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中外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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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高麗
十世紀初，新羅王朝衰微，朝鮮半島又分裂為三國。
918年，後高句麗将領王建推翻其王自立，建國号高麗，定都松嶽（開城），先後并、滅新羅和後百濟，完成統一。
王氏高麗典章制度皆仿唐朝，與宋、遼、金朝都有頻繁交往。
到第23代高麗王王■（高宗，1213&mdash1259年在位）時，蒙古興起于中國北方。
1216年，東京（遼陽）一帶的反蒙契丹貴族金山等率部竄入高麗，攻城奪地，四處寇掠。
1218年，成吉思汗以追剿契丹叛人為名遣哈真、劄剌率軍進入高麗。
王■命其樞密院使趙沖等領兵與蒙古軍共滅契丹寇，遂與蒙古相約“兩國永為兄弟”，每年遣使通貢。
①但此後蒙古統治者連年遣使到高麗索取貢物，誅求無厭。
如1221年使者著古與奉皇太弟斡赤斤命至高麗，索貢獺皮一萬領，細綢三千匹，細苎二千匹，綿一萬斤，墨一千隻，筆百管，紙十萬張，以及其他諸物②。
蒙古使者驕橫貪婪，任意要索“撒花”，激起高麗人的憤怒。
1225年，著古與在索貢歸國途中被人殺死，兩國關系随之斷絕。
1231年，窩闊台命撒禮塔統兵侵入高麗，其麟州都領洪福源降，導蒙古軍攻陷此境四十餘城，進圍王京。
蒙古使者持诏入城，诘責高麗殺使之事，令其投降①；又索取“好金銀、好珠子”及其他大量貢物，并命送王公大臣之子女來獻。
王■遣弟侹至蒙古帥營請降，以大量金、銀、衣、馬、器皿為獻，撒禮塔許之，乃置京府州縣達魯花赤72人于其境②，1232年初，班師還。
二月，蒙使都旦（契丹人）至王京，聲稱來“都統高麗國事”，竟欲入居王宮。
因蒙古屢逼納貢和進送王公貴人子女，■遣使奉表入朝，并緻書撒禮塔申述難以應辦的原因，撒禮塔怒拘使者，其逃回者遂傳言蒙古将再舉入侵③。
七月，■依從權臣崔■的決策遷都江華島，遣人往北境諸城殺達魯花赤，令人民入山下海躲避，對蒙古采取了抵抗的态度。
八月，撒禮塔奉旨再征高麗，洪福源收北境州縣遺民來附，遂長驅直入王京，遣使到江華島诘責高麗王抗命遷都，令其出陸。
撒禮塔領兵繼續南下攻掠各地，拔南京（今漢城），十二月，進至處仁城，被守城者射死。
蒙軍遭到高麗軍民的抗擊，又失主帥，①《高麗史》卷二三《高宗世家》壬辰年十一月答蒙古官人書；卷一○三《趙沖傳》、《金就砺傳》。
②同上卷二二《高宗世家》。
①窩闊台诏書全文載《高麗史》卷二三，為硬譯白話文體。
②72名達魯花赤的配置情況不明，當是置于所攻取之北境諸城。
參見箭内亘：《蒙古之高麗經略》《（蒙古史研究》頁471）。
③見《高麗史》卷二三《高宗世家》壬辰年九月、十一月答蒙古官人書。
不得不撤回，留福源屯西京（平壤）。
1233年，窩闊台诏谕王■，數其拒命、殺使、遷都、不上民數等五“罪”④，高麗不理，仍乘勢出兵收複西京等地，洪福源領降民逃居遼、沈間。
1235年，窩闊台遣唐古與洪福源等領兵入高麗，自此連續多年抄掠各地。
1239年，召還唐古軍，诏命王■入朝，■遣王族佺代他赴蒙古朝見。
1241年，■又以王族綧稱己子，與貴族子弟10人入質于蒙古（綧後居遼東，領高麗降民）。
其後雙方使節仍頻頻往來，基本上保持了和平關系。
1247年，貴由以高麗“歲貢不入”為由又遣軍入侵，次年還。
1253年，蒙哥以諸王也古統兵大舉入侵高麗，迫令王■出陸迎降，■不得已派次子淐入朝。
蒙哥仍不滿意，1254年初，召還也古，以劄剌兒帶為征東元帥代之。
這一年，蒙古軍在高麗肆行殺掠，“所擄男女，無慮二十六萬六千八百餘人，殺戮者不可勝計，所經州郡，皆為煨燼”①。
此後劄剌兒帶軍連年留屯高麗，多次出兵攻掠其南境各地和進逼江華島對岸，堅持以國王出陸迎降和派王太子入朝為退兵條件。
高麗朝中意見不一，遷延至1258年，數代專攬國政的權臣崔氏被推翻，才決定遣太子倎入朝。
1259年，倎赴四川軍前朝見，至六盤山，聞蒙哥死而止。
忽必烈由鄂州北上，倎迎谒于汴梁，随從同往開平。
1260年二月，高麗來報老王已故（王■死于上年六月），趙良弼和廉希憲都建議宜立■為王，遣送還國，彼必感恩臣服，是可以不煩兵而得其國②。
忽必烈納其言，立即派兵護送王■回國繼位，令他“完複舊疆，安爾田疇，保爾家室”，“永為東藩”，并宣布對以前反抗過蒙古的高麗官吏、軍民，“罪無輕重鹹赦除之”。
忽必烈即位後，又傳旨允準王倎的請求：撤回留屯其境的蒙古軍和送還被擄的高麗人。
