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中外關系
關燈
小
中
大
出發，航行七晝夜抵平戶島，其先遣軍至一岐約東路軍來會。
七月，兩軍主力均進泊鷹島（音譯“打可島”。
或作“竹島”，系音訛緻誤），行省官商議進攻太宰府，但他們果如臨行陛辭時忽必烈所擔心的那樣，相互不和，議事争執不決，以緻“逗留不進”幾一月②。
八月一日，夜半“飓風大作，波濤如山”，元軍船多“縛艦為寨”，緊靠在一起，緻相“震撼擊撞，舟壞且盡，軍士号呼溺死者如麻”③。
忻都、茶丘、範文虎等将帥“各自擇堅好舟乘之”，棄軍自歸④。
留下來①《高麗史》卷二七《元宗世家》。
②“文永之役”過程，參見上引池内宏書第七章。
①忽必烈面谕征日行省諸臣雲：“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其人，徒得地何用。
”可見此役旨在征服日本。
據日本史料記載，侵日元軍還“為居住持世路（生活）具，為耕作貯鋤鍬類”，顯然準備持久屯駐（參見《元寇之新研究》頁291&mdash293）。
②方回：《孔端卿東征集序》，《桐江續集》卷三二。
③蘇天爵：《贈長葛縣君張氏墓志銘》，《滋溪文稿》卷二一。
的元軍大部分被日軍消滅，一部分被俘⑤。
十四萬多元軍得歸者僅五分之一，大張旗鼓的第二次侵日之役（事在日本後宇多天皇弘安四年，日本史上稱為“弘安之役”）以慘敗告終了。
其後忽必烈又準備再征日本，下令造船和拘刷水手，激起受害最深的江南人民的激烈反抗，朝臣也多言不利，不得不中止。
至元二十年，忽必烈遣提舉官王君治與補陀寺僧如智持诏“宣谕”日本，洋中遇飓風吹回補陀山。
次年，再遣江西行省參政王積翁與如智出使日本，積翁拘任氏船以行，途中又因事鞭之，将至對馬島，被任氏所殺。
兩次遣使均未達。
大德三年（1299），元成宗遣補陀寺學識淵博的臨濟宗高僧甯一山（一山一甯）搭乘日本商船使日，到達太宰府，因是敵國使者，幕府執權北條貞時下令囚禁于伊豆修善寺，後知他是有道高僧，即迎住鐮倉建長寺（後被日本上皇邀主京都南源寺，直到去世，門徒衆多），尊禮有加，但對與元朝通使事則仍予拒絕①。
盡管元朝與日本交過戰，通使關系一直未能建立，元代中、日的經濟和文化交流仍然十分繁盛，雙方政府都不但不加禁限，且有意促成。
至元十四年，有日商持金來換銅錢，元朝給予準許。
次年，令沿海官司通日本國人市舶。
十六年，日本大商船四艘載商人、水手二千餘人至慶元，經查明确是來經商的，即許其交易而還②。
從至元末年到至正末年的七十多年中，中日間有商船（主要是日本商船）和僧侶等人員（他們大體都搭乘商船）來往、年份可考者即有近五十年，而且往往一年中不止一批，此外還有許多年份不明或失載者③。
大德八年，元朝“置千戶所戍定海，以防歲至倭船”①，也可見幾乎年年都有日本船來。
由于經營中日貿易獲利甚巨，日本幕府為了籌集建寺經費和其他目的，有時也批準派出官方商船，如1325年為修建長寺、1328年為造鐮倉大佛、1341年為建天龍寺所派商船即是②。
元代中日交通的主要港口是慶元，這裡置有市舶司掌對外貿易。
慶元路屬縣定海（今鎮海）是日本商船停泊之所，經檢查、抽分後即許日商登岸市④王恽：《泛海小錄》（《秋澗集》卷四十）載：“大小船艦多為波浪剪觸而碎，唯句麗船堅得全，遂班師西還，是年八月五日也。
”所記應即諸将逃歸事。
⑤《元史·日本傳》記載後來逃歸的士卒于阊報告說，被虜者達二三萬人，押至八角島（博多），盡殺蒙、漢、高麗人，而留新附軍人為奴。
但據日本史料，所俘元軍為數千人（參見《元寇之新研究》頁314）。
①見明代日本僧人周鳳著《善鄰國寶記》卷上所收如智親撰之《接待庵記》。
《元史》失載此次遣使。
②周密：《癸辛雜識·别集》。
③參見本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頁389&mdash393，《日元間商船往來一覽表》，頁422&mdash460《入元僧一覽表》。
①《元史》卷二一《成宗紀》。
②《日中文化交流史》頁394&mdash400；森克己：《日宋貿易之研究》頁511&mdash525（1948年出版）。
易，一時十分繁榮：“賈區市墟，陳列分錯，咿啞争奇，踏歌轉舞”③。
此外，日本商船也時常開到福建貿易，元中葉以後似乎逐漸增多，故天曆元年（1328）命江浙行省選廉吏征收“日本舶商至福建博易者”之稅（《元史·文宗本紀》）。
交易的商舶，中國輸出者主要是瓷器、香藥、經卷、書籍、繪畫、什器、绫羅錦緞以及銅錢等；從日本輸入者主要有黃金、刀劍、木材、扇子、螺钿等。
來元日本人除商人外，以禅僧為最多。
