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職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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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賦予的參決政事的特權；因此雖然他們不帶品級，連散階也沒有，但是其法律地位仍與曆朝近侍宿衛很不相同。
另一方面，在同中原官僚制相協調的過程中，由宿衛出職入仕也成為一條不成文的必行慣例。
即“衛士在勞力幹者，其長薦聞，即不次擢官”。
元末，怯薛歹疊理迷失幾次将為長官所薦用，“辄遜曰：&lsquo某士齒長勞久，宜先擢之。
某不敢越也&rsquo。
東宮素器侯（按指疊理迷失）。
一日笑謂曰：&lsquo黑頭者（按指怯薛歹中的黑頭少年）多為公矣。
君年四十猶未仕，将老宿衛矣？&rsquo命中書奏官之”③。
是知以白身老于宿衛，在當時是很少見的事。
由宿衛出職登仕者，并不是完全離開怯薛組織去作官，其怯薛歹的身份并沒有改變。
“諸省部官名錄，宿衛者，晝出治事，夜入番直”（《元史·刑法志一》）。
因此，他們“雖以才能受任，使服官政，貴盛之極，然一日歸至内庭，則執其事如故，至于子孫無改。
非甚親信，不得預也”（《元史·兵志二》）。
執役内庭，在當時人看來乃是一種特殊的榮寵，絕不是到外朝做官所能等同或取代的。
很多重要的人事安排，經常決定于皇帝與宿直的親信之間的商讨，并且由後者負責向外廷傳達。
危素記載歐陽玄進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國史一職的始末如下：“初，禦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在宿衛。
上問在廷儒臣，乃以公（按指歐陽玄）姓名對。
上曰：&lsquo斯人曆事累朝，制作甚多，朕素知之。
今修三史。
尤任勞勳。
汝其谕旨丞相，超授爵秩，用勸賢能。
&rsquo明日，大夫出，遭丞相于延春閣下，傳旨既畢，立具奏牍。
”①近侍傳旨拜官一向是元代铨政紊亂的重要原因之一。
從上引史文亦略可窺見元代自内降旨封授的一般體例。
由宿衛出職為官，其品秩高下的幅度頗大。
四怯薛的首長，“及年勞既久，則遂擢為一品官”。
其他怯薛歹出仕擔任要職的也很多。
但是怯薛歹出職，也并不一定都擔任高官。
例如，随着管理内廷供養諸色事宜的各種專門機構陸續建立，原先專司各色職役的怯薛歹，也可能被派到相應的機構中任職。
元代主管禦衣、尚鞶、尚飾等事的侍正府設奉禦二十四員，以四怯薛之速古兒赤為之，其品秩分别為從五品至從七品不等②。
由吏入仕元人吳澄說：“國朝用吏頗類先漢。
至元間予嘗遊京師，獲接中朝諸公卿。
自貴戚世臣、軍功武将外，率皆以吏發身。
”①高級官員大多出自半世襲化的蒙古、色目乃至較早投效元廷的漢人“貴戚世臣、軍功武将”，同時③林弼：《疊理迷失傳》，《林登州集》卷二一。
①危素：《歐陽玄行狀》，《危太樸文續集》卷七。
②《元史》卷八八《百官志》四。
按怯薛中之速古兒赤，原系“掌内府尚供衣服者”，與侍正府職掌相應。
①吳澄：《贈何仲德序》，《吳文正公集》卷十四。
仍有不少以吏發身的“無根腳”的人員。
而在中、下級官員中，則出職吏員更占據了絕大部分，乃至當時竟有人斷言：“我元有天下，所與共治，出刀筆吏十九。
”在國家行政運作中吏員作用的增強，至少從北宋已經開始了。
這種趨勢在南宋雖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壓抑，但在金統治下的北方卻不斷加強。