并授予王僙封冊、虎符和高麗國王印。
王僙（不久改名禃，高麗元宗，1260&mdash1274年在位）嗣位後，多次或親身入朝，或派世子愖入朝，又頻頻遣使入貢。
但高麗權臣勢力仍盛，出陸還都之事一再拖延，又以戰亂之後民生凋敝為由請求暫免置驿、籍戶、出軍、輸糧等臣服國應履行的義務。
忽必烈出于當時形勢需要，對高麗采取懷柔政策，給予寬容。
至元六年（1269）六月，高麗權臣林衍發動政變，逼禃讓位于王弟淐。
時世子愖入朝未歸，聞變，訴之于忽必烈。
忽必烈命從王綧、洪茶丘（福源子）所管高麗民戶中簽軍馬三千從愖“赴其國難”，并下诏責林衍擅廢立，召其來朝；命頭辇哥國王與趙璧行省于東京，以兵壓境。
十一月，林衍被迫恢複了王禃的王位，禃随即入朝，于是蒙古軍停發。
當林衍廢立時，高麗西北面兵馬使營吏崔坦聚衆起事，以誅林衍、複前王為号召，殺西京留守及州縣官，以西北境60城歸附蒙古。
至元七年（1270）正月，诏改西京④《元高麗紀事》記載此诏最詳。
①《高麗史》卷二四《高宗世家》。
②趙良弼的建議見《高麗史》卷二五《元宗世家》；廉希憲的建議見《元史》卷四《世祖紀》，卷一二六《廉希憲傳》，唯記于世祖即位之後則不确。
為東甯府（後改東甯路），劃慈悲嶺為界，以坦為總管，遣忙哥都為安撫高麗使率兵鎮之。
禃請求歸還其地，不許。
至元二十七年（1290）始罷東甯路，還屬高麗①。
至元七年二月，禃至燕京，為了取得忽必烈的信任和保持王位，上書請下嫁公主于其世子，又主動要求派兵助其讨滅權臣、還都舊京，并請置達魯花赤。
忽必烈命東京行省頭辇哥國王和平章趙璧率軍護送禃還居王京，以脫朵兒為高麗國達魯花赤，至于請婚一事則待其國安定後再議。
五月，禃與頭辇哥等至王京，發榜宣布還都，傳令召林衍和遷江華島吏民回京。
時林衍已死，子惟茂繼掌國政，欲抗命不從，被擁護還都的朝臣所殺，于是妃嫔、官民人等相繼離島遷回王京。
守備江華的“三别抄”（左、右及神義别抄。
“别抄”是權臣當國時挑選骁勇之士組成的特别部隊，成立于蒙古入侵之初）力圖阻止還都，被王禃下令解散，其首領裴仲孫另立王族溫為王，率部退據珍島，成為叛軍，至元八年被蒙古和高麗軍擊破。
其餘部在金通精率領下遁入耽羅島，據有其地，至元十年被平定，元置耽羅國招讨司轄之（後改置軍民都達魯花赤總管府，又改為軍民安撫司，成宗即位後，還屬高麗）。
王禃還都後，即遣使為世子愖請婚，并命愖兩次入朝。
至元十一年（1274）五月，忽必烈以親女忽都魯揭裡迷失下嫁王愖。
不久禃死，诏遣愖歸國襲位，授“驸馬高麗國王”（後改名昛，又改名昛，高麗忠烈王，1274&mdash1308年在位）。
在他之後直到元朝末年的六代高麗王，除忠穆、忠定二王死于未成年時外，也都娶元公主（雖然都是宗王之女，但按元制亦稱公主）。
通過這種政治性的婚姻聯結，元朝達到了進一步控制高麗的目的，自聯姻後未再發生重大反元事件。
公主在高麗享有極高地位和很大權力，廣泛參與政務，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環；高麗王也得以憑借驸馬身份提高在元廷和本國的地位，終元一代保持了本國的局部主權①。
從至元七年王禃還都起，元朝就設置了高麗國達魯花赤常駐王京，其後又以忻都、洪茶丘領東征元帥府軍駐鎮高麗。
十五年，王賰入朝，奏告元軍特别是洪茶丘部擾民亂政，請求召還，忽必烈從其請，并罷置高麗國達魯花赤。
十七年，為再舉進攻日本，立行省（征東行省，又稱征日本行省），仍以高麗為基地聚兵、造船、屯糧。
王賰請求授他行省丞相之職，“行省凡大小軍情公事必與我商量然後施行”，忽必烈即予允準，授為中書左丞相行征東省事。
征日失敗後，行省罷。
二十年，複立征東行省，仍授賰征東行省左丞相，與丞相阿塔海共同規劃再舉征日事。
其後征日計劃未能實行，而征東行省建制則仍保留，成為統轄高麗的機構，但元朝不派行省官，就以高麗國王為行省丞相，得自辟僚屬；高麗原有的政權機構和各項制度也基本不變。
大德三年（1299），哈散出使高麗回朝，言王昛（即王賰）不能服衆，朝廷應派官共同治理，平章暗都剌奏請增置行①參見池内宏：《高麗元宗朝的廢立事件與蒙古占領高麗西北境》，《白鳥博士還曆紀念東洋史論叢》，1925年。
西北境（東甯路）地還屬高麗事，見《高麗史》卷三十《忠烈王世家》，卷一三○《崔坦傳》。
①參見蕭啟慶：《元麗關系中的王室婚姻與強權政治》，《元代史新探》，頁231&mdash262。
省官，遂遣闊裡吉思為征東行省平章，耶律希逸為左丞，直接參與掌管高麗政務。
五年初，經王昛一再請求，罷朝廷所置官。