禅宗在日本因得到幕府和武士階級的尊崇而大為興盛，來華參禮禅學中心江南諸名刹（主要是“五山十刹”）和高僧大德，在日本禅林中蔚為風氣，而商船往來頻繁，又為僧人來華提供了方便。
據考，僅史冊留名的元代來華日僧就多達二百二十餘人④。
泰定三年（1326），元朝一次就“遣日本僧瑞興等40人還國”（《元史·泰定帝本紀》），即是明證。
許多日本僧長期留居中國，曆訪名山大刹或住寺進修，從高僧習禅，與文人結交，切磋文學、書畫①。
他們中不少人不僅禅學精湛，文章、書畫亦佳。
如古源邵元，住元20年，居少林寺甚久，其為該寺住持所撰道行碑（現存）文筆老練，不亞漢人宿儒；雪村友梅（一山一甯弟子）住元20年，曾拜訪趙孟頫切磋書藝，其書法筆勢雄渾，使趙為之驚歎，而當時趙的書畫是最受日本人推重的②。
同時，有不少元朝高僧被邀請去日本，最著名者如清拙正澄、明極楚俊、竺仙梵仙等人，都留居日本直到去世。
赴日元僧和來元日僧對發展中日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由他們傳入日本的不僅有大量釋藏、經史、詩文等典籍，還有中國禅林和文士的風氣和生活方式，如日本的茶道就是由元代傳入的“唐式茶會”發展而來的。
日本禅寺的興旺和學習中國文化的熱情促進了刻書業的發展。
元後期，有大批中國雕刻工匠（主要來自閩浙）到日本從事刻版事業，京都和鐮倉“五山”以及他處禅寺刊印的書籍許多是出于他們之手。
其中以莆田縣俞良甫最有名，在他雕版的《新刊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卷終，特刻上一段記載祖籍及在日僑居和刻書情況的題記，甚為珍貴（此書現存東京靜嘉堂文庫）。
③袁桷：《馬元帥防倭記》，《清容居士集》卷十九。
④參見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頁389&mdash393《日元間商船往來一覽表》，頁422&mdash460《入元僧一覽表》。
①虞集：《晦機禅師塔銘》，《道園學古錄》卷四九；王逢：《贈日本進上人》詩，《梧溪集》卷四。
據元僧竺仙梵仙說，當他在建康（今南京）保甯寺侍從古林清茂時，住該寺的日僧就有32人（《竺仙和尚住建長寺語錄》）。
②歐陽玄：《趙文敏公神道碑》，《圭齋集》集九。
第三節 安南、占城 秦漢以來，交趾為中國郡縣之地，唐置安南都護府治之。
五代時，交趾諸姓土豪相繼稱雄自主。
968年，丁部領削平諸豪，始稱帝建國，國号“大瞿越”，都華闾（今甯平）；其後李朝（1010&mdash1225）遷都升龍（今河内），改國号“大越”。
自立國以來，一直與宋朝保持朝貢關系，宋朝冊封其帝為“安南都護..交趾郡王”，南宋時改封“安南國王”，仍稱其國為交趾或安南。
1257年，蒙古大帥兀良合台從雲南遣使到安南“招谕”，時安南陳朝（1225&mdash1440）初興，國力頗盛，國主陳煚（太宗）将使者投入獄中。
1258年初，兀良合台率軍侵入安南，陳煚撤離升龍，蒙古軍入據之，但九天後就退回。
其年，煚子光昺（聖宗）繼位，派人到雲南與蒙古通好，兀良合台即遣讷剌丁前往谕其“内附”。
中統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後，以孟甲、李文俊為南谕使，至安南傳诏，許其“衣冠典禮風俗一依本國舊制”，“已戒邊将不得擅興兵甲，侵爾疆場，亂爾人民”。
三年，安南使臣來貢方物并上書“乞三年一貢”，遂封光昺為安南國王，授虎符，依其請定每三年一貢之例，同時設置安南國達魯花赤，以讷剌丁充任，往來其國督察（繼任者先後有忽籠海牙、張庭珍、李元、合撒兒海牙等人）。
①自此安南王依例納貢和遣使入朝，但對要求其履行君長親朝、子弟入質等臣服“六事”以及索取儒、醫、工匠等人員，則托辭拒絕，并且不肯拜跪受诏。
至元十二年（1275），光昺又上表申訴達魯花赤和來使“淩轹小國”，請求免置達魯花赤。
十四年，光昺子日煊（仁宗）繼位，遣使來朝。
元朝因他“不請命而自立”，不予冊封，隻稱為“安南世子”。
次年，遣禮部尚書柴椿等持诏至安南，令其親身“入朝請命”，日煊以體弱不堪道途艱難為辭推托。
十六年，再遣柴椿、梁曾等前往傳旨，措辭嚴厲：“若果不能自觐，則積金以代其身，兩珠以代其目，副以賢士、方技、子女、工匠各二以代其土民。
不然，修爾城地，以待其審處焉。
”日煊仍托病不朝，隻令其叔陳遺愛随使巨入觐①。
十八年，使臣還奏，忽必烈遂決意強行實施對安南的統治，置安南宣慰司，并将陳遺愛立為安南國王，命宣慰使都元帥兼達魯花赤蔔顔鐵木兒帶兵護送回國。
但當時元朝侵日新敗，還來不及作好用兵安南的準備，宣慰司官兵被拒于境上，遺愛歸國後被害，扶植①《元史》卷二○九《安南傳》将光昺遣使上書和受封均系于中統二年，又載賞賜及定貢例诏書于三年九月。
