，因暫時禁海，其使者留居大都年餘，至三十一年遣還。
元貞元年（1295），毯陽、法裡剌、阿魯三國酋長各遣兄或弟“奉金表來觐”（以上見《元史·成宗紀》、《亦裡迷失傳》）。
至元二十九年元朝遣宣撫使楊祥等入琉求（我國台灣）時，曾有軍船到過三嶼（今菲律賓呂宋島），當地人“饷以糧食，館我将校”；次年，忽必烈打算遣使招三嶼，未成行。
當時，三嶼人經常到泉州貿易，其男子往往在泉州傾資文身，回國後大受尊重，“習俗以其至唐，故貴之也”（《島夷志略》“三島”條）。
至大元年（1308），元朝還派使者米楫出使蘇魯國（今菲律賓蘇祿群島）。
元朝與南海諸國的通使、通商較南宋有更大發展，《大德南海志》和《島夷志略》著錄了相當多前代未見記載的國家和地區，足證交往的範圍更廣泛。
在前書中，将南海諸“蕃國”分為“小東洋”（指菲律賓群島及加裡曼丹島）、“大東洋”（指爪哇及其以東諸島）、“小西洋”（指馬來半島和蘇門答臘島）幾個區域，顯然是以南海航路為中軸來劃分的。
這也說明元人的海外地理知識有了很大進步。
③《馬可波羅行記》頁368；《伊本拔圖塔行記》，《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第2卷，頁510。
第六節 印度、僧伽剌 元代前期，印度北部處于德裡算端國（1206年建立）突厥-穆斯林諸王朝統治之下，南部則并存着若幹大小不等的印度教王國。
到十四世紀初葉，南印諸王國先後被德裡算端國征服，成為其直轄省份或附屬國。
1222年初，成吉思汗遣軍追擊逃入印度的花剌子模算端劄蘭丁及其部屬，攻掠了印度西北部一些地區。
太宗、憲宗時期，先後派遣蒙格秃、斡忽秃兒、答亦兒、撒裡等率軍征印度和怯失迷兒，多次侵入木爾坦、拉合爾和怯失迷兒等地①。
其後，察合台汗國和伊利汗國都與德裡算端國屢有接觸，從1279年至1329年，有八次蒙古軍侵入印度北部的記錄，而元朝則主要通過海路與印度半島南端的馬八兒、俱藍交往。
馬八兒（Ma&rsquoabar），阿拉伯語意為“渡口”，指由印度渡到斯裡蘭卡島之處，即半島南端東側的海岸地帶，為潘底亞王國（Pandya，都城馬杜賴）之境。
十三世紀初，潘底亞複興，擺脫了注辇王國的統治，至中葉，兼并了注辇國大部地區，領土擴展到佩内爾河，成為南印度強國之一。
俱藍（又譯俱喃、閣藍、故藍，今奎隆）位于印度半島南端西側馬拉巴海岸，為喀拉拉王國（Kerala，十三世紀初從注辇王國統治下獨立）的中心，唐以來一直是東西海路交通的重要海港。
《元史·馬八兒傳》說：“海外諸蕃國，唯馬八兒與俱藍足以綱領諸國。
”應是指其在海路交通上的重要地位而言。
下面将元朝與馬八兒（潘底亞王國）、俱藍以及僧伽剌國（又譯新合剌的音，今斯裡蘭卡）使節往來的有關記載，列一年表（未注出處者皆見《元史》）：至元十六年（1279）&mdash&mdash馬八兒遣使來獻珍物。
遣廣東招讨司達魯花赤楊庭璧招俱藍。
十七年&mdash&mdash庭璧至俱藍，其國主令其弟書回回字表文交庭璧轉進，表示明年将遣使入貢。
馬八兒遣使上表，貢寶物、犀、象。
以哈撒兒海牙為俱藍國宣慰使，與庭璧同往其國，“诏谕俱藍國，使來歸附”。
十八年&mdash&mdash哈撒兒海牙、楊庭璧于正月由泉州出航，三月至僧伽剌，因阻風改航至馬八兒登岸，欲借道由陸路達俱藍，馬八兒以路不通為辭（據其宰相不阿裡私下向元使報告，其時馬八兒正準備與俱藍交戰），遂還。
遣俺都剌出使馬八兒，楊庭璧再使俱藍。
十九年&mdash&mdash庭璧至俱藍，國主迎受诏書，遣其臣祝阿裡沙忙裡八的奉表入貢；寓居其國的也裡可溫首領兀咱兒撒裡馬、木速蠻首領馬合麻亦遣使奉表同來進貢；因事适在俱藍的蘇木達國①宰相那裡八合剌攤赤代其主打古兒遣使進表和貢品。