以後沒有再改變高麗政制，元朝冊立每代高麗王時均授予征東行省丞相職銜，使自治其國，“有宗廟蒸嘗以奉其先也，有百官布列以率其職也，其刑賞号令專行其國，征賦則盡是三韓之壤，唯所用之，不入天府”①。
可見征東行省的性質與元朝國内地方一級政區各行省是不同的。
當然，高麗對元朝仍需履行藩屬國義務如納貢、質子、置驿等，元朝統治者仍不時以種種理由幹預其國政，直接或間接地壓迫和剝削高麗人民。
至大元年（1308）王昛死，世子謜（忽都魯揭裡迷失公主生，蒙古名益智禮不花，高麗忠宣王）繼位，改名璋。
皇慶二年（1313），璋傳位于世子焘（蒙古懿妃生，蒙古名阿剌讷忒失裡，高麗忠肅王），自己則以驸馬身份留居大都，封沈王，後又将沈王封爵傳給侄子暠。
王璋在大都築萬卷堂，“以書史自娛”，其府中有不少高麗文士侍從，并與趙孟頫、姚燧、閻複、元明善等元朝著名文臣常有交往。
他在繼位前居元廷時曾參與擁立武宗，退位後仍不免卷入朝廷政争，延祐七年（1320）英宗即位後，被流放到吐蕃薩斯迦“學佛”，泰定帝即位後始召還。
沈王暠得寵于英宗，謀奪高麗王位，屢在元廷指控王焘，導緻元朝對高麗國政的進一步幹預。
至治三年（1323），王暠的黨羽柳清臣等上書中書省，請立省于高麗，比内地，元朝為了穩定東藩，未予采納①。
但王焘屢受沈王之黨的攻擊和元廷的質訊，不得不于至順元年（1330）請求傳位于世子祯（蒙古名普塔失裡，高麗忠惠王）。
祯品行惡劣，繼位後荒淫無度，至順二年即被罷黜，其父焘複位。
後至元五年（1339）焘死，祯複位，仍暴虐荒淫，至正三年（1343）被元廷押解流放到揭陽，次年初，行至嶽陽病死（或雲被毒死）。
元以其子昕（亦憐真班公主生，蒙古名八思麻朵兒隻，高麗忠穆王）繼為高麗王，時僅八歲。
至正八年，昕死，元朝以祯庶子蚳繼位（蒙古名迷思監朵兒隻，高麗忠定王）。
十一年，诏廢蚳，别立祯弟祺為高麗王（改名颛，蒙古名伯顔帖木兒，高麗恭愍王）。
時奇皇後之兄轍恃勢得任高麗政丞（國相），專橫跋扈，颛甚憤之，至正十六年，乘元朝困于國内農民起義之機，誅奇轍及其黨羽，停用至正年号，并發兵攻元境，奪回雙城等地。
元朝聲稱要進行讨伐，又罷黜王颛而另立逃亡大都的王璋庶子塔思帖木兒為高麗王，但均無力付之實施，不得不宣布恢複颛王位。
從至正十九年起，紅巾軍一部由遼東多次進入其境攻城略地，二十一年陷其王京，颛南遷以避之。
次年，高麗軍收複王京，擊潰紅巾軍，其餘部退回遼東。
但王氏高麗至此也已①姚燧：《高麗沈王詩序》，《牧庵集》卷三。
①《高麗史》卷一二五《柳清臣傳》。
據《元史》卷一七八《王約傳》載，至治三年“朝廷議罷征東省，立三韓省，制式如他省”，命中書省讨論，王約言其不可，應守世祖舊制，丞相拜住稱善，遂不行。
立三韓省之議當即出于柳清臣。
衰微不堪，30年後被在與紅巾軍作戰中興起而逐漸掌握大權的李成桂所取代。
有元一代，中國與高麗的經濟、文化關系在特殊曆史條件下有很大的發展。
來元高麗人比以往各代都多，其中有不少精通漢文的文人學者和高僧，他們與中國文人交往密切，相互切磋唱和，元人文集中此類詩文屢見不鮮。
高麗早有儒學，學者皆知孔孟之書。
元世祖前期，程朱之學才在中國北方興盛，還未傳入高麗。
高麗儒士白頤正在大都得而學之，東還後，李齊賢等首先從他師受。
至元二十六年，元置高麗國儒學提舉司，以其本國著名學者安珦為提舉，珦從高麗王入朝，得朱子書，十分欽慕，晚年常挂朱子像以緻敬，遂自号“晦軒”①。
理學于是傳入高麗。
高麗名臣李齊賢②長期在元陪侍王璋，廣泛結交元廷著名儒臣文士，學問大進，有《益齋集》傳世，被認為是高麗時代的優秀古典作品，其中有不少歌詠中國曆史、景物和風俗民情的詩篇。
元仁宗恢複科舉後，高麗（征東行省）依制選送士人參加會試，即使未能及第，元廷亦授予官職，或歸國即可憑此資曆而獲顯官；亦有舉進士者，如元統元年（1333）進士李谷禦試對策“大為讀卷官所賞”，擢漢、南人榜第二甲第八名，即授翰林國史院檢閱官③。
有不少入元為質子的高麗世家子弟或其他僑寓人員後來出仕于元朝，或竟世代留居不返。
元代有大量中國文化典籍輸入高麗。
如延祐元年（1314）高麗王焘遣官赴元購書，得經籍10800卷而還；元仁宗又賜書籍4371冊（17000卷），皆宋秘閣所藏者①。
此外，佛、道、醫、蔔各類人員的交往也很多。
元與高麗的經濟交流，除數量相當大的貢賜物品外，民間貿易往來也甚為發達。
元時木棉由中國傳入高麗，傳為佳話。
據載，至正二十三年（1363）高麗人文益漸使元，取棉籽十餘枚歸，令人種植，雖僅一枚得生，但得籽百餘枚，于是年年加種，又有一胡僧教以缫織之術，于是棉花種植與棉布紡織不到十年就遍于全國②。
①《高麗史》卷一○六《白文節傳》；卷一○五《安珦傳》。
②《高麗史》卷一一○有其傳。
③《元統元年進士錄》；陳旅：《送李仲父使征東省序》，《安雅堂集》卷四。