按當時由開平通安南須出臨洮，經由吐蕃、雲南之境，“水陸萬餘裡”，往返時間約需兩年上下（見許有壬為曾在至元十二年出使安南的李克忠所撰神道碑，《至正集》卷六一）。
孟甲等于中統元年十二月奉旨出使，其到達安南至早應在二年秋，其年安南遣使入朝，抵開平則當在三年秋。
《元史·世祖本紀》載中統三年九月“安南國陳光昺遣使貢方物”，“授安南國王陳光昺及達魯花赤讷剌丁虎符”，應即安南使臣抵達開平以及忽必烈冊封安南國王并置達魯花赤的時間。
①據《元史》卷一七八《梁曾傳》，柴椿等實于至元十七年赴安南，十八年回還，陳遺愛同來。
傀儡國王的計劃未能實現。
忽必烈在滅南宋後，就把眼光放到海外，目标不僅是通市舶之利，還企圖使海外諸國臣服。
占城是通海外必經之地，至元十五年福建（泉州）行省左丞唆都受命“經營海外”，就派人到占城招谕。
十六年，占城使者來進方物，元遣兵部侍郎教化的、總管孟慶元等出使，谕其王來朝。
占城國王失裡咱牙信合八剌麻合疊瓦（SrijayaSinhavarmaha（ri）deva，1265&mdash1287）遣使上表稱臣、納貢，十八年，诏封其為“占城郡王”，同時設立占城行省，以唆都為右丞，劉深為左丞，亦黑迷失為參政，準備在其境實行直接統治，并以為出征海外諸國的前沿基地，令占城備供軍糧。
十九年，占城王子補的（即占城碑文之Harijit=JayaSinhavarman三世）①執掌國政，不願屈服于元朝。
元遣萬戶何子志等出使暹國，宣慰使尤永賢等出使馬八兒，舟經占城，皆被扣囚。
其年十一月，占城行省唆都等率軍進征，由廣州航海抵占城港（即新州，其國都之港口，今越南歸仁），依海岸屯駐。
占城軍民修治木城，架回回炮備禦。
唆都屢遣人招降，都被拒絕，二十年初，令諸軍發船攻城，經激戰破之。
占城王殺所囚元使，退入山中，聚兵立寨拒守，憑山林險阻擊敗來攻之敵。
元軍受挫，隻能在沿岸立木城屯守。
二十一年，占城王遣使來大都上表，請求召回唆都軍，願歲貢方物，而唆都已奉旨領兵北上與鎮南王軍會合攻打安南，遂離占城。
至元二十年，忽必烈決意發大軍征服安南、占城，命荊湖行省主管其事，将荊湖、占城二省合并為一。
二十一年，以皇子鎮南王脫歡統領南征軍，聲稱假道安南往征占城，令陳日煊出迎，并納糧助軍。
其冬，脫歡率軍侵入安南，遭到興道王陳國峻指揮的守軍步步阻擊。
二十二年一月，攻占升龍，陳日煊率官屬退往清化，脫歡遣軍追襲，不能及。
元軍分兵攻略諸地，日煊弟陳益稷等歸降，但陳國峻及其他堅決抗元的将領聚集了更多軍兵和戰船，分屯要害之地，針對元軍勢如風火，迅猛而難持久的特點，采取避免決戰，“不求速勝”，“如圍棋然，随時制宜”的策略，使敵陷于困疲②。
唆都軍從占城進入安南，至天長（今南定），遭安南軍阻擊，未能如期與脫歡大軍會合。
五月，暴雨疫作，元軍益困，安南軍乘機反攻升龍，迫使脫歡率軍撤出安南，回軍途中又遭截擊，死傷甚衆，大将李恒中箭死。
唆都聞大軍已回，也向烏裡（順化）撤退，被安南軍前後追堵，敗死。
二十四年十一月，脫歡複統大軍海、陸并進侵入安南，進至升龍，陳日煊撤往海上。
二十五年二月，脫歡引兵退屯萬劫。
由海路運糧來接濟的船隊①即因陀羅跋摩（Indravarman）六世，兩名均見占城碑刻。
又，《元史》所載“占城國王保寶旦拿耶邛南拔占把地耶”，及“占城國主孛由補剌者吾”，似皆為此王之尊号，非其名。
參見馬伯樂：《占婆史》，馮承鈞譯本，頁83&mdash84。
②《元史》卷十三《世祖紀》至元二十二年三月條所載荊湖占城行省請求增兵的報告；《大越史記全書》卷六《陳紀》所載陳國峻論對付元軍的策略。
在綠水洋被安南軍攔截擊潰，不能達，元軍糧盡兵疲，又到處受到安南軍民的進攻，所占關隘皆失，至三月，隻得全軍撤回。
安南軍在白藤江布伏截擊，重創元軍，俘殺大将烏馬兒、樊楫等，行省右丞來阿八赤亦中箭死①。
安南、占城為免于再受戰禍，在元軍退後随即遣使修好。
元朝方面，征南之役導緻“公私煩擾，郡邑騷然”，尤其是湖廣、江西等省供應船隻、軍糧，賦役沉重，民多離散，或起義反抗②。
忽必烈雖欲再次動兵，終被廷臣谏止。
元成宗即位（1294）後，诏罷征南，遣李■、蕭泰登出使安南，作為和平使者受到歡迎，其國王陳日燇（英宗）也遣使朝貢，恢複了傳統邦交③，自此使節往來不絕，除皇慶年間（1312&mdash1313）發生的邊界領土争端外，基本上保持了和平友好關系。
元代中國與安南、占城的經濟、文化交流雖然受到戰争的不良影響，但并未中斷，戰後又有所發展。
安南陳朝儒學興盛，儒士地位提高，來元使者多以儒臣充任，他們按例要拜訪翰林院，贈送一份禮品，從而與元朝文人學士結文學之交①。
當時安南雖已創制了“字喃”（十三世紀初），但開科取士、著書立說仍用漢文，科舉考試也遵用元制。