馬八兒國遣使以金葉書及土物來貢。
①《元史》卷三《憲宗紀》；《史集》漢譯本第1卷，頁177&mdash178，第2卷，頁60；第3卷，頁19；波義耳：《術茲劄尼〈納失裡編年史〉所見阿富汗和印度的蒙古統帥》，見其論文集《蒙古世界帝國》Ⅸ。
①伯希和以為蘇木達即《元史》另見之“須門那”，今印度邁索爾邦哈裡比德，見《馬可波羅行記注》頁830。
二十年&mdash&mdash以楊庭璧為宣慰使，出使俱藍等國；以金符賜俱藍王瓦你。
馬八兒遣僧撮及班入朝。
二十一年&mdash&mdash亦黑迷失出使僧伽剌國，觀佛缽舍利。
馬八兒遣使貢珍珠等。
二十二年&mdash&mdash遣馬速忽、阿裡往馬八兒求奇寶。
二十三年&mdash&mdash馬八兒、須門那（蘇木達）、僧急裡（僧伽剌）等國各遣子弟來朝貢。
二十四年&mdash&mdash馬八兒遣使進方物，有奇獸一。
俱藍遣使不六溫乃等來朝。
亦黑迷失出使馬八兒取佛缽舍利。
次年至，得其良醫善藥，馬八兒亦遣使來朝。
二十六年&mdash&mdash馬八兒進花驢二。
二十七年&mdash&mdash遣桑吉剌失等往馬八兒訪求方伎士。
二十八年&mdash&mdash馬八兒遣使進花牛等。
俱藍遣馬不剌罕丁進金書、寶塔、番布、藥物等。
遣禮部尚書阿裡伯、侍郎别帖木兒、亦列失金出使馬八兒，其宰相不阿裡率百人随元使入朝，願歸附，遂寓居泉州不返，後成宗特授中書左丞商議福建行省事①。
遣禮部尚書鐵裡、侍郎阿老瓦丁、不剌出使俱藍。
遣左吉出使僧伽剌。
二十九年&mdash&mdash僧伽剌遣使入觐。
三十年&mdash&mdash遣兵部侍郎忽魯秃花等使俱藍、僧伽剌、可兒納答三國，賜僧伽剌酋長三珠虎符。
三十一年&mdash&mdash遣秃古鐵木兒等使俱藍。
蔔阿裡使馬八兒還。
元貞二年（1296）&mdash&mdash遣嶽樂也奴等使馬八兒。
大德元年（1297）&mdash&mdash賜馬八兒國塔喜二珠虎符。
延祐元年（1314）&mdash&mdash馬八兒國主昔剌木丁遣其臣愛思丁來貢方物。
馬八兒于1311年被德裡算端國兼并，置為一省，任命穆斯林長官治理，延祐元年遣使“來貢”的昔剌木丁應是德裡算端所任命的馬八兒省長，而非“國主”。
十四世紀初葉，德裡算端國通過多次軍事征服，将南印度完全置于統治之下；到中葉，其國衰亂，馬八兒以及其他地區的穆斯林長官或印度王公紛紛叛亂自立。
印度半島的戰亂和政局變化大概是大德元年以後元朝與這個地區使節往來驟減的一個原因，但數十年中見于《元史》記載者隻是延①《高麗史》卷三三《忠宣王世家》載馬八兒國王子孛哈裡因與其王有隙，奔于元，居泉州，世祖以奸臣桑哥之妾高麗蔡氏賜之為妻。
按劉敏中《景義公不阿裡神道碑》載，其先世西域哈剌哈底（今阿曼馬斯喀特東Kalhat）人，父寓居西洋國（指馬八兒），得國王寵信，使與諸弟齒，掌國政。
不阿裡繼父職，仰慕中國，主動遣使入貢，并有意歸附，至元二十八年遂棄妻子産業，攜部屬百人随元使來朝，世祖賜妻蔡氏，遂留居泉州，成宗特授為中書左丞商議福建行省事。
此不阿裡即《高麗史》所載之孛哈裡，《元史·馬八兒傳》之宰相不阿裡。
參見陳高華：《印度馬八兒王子孛哈裡來華新考》，《南開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
祐元年一次，與以前連年不斷的頻繁交往相對照，殊為可疑，很可能是史籍有所缺略。
《伊本·拔圖塔行記》就記載了一次不見于漢文史料的重要通使：1341年，中國皇帝（元順帝）派了一個使團到印度，向德裡算端（MuhammadTughluq）贈送奴婢100名，錦緞500匹，以及麝香、珠袍、寶劍等物，遣使目的是要求重建Samhal地方（今谟拉達巴德西南桑巴爾）一座以前中國人常往朝拜，後被算端軍隊破壞的佛寺。
