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戶籍、賦役
關燈
小
中
大
絲料和包銀按戶定額，但實際征收時都是“驗貧富品答均科”③。
因此，民戶實際上的科差負擔與定額頗不一緻，如包銀，有的上戶納至一百五十兩④。
可是，元廷簽發中、上戶為軍、匠等戶時卻隻按定額除豁科差，逃亡人戶的科差也要由見戶分納，民間的科差負①蘇天爵：《魯國文貞公事略》，《元朝名臣事略》卷四。
②姚燧：《滏陽高氏墳道碑》，《牧庵集》卷二五；《元史》卷一五二《張晉亨傳》。
③魏初：至元九年七月奏議，《青崖集》卷四。
④王恽：《論蕭山住等局人匠編員事狀》，《秋澗集》卷八九。
擔日益沉重。
江南賦稅《元史·食貨志》說：“取于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此仿唐之兩稅也。
”夏、秋二稅都是土地稅，以秋稅為主。
秋稅收糧，其征收額各地區之間頗不一緻，同一地區也因土地肥瘠而有差别。
湖廣地區仿北方稅制，每畝三升⑤。
其他地區“納糧的則例有三、二十等，不均勻一般”①，大體是依宋代舊例。
有的地區在二、三鬥之間，有的地區在三升上下，最低的稅額隻有一升②。
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規定江南稅糧就原額增加百分之二十③，加重了江南的稅糧負擔。
江南稅糧也有附加稅，“依例每石帶收鼠耗、分例七升”④。
夏稅的征收情況比較複雜。
《元史·食貨志》載：“初，世祖平宋時，除江東、浙西，其餘獨征秋稅而已。
”由此可知，元朝平宋後，最初隻在江東、浙西兩地繼續征收夏稅，江南其他地區則廢除了夏稅。
元成宗元貞二年（1296），“始定征江南夏稅之制”（《元史·成宗紀二》）。
這次加征夏稅的地區為浙東、福建、湖廣，江西由于秋稅交納數額已較宋為重，故仍免征夏稅⑤。
夏稅的具體征收情況，各地不盡一緻。
江東、浙西兩地區的夏稅，大體上依宋代舊例，一般按土地等級定稅額而征收絲、絹、布等實物，也有的地方折鈔繳納。
元貞二年起征夏稅的地區，當是以秋糧為夏稅基準，其征收物品名義上以木棉、布、絹、絲、綿等物品為本色，但實際征收中基本上都是以鈔折納的，“秋糧一石，或輸鈔三貫、二貫、一貫，或一貫五百文、一貫七百文”（《元史·食貨志一》）。
除土地稅外，江南個别地區也有丁稅，江西行省的廣州路（治今廣東廣州），其所屬各縣民戶的稅糧中丁稅都占有很大的比重，清遠縣每丁稅米五鬥九升①。
江南地區也有科差，一是江南戶鈔，一是一度征收的江南包銀。
江南戶鈔是中原五戶絲制的推廣和變形。
元世祖平宋後，将部分江南民戶封賜給諸王、貴戚，每戶納中統鈔五錢，“準中原五戶絲數”（《元史·世祖紀九》），這便是江南戶鈔。
成宗即位之初，江南戶鈔增為每戶二兩，但所增加的一兩⑤姚燧：《阿裡海涯神道碑》，《元文類》卷五九。
①《元典章》卷二四《戶都》十《添科二分稅糧》。
②參見陳高華：《元代稅糧制度初探》，《文史》第6輯。
③《元史》卷二七《英宗紀》一。
④《元章典》卷二一《戶部》七《收糧鼠耗分例》。
⑤《元典章》卷二四《戶部》十《起征夏稅》。
①陳大震等：《大德南海志》卷六《稅賦·稅糧》。
五錢由政府支出，民戶的負擔仍為五錢②。
南包銀的征收，始于延祐七年（1320），英宗即位之初。