和宋時一樣，安南也向元朝求取儒學、佛教典籍，得到了《九經》和《大藏經》。
大德五年（1301），安南使者因偷畫大都宮苑圖，私購輿地圖及禁書，受到元朝的責備。
安南君臣有不少漢文化水平相當高，如陳國峻，不僅是軍事家（著有《兵法要略》），詩文亦佳；黎文休仿《史記》體例著《大越史記》（1272年成書，失傳）；随陳益稷入元寓居漢陽的黎■，善作詩詞，精熟載籍，仿中國方志體著《安南志略》，是現存其國人撰寫的最早一部史地著作。
因此，元朝出使安南的使臣也選擇善文辭、通典故者擔任，以免被輕視。
他們往往撰詩文記其使事、見聞，如至元二十五年出使的徐明善、至治元年（1321）出使的文子方都著有《安南行記》，元統二年（1334）出使的智熙善著有《越南行稿》。
元代入居安南、占城的中國人很多，為當地經濟文化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崖山之戰前後就有不少南宋官員避難于二國。
元優人李元吉從軍入安南被俘，後在其國傳習元曲，創作“古傳戲”，将雜劇傳入安南；另一被俘從軍醫生鄒孫，傳醫術于安南，其子承父業，被越人稱為“神醫”②。
安南、占城與元朝除傳統的貢賜貿易外，民間貿易也很活躍，《島夷志略》交趾、占城條記載了①《元史》卷一二九《來阿八亦傳》；《元史》卷一六六《樊楫傳》；卷二○九《安南傳》；蘇天爵：《李天佑墓碑》，《滋溪文稿》卷十八。
《元史》卷一三三《昔都兒傳》亦詳記脫歡第二次侵安南之役，但誤載脫歡于五月撤兵。
②吳澄：《劉宣行狀》，《吳文正公集》卷八八；程钜夫：《羅壁神道碑》，《雪樓集》卷二○。
③程钜夫：《蕭泰登墓志銘》，《雪樓集》卷一六；袁桷《蕭泰登家傳》，《清容集》卷三四。
①黃溍：《安南遣使入朝，用故事奉贽納谒于翰林，其歸也，上介黎括以贈言為請，賦詩四韻以遺之》，《黃金華集》卷六。
②《大越史記全書》卷七《陳紀》。
當時的“貿易之貨”和舶商販易情況。
第四節 緬、暹、羅斛、真臘緬國 緬國蒲甘王朝（1044&mdash1287）與宋朝和大理國都有密切交往，其東北境與大理的騰沖、永昌二府接界，兩邊主要居民都是“金齒白衣”（撣，即傣族）。
忽必烈滅大理後，騰沖、永昌之金齒諸部也相繼歸附。
至元八年（1271），大理等路宣慰司因下屬于額（今盈江幹崖）金齒頭人的導引，派使者乞■脫因入緬“诏谕”，但未能見到緬王，隻帶了緬國使者價博同回，送到大都朝見。
十年，忽必烈即遣勘馬剌失裡、乞■脫因等持诏出使緬國，谕其王派子弟或貴臣來朝，結果一去不返。
據緬史記載，因元朝使者入宮見緬王不肯脫靴，被殺①。
十四年，緬王（那羅提诃波蒂，1254&mdash1287）恨幹額頭人歸附元朝并導元使入境，派大将率馬、步、象軍四五萬進至幹額，适大理路總管信苴日、蒙古千戶忽都駐軍南甸（今梁河），得幹額頭人告急，即馳兵救援，擊退了緬軍（緬史稱此役為“納桑安之戰”，因戰地在緬邊境Ngasungan附近）。
雲南行省随即命都元帥納速剌丁率軍入緬，進至江頭城（今傑沙），招降其東北境三百餘寨，因天熱還師。
二十年，諸王相吾答兒、雲南行省右丞太蔔、參政也罕的斤奉旨統領大軍征緬，分三道入其境，攻占了江頭城；次年初，進攻其北境重鎮太公城（今拉因公），并降服其他城寨12處，皆留軍鎮戍。
緬國軍民曾奮勇抗擊元軍，斃其大将，沖潰其一部。
但緬王畏敵，遣使求和，并從國都蒲甘南奔到勃生①。
二十三年，元朝立緬中行省，以高昌王雪雪的斤為行省左丞相，統軍入駐緬國北境②，遣招緬使怯烈诏谕緬王入朝。
二十四年，緬王北還，先至卑謬（《元史》作昔裡怯答剌，為其梵名音譯），拟在此召集軍隊後回都，卻被其庶子、卑謬侯提诃都（應即《元史》之不速速古裡）毒殺③，其嫡子三人及元雲南王所遣使者亦被害。
時蒲甘王朝各地藩臣多割據自立，提诃都殺父後又與兄弟相攻（在攻打白古時斃命），雲南王也先帖木兒乘機率軍進征，攻陷蒲甘。
元軍撤離後，緬王子峤苴（即《元史》之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回到蒲甘繼承了王位，但已無力複興業已覆亡的蒲甘王朝。
他于至元二十六①哈威：《緬甸史》姚楠譯注本，頁93，115（注61），商務印書館1957年版。
①《元史·緬傳》僅載緬王遣其鹽井大官阿必立相請和。
據緬國史料，緬王于1285年（至元二十二年）遣高僧信弟達巴茂克使元，說服了忽必烈下令停止向蒲甘進軍（《信弟達巴茂克碑銘》，譯載《中外關系史譯叢》第1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
②《元史》卷十四《世祖紀》十一；《信弟達巴茂克碑銘》。
據此碑，雪雪的斤入緬，以僧侶随行（蓋緬人信仰佛教），入緬後駐于太公城，當即緬中行省駐地。