次年春，算端遣伊本·拔圖塔率使團（随同中國使臣）回訪，以男奴、印度歌舞女各100名，精布（bairam）、絲料（juz）各100匹，盛飾高馬100匹回贈中國皇帝。
使臣船隻在古裡（今喀拉拉邦科澤科德）港口準備出航時突遭暴風浪，禮品盡沒，随員失散，中國使臣改從俱藍搭乘本國商船回國，而拔圖塔不敢回德裡報告，輾轉去了許多地方，三年後才從朋加剌（孟加拉）乘商船經蘇木都剌來到泉州，幸遇前中國使臣為他證明身份，地方官奏報朝廷，獲準赴大都朝見，不久仍由海路西還。
元代中國與印度、僧伽剌的貿易十分繁盛。
忽必烈時期連年不斷的使節往來，有不少名義上是政治關系（如所謂“入貢”、“獻方物”之類），實際上是貿易活動。
此外還有史冊未載的官、私貿易往來。
馬八兒宰相馬因的曾對元使楊庭璧等說：“本國船到泉州時，官司亦嘗慰勞。
”（《元史·馬八兒傳》）《馬可波羅行記》載，“蠻子”（中國南方）地方的商船常載貨物至俱藍、下裡（今喀拉拉邦坎納諾爾西北）等地，可獲巨利；馬八兒地區出産的精貨香料，也大半運往“蠻子”地方銷售。
《元史·食貨志》載，元貞二年“禁海商以細貨于馬八兒、俱南（俱藍）、梵答剌亦納（在科譯科德北）三蕃國交易”，可見這三個地方是當時中國商人常往之處。
元中葉以後中印間通使漸稀，而貿易往來則仍很活躍。
據《島夷志略》和《伊本·拔圖塔行記》所載元代後期情況，俱藍、古裡、下裡、梵答剌亦納、馬八兒、沙裡八丹（今泰米爾納德邦讷加帕塔姆）、大八丹（即伊本·拔圖塔所記Dahfatan，今喀拉拉邦特利切裡附近）、朋加剌等地，都有中國商船前往貿易，1342年伊本·拔圖塔在古裡時就見到港中停泊的中國船隻多達13艘。
通使和貿易關系是元代中印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
元朝還遣使赴印度“訪求方伎士”，亦黑迷失出使馬八兒“得良醫善藥”，元成宗下诏給派去專為“取藥物者”授會同館使、副職銜（《元史·成宗本紀》），可見對引進印度醫藥十分重視。
曾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起過最重要作用的中印佛教關系，唐以後随着佛教在印度的逐漸消亡而日趨沉寂，但并沒有斷絕，特别是西藏地區與被稱為“印度佛教最後據點”的波羅王朝（八至十二世紀。
統有比哈爾和孟加拉地區）的佛教關系非常密切。
到元代，仍有一些印度僧人來到中國，其中事迹較詳者為那摩與指空。
那摩，北印度迦濕彌羅（怯失迷兒）人，棄家隐居大雪山下修頭陀行十三年，善持咒，大約在1235年與兄斡脫赤同被召至和林，受到大汗及其宗族、大臣的禮敬。
那摩曾勸大汗頒行寬宥诏書，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蒙哥即位後，封他為國師，命掌全國佛教，1253年奉旨南來中原，駐燕京，修複了多處殘毀佛寺。
當時中原佛、道争執，那摩與主管中原佛教的少林寺禅僧福裕共同奏告道士刊造僞經诋毀佛教和侵占佛寺諸事，并以佛教首席代表身份參加了1255年在和林、1258年在開平舉行的佛道大辯論。
忽必烈與蒙哥不和，那摩勸導忽必烈“宜加敬慎”，在調解大汗兄弟矛盾中起了作用①。
指空（蘇那的沙野），據稱是“中印土王舍城刹底裡孫”（指出身刹帝利種姓）②，如果他活到128歲的說法可信，應生于1236年。
八歲入那蘭陀寺為僧，十九歲南往楞伽國（即僧伽剌）吉祥山研究般若奧旨，并遊曆南印度各地多年。
後至吐蕃，遇北印度僧人摩诃班特達，同來大都；居未久，西遊安西王府，輾轉入蜀坐禅三年。