科征的對象是沒有田地而從事商業、運輸的人戶，數額是每戶二兩③。
包銀的征收，在江南造成了很大的騷擾，因而遭到不少官僚、儒臣和民間的反對，故難以長期實行。
至治二年（1322）十月，“诏今年江淮創科包銀全免之”（《元史·英宗紀二》）。
此後，江南包銀實際上再未征收，到泰定二年（1325）正式革除④。
元政府在江南征收包銀的同時，向全國各地散居的回回、也裡可溫、答失蠻戶起征包銀，每戶二兩，折納至元鈔十一貫，稱回回包銀⑤。
江南包銀行之即廢，但回回包銀卻一直征收到元末⑥。
江南賦稅中還有一項湖廣門攤。
所謂門攤，就是按戶攤派之意。
《元史·食貨志》說：“初，阿裡海牙克湖廣時，罷宋夏稅，依中原例，改科門攤，每戶一貫二錢。
..（大德）三年，又改門攤為夏稅而并征之，每石計三貫四錢之上。
”此說不确。
姚燧《阿裡海涯神道碑》記：“初，北上田租畝取三升，戶調歲惟四兩。
及定湖廣稅法，畝取三升，盡除宋他名征。
後征海南，度不足于用，始權宜抽戶調三之一佐軍”。
所謂戶調，當即北方的包銀。
所謂“抽戶調三之一佐軍”，即包銀四兩的三分之一，大緻為一兩二錢。
由此可知，湖廣門攤的征收實始于至元十五年（1278）元軍征海南前夕，此時湖廣稅法已定，初科門攤是為了彌補征海南的軍費不足，與夏稅的罷廢并無直接關系。
這種湖廣門攤，實際上是包銀在湖廣的變相形态，故元人直接将其與北方包銀相提并論，其賦稅性質屬于科差。
但至元二十九年（1292）時，湖南的一些地方官要求改變當地人戶“除納商稅、酒醋課程外，每一年滾納門攤地畝一兩二錢”的狀況，中書省議定：“自至元二十九年為頭，通行依額認辦。
除離城郭十裡之内并鎮店立務辦課去處，離城郭十裡外鄉村住坐，不以是何計戶計，驗各家實有地備均科，許令各家造酒醋食用，包容各家佃戶，再不重複納稅。
”①這樣，湖廣門攤便演變為一種按戶攤派的酒醋課。
大德三年（1299）後，作為酒醋課的湖廣門攤依然存在，并未并入夏稅②。
諸色課程鹽課、茶課、酒醋課、商稅、市舶稅等數十種稅課，在元代統稱諸色課②《元史》卷十八《成宗紀》一。
③《元典章新集》《戶部》，《江南無田地人戶包銀》。
④《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紀》一。
⑤《元典章新集》《戶部》，《回回當差納包銀》。
⑥王元恭：《至正四明續志》卷六《賦役》。
①《元典章》卷二二《戶部》八《門攤課程》。
②《元史》卷二○《成宗紀》三。
程。
元太宗元年（1229），初定中原稅法，“以酒醋、鹽稅、河泊、金、銀、鐵冶取課于民，歲定白銀萬錠，六色均辦之”①。
後稅額逐漸增至二萬二千錠②。
到元太宗十一年（1239），奧都剌合蠻撲買天下稅課，将稅額提高到四萬四千錠。
到元世祖初年，諸色課額達十餘萬錠③。
全國統一後，諸色課額仍不斷加重。
元政府以課額增虧作為辦課官吏升降的标準，更導緻了課程征辦上的苛征暴斂，嚴重增加了廣大百姓的負擔。
鹽課是諸色課程中最重要的一項，“國之所資，其利最廣莫如鹽”（《元史·食貨志二》）。
因此，元政府對鹽的生産采取壟斷政策，佥派專門的竈戶熬波産鹽，在各地設鹽運司或提舉司加以管理，竈戶在指定的鹽場中制鹽，生産過程受到嚴格的監督，産品必須如數上繳給國家。
對鹽的銷售，元政府采取商運商銷和官運官銷兩種形式。
商運商銷，有“行鹽法”和“市籴法”，以“行鹽法”為主。