③哈威：《緬甸史》頁95&mdash96引《
七月，兩軍主力均進泊鷹島（音譯“打可島”。
或作“竹島”，系音訛緻誤），行省官商議進攻太宰府，但他們果如臨行陛辭時忽必烈所擔心的那樣，相互不和，議事争執不決，以緻“逗留不進”幾一月②。
八月一日，夜半“飓風大作，波濤如山”，元軍船多“縛艦為寨”，緊靠在一起，緻相“震撼擊撞，舟壞且盡，軍士号呼溺死者如麻”③。
忻都、茶丘、範文虎等将帥“各自擇堅好舟乘之”，棄軍自歸④。
留下來①《高麗史》卷二七《元宗世家》。
②“文永之役”過程，參見上引池内宏書第七章。
①忽必烈面谕征日行省諸臣雲：“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其人，徒得地何用。
”可見此役旨在征服日本。
據日本史料記載，侵日元軍還“為居住持世路（生活）具，為耕作貯鋤鍬類”，顯然準備持久屯駐（參見《元寇之新研究》頁291&mdash293）。
②方回：《孔端卿東征集序》，《桐江續集》卷三二。
③蘇天爵：《贈長葛縣君張氏墓志銘》，《滋溪文稿》卷二一。
的元軍大部分被日軍消滅，一部分被俘⑤。
十四萬多元軍得歸者僅五分之一，大張旗鼓的第二次侵日之役（事在日本後宇多天皇弘安四年，日本史上稱為“弘安之役”）以慘敗告終了。
其後忽必烈又準備再征日本，下令造船和拘刷水手，激起受害最深的江南人民的激烈反抗，朝臣也多言不利，不得不中止。
至元二十年，忽必烈遣提舉官王君治與補陀寺僧如智持诏“宣谕”日本，洋中遇飓風吹回補陀山。
次年，再遣江西行省參政王積翁與如智出使日本，積翁拘任氏船以行，途中又因事鞭之，将至對馬島，被任氏所殺。
兩次遣使均未達。
大德三年（1299），元成宗遣補陀寺學識淵博的臨濟宗高僧甯一山（一山一甯）搭乘日本商船使日，到達太宰府，因是敵國使者，幕府執權北條貞時下令囚禁于伊豆修善寺，後知他是有道高僧，即迎住鐮倉建長寺（後被日本上皇邀主京都南源寺，直到去世，門徒衆多），尊禮有加，但對與元朝通使事則仍予拒絕①。
盡管元朝與日本交過戰，通使關系一直未能建立，元代中、日的經濟和文化交流仍然十分繁盛，雙方政府都不但不加禁限，且有意促成。
至元十四年，有日商持金來換銅錢，元朝給予準許。
次年，令沿海官司通日本國人市舶。
十六年，日本大商船四艘載商人、水手二千餘人至慶元，經查明确是來經商的，即許其交易而還②。
從至元末年到至正末年的七十多年中，中日間有商船（主要是日本商船）和僧侶等人員（他們大體都搭乘商船）來往、年份可考者即有近五十年，而且往往一年中不止一批，此外還有許多年份不明或失載者③。
大德八年，元朝“置千戶所戍定海，以防歲至倭船”①，也可見幾乎年年都有日本船來。
由于經營中日貿易獲利甚巨，日本幕府為了籌集建寺經費和其他目的，有時也批準派出官方商船，如1325年為修建長寺、1328年為造鐮倉大佛、1341年為建天龍寺所派商船即是②。
元代中日交通的主要港口是慶元，這裡置有市舶司掌對外貿易。
慶元路屬縣定海（今鎮海）是日本商船停泊之所，經檢查、抽分後即許日商登岸市④王恽：《泛海小錄》（《秋澗集》卷四十）載：“大小船艦多為波浪剪觸而碎，唯句麗船堅得全，遂班師西還，是年八月五日也。
”所記應即諸将逃歸事。
⑤《元史·日本傳》記載後來逃歸的士卒于阊報告說，被虜者達二三萬人，押至八角島（博多），盡殺蒙、漢、高麗人，而留新附軍人為奴。
但據日本史料，所俘元軍為數千人（參見《元寇之新研究》頁314）。
①見明代日本僧人周鳳著《善鄰國寶記》卷上所收如智親撰之《接待庵記》。
《元史》失載此次遣使。
②周密：《癸辛雜識·别集》。
③參見本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頁389&mdash393，《日元間商船往來一覽表》，頁422&mdash460《入元僧一覽表》。
①《元史》卷二一《成宗紀》。
②《日中文化交流史》頁394&mdash400；森克己：《日宋貿易之研究》頁511&mdash525（1948年出版）。
易，一時十分繁榮：“賈區市墟，陳列分錯，咿啞争奇，踏歌轉舞”③。
此外，日本商船也時常開到福建貿易，元中葉以後似乎逐漸增多，故天曆元年（1328）命江浙行省選廉吏征收“日本舶商至福建博易者”之稅（《元史·文宗本紀》）。
交易的商舶，中國輸出者主要是瓷器、香藥、經卷、書籍、繪畫、什器、绫羅錦緞以及銅錢等；從日本輸入者主要有黃金、刀劍、木材、扇子、螺钿等。
來元日本人除商人外，以禅僧為最多。
禅宗在日本因得到幕府和武士階級的尊崇而大為興盛，來華參禮禅學中心江南諸名刹（主要是“五山十刹”）和高僧大德，在日本禅林中蔚為風氣，而商船往來頻繁，又為僧人來華提供了方便。
據考，僅史冊留名的元代來華日僧就多達二百二十餘人④。