元初制度多承襲金制，加上蒙古征服北中國初期，“郡縣往往荷氈披毳之人，捐弓下馬，使為守令。
其于法意之低昂、民情之幽隐，不能周知而悉究。
是以取嘗為胥曹者，命具之文書上，又詳指說焉”③。
甚至“司縣或三員或四員，而有俱不知字者。
一縣之政，求不出于胥吏之手亦難矣”④。
于是，在铨選制度不曾完善而補注官缺的實際需要又相當迫切的情勢下，由吏出職補官的途徑便自然暢通了。
元代前期，吏員逐級晉升、最終出職地方官的速度有時極快。
“才離州府司縣，即入省部；才入省部，不滿一考，即為州府司縣官”⑤。
忽必烈朝之後，由于官吏冗濫，由吏入仕所需時日變得相當長。
但是因為長期停科，即使恢複科舉制度後取士人數也過少，對于一般沒有社會背景的人來說，通過吏職進入仕途仍然不失為較好的選擇。
所謂“科舉廢矣，珥筆可也；學校具文矣，衙前可也”①，正是當時社會輿情的生動寫照。
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各路府州司縣民家子弟，多不攻書。
雖曾入學，方及十五以下，為父兄者多令廢棄儒業，學習吏文，以求速進”②。
元代吏員的名目多達數十種。
廣泛設置在路府州縣行政機構中的吏員通稱“司吏”。
設于省台院（含行省、行台、行院）、六部、宣慰司等高級部門的則有“令史”，其中省、台、院令史又分别稱為“省掾”、“台掾”和“院掾”。
令史和掾史作為高級吏職，在元代又有“勾當官&rsquo之名。
設置在中行各省檢校所以及台察衙門裡專司文書稽核的“書吏”，很可能也屬于勾當官體系。
司吏、令掾史和書吏的主要職掌，是負責呈複、制作或檢閱各種文書案牍。
案牍吏員在各種吏職中最為重要，地位也最高。
此外，在中行省台院、六部及宣慰、廉訪諸司，還有專門負責傳達記錄政令的吏職，即“宣使”和“奏差”。
吏職中設員最為普遍，地位又最低的，是收發、保管各種文書檔案的“典吏”。
上至都省、下至司縣和各級行政機構及其直屬的諸幕僚、職能部門，多設有員數不等的典吏。
除以上所列舉，蒙古語和回回語翻譯是構成元代吏職的重要的特有成分。
翻譯吏員又可以分為“譯吏”（書面譯員）和“通事”（口語譯員）兩種。
關于吏員升遷途徑的體例十分繁複。
總的來說，他們需要煞過十年左右②揭傒斯：《善餘堂記》，《揭傒斯集》卷六。
③危素：《送陳子嘉序》，《危太樸文集》卷六。
④胡祗遹：《铨詞》，《紫山大全集》卷二一。
⑤胡祗遹：《時政》，《紫山大全集》卷二二。
①徐明善：《冷東齋義役規約》，《芳谷集》卷三。
②《元典章》卷十二《吏部》六《試補司吏》。
甚至更長一段時日，逐級地從低級衙門屬吏升到各種高級衙門中的吏職，而後就可以由是出職，擔任品從不等的流官。
一部分路府州司吏，也可能在考滿後出職，擔任沒有品從的低級首領官如典史、吏目、都目等，升任提控案牍，再由提控案牍入流品。
茲據牧野修二《元代勾當官體系的研究》及王勁松《元代吏制研究》兩書，制成吏職升進示意圖如下。
圖内标注Ⅰ的環節，僅為至元中葉以前實行的升轉途徑；凡标注Ⅱ或Ⅲ者，則分别表示始自至元後期或武宗朝的新增環節。
上表所列，隻是擇要簡示案牍吏職升轉途徑和入官品從。
元代由吏出職的實際情況、各種規定及其前後變化，都還要繁複得①巡尉司系巡檢司與縣尉衙門的合稱。
②理問所是行省直屬的司法機構。
多。
約略言之，大概還有以下幾點需要稍加補充說明①。
一是有些吏員出職入流之前，必須按規定作一定任期的稅務官、錢谷官等。
此類雜職官雖有品從，但不得入流，而且事繁名微，一般人都不願就任。
于是，元政府利用吏員急于入流的心理，将這些職務納入某些吏員必經的出仕途徑。
中元以後，路吏出職，往往要先任錢谷官，再轉為無品從的低級首領官，經過典吏、吏目、都目、提控案牍，然後入流品。