繼走羅羅斯地界，至雲南昆明，嘗坐夏龍泉寺，書梵字般若經。
又遊湖廣，貴州元帥府官皆受戒，苗、徭、僮、葛佬等諸洞蠻俱來請受戒，但不容于湖廣行省參政，遂前往進谒皇帝，經廬山至揚州，守臣以舟送于大都。
泰定元年（1324）至上都見帝，旋即東遊高麗，參禮金剛山，高麗王及衆官勸請稍留，乃出《文殊師利菩薩無生戒經》三卷傳授其僧俗人衆。
奉旨還大都，天曆元年（1328），文宗命與衆僧講法内庭，受到衆僧的窘辱排擠，後衆僧犯罪或誅或斥，指空聲名遂大顯。
元順帝對他眷遇有加，皇後、太子迎入延華閣問法。
至元二十三年（1363）示寂③。
指空久留大都，“相傳能前知，号為300歲，人敬之如神”④。
在印度本國佛教殆已滅絕的元代，上述兩位印僧先後在中國竟大受尊禮，不能不說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
元代還有一位中國僧人赴印遊曆：忽必烈時期，蜀僧元一遊“西天”（印度）回，以西天琢成玉石佛、貝多葉經及佛如來鐵缽獻帝，诏安置玉石佛于萬壽山供養，以七寶函貯貝葉經“嚴加信仰”，以佛缽“鎮庫藏”①。
①《大朝國師南無大士重修真定府大龍興寺功德記》，《常山貞石志》卷十五；《元史》卷一二五《鐵哥傳》。
參見陳得芝《元代内地藏僧事輯》，《中華國學》創刊号，香港，1989年。
②危素：《文殊師利菩薩無生戒經序》，《危太仆集》卷十。
③李穑：《梵僧指空禅師傳考》，《大正大藏經》史傳部三；上揭危素文。
④宋濂：《寂照圓明大禅師璧峰金公設利塔碑》《宋學士文集·銮坡後集》卷五。
①釋念常：《佛祖曆代通載》卷二二。
第七節 非洲、阿拉伯半島 元代，中國與非洲、阿拉伯半島許多國家或地區都有交往，見于記載者有北非的密昔兒（埃及）②、麻加裡（馬格裡布，主要指摩洛哥），東非的弼琶羅（柏培拉）、馬合答束（摩加迪沙）、層拔（桑給巴爾及相鄰東非沿岸地），阿拉伯半島的默茄（又稱“天房”、“天堂”，即麥加）、啞靼（亞丁）、甕蠻（阿曼）等③。
當時非洲最強大的國家是馬木魯克王朝（1252&mdash1517）統治下的埃及。
1260年，伊利汗旭烈兀在攻取叙利亞後，遣使招降埃及，馬木魯克算端忽秃思殺使者，出兵擊敗蒙古軍于阿音紮魯特（耶路撒冷北），乘勢奪取了叙利亞。
此後，埃及與伊利汗國不斷發生沖突，馬木魯克統治者利用伊利汗與皈依伊斯蘭教的欽察汗的矛盾，與欽察汗國結盟，使節往來，關系很密切。
伊利汗國的蒙古官員和軍隊也有不少因内部矛盾而投奔到埃及。
通過各種交往，埃及人對元朝和各汗國情況有了相當了解，在當時埃及史家的著作中留下了豐富的記載（參見本書《國外資料》章）。
元代來中國的回回人數以萬計，其中也有埃及人。
據伊本·拔圖塔記載，行在城（杭州）就有一家埃及大商人，父名斡思蠻·本·阿凡（OthmanbinAffan），已故，諸子承父業，這一家在城内建設了居住區和禮拜寺，可見是經濟勢力很大的回回家族①。
宋代中國與東非地區已有直接交往，元代有了進一步發展。
《馬可波羅行記》在講述摩加迪沙（此名曾長期被誤認為馬達加斯加）②一節中說，大汗忽必烈曾遣使至該地諸島調查種種奇聞異事，其中一名使者被島人扣留，于是大汗又派人傳旨命其釋放使者；使者回國向大汗報告了諸島情況，并呈獻了帶回來的長達90掌幅的異鳥之羽和重達14磅的野豬巨齒。
馬可波羅說他在元廷曾親見這些珍物并作了測量，所述之事是真實的。
據此則忽必烈曾兩次遣使到摩加迪沙一帶。
雖然漢文史料未載這兩次遣使事，但有一條重要史料可以證明元朝确實派使臣到非洲地區。
《經世大典·站赤》載：[大德五年十二月]“江浙等處行中書省言：杭州路在城驿近承接使臣答術丁等，②973年埃及法蒂瑪王朝遷都于新建之開羅城。