泰定三年（1326），元朝一次就“遣日本僧瑞興等40人還國”（《元史·泰定帝本紀》），即是明證。
許多日本僧長期留居中國，曆訪名山大刹或住寺進修，從高僧習禅，與文人結交，切磋文學、書畫①。
他們中不少人不僅禅學精湛，文章、書畫亦佳。
如古源邵元，住元20年，居少林寺甚久，其為該寺住持所撰道行碑（現存）文筆老練，不亞漢人宿儒；雪村友梅（一山一甯弟子）住元20年，曾拜訪趙孟頫切磋書藝，其書法筆勢雄渾，使趙為之驚歎，而當時趙的書畫是最受日本人推重的②。
同時，有不少元朝高僧被邀請去日本，最著名者如清拙正澄、明極楚俊、竺仙梵仙等人，都留居日本直到去世。
赴日元僧和來元日僧對發展中日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由他們傳入日本的不僅有大量釋藏、經史、詩文等典籍，還有中國禅林和文士的風氣和生活方式，如日本的茶道就是由元代傳入的“唐式茶會”發展而來的。
日本禅寺的興旺和學習中國文化的熱情促進了刻書業的發展。
元後期，有大批中國雕刻工匠（主要來自閩浙）到日本從事刻版事業，京都和鐮倉“五山”以及他處禅寺刊印的書籍許多是出于他們之手。
其中以莆田縣俞良甫最有名，在他雕版的《新刊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卷終，特刻上一段記載祖籍及在日僑居和刻書情況的題記，甚為珍貴（此書現存東京靜嘉堂文庫）。
③袁桷：《馬元帥防倭記》，《清容居士集》卷十九。
④參見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頁389&mdash393《日元間商船往來一覽表》，頁422&mdash460《入元僧一覽表》。
①虞集：《晦機禅師塔銘》，《道園學古錄》卷四九；王逢：《贈日本進上人》詩，《梧溪集》卷四。
據元僧竺仙梵仙說，當他在建康（今南京）保甯寺侍從古林清茂時，住該寺的日僧就有32人（《竺仙和尚住建長寺語錄》）。
②歐陽玄：《趙文敏公神道碑》，《圭齋集》集九。
第三節 安南、占城 秦漢以來，交趾為中國郡縣之地，唐置安南都護府治之。
五代時，交趾諸姓土豪相繼稱雄自主。
968年，丁部領削平諸豪，始稱帝建國，國号“大瞿越”，都華闾（今甯平）；其後李朝（1010&mdash1225）遷都升龍（今河内），改國号“大越”。
自立國以來，一直與宋朝保持朝貢關系，宋朝冊封其帝為“安南都護..交趾郡王”，南宋時改封“安南國王”，仍稱其國為交趾或安南。
1257年，蒙古大帥兀良合台從雲南遣使到安南“招谕”，時安南陳朝（1225&mdash1440）初興，國力頗盛，國主陳煚（太宗）将使者投入獄中。
1258年初，兀良合台率軍侵入安南，陳煚撤離升龍，蒙古軍入據之，但九天後就退回。
其年，煚子光昺（聖宗）繼位，派人到雲南與蒙古通好，兀良合台即遣讷剌丁前往谕其“内附”。
中統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後，以孟甲、李文俊為南谕使，至安南傳诏，許其“衣冠典禮風俗一依本國舊制”，“已戒邊将不得擅興兵甲，侵爾疆場，亂爾人民”。
三年，安南使臣來貢方物并上書“乞三年一貢”，遂封光昺為安南國王，授虎符，依其請定每三年一貢之例，同時設置安南國達魯花赤，以讷剌丁充任，往來其國督察（繼任者先後有忽籠海牙、張庭珍、李元、合撒兒海牙等人）。
①自此安南王依例納貢和遣使入朝，但對要求其履行君長親朝、子弟入質等臣服“六事”以及索取儒、醫、工匠等人員，則托辭拒絕，并且不肯拜跪受诏。
至元十二年（1275），光昺又上表申訴達魯花赤和來使“淩轹小國”，請求免置達魯花赤。
十四年，光昺子日煊（仁宗）繼位，遣使來朝。
元朝因他“不請命而自立”，不予冊封，隻稱為“安南世子”。
次年，遣禮部尚書柴椿等持诏至安南，令其親身“入朝請命”，日煊以體弱不堪道途艱難為辭推托。
十六年，再遣柴椿、梁曾等前往傳旨，措辭嚴厲：“若果不能自觐，則積金以代其身，兩珠以代其目，副以賢士、方技、子女、工匠各二以代其土民。
不然，修爾城地，以待其審處焉。
”日煊仍托病不朝，隻令其叔陳遺愛随使巨入觐①。
十八年，使臣還奏，忽必烈遂決意強行實施對安南的統治，置安南宣慰司，并将陳遺愛立為安南國王，命宣慰使都元帥兼達魯花赤蔔顔鐵木兒帶兵護送回國。
但當時元朝侵日新敗，還來不及作好用兵安南的準備，宣慰司官兵被拒于境上，遺愛歸國後被害，扶植①《元史》卷二○九《安南傳》将光昺遣使上書和受封均系于中統二年，又載賞賜及定貢例诏書于三年九月。
按當時由開平通安南須出臨洮，經由吐蕃、雲南之境，“水陸萬餘裡”，往返時間約需兩年上下（見許有壬為曾在至元十二年出使安南的李克忠所撰神道碑，《至正集》卷六一）。