從這樣的安排也可以看出，雜職品官的地位是如何低下。
二是除案牍吏職以外，較高品級衙門的其他吏員，如通事、譯史、知印、宣使、奏差等也可以直接出職。
中、行省、六部、台、院的通事、譯史、知印，其升進體例大略與令史同；宣使、奏差的出職品級要低一些。
廉訪司翻譯吏職進入流官的品級要比案牍吏職（書吏）低一等。
中書省的蒙古令史（蒙①這一部分叙述中參考王勁松、牧野修二兩氏前引著作之處甚多，茲不一一出注。
古必阇赤）出職為正六品，比非蒙古入省掾高出一等，當然更體現了元代政治的特點。
三是職官充吏制度化。
至元中葉，都行省、台、院、六部、宣慰司等機構中，先後定制部分地擇用由職官轉補的令史、宣使等吏員。
都省掾從正、從七品流官内選用，院（行院）、台（行台）、行省掾從正、從八品流官内選用，宣慰司、六部令史由正、從九品流官選用，取充宣使的職官級别各降低一品。
武宗即位翌年（1308），更明确規定在職官充吏的人數必須占據有關衙門所設吏職的一半。
不久又宣布廉訪司書吏亦需由正、從九品文資流官中選取一半。
其他奏差、書吏、通事、知印等吏職，也多必須于職官内選用一半。
職官充吏的制度化，從政府方面來說，是為了提高在職吏員的素質，同時也可以加強他們重新出職作官時的務實意識和能力。
對那些甘願已官複掾的人來說，選擇這條仕進之路，隻須熬滿月日、出職為官，則一躍可至六、七品，比由從九或八品職官依例遷調，還是要簡捷可靠。
因此，雖然“官坐而治，吏立而趨，官九品亦有立而趨其前者，吏雖大府崇秩，其勢不得不卑”，但當時已“坐而治矣，複立而趨者”依舊大有人在①。
四是由儒補吏。
這裡包括三種形式，即歲貢儒人、諸生補吏、學官充吏。
按定制，歲貢儒人是指各路分每隔三年或二年向上級貢舉“洞達經史、通曉吏事”并且“廉慎行止”的儒人一名左右，充廉訪司書吏（最初系充部令史）。
諸生補吏的内容，包括國子監貢舉陪堂伴讀生（在國子監内“佐貴遊治業”的程度較高的陪讀生）和優異的國子生出任随朝及廉訪司吏職，以及地方學校薦舉肆業諸生擔任地方官府吏職。
元仁宗時，曾企圖進一步擴大推行由儒補吏的作法。
“仁皇懲吏，百司胥吏聽儒生為。
然而儒實者不屑為，為者率儒名也”②。
看來時人對這種懲治吏弊的方法評價并不太高。
元代後期，下第舉人也可以受舉為吏員。
由儒補吏的第三條途徑是教官充吏。
教官在元代屬于流外雜職的一種。
由于儒生“入仕格例，無不階縣學官而升”③，在人多缺少的情況下，要作到路府教授是非常不容易的；即使幸而受一命之寵，依然很難指望得入流品。
因此，由教官補選吏職，對于那些想借是途“出而緻用”的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按元制，府州教授許補各部令吏。
至于從學錄、學正、教授中選用廉訪司書吏的例子，更是随處可見。
科舉取士早在十三世紀三十年代，蒙古政權業已就設科取士進行過初步嘗試。
但①許有壬：《送劉光遠赴江西省掾序》，《至正集》卷三二。
②許有壬：《跋高本齋詩稿》，《至正集》卷七二。
③吳澄：《送周德衡赴新甯教谕序》，《吳文正公集》卷十七。
是，晚至元政權的最後五六十年，科舉制度才獲得真正實施。
當時人概括這個曲折的過程說，元代科舉是“倡于草昧，條于至元，議于大德，沮泥百端，而始成于延祐”①。
窩闊台九年（1237）八月，诏中原諸路以論、經義、詞賦三種考試儒生，“其中選儒生，若有種田者納地稅，買賣者出納商稅，開張門面營運者依例供差發除外，其餘差發并行蠲免..與各任達噜噶齊、管民官一同商量公事勾當着。
随後依照先降條例開辟舉場，精選入仕，續聽朝命”②。
諸路考試，均于次年（戊戌年）舉行，故稱戊戌選試。
戊戌選試是在漢地出身的官僚耶律楚材、郭德海等人力主下舉行的。