《高麗史》卷一○九《李谷傳》謂其為文典雅高古，有《稼亭集》行世。
①《高麗史》卷三七《忠肅王世家》。
②《李朝實錄·太祖康獻大王實錄》七年六月條。
第二節 日本 日本與中國自古交往密切，盡管唐末停派“遣唐使”以後官方關系衰減，但民間貿易和僧侶的往來卻更趨繁盛。
南宋中葉興起的武士政權&mdash&mdash鐮倉幕府（1186年建立）在對華貿易和文化交流方面仍采取積極态度，特别是熱衷于引進中國的禅宗，日本與南宋的民間交往極其頻繁。
然而由于此時中國南北分裂，而中日間的交流早已改取橫渡東海直航兩浙（主要是明州&mdash&mdash今甯波）的南路，不再走經由朝鮮半島西岸到遼東或山東的北路③，加上日本政府對官方外交的冷淡，因而與統治北中國的金朝幾無交往①，也沒有和代金而起的蒙古發生接觸。
直到至元七年（1270），日相營原九成在《贈蒙古國中書省牒》中還說：“蒙古之号，于今未聞。
”②蒙古前四汗時期，對馬蹄所不及的海國日本也未曾留意。
至元二年（1265），高麗人趙彜向忽必烈報告說，日本與本國鄰近，漢唐以來都通使中國，可令高麗向導與之通使。
忽必烈十分企慕中原盛世君主那種天下一統、萬國來朝的功業，即于次年遣黑的、殷弘出使日本，命高麗王派官導送。
使者至巨濟島，高麗陪送官以海上風濤險惡勸止之，遂折回。
四年，再遣黑的等出使，高麗王派潘阜代替蒙古使臣去日本傳書，滞留太宰府達五月，被遣還。
五年，忽必烈嚴令高麗王派大臣陪送黑的等赴日，“期于必達”。
使者抵日本對馬島，被拒，隻捕得島民塔二郎、彌二郎回朝複命。
忽必烈讓這兩個日本人遊覽燕京後，命高麗派使臣送其回國，并傳遞了用中書省名義寫給日本國的信。
日本國相營原九成起草了複牒，但被鐮倉幕府否決，未交付來使③。
七年末，忽必烈以日本屢次拒使，诏發兵屯田于高麗“以為進取之計”，同時遣趙良弼為國信使，持國書去日本“招谕”。
八年九月，使團百餘人至其國，被阻留于太宰府西守護所，不準赴京都。
其官員屢次逼取國書，良弼堅持親到京都面見國王呈遞，隻抄錄副本與之。
日本朝廷初拟答複，但幕府仍采取斷然拒絕态度。
使團滞留至次年初返回，日本守護所派彌四郎等十二人同來，良弼還至高麗後命随員送他們到大都。
忽必烈與朝臣商議後決定不予接見，遣回，并命趙良弼再使日本。
十年春，良弼仍不得要領而還。
十一年初，元廷決定發兵侵日，命高麗造大戰船三百艘，“期限急迫，③關于中日航路的改變，參見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
胡錫年漢譯本，頁79&mdash86；296&mdash297。
①《金史》中關于日本的記載僅見一處：“[興定元年（1217）十二月]戊申，即墨移風砦于大舶中得日本國大宰府民七十二人，因■遇風飄至中國。
有司覆驗無他，诏給糧俾還本國。
”這顯然是偶然被風吹到山東沿岸的日本商船。
②轉引自池内宏：《元寇的新研究》頁42&mdash43。
③參見同上書引八代國治：《關于蒙古襲來之研究》，載《史學雜志》，1918年。
疾如雷電，民甚苦之”①；立征東元帥府，以忻都、洪茶丘、劉複亨為都、副元帥，聚兵高麗，加造戰船。
十月，蒙、漢軍及高麗軍共二萬五千餘人，乘大小戰船900艘發合浦（今馬山），侵襲對馬、一岐兩島後，進至博多灣，攻擊沿岸諸地；二十日，于今津等港口上陸，日本守軍進行了頑強抵抗，死傷甚重，而元軍亦疲，未能深入，退回戰船，其夜博多灣台風起，戰船多壞，隻得倉卒撤還。
此役發生在日本龜山天皇文永十一年，日本史上稱為“文永之役”②。
至元十二年，忽必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等出使日本，但一去即杳無音訊（他們于當年四月至日本，九月被鐮倉幕府殺害，四年後，逃回的高麗水手才報告了這一消息）。
當時元朝正進行滅宋戰争，經略日本事暫時擱置。
十六年，盡取江南，即準備再舉征日，命高麗及江南四省造戰船，并命南宋降臣範文虎籌劃征日事宜，顯然意在驅使新附軍由南路進取日本。
範文虎受命後，派屬下周福、栾忠與一來宋日僧同去日本傳遞诏書，同時奏請待所遣人回報日本是否從命，再決定進兵。
十七年初，元廷獲悉使臣杜世忠等已被害。
範文虎所遣二人也一去不返（到日本不久即被殺）。
于是決定進行大規模侵日戰争，特立行省專任其事，大臣阿剌罕與高麗王王■任右、左丞相，忻都、洪茶丘、範文虎右丞，李庭左丞，張禧參政；拟定方略：忻都、茶丘率蒙、漢、高麗軍四萬發合浦，範文虎等率新附軍十萬發江南，會師一岐島，共同進兵其國，志在必取①。
十八年五月，忻都、茶丘與高麗元帥金方慶率東路軍四萬多，乘戰船900艘出發，攻對馬、一岐；六月初，不待江南軍來會即進至築前志賀島登陸。