孟甲等于中統元年十二月奉旨出使，其到達安南至早應在二年秋，其年安南遣使入朝，抵開平則當在三年秋。
《元史·世祖本紀》載中統三年九月“安南國陳光昺遣使貢方物”，“授安南國王陳光昺及達魯花赤讷剌丁虎符”，應即安南使臣抵達開平以及忽必烈冊封安南國王并置達魯花赤的時間。
①據《元史》卷一七八《梁曾傳》，柴椿等實于至元十七年赴安南，十八年回還，陳遺愛同來。
傀儡國王的計劃未能實現。
忽必烈在滅南宋後，就把眼光放到海外，目标不僅是通市舶之利，還企圖使海外諸國臣服。
占城是通海外必經之地，至元十五年福建（泉州）行省左丞唆都受命“經營海外”，就派人到占城招谕。
十六年，占城使者來進方物，元遣兵部侍郎教化的、總管孟慶元等出使，谕其王來朝。
占城國王失裡咱牙信合八剌麻合疊瓦（SrijayaSinhavarmaha（ri）deva，1265&mdash1287）遣使上表稱臣、納貢，十八年，诏封其為“占城郡王”，同時設立占城行省，以唆都為右丞，劉深為左丞，亦黑迷失為參政，準備在其境實行直接統治，并以為出征海外諸國的前沿基地，令占城備供軍糧。
十九年，占城王子補的（即占城碑文之Harijit=JayaSinhavarman三世）①執掌國政，不願屈服于元朝。
元遣萬戶何子志等出使暹國，宣慰使尤永賢等出使馬八兒，舟經占城，皆被扣囚。
其年十一月，占城行省唆都等率軍進征，由廣州航海抵占城港（即新州，其國都之港口，今越南歸仁），依海岸屯駐。
占城軍民修治木城，架回回炮備禦。
唆都屢遣人招降，都被拒絕，二十年初，令諸軍發船攻城，經激戰破之。
占城王殺所囚元使，退入山中，聚兵立寨拒守，憑山林險阻擊敗來攻之敵。
元軍受挫，隻能在沿岸立木城屯守。
二十一年，占城王遣使來大都上表，請求召回唆都軍，願歲貢方物，而唆都已奉旨領兵北上與鎮南王軍會合攻打安南，遂離占城。
至元二十年，忽必烈決意發大軍征服安南、占城，命荊湖行省主管其事，将荊湖、占城二省合并為一。
二十一年，以皇子鎮南王脫歡統領南征軍，聲稱假道安南往征占城，令陳日煊出迎，并納糧助軍。
其冬，脫歡率軍侵入安南，遭到興道王陳國峻指揮的守軍步步阻擊。
二十二年一月，攻占升龍，陳日煊率官屬退往清化，脫歡遣軍追襲，不能及。
元軍分兵攻略諸地，日煊弟陳益稷等歸降，但陳國峻及其他堅決抗元的将領聚集了更多軍兵和戰船，分屯要害之地，針對元軍勢如風火，迅猛而難持久的特點，采取避免決戰，“不求速勝”，“如圍棋然，随時制宜”的策略，使敵陷于困疲②。
唆都軍從占城進入安南，至天長（今南定），遭安南軍阻擊，未能如期與脫歡大軍會合。
五月，暴雨疫作，元軍益困，安南軍乘機反攻升龍，迫使脫歡率軍撤出安南，回軍途中又遭截擊，死傷甚衆，大将李恒中箭死。
唆都聞大軍已回，也向烏裡（順化）撤退，被安南軍前後追堵，敗死。
二十四年十一月，脫歡複統大軍海、陸并進侵入安南，進至升龍，陳日煊撤往海上。
二十五年二月，脫歡引兵退屯萬劫。
由海路運糧來接濟的船隊①即因陀羅跋摩（Indravarman）六世，兩名均見占城碑刻。
又，《元史》所載“占城國王保寶旦拿耶邛南拔占把地耶”，及“占城國主孛由補剌者吾”，似皆為此王之尊号，非其名。
參見馬伯樂：《占婆史》，馮承鈞譯本，頁83&mdash84。
②《元史》卷十三《世祖紀》至元二十二年三月條所載荊湖占城行省請求增兵的報告；《大越史記全書》卷六《陳紀》所載陳國峻論對付元軍的策略。
在綠水洋被安南軍攔截擊潰，不能達，元軍糧盡兵疲，又到處受到安南軍民的進攻，所占關隘皆失，至三月，隻得全軍撤回。
安南軍在白藤江布伏截擊，重創元軍，俘殺大将烏馬兒、樊楫等，行省右丞來阿八赤亦中箭死①。
安南、占城為免于再受戰禍，在元軍退後随即遣使修好。
元朝方面，征南之役導緻“公私煩擾，郡邑騷然”，尤其是湖廣、江西等省供應船隻、軍糧，賦役沉重，民多離散，或起義反抗②。
忽必烈雖欲再次動兵，終被廷臣谏止。
元成宗即位（1294）後，诏罷征南，遣李■、蕭泰登出使安南，作為和平使者受到歡迎，其國王陳日燇（英宗）也遣使朝貢，恢複了傳統邦交③，自此使節往來不絕，除皇慶年間（1312&mdash1313）發生的邊界領土争端外，基本上保持了和平友好關系。
元代中國與安南、占城的經濟、文化交流雖然受到戰争的不良影響，但并未中斷，戰後又有所發展。
安南陳朝儒學興盛，儒士地位提高，來元使者多以儒臣充任，他們按例要拜訪翰林院，贈送一份禮品，從而與元朝文人學士結文學之交①。
當時安南雖已創制了“字喃”（十三世紀初），但開科取士、著書立說仍用漢文，科舉考試也遵用元制。
和宋時一樣，安南也向元朝求取儒學、佛教典籍，得到了《九經》和《大藏經》。
大德五年（1301），安南使者因偷畫大都宮苑圖，私購輿地圖及禁書，受到元朝的責備。