據上引诏文，原拟是後再辟舉場，“精選入仕”；另外，對戊戌中選者，除免去賦稅外，原規定還要授以地方性的議事官之職。
由此看來，它确實帶有科舉考試的性質。
其後，劉秉忠曾向當時尚是藩王的忽必烈建言，有“科舉之設，已奉合罕皇帝聖旨”之語，無疑指前引诏書而言③。
但是窩闊台十年四月，又下诏試汰僧道。
實際上對儒生和對僧道的考試被一并施行，主持諸道考試的試官如趙仁、田師顔等，都是“三教試官”①。
中試儒生除議事官、同署地方政事的規定，也基本上沒有實行。
因此，由漢地官僚苦心設計的戊戌選試，在付諸實施的過程中，從科舉取士的初步嘗試蛻變為“考試三教”的一個組成部分。
忽必烈朝圍繞科舉行廢問題曾展開反複讨論。
至元十年（1273）曾拟定過十分具體的程式，其“條目之詳，具載于策書”②。
《元史·選舉志》說世祖時“事雖未及行，而選舉之制已立”，當即指此而言。
成宗、武宗時，也一再議貢舉“法度”，但仍然沒有結果。
自金亡，北方停科，迄于元代中葉複科，科舉取士制度在蒙元政權下停廢長達八十年之久，是為科舉制推行一千三百餘年間停廢最久的時期。
在此期間，凡用人或由貴戚世臣、軍功武将，或由吏職雜途。
這固然與蒙古統治者缺乏“以儒治國”的中原社會傳統觀念，利用漢人和南人時主要以其“趣辦金谷”、“勾稽朱墨”的能力的取才标準有關③，同時也曲折反映了漢地社會輿論本身對金、宋兩朝的讀書人溺于奔競場屋，惟務詩賦空文，結果以所謂“學術”誤天下的厭惡和不滿④。
元代中期以後，蒙古、色目上層的漢文化素養逐漸獲得提高。
元仁宗為①許有壬：《秋谷文集序》，《至正集》卷三五。
②《選試儒人免差》，《廟學典禮》卷一。
③《元史》卷一五七《劉秉忠傳》。
①傅若金：《趙思恭行狀》，《傅與砺詩文集》卷十；虞集：《趙思恭神道碑》，《道園學古錄》卷四二。
②蘇天爵：《陝西鄉貢進士題名記》，《滋溪文稿》卷三○。
③陸文圭：《策問》，《牆東類稿》卷二。
④謝枋得：《程漢翁詩序》，《選山集》卷六。
整治吏弊，下決心實行科舉取士制度。
皇慶二年（1313），朝廷頒布科舉诏，宣布次年開考。
元朝科場，每三年開試一次，分為鄉試、會試、殿試三道。
鄉鄉試取錄名額分配表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小計遼陽5229河南559726陝西53513甘肅3227嶺北3216江浙5102843江西362231湖廣371828四川1359行省十雲南1225河東54716宣慰司二山東45716大都15101035上都64414真定等551121腹裡東平等54918高麗1113合計75757575300試為地方考試，于八月舉行。
舉人須從本貫官司推舉，但其資格限制似寬于列朝①。
其科目，蒙古、色目人二場，即經問五條（至正時減為三條，增奉經義一道），策一道；漢、南人三場，即明經若幹題、古賦诏诰章表内科一道、策問一道。
全國共設鄉試科場十七處，最多可取錄三百人，其名額見下表。
鄉試合格的舉人，在鄉試次年二月在京師舉行會試，由禮部主持。
會試科目與鄉試同。
會試最多可以取錄一百人，其中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各二十五名，于會試次月在翰林院參加殿試。
蒙古、色目人試時務策一道，“漢人”、“南人”試策一道。
殿試不再黜落，僅據考試結果對會試合格者重新厘定等次，分為兩榜公布。
“國人暨諸部”即蒙古、色目人作右榜①參見有高岩：《元代科學考》，《史潮》第2卷第2期（1932）。
（蒙古人以右為上），“漢人”、“南人”作左榜。
兩榜為分三甲，第一甲各一人，賜進士及第，任從六品官。
這兩個人按俗稱都可以算是“狀元”，但按當時制度，則“唯蒙古生得為狀元，尊國人也”①。
實行科舉制以後，國學生歲貢制度也部分地被納入科試體系。