日本已有防備，在博多灣沿岸陣地構築工事，以精銳部隊開進志賀島與元軍激戰。
元軍未能取勝，退屯鷹島，月末移軍一岐。
範、李、張等率江南軍十萬，乘戰船3500艘，六月十八日由慶元（今甯波）
918年，後高句麗将領王建推翻其王自立，建國号高麗，定都松嶽（開城），先後并、滅新羅和後百濟，完成統一。
王氏高麗典章制度皆仿唐朝，與宋、遼、金朝都有頻繁交往。
到第23代高麗王王■（高宗，1213&mdash1259年在位）時，蒙古興起于中國北方。
1216年，東京（遼陽）一帶的反蒙契丹貴族金山等率部竄入高麗，攻城奪地，四處寇掠。
1218年，成吉思汗以追剿契丹叛人為名遣哈真、劄剌率軍進入高麗。
王■命其樞密院使趙沖等領兵與蒙古軍共滅契丹寇，遂與蒙古相約“兩國永為兄弟”，每年遣使通貢。
①但此後蒙古統治者連年遣使到高麗索取貢物，誅求無厭。
如1221年使者著古與奉皇太弟斡赤斤命至高麗，索貢獺皮一萬領，細綢三千匹，細苎二千匹，綿一萬斤，墨一千隻，筆百管，紙十萬張，以及其他諸物②。
蒙古使者驕橫貪婪，任意要索“撒花”，激起高麗人的憤怒。
1225年，著古與在索貢歸國途中被人殺死，兩國關系随之斷絕。
1231年，窩闊台命撒禮塔統兵侵入高麗，其麟州都領洪福源降，導蒙古軍攻陷此境四十餘城，進圍王京。
蒙古使者持诏入城，诘責高麗殺使之事，令其投降①；又索取“好金銀、好珠子”及其他大量貢物，并命送王公大臣之子女來獻。
王■遣弟侹至蒙古帥營請降，以大量金、銀、衣、馬、器皿為獻，撒禮塔許之，乃置京府州縣達魯花赤72人于其境②，1232年初，班師還。
二月，蒙使都旦（契丹人）至王京，聲稱來“都統高麗國事”，竟欲入居王宮。
因蒙古屢逼納貢和進送王公貴人子女，■遣使奉表入朝，并緻書撒禮塔申述難以應辦的原因，撒禮塔怒拘使者，其逃回者遂傳言蒙古将再舉入侵③。
七月，■依從權臣崔■的決策遷都江華島，遣人往北境諸城殺達魯花赤，令人民入山下海躲避，對蒙古采取了抵抗的态度。
八月，撒禮塔奉旨再征高麗，洪福源收北境州縣遺民來附，遂長驅直入王京，遣使到江華島诘責高麗王抗命遷都，令其出陸。
撒禮塔領兵繼續南下攻掠各地，拔南京（今漢城），十二月，進至處仁城，被守城者射死。
蒙軍遭到高麗軍民的抗擊，又失主帥，①《高麗史》卷二三《高宗世家》壬辰年十一月答蒙古官人書；卷一○三《趙沖傳》、《金就砺傳》。
②同上卷二二《高宗世家》。
①窩闊台诏書全文載《高麗史》卷二三，為硬譯白話文體。
②72名達魯花赤的配置情況不明，當是置于所攻取之北境諸城。
參見箭内亘：《蒙古之高麗經略》《（蒙古史研究》頁471）。
③見《高麗史》卷二三《高宗世家》壬辰年九月、十一月答蒙古官人書。
不得不撤回，留福源屯西京（平壤）。
1233年，窩闊台诏谕王■，數其拒命、殺使、遷都、不上民數等五“罪”④，高麗不理，仍乘勢出兵收複西京等地，洪福源領降民逃居遼、沈間。
1235年，窩闊台遣唐古與洪福源等領兵入高麗，自此連續多年抄掠各地。
1239年，召還唐古軍，诏命王■入朝，■遣王族佺代他赴蒙古朝見。
1241年，■又以王族綧稱己子，與貴族子弟10人入質于蒙古（綧後居遼東，領高麗降民）。
其後雙方使節仍頻頻往來，基本上保持了和平關系。
1247年，貴由以高麗“歲貢不入”為由又遣軍入侵，次年還。
1253年，蒙哥以諸王也古統兵大舉入侵高麗，迫令王■出陸迎降，■不得已派次子淐入朝。
蒙哥仍不滿意，1254年初，召還也古，以劄剌兒帶為征東元帥代之。
這一年，蒙古軍在高麗肆行殺掠，“所擄男女，無慮二十六萬六千八百餘人，殺戮者不可勝計，所經州郡，皆為煨燼”①。
此後劄剌兒帶軍連年留屯高麗，多次出兵攻掠其南境各地和進逼江華島對岸，堅持以國王出陸迎降和派王太子入朝為退兵條件。
高麗朝中意見不一，遷延至1258年，數代專攬國政的權臣崔氏被推翻，才決定遣太子倎入朝。
1259年，倎赴四川軍前朝見，至六盤山，聞蒙哥死而止。
忽必烈由鄂州北上，倎迎谒于汴梁，随從同往開平。
1260年二月，高麗來報老王已故（王■死于上年六月），趙良弼和廉希憲都建議宜立■為王，遣送還國，彼必感恩臣服，是可以不煩兵而得其國②。
忽必烈納其言，立即派兵護送王■回國繼位，令他“完複舊疆，安爾田疇，保爾家室”，“永為東藩”，并宣布對以前反抗過蒙古的高麗官吏、軍民，“罪無輕重鹹赦除之”。
忽必烈即位後，又傳旨允準王倎的請求：撤回留屯其境的蒙古軍和送還被擄的高麗人。
并授予王僙封冊、虎符和高麗國王印。
王僙（不久改名禃，高麗元宗，1260&mdash1274年在位）嗣位後，多次或親身入朝，或派世子愖入朝，又頻頻遣使入貢。
但高麗權臣勢力仍盛，出陸還都之事一再拖延，又以戰亂之後民生凋敝為由請求暫免置驿、籍戶、出軍、輸糧等臣服國應履行的義務。