“行鹽法”是商人向鹽司或戶部納錢，換取鹽引，憑鹽引到指定的鹽場或鹽倉領鹽，然後運銷各地。
“市籴法”是商人到指定的地點繳納糧食，換引領鹽運銷。
“市籴法”的實行主要是為了解決一些特殊情況下的糧食需要，因而影響不大。
在鹽的商運商銷中，政府的鹽稅包含在鹽引之中。
官運官銷，主要是“食鹽法”。
元世祖時期行“食鹽法”于部分地區，元中葉在更多的地區加以推廣，到元順帝至正三年（1343），才予罷廢。
所謂“食鹽法”，即按人口強行抑配鹽額，收取鹽價。
鹽額不斷加重，元成宗時“口歲至五十斤”④，結果是“民至破家蕩産猶不充”⑤。
此外，元世祖時還一度在各地設常平鹽局，由政府直接賣鹽。
元代的鹽價，元太宗二年（1230）規定，每引重四百斤，價銀十兩。
元世祖中統二年（1261）減為銀七兩。
此後不斷提高，至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增至每引中統鈔三錠。
元文宗天曆年間，一年鹽課總額為七百六十六萬一千餘錠。
元代茶課，承唐宋舊制，通過榷茶方式辦理。
元世祖時，随着元朝領有産茶地區，其榷茶制度日漸形成。
至元五年（1268），榷成都茶。
至元十三年（1276），榷江西茶。
至元十七年（1280），立江西等處榷茶都轉運司于江州（治今江西九江），總理江南各地茶稅。
在榷茶都轉運使司下，先後設立十五處榷茶提舉司，兩處批引所，分布于南方各地，承辦征收茶課的具體事宜。
元代茶葉生産，除貢茶由官府經營外，主要由民間經營。
元代茶法，主要承襲了宋代的“賣引法”。
元代“賣引法”的實施情況是：茶商向茶司納①《經世大典序錄·鹽法》，蘇天爵：《元文類》卷四○。
②宋子貞：《耶律楚材神道碑》，《元文類》卷五七。
③王恽：《便民三十五事》“課程不再添額”，《秋澗集》卷九○。
④劉敏中：《益都路總管劉公去思碑》，《中庵集》卷二。
⑤鄭元祐：《普達實立墓志銘》，《僑吳集》卷十二。
錢為茶課，領取買茶公據，憑公據赴指定山場向茶戶買茶，然後向茶司繳回公據，換取茶引，憑茶引運銷。
茶商運茶到江淮地區以北發賣，須另向商稅機構繳納茶稅。
産茶區的茶戶食茶，也要繳納茶課，由政府确定數額，“有茶樹之家，驗物力多寡貧富均辦”①。
除“賣引法”外，至元十七年（1280）曾一度推行按戶攤派茶課的辦法，天曆年間（1328&mdash1329）一度由地方政府直接經辦茶政②，但都為時甚短，影響不大。
元代茶課，至元十三年（1276）定長引、短引之法，長引每引茶一百二十斤，收鈔五錢四分二厘八毫；短引每引茶九十斤，收鈔四錢二分八毫。
至元十七年（1280），廢長引，專用短引，每引收鈔二兩四錢五分。
此後，茶課不斷提高，延祐五年（1318）竟增至每引收鈔十二兩五錢，與上述情況相應，茶課總額不斷增大，至元十三年僅一千二百餘錠，到延祐五年已劇增至二十萬錠。
（鈔币貶值因素參見本書鈔法章） 酒醋課的情況比較複雜，因為元代酒政疊有變化。
元太宗二年（1230） 始征酒課。
次年，蒙古政府在各地設立酒醋務坊場官，實行酒由政府專營的“榷酤法”，元世祖在位的大部分時期，北方城市酒課仍行“榷酤法”，大體情況是：由政府出備工本，指定專門的人戶為酒戶，造酒發
因此，民戶實際上的科差負擔與定額頗不一緻，如包銀，有的上戶納至一百五十兩④。