所貢生員，“每大比選士，與天下士同試于禮部，策于殿廷，又增至備榜而加選擇焉”（《元史·選舉志一》）。
順帝年間，例從國子監應貢會試者中取錄十八人以為備榜②；此期間鄉試也增取備榜，授以州學錄、縣教谕等學
另一方面，在同中原官僚制相協調的過程中，由宿衛出職入仕也成為一條不成文的必行慣例。
即“衛士在勞力幹者，其長薦聞，即不次擢官”。
元末，怯薛歹疊理迷失幾次将為長官所薦用，“辄遜曰：&lsquo某士齒長勞久，宜先擢之。
某不敢越也&rsquo。
東宮素器侯（按指疊理迷失）。
一日笑謂曰：&lsquo黑頭者（按指怯薛歹中的黑頭少年）多為公矣。
君年四十猶未仕，将老宿衛矣？&rsquo命中書奏官之”③。
是知以白身老于宿衛，在當時是很少見的事。
由宿衛出職登仕者，并不是完全離開怯薛組織去作官，其怯薛歹的身份并沒有改變。
“諸省部官名錄，宿衛者，晝出治事，夜入番直”（《元史·刑法志一》）。
因此，他們“雖以才能受任，使服官政，貴盛之極，然一日歸至内庭，則執其事如故，至于子孫無改。
非甚親信，不得預也”（《元史·兵志二》）。
執役内庭，在當時人看來乃是一種特殊的榮寵，絕不是到外朝做官所能等同或取代的。
很多重要的人事安排，經常決定于皇帝與宿直的親信之間的商讨，并且由後者負責向外廷傳達。
危素記載歐陽玄進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國史一職的始末如下：“初，禦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在宿衛。
上問在廷儒臣，乃以公（按指歐陽玄）姓名對。
上曰：&lsquo斯人曆事累朝，制作甚多，朕素知之。
今修三史。
尤任勞勳。
汝其谕旨丞相，超授爵秩，用勸賢能。
&rsquo明日，大夫出，遭丞相于延春閣下，傳旨既畢，立具奏牍。
”①近侍傳旨拜官一向是元代铨政紊亂的重要原因之一。
從上引史文亦略可窺見元代自内降旨封授的一般體例。
由宿衛出職為官，其品秩高下的幅度頗大。
四怯薛的首長，“及年勞既久，則遂擢為一品官”。
其他怯薛歹出仕擔任要職的也很多。
但是怯薛歹出職，也并不一定都擔任高官。
例如，随着管理内廷供養諸色事宜的各種專門機構陸續建立，原先專司各色職役的怯薛歹，也可能被派到相應的機構中任職。
元代主管禦衣、尚鞶、尚飾等事的侍正府設奉禦二十四員，以四怯薛之速古兒赤為之，其品秩分别為從五品至從七品不等②。
由吏入仕元人吳澄說：“國朝用吏頗類先漢。
至元間予嘗遊京師，獲接中朝諸公卿。
自貴戚世臣、軍功武将外，率皆以吏發身。
”①高級官員大多出自半世襲化的蒙古、色目乃至較早投效元廷的漢人“貴戚世臣、軍功武将”，同時③林弼：《疊理迷失傳》，《林登州集》卷二一。
①危素：《歐陽玄行狀》，《危太樸文續集》卷七。
②《元史》卷八八《百官志》四。
按怯薛中之速古兒赤，原系“掌内府尚供衣服者”，與侍正府職掌相應。
①吳澄：《贈何仲德序》，《吳文正公集》卷十四。
仍有不少以吏發身的“無根腳”的人員。
而在中、下級官員中，則出職吏員更占據了絕大部分，乃至當時竟有人斷言：“我元有天下，所與共治，出刀筆吏十九。
”在國家行政運作中吏員作用的增強，至少從北宋已經開始了。
這種趨勢在南宋雖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壓抑，但在金統治下的北方卻不斷加強。
元初制度多承襲金制，加上蒙古征服北中國初期，“郡縣往往荷氈披毳之人，捐弓下馬，使為守令。
其于法意之低昂、民情之幽隐，不能周知而悉究。
是以取嘗為胥曹者，命具之文書上，又詳指說焉”③。
甚至“司縣或三員或四員，而有俱不知字者。
一縣之政，求不出于胥吏之手亦難矣”④。