忽必烈出于當時形勢需要，對高麗采取懷柔政策，給予寬容。
至元六年（1269）六月，高麗權臣林衍發動政變，逼禃讓位于王弟淐。
時世子愖入朝未歸，聞變，訴之于忽必烈。
忽必烈命從王綧、洪茶丘（福源子）所管高麗民戶中簽軍馬三千從愖“赴其國難”，并下诏責林衍擅廢立，召其來朝；命頭辇哥國王與趙璧行省于東京，以兵壓境。
十一月，林衍被迫恢複了王禃的王位，禃随即入朝，于是蒙古軍停發。
當林衍廢立時，高麗西北面兵馬使營吏崔坦聚衆起事，以誅林衍、複前王為号召，殺西京留守及州縣官，以西北境60城歸附蒙古。
至元七年（1270）正月，诏改西京④《元高麗紀事》記載此诏最詳。
①《高麗史》卷二四《高宗世家》。
②趙良弼的建議見《高麗史》卷二五《元宗世家》；廉希憲的建議見《元史》卷四《世祖紀》，卷一二六《廉希憲傳》，唯記于世祖即位之後則不确。
為東甯府（後改東甯路），劃慈悲嶺為界，以坦為總管，遣忙哥都為安撫高麗使率兵鎮之。
禃請求歸還其地，不許。
至元二十七年（1290）始罷東甯路，還屬高麗①。
至元七年二月，禃至燕京，為了取得忽必烈的信任和保持王位，上書請下嫁公主于其世子，又主動要求派兵助其讨滅權臣、還都舊京，并請置達魯花赤。
忽必烈命東京行省頭辇哥國王和平章趙璧率軍護送禃還居王京，以脫朵兒為高麗國達魯花赤，至于請婚一事則待其國安定後再議。
五月，禃與頭辇哥等至王京，發榜宣布還都，傳令召林衍和遷江華島吏民回京。
時林衍已死，子惟茂繼掌國政，欲抗命不從，被擁護還都的朝臣所殺，于是妃嫔、官民人等相繼離島遷回王京。
守備江華的“三别抄”（左、右及神義别抄。
“别抄”是權臣當國時挑選骁勇之士組成的特别部隊，成立于蒙古入侵之初）力圖阻止還都，被王禃下令解散，其首領裴仲孫另立王族溫為王，率部退據珍島，成為叛軍，至元八年被蒙古和高麗軍擊破。
其餘部在金通精率領下遁入耽羅島，據有其地，至元十年被平定，元置耽羅國招讨司轄之（後改置軍民都達魯花赤總管府，又改為軍民安撫司，成宗即位後，還屬高麗）。
王禃還都後，即遣使為世子愖請婚，并命愖兩次入朝。
至元十一年（1274）五月，忽必烈以親女忽都魯揭裡迷失下嫁王愖。
不久禃死，诏遣愖歸國襲位，授“驸馬高麗國王”（後改名昛，又改名昛，高麗忠烈王，1274&mdash1308年在位）。
在他之後直到元朝末年的六代高麗王，除忠穆、忠定二王死于未成年時外，也都娶元公主（雖然都是宗王之女，但按元制亦稱公主）。
通過這種政治性的婚姻聯結，元朝達到了進一步控制高麗的目的，自聯姻後未再發生重大反元事件。
公主在高麗享有極高地位和很大權力，廣泛參與政務，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環；高麗王也得以憑借驸馬身份提高在元廷和本國的地位，終元一代保持了本國的局部主權①。
從至元七年王禃還都起，元朝就設置了高麗國達魯花赤常駐王京，其後又以忻都、洪茶丘領東征元帥府軍駐鎮高麗。
十五年，王賰入朝，奏告元軍特别是洪茶丘部擾民亂政，請求召還，忽必烈從其請，并罷置高麗國達魯花赤。
十七年，為再舉進攻日本，立行省（征東行省，又稱征日本行省），仍以高麗為基地聚兵、造船、屯糧。
王賰請求授他行省丞相之職，“行省凡大小軍情公事必與我商量然後施行”，忽必烈即予允準，授為中書左丞相行征東省事。
征日失敗後，行省罷。
二十年，複立征東行省，仍授賰征東行省左丞相，與丞相阿塔海共同規劃再舉征日事。
其後征日計劃未能實行，而征東行省建制則仍保留，成為統轄高麗的機構，但元朝不派行省官，就以高麗國王為行省丞相，得自辟僚屬；高麗原有的政權機構和各項制度也基本不變。
大德三年（1299），哈散出使高麗回朝，言王昛（即王賰）不能服衆，朝廷應派官共同治理，平章暗都剌奏請增置行①參見池内宏：《高麗元宗朝的廢立事件與蒙古占領高麗西北境》，《白鳥博士還曆紀念東洋史論叢》，1925年。
西北境（東甯路）地還屬高麗事，見《高麗史》卷三十《忠烈王世家》，卷一三○《崔坦傳》。
①參見蕭啟慶：《元麗關系中的王室婚姻與強權政治》，《元代史新探》，頁231&mdash262。
省官，遂遣闊裡吉思為征東行省平章，耶律希逸為左丞，直接參與掌管高麗政務。
五年初，經王昛一再請求，罷朝廷所置官。
以後沒有再改變高麗政制，元朝冊立每代高麗王時均授予征東行省丞相職銜，使自治其國，“有宗廟蒸嘗以奉其先也，有百官布列以率其職也，其刑賞号令專行其國，征賦則盡是三韓之壤，唯所用之，不入天府”①。
可見征東行省的性質與元朝國内地方一級政區各行省是不同的。
當然，高麗對元朝仍需履行藩屬國義務如納貢、質子、置驿等，元朝統治者仍不時以種種理由幹預其國政，直接或間接地壓迫和剝削高麗人民。