安南君臣有不少漢文化水平相當高，如陳國峻，不僅是軍事家（著有《兵法要略》），詩文亦佳；黎文休仿《史記》體例著《大越史記》（1272年成書，失傳）；随陳益稷入元寓居漢陽的黎■，善作詩詞，精熟載籍，仿中國方志體著《安南志略》，是現存其國人撰寫的最早一部史地著作。
因此，元朝出使安南的使臣也選擇善文辭、通典故者擔任，以免被輕視。
他們往往撰詩文記其使事、見聞，如至元二十五年出使的徐明善、至治元年（1321）出使的文子方都著有《安南行記》，元統二年（1334）出使的智熙善著有《越南行稿》。
元代入居安南、占城的中國人很多，為當地經濟文化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崖山之戰前後就有不少南宋官員避難于二國。
元優人李元吉從軍入安南被俘，後在其國傳習元曲，創作“古傳戲”，将雜劇傳入安南；另一被俘從軍醫生鄒孫，傳醫術于安南，其子承父業，被越人稱為“神醫”②。
安南、占城與元朝除傳統的貢賜貿易外，民間貿易也很活躍，《島夷志略》交趾、占城條記載了①《元史》卷一二九《來阿八亦傳》；《元史》卷一六六《樊楫傳》；卷二○九《安南傳》；蘇天爵：《李天佑墓碑》，《滋溪文稿》卷十八。
《元史》卷一三三《昔都兒傳》亦詳記脫歡第二次侵安南之役，但誤載脫歡于五月撤兵。
②吳澄：《劉宣行狀》，《吳文正公集》卷八八；程钜夫：《羅壁神道碑》，《雪樓集》卷二○。
③程钜夫：《蕭泰登墓志銘》，《雪樓集》卷一六；袁桷《蕭泰登家傳》，《清容集》卷三四。
①黃溍：《安南遣使入朝，用故事奉贽納谒于翰林，其歸也，上介黎括以贈言為請，賦詩四韻以遺之》，《黃金華集》卷六。
②《大越史記全書》卷七《陳紀》。
當時的“貿易之貨”和舶商販易情況。
第四節 緬、暹、羅斛、真臘緬國 緬國蒲甘王朝（1044&mdash1287）與宋朝和大理國都有密切交往，其東北境與大理的騰沖、永昌二府接界，兩邊主要居民都是“金齒白衣”（撣，即傣族）。
忽必烈滅大理後，騰沖、永昌之金齒諸部也相繼歸附。
至元八年（1271），大理等路宣慰司因下屬于額（今盈江幹崖）金齒頭人的導引，派使者乞■脫因入緬“诏谕”，但未能見到緬王，隻帶了緬國使者價博同回，送到大都朝見。
十年，忽必烈即遣勘馬剌失裡、乞■脫因等持诏出使緬國，谕其王派子弟或貴臣來朝，結果一去不返。
據緬史記載，因元朝使者入宮見緬王不肯脫靴，被殺①。
十四年，緬王（那羅提诃波蒂，1254&mdash1287）恨幹額頭人歸附元朝并導元使入境，派大将率馬、步、象軍四五萬進至幹額，适大理路總管信苴日、蒙古千戶忽都駐軍南甸（今梁河），得幹額頭人告急，即馳兵救援，擊退了緬軍（緬史稱此役為“納桑安之戰”，因戰地在緬邊境Ngasungan附近）。
雲南行省随即命都元帥納速剌丁率軍入緬，進至江頭城（今傑沙），招降其東北境三百餘寨，因天熱還師。
二十年，諸王相吾答兒、雲南行省右丞太蔔、參政也罕的斤奉旨統領大軍征緬，分三道入其境，攻占了江頭城；次年初，進攻其北境重鎮太公城（今拉因公），并降服其他城寨12處，皆留軍鎮戍。
緬國軍民曾奮勇抗擊元軍，斃其大将，沖潰其一部。
但緬王畏敵，遣使求和，并從國都蒲甘南奔到勃生①。
二十三年，元朝立緬中行省，以高昌王雪雪的斤為行省左丞相，統軍入駐緬國北境②，遣招緬使怯烈诏谕緬王入朝。
二十四年，緬王北還，先至卑謬（《元史》作昔裡怯答剌，為其梵名音譯），拟在此召集軍隊後回都，卻被其庶子、卑謬侯提诃都（應即《元史》之不速速古裡）毒殺③，其嫡子三人及元雲南王所遣使者亦被害。
時蒲甘王朝各地藩臣多割據自立，提诃都殺父後又與兄弟相攻（在攻打白古時斃命），雲南王也先帖木兒乘機率軍進征，攻陷蒲甘。
元軍撤離後，緬王子峤苴（即《元史》之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回到蒲甘繼承了王位，但已無力複興業已覆亡的蒲甘王朝。
他于至元二十六①哈威：《緬甸史》姚楠譯注本，頁93，115（注61），商務印書館1957年版。
①《元史·緬傳》僅載緬王遣其鹽井大官阿必立相請和。
據緬國史料，緬王于1285年（至元二十二年）遣高僧信弟達巴茂克使元，說服了忽必烈下令停止向蒲甘進軍（《信弟達巴茂克碑銘》，譯載《中外關系史譯叢》第1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
②《元史》卷十四《世祖紀》十一；《信弟達巴茂克碑銘》。
據此碑，雪雪的斤入緬，以僧侶随行（蓋緬人信仰佛教），入緬後駐于太公城，當即緬中行省駐地。
③哈威：《緬甸史》頁95&mdash96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