于是，在铨選制度不曾完善而補注官缺的實際需要又相當迫切的情勢下，由吏出職補官的途徑便自然暢通了。
元代前期，吏員逐級晉升、最終出職地方官的速度有時極快。
“才離州府司縣，即入省部；才入省部，不滿一考，即為州府司縣官”⑤。
忽必烈朝之後，由于官吏冗濫，由吏入仕所需時日變得相當長。
但是因為長期停科，即使恢複科舉制度後取士人數也過少，對于一般沒有社會背景的人來說，通過吏職進入仕途仍然不失為較好的選擇。
所謂“科舉廢矣，珥筆可也；學校具文矣，衙前可也”①，正是當時社會輿情的生動寫照。
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各路府州司縣民家子弟，多不攻書。
雖曾入學，方及十五以下，為父兄者多令廢棄儒業，學習吏文，以求速進”②。
元代吏員的名目多達數十種。
廣泛設置在路府州縣行政機構中的吏員通稱“司吏”。
設于省台院（含行省、行台、行院）、六部、宣慰司等高級部門的則有“令史”，其中省、台、院令史又分别稱為“省掾”、“台掾”和“院掾”。
令史和掾史作為高級吏職，在元代又有“勾當官&rsquo之名。
設置在中行各省檢校所以及台察衙門裡專司文書稽核的“書吏”，很可能也屬于勾當官體系。
司吏、令掾史和書吏的主要職掌，是負責呈複、制作或檢閱各種文書案牍。
案牍吏員在各種吏職中最為重要，地位也最高。
此外，在中行省台院、六部及宣慰、廉訪諸司，還有專門負責傳達記錄政令的吏職，即“宣使”和“奏差”。
吏職中設員最為普遍，地位又最低的，是收發、保管各種文書檔案的“典吏”。
上至都省、下至司縣和各級行政機構及其直屬的諸幕僚、職能部門，多設有員數不等的典吏。
除以上所列舉，蒙古語和回回語翻譯是構成元代吏職的重要的特有成分。
翻譯吏員又可以分為“譯吏”（書面譯員）和“通事”（口語譯員）兩種。
關于吏員升遷途徑的體例十分繁複。
總的來說，他們需要煞過十年左右②揭傒斯：《善餘堂記》，《揭傒斯集》卷六。
③危素：《送陳子嘉序》，《危太樸文集》卷六。
④胡祗遹：《铨詞》，《紫山大全集》卷二一。
⑤胡祗遹：《時政》，《紫山大全集》卷二二。
①徐明善：《冷東齋義役規約》，《芳谷集》卷三。
②《元典章》卷十二《吏部》六《試補司吏》。
甚至更長一段時日，逐級地從低級衙門屬吏升到各種高級衙門中的吏職，而後就可以由是出職，擔任品從不等的流官。
一部分路府州司吏，也可能在考滿後出職，擔任沒有品從的低級首領官如典史、吏目、都目等，升任提控案牍，再由提控案牍入流品。
茲據牧野修二《元代勾當官體系的研究》及王勁松《元代吏制研究》兩書，制成吏職升進示意圖如下。
圖内标注Ⅰ的環節，僅為至元中葉以前實行的升轉途徑；凡标注Ⅱ或Ⅲ者，則分别表示始自至元後期或武宗朝的新增環節。
上表所列，隻是擇要簡示案牍吏職升轉途徑和入官品從。
元代由吏出職的實際情況、各種規定及其前後變化，都還要繁複得①巡尉司系巡檢司與縣尉衙門的合稱。
②理問所是行省直屬的司法機構。
多。
約略言之，大概還有以下幾點需要稍加補充說明①。
一是有些吏員出職入流之前，必須按規定作一定任期的稅務官、錢谷官等。
此類雜職官雖有品從，但不得入流，而且事繁名微，一般人都不願就任。
于是，元政府利用吏員急于入流的心理，将這些職務納入某些吏員必經的出仕途徑。
中元以後，路吏出職，往往要先任錢谷官，再轉為無品從的低級首領官，經過典吏、吏目、都目、提控案牍，然後入流品。
從這樣的安排也可以看出，雜職品官的地位是如何低下。
二是除案牍吏職以外，較高品級衙門的其他吏員，如通事、譯史、知印、宣使、奏差等也可以直接出職。
中、行省、六部、台、院的通事、譯史、知印，其升進體例大略與令史同；宣使、奏差的出職品級要低一些。
廉訪司翻譯吏職進入流官的品級要比案牍吏職（書吏）低一等。