阿拉伯語為Misral-Qahirah，意為“得勝者之城”，埃及遂被稱為Misr。
宋代漢文文獻譯為勿斯裡，元代譯為密昔兒或密乞兒、米西兒。
③《大德南海志》載：“廣為蕃舶湊集之所，..島夷諸國名不可殚，前《志》所載者四十餘。
聖朝奄有四海..其來者視昔有加焉。
”麻加裡、弼琶羅，層拔、啞靼、甕蠻皆見所載“諸蕃國”中。
或謂同書之“黑加魯”，黑為嘿之訛，即宋人《諸蕃志》、《事林廣記》之默伽臘，《島夷志略》之哩伽塔，為Maghrib譯名，若是則與麻加裡一名重複。
層拔即《島夷志略》之層搖（拔之訛）羅。
馬合答束名見《經世大典·站赤》。
①玉爾：《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頁496&mdash497。
②《馬可波羅行記》穆勒、伯希和英譯本，頁431；伯希和：《馬可波羅行記注》，頁779&mdash781。
欽赍聖旨懸帶虎符，前往馬合答束番國征取獅豹等物，往回應付二年分例..；又愛祖丁等使四起，正從三十五名，前往刁吉兒取豹子希奇之物，往回應付三年分例。
”①馬合答束即摩加迪沙。
汪大淵《島夷志略後序》稱其所載諸蕃國地理風物“皆身所遊覽，耳目所親見”，其層搖（拔）羅條的記述較《諸蕃志》更為準确，并謂其地田瘠谷少，“每每販于其地者，若有谷米與之交易，其利甚溥”，說明元代中國商船到達桑給巴爾一帶東非沿岸地區貿易是确切無疑的。
近百年來在這些地區不斷發現數量甚多的中國錢币（主要為宋錢）②和瓷器等遺物，也可以證明這一點。
早在唐宋時代，中國人對北非西部即馬格裡布的情況就有所了解③，但中國與該地區有交往的明确記載則出現于元代。
大約在至正六年（1346），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圖塔作為印度德裡算端的使臣來到了中國。
他由海路先至泉州，得到當地官員的款待，并獲準遊曆了廣州，其後奉旨北上大都朝見。
途經Kanjanfu（建昌府？）時，他見到了在這一帶回回人中享有盛譽的大法學家、摩洛哥休達市人吉窪木丁（Kiwamal-Din），原來就是他在印度已認識的布思裡（al-Bushri）。
此人曾随其舅父居德裡，年青而富學識，德裡算端因伊本·拔圖塔的推薦，欲用重酬把他留在德裡，但他執意來中國，終于獲得成功，既顯且富，擁有男奴、女婢各50名，他向伊本·拔圖塔贈送了奴婢各一名及大量禮物④。
次年，伊本·拔圖塔由泉州乘商船回到印度，不久即西還本國。
後來由他口述著成的《行記》中，詳細報導了他在中國的經曆和見聞，尤其着重描述了泉州、廣州、杭州和大都的情況。
據他說，當時中國的瓷器遠銷印度及其他海外國家，并轉銷到了摩洛哥①。
這部《行記》對摩洛哥人乃至整個阿拉伯世界了解中國無疑起了極大的作用。
元代中國的回回人極多，按照伊斯蘭教徒遵奉的五行儀（&rsquoibādat）之一，隻要有能力都必須到麥加朝聖，而後可稱“哈隻”。
《島夷志略》“天堂”（即麥加）條說：“雲南有路可通，一年之上可至其地”，雲南是元代回回人較多的地區，赴麥加朝聖者當不少，明初著名航海家鄭和的父親名叫馬哈隻，可能就是曾赴麥加朝聖者之一。
回回人在元代海外貿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們的經商和朝聖活動無疑促進了中國與阿拉伯地區的交往。
亞丁自古就是阿拉伯半島與印度、中國交通的主要港口，波斯薩珊王朝統治時期①《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一九。
②元滅宋後即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