至大元年（1308）王昛死，世子謜（忽都魯揭裡迷失公主生，蒙古名益智禮不花，高麗忠宣王）繼位，改名璋。
皇慶二年（1313），璋傳位于世子焘（蒙古懿妃生，蒙古名阿剌讷忒失裡，高麗忠肅王），自己則以驸馬身份留居大都，封沈王，後又将沈王封爵傳給侄子暠。
王璋在大都築萬卷堂，“以書史自娛”，其府中有不少高麗文士侍從，并與趙孟頫、姚燧、閻複、元明善等元朝著名文臣常有交往。
他在繼位前居元廷時曾參與擁立武宗，退位後仍不免卷入朝廷政争，延祐七年（1320）英宗即位後，被流放到吐蕃薩斯迦“學佛”，泰定帝即位後始召還。
沈王暠得寵于英宗，謀奪高麗王位，屢在元廷指控王焘，導緻元朝對高麗國政的進一步幹預。
至治三年（1323），王暠的黨羽柳清臣等上書中書省，請立省于高麗，比内地，元朝為了穩定東藩，未予采納①。
但王焘屢受沈王之黨的攻擊和元廷的質訊，不得不于至順元年（1330）請求傳位于世子祯（蒙古名普塔失裡，高麗忠惠王）。
祯品行惡劣，繼位後荒淫無度，至順二年即被罷黜，其父焘複位。
後至元五年（1339）焘死，祯複位，仍暴虐荒淫，至正三年（1343）被元廷押解流放到揭陽，次年初，行至嶽陽病死（或雲被毒死）。
元以其子昕（亦憐真班公主生，蒙古名八思麻朵兒隻，高麗忠穆王）繼為高麗王，時僅八歲。
至正八年，昕死，元朝以祯庶子蚳繼位（蒙古名迷思監朵兒隻，高麗忠定王）。
十一年，诏廢蚳，别立祯弟祺為高麗王（改名颛，蒙古名伯顔帖木兒，高麗恭愍王）。
時奇皇後之兄轍恃勢得任高麗政丞（國相），專橫跋扈，颛甚憤之，至正十六年，乘元朝困于國内農民起義之機，誅奇轍及其黨羽，停用至正年号，并發兵攻元境，奪回雙城等地。
元朝聲稱要進行讨伐，又罷黜王颛而另立逃亡大都的王璋庶子塔思帖木兒為高麗王，但均無力付之實施，不得不宣布恢複颛王位。
從至正十九年起，紅巾軍一部由遼東多次進入其境攻城略地，二十一年陷其王京，颛南遷以避之。
次年，高麗軍收複王京，擊潰紅巾軍，其餘部退回遼東。
但王氏高麗至此也已①姚燧：《高麗沈王詩序》，《牧庵集》卷三。
①《高麗史》卷一二五《柳清臣傳》。
據《元史》卷一七八《王約傳》載，至治三年“朝廷議罷征東省，立三韓省，制式如他省”，命中書省讨論，王約言其不可，應守世祖舊制，丞相拜住稱善，遂不行。
立三韓省之議當即出于柳清臣。
衰微不堪，30年後被在與紅巾軍作戰中興起而逐漸掌握大權的李成桂所取代。
有元一代，中國與高麗的經濟、文化關系在特殊曆史條件下有很大的發展。
來元高麗人比以往各代都多，其中有不少精通漢文的文人學者和高僧，他們與中國文人交往密切，相互切磋唱和，元人文集中此類詩文屢見不鮮。
高麗早有儒學，學者皆知孔孟之書。
元世祖前期，程朱之學才在中國北方興盛，還未傳入高麗。
高麗儒士白頤正在大都得而學之，東還後，李齊賢等首先從他師受。
至元二十六年，元置高麗國儒學提舉司，以其本國著名學者安珦為提舉，珦從高麗王入朝，得朱子書，十分欽慕，晚年常挂朱子像以緻敬，遂自号“晦軒”①。
理學于是傳入高麗。
高麗名臣李齊賢②長期在元陪侍王璋，廣泛結交元廷著名儒臣文士，學問大進，有《益齋集》傳世，被認為是高麗時代的優秀古典作品，其中有不少歌詠中國曆史、景物和風俗民情的詩篇。
元仁宗恢複科舉後，高麗（征東行省）依制選送士人參加會試，即使未能及第，元廷亦授予官職，或歸國即可憑此資曆而獲顯官；亦有舉進士者，如元統元年（1333）進士李谷禦試對策“大為讀卷官所賞”，擢漢、南人榜第二甲第八名，即授翰林國史院檢閱官③。
有不少入元為質子的高麗世家子弟或其他僑寓人員後來出仕于元朝，或竟世代留居不返。
元代有大量中國文化典籍輸入高麗。
如延祐元年（1314）高麗王焘遣官赴元購書，得經籍10800卷而還；元仁宗又賜書籍4371冊（17000卷），皆宋秘閣所藏者①。
此外，佛、道、醫、蔔各類人員的交往也很多。
元與高麗的經濟交流，除數量相當大的貢賜物品外，民間貿易往來也甚為發達。
元時木棉由中國傳入高麗，傳為佳話。
據載，至正二十三年（1363）高麗人文益漸使元，取棉籽十餘枚歸，令人種植，雖僅一枚得生，但得籽百餘枚，于是年年加種，又有一胡僧教以缫織之術，于是棉花種植與棉布紡織不到十年就遍于全國②。
①《高麗史》卷一○六《白文節傳》；卷一○五《安珦傳》。
②《高麗史》卷一一○有其傳。
③《元統元年進士錄》；陳旅：《送李仲父使征東省序》，《安雅堂集》卷四。
《高麗史》卷一○九《李谷傳》謂其為文典雅高古，有《稼亭集》行世。
①《高麗史》卷三七《忠肅王世家》。
②《李朝實錄·太祖康獻大王實錄》七年六月條。
第二節 日本 日本與中國自古交往密切，盡管唐末停派“遣唐使”以後官方關系衰減，但民間貿易和僧侶的往來卻更趨繁盛。