中書省的蒙古令史（蒙①這一部分叙述中參考王勁松、牧野修二兩氏前引著作之處甚多，茲不一一出注。
古必阇赤）出職為正六品，比非蒙古入省掾高出一等，當然更體現了元代政治的特點。
三是職官充吏制度化。
至元中葉，都行省、台、院、六部、宣慰司等機構中，先後定制部分地擇用由職官轉補的令史、宣使等吏員。
都省掾從正、從七品流官内選用，院（行院）、台（行台）、行省掾從正、從八品流官内選用，宣慰司、六部令史由正、從九品流官選用，取充宣使的職官級别各降低一品。
武宗即位翌年（1308），更明确規定在職官充吏的人數必須占據有關衙門所設吏職的一半。
不久又宣布廉訪司書吏亦需由正、從九品文資流官中選取一半。
其他奏差、書吏、通事、知印等吏職，也多必須于職官内選用一半。
職官充吏的制度化，從政府方面來說，是為了提高在職吏員的素質，同時也可以加強他們重新出職作官時的務實意識和能力。
對那些甘願已官複掾的人來說，選擇這條仕進之路，隻須熬滿月日、出職為官，則一躍可至六、七品，比由從九或八品職官依例遷調，還是要簡捷可靠。
因此，雖然“官坐而治，吏立而趨，官九品亦有立而趨其前者，吏雖大府崇秩，其勢不得不卑”，但當時已“坐而治矣，複立而趨者”依舊大有人在①。
四是由儒補吏。
這裡包括三種形式，即歲貢儒人、諸生補吏、學官充吏。
按定制，歲貢儒人是指各路分每隔三年或二年向上級貢舉“洞達經史、通曉吏事”并且“廉慎行止”的儒人一名左右，充廉訪司書吏（最初系充部令史）。
諸生補吏的内容，包括國子監貢舉陪堂伴讀生（在國子監内“佐貴遊治業”的程度較高的陪讀生）和優異的國子生出任随朝及廉訪司吏職，以及地方學校薦舉肆業諸生擔任地方官府吏職。
元仁宗時，曾企圖進一步擴大推行由儒補吏的作法。
“仁皇懲吏，百司胥吏聽儒生為。
然而儒實者不屑為，為者率儒名也”②。
看來時人對這種懲治吏弊的方法評價并不太高。
元代後期，下第舉人也可以受舉為吏員。
由儒補吏的第三條途徑是教官充吏。
教官在元代屬于流外雜職的一種。
由于儒生“入仕格例，無不階縣學官而升”③，在人多缺少的情況下，要作到路府教授是非常不容易的；即使幸而受一命之寵，依然很難指望得入流品。
因此，由教官補選吏職，對于那些想借是途“出而緻用”的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按元制，府州教授許補各部令吏。
至于從學錄、學正、教授中選用廉訪司書吏的例子，更是随處可見。
科舉取士早在十三世紀三十年代，蒙古政權業已就設科取士進行過初步嘗試。
但①許有壬：《送劉光遠赴江西省掾序》，《至正集》卷三二。
②許有壬：《跋高本齋詩稿》，《至正集》卷七二。
③吳澄：《送周德衡赴新甯教谕序》，《吳文正公集》卷十七。
是，晚至元政權的最後五六十年，科舉制度才獲得真正實施。
當時人概括這個曲折的過程說，元代科舉是“倡于草昧，條于至元，議于大德，沮泥百端，而始成于延祐”①。
窩闊台九年（1237）八月，诏中原諸路以論、經義、詞賦三種考試儒生，“其中選儒生，若有種田者納地稅，買賣者出納商稅，開張門面營運者依例供差發除外，其餘差發并行蠲免..與各任達噜噶齊、管民官一同商量公事勾當着。
随後依照先降條例開辟舉場，精選入仕，續聽朝命”②。
諸路考試，均于次年（戊戌年）舉行，故稱戊戌選試。
戊戌選試是在漢地出身的官僚耶律楚材、郭德海等人力主下舉行的。
據上引诏文，原拟是後再辟舉場，“精選入仕”；另外，對戊戌中選者，除免去賦稅外，原規定還要授以地方性的議事官之職。
由此看來，它确實帶有科舉考試的性質。
其後，劉秉忠曾向當時尚是藩王的忽必烈建言，有“科舉之設，已奉合罕皇帝聖旨”之語，無疑指前引诏書而言③。
但是窩闊台十年四月，又下诏試汰僧道。
實際上對儒生和對僧道的考試被一并施行，主持諸道考試的試官如趙仁、田師顔等，都是“三教試官”①。
中試儒生除議事官、同署地方政事的規定，也基本上沒有實行。
因此，由漢地官僚苦心設計的戊戌選試，在付諸實施的過程中，從科舉取士的初步嘗試蛻變為“考試三教”的一個組成部分。
忽必烈朝圍繞科舉行廢問題曾展開反複讨論。
至元十年（1273）曾拟定過十分具體的程式，其“條目之詳，具載于策書”②。
《元史·選舉志》說世祖時“事雖未及行，而選舉之制已立”，當即指此而言。
成宗、武宗時，也一再議貢舉“法度”，但仍然沒有結果。
自金亡，北方停科，迄于元代中葉複科，科舉取士制度在蒙元政權下停廢長達八十年之久，是為科舉制推行一千三百餘年間停廢最久的時期。
在此期間，凡用人或由貴戚世臣、軍功武将，或由吏職雜途。
這固然與蒙古統治者缺乏“以儒治國”的中原社會傳統觀念，利用漢人和南人時主要以其“趣辦金谷”、“勾稽朱墨”的能力的取才标準有關③，同時也曲折反映了漢地社會輿論本身對金、宋兩朝的讀書人溺于奔競場屋，惟務詩賦空文，結果以所謂“學術”誤天下的厭惡和不滿④。
元代中期以後，蒙古、色目上層的漢文化素養逐漸獲得提高。
元仁宗為①許有壬：《秋谷文集序》，《至正集》卷三五。
②《選試儒人免差》，《廟學典禮》卷一。
③《元史》卷一五七《劉秉忠傳》。
①傅若金：《趙思恭行狀》，《傅與砺詩文集》卷十；虞集：《趙思恭神道碑》，《道園學古錄》卷四二。
②蘇天爵：《陝西鄉貢進士題名記》，《滋溪文稿》卷三○。
③陸文圭：《策問》，《牆東類稿》卷二。
④謝枋得：《程漢翁詩序》，《選山集》卷六。
整治吏弊，下決心實行科舉取士制度。
皇慶二年（1313），朝廷頒布科舉诏，宣布次年開考。
元朝科場，每三年開試一次，分為鄉試、會試、殿試三道。
鄉鄉試取錄名額分配表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小計遼陽5229河南559726陝西53513甘肅3227嶺北3216江浙5102843江西362231湖廣371828四川1359行省十雲南1225河東54716宣慰司二山東45716大都15101035上都64414真定等551121腹裡東平等54918高麗1113合計75757575300試為地方考試，于八月舉行。
舉人須從本貫官司推舉，但其資格限制似寬于列朝①。
其科目，蒙古、色目人二場，即經問五條（至正時減為三條，增奉經義一道），策一道；漢、南人三場，即明經若幹題、古賦诏诰章表内科一道、策問一道。
全國共設鄉試科場十七處，最多可取錄三百人，其名額見下表。
鄉試合格的舉人，在鄉試次年二月在京師舉行會試，由禮部主持。
會試科目與鄉試同。
會試最多可以取錄一百人，其中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各二十五名，于會試次月在翰林院參加殿試。
蒙古、色目人試時務策一道，“漢人”、“南人”試策一道。
殿試不再黜落，僅據考試結果對會試合格者重新厘定等次，分為兩榜公布。
“國人暨諸部”即蒙古、色目人作右榜①參見有高岩：《元代科學考》，《史潮》第2卷第2期（1932）。
（蒙古人以右為上），“漢人”、“南人”作左榜。
兩榜為分三甲，第一甲各一人，賜進士及第，任從六品官。
這兩個人按俗稱都可以算是“狀元”，但按當時制度，則“唯蒙古生得為狀元，尊國人也”①。
實行科舉制以後，國學生歲貢制度也部分地被納入科試體系。
所貢生員，“每大比選士，與天下士同試于禮部，策于殿廷，又增至備榜而加選擇焉”（《元史·選舉志一》）。
順帝年間，例從國子監應貢會試者中取錄十八人以為備榜②；此期間鄉試也增取備榜，授以州學錄、縣教谕等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