南宋中葉興起的武士政權&mdash&mdash鐮倉幕府（1186年建立）在對華貿易和文化交流方面仍采取積極态度，特别是熱衷于引進中國的禅宗，日本與南宋的民間交往極其頻繁。
然而由于此時中國南北分裂，而中日間的交流早已改取橫渡東海直航兩浙（主要是明州&mdash&mdash今甯波）的南路，不再走經由朝鮮半島西岸到遼東或山東的北路③，加上日本政府對官方外交的冷淡，因而與統治北中國的金朝幾無交往①，也沒有和代金而起的蒙古發生接觸。
直到至元七年（1270），日相營原九成在《贈蒙古國中書省牒》中還說：“蒙古之号，于今未聞。
”②蒙古前四汗時期，對馬蹄所不及的海國日本也未曾留意。
至元二年（1265），高麗人趙彜向忽必烈報告說，日本與本國鄰近，漢唐以來都通使中國，可令高麗向導與之通使。
忽必烈十分企慕中原盛世君主那種天下一統、萬國來朝的功業，即于次年遣黑的、殷弘出使日本，命高麗王派官導送。
使者至巨濟島，高麗陪送官以海上風濤險惡勸止之，遂折回。
四年，再遣黑的等出使，高麗王派潘阜代替蒙古使臣去日本傳書，滞留太宰府達五月，被遣還。
五年，忽必烈嚴令高麗王派大臣陪送黑的等赴日，“期于必達”。
使者抵日本對馬島，被拒，隻捕得島民塔二郎、彌二郎回朝複命。
忽必烈讓這兩個日本人遊覽燕京後，命高麗派使臣送其回國，并傳遞了用中書省名義寫給日本國的信。
日本國相營原九成起草了複牒，但被鐮倉幕府否決，未交付來使③。
七年末，忽必烈以日本屢次拒使，诏發兵屯田于高麗“以為進取之計”，同時遣趙良弼為國信使，持國書去日本“招谕”。
八年九月，使團百餘人至其國，被阻留于太宰府西守護所，不準赴京都。
其官員屢次逼取國書，良弼堅持親到京都面見國王呈遞，隻抄錄副本與之。
日本朝廷初拟答複，但幕府仍采取斷然拒絕态度。
使團滞留至次年初返回，日本守護所派彌四郎等十二人同來，良弼還至高麗後命随員送他們到大都。
忽必烈與朝臣商議後決定不予接見，遣回，并命趙良弼再使日本。
十年春，良弼仍不得要領而還。
十一年初，元廷決定發兵侵日，命高麗造大戰船三百艘，“期限急迫，③關于中日航路的改變，參見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
胡錫年漢譯本，頁79&mdash86；296&mdash297。
①《金史》中關于日本的記載僅見一處：“[興定元年（1217）十二月]戊申，即墨移風砦于大舶中得日本國大宰府民七十二人，因■遇風飄至中國。
有司覆驗無他，诏給糧俾還本國。
”這顯然是偶然被風吹到山東沿岸的日本商船。
②轉引自池内宏：《元寇的新研究》頁42&mdash43。
③參見同上書引八代國治：《關于蒙古襲來之研究》，載《史學雜志》，1918年。
疾如雷電，民甚苦之”①；立征東元帥府，以忻都、洪茶丘、劉複亨為都、副元帥，聚兵高麗，加造戰船。
十月，蒙、漢軍及高麗軍共二萬五千餘人，乘大小戰船900艘發合浦（今馬山），侵襲對馬、一岐兩島後，進至博多灣，攻擊沿岸諸地；二十日，于今津等港口上陸，日本守軍進行了頑強抵抗，死傷甚重，而元軍亦疲，未能深入，退回戰船，其夜博多灣台風起，戰船多壞，隻得倉卒撤還。
此役發生在日本龜山天皇文永十一年，日本史上稱為“文永之役”②。
至元十二年，忽必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等出使日本，但一去即杳無音訊（他們于當年四月至日本，九月被鐮倉幕府殺害，四年後，逃回的高麗水手才報告了這一消息）。
當時元朝正進行滅宋戰争，經略日本事暫時擱置。
十六年，盡取江南，即準備再舉征日，命高麗及江南四省造戰船，并命南宋降臣範文虎籌劃征日事宜，顯然意在驅使新附軍由南路進取日本。
範文虎受命後，派屬下周福、栾忠與一來宋日僧同去日本傳遞诏書，同時奏請待所遣人回報日本是否從命，再決定進兵。
十七年初，元廷獲悉使臣杜世忠等已被害。
範文虎所遣二人也一去不返（到日本不久即被殺）。
于是決定進行大規模侵日戰争，特立行省專任其事，大臣阿剌罕與高麗王王■任右、左丞相，忻都、洪茶丘、範文虎右丞，李庭左丞，張禧參政；拟定方略：忻都、茶丘率蒙、漢、高麗軍四萬發合浦，範文虎等率新附軍十萬發江南，會師一岐島，共同進兵其國，志在必取①。
十八年五月，忻都、茶丘與高麗元帥金方慶率東路軍四萬多，乘戰船900艘出發，攻對馬、一岐；六月初，不待江南軍來會即進至築前志賀島登陸。
日本已有防備，在博多灣沿岸陣地構築工事，以精銳部隊開進志賀島與元軍激戰。
元軍未能取勝，退屯鷹島，月末移軍一岐。
範、李、張等率江南軍十萬，乘戰船3500艘，六月十八日由慶元（今甯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