可是，元廷簽發中、上戶為軍、匠等戶時卻隻按定額除豁科差，逃亡人戶的科差也要由見戶分納，民間的科差負①蘇天爵：《魯國文貞公事略》，《元朝名臣事略》卷四。
②姚燧：《滏陽高氏墳道碑》，《牧庵集》卷二五；《元史》卷一五二《張晉亨傳》。
③魏初：至元九年七月奏議，《青崖集》卷四。
④王恽：《論蕭山住等局人匠編員事狀》，《秋澗集》卷八九。
擔日益沉重。
江南賦稅《元史·食貨志》說：“取于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此仿唐之兩稅也。
”夏、秋二稅都是土地稅，以秋稅為主。
秋稅收糧，其征收額各地區之間頗不一緻，同一地區也因土地肥瘠而有差别。
湖廣地區仿北方稅制，每畝三升⑤。
其他地區“納糧的則例有三、二十等，不均勻一般”①，大體是依宋代舊例。
有的地區在二、三鬥之間，有的地區在三升上下，最低的稅額隻有一升②。
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規定江南稅糧就原額增加百分之二十③，加重了江南的稅糧負擔。
江南稅糧也有附加稅，“依例每石帶收鼠耗、分例七升”④。
夏稅的征收情況比較複雜。
《元史·食貨志》載：“初，世祖平宋時，除江東、浙西，其餘獨征秋稅而已。
”由此可知，元朝平宋後，最初隻在江東、浙西兩地繼續征收夏稅，江南其他地區則廢除了夏稅。
元成宗元貞二年（1296），“始定征江南夏稅之制”（《元史·成宗紀二》）。
這次加征夏稅的地區為浙東、福建、湖廣，江西由于秋稅交納數額已較宋為重，故仍免征夏稅⑤。
夏稅的具體征收情況，各地不盡一緻。
江東、浙西兩地區的夏稅，大體上依宋代舊例，一般按土地等級定稅額而征收絲、絹、布等實物，也有的地方折鈔繳納。
元貞二年起征夏稅的地區，當是以秋糧為夏稅基準，其征收物品名義上以木棉、布、絹、絲、綿等物品為本色，但實際征收中基本上都是以鈔折納的，“秋糧一石，或輸鈔三貫、二貫、一貫，或一貫五百文、一貫七百文”（《元史·食貨志一》）。
除土地稅外，江南個别地區也有丁稅，江西行省的廣州路（治今廣東廣州），其所屬各縣民戶的稅糧中丁稅都占有很大的比重，清遠縣每丁稅米五鬥九升①。
江南地區也有科差，一是江南戶鈔，一是一度征收的江南包銀。
江南戶鈔是中原五戶絲制的推廣和變形。
元世祖平宋後，将部分江南民戶封賜給諸王、貴戚，每戶納中統鈔五錢，“準中原五戶絲數”（《元史·世祖紀九》），這便是江南戶鈔。
成宗即位之初，江南戶鈔增為每戶二兩，但所增加的一兩⑤姚燧：《阿裡海涯神道碑》，《元文類》卷五九。
①《元典章》卷二四《戶都》十《添科二分稅糧》。
②參見陳高華：《元代稅糧制度初探》，《文史》第6輯。
③《元史》卷二七《英宗紀》一。
④《元章典》卷二一《戶部》七《收糧鼠耗分例》。
⑤《元典章》卷二四《戶部》十《起征夏稅》。
①陳大震等：《大德南海志》卷六《稅賦·稅糧》。
五錢由政府支出，民戶的負擔仍為五錢②。
南包銀的征收，始于延祐七年（1320），英宗即位之初。
科征的對象是沒有田地而從事商業、運輸的人戶，數額是每戶二兩③。
包銀的征收，在江南造成了很大的騷擾，因而遭到不少官僚、儒臣和民間的反對，故難以長期實行。
至治二年（1322）十月，“诏今年江淮創科包銀全免之”（《元史·英宗紀二》）。
此後，江南包銀實際上再未征收，到泰定二年（1325）正式革除④。
元政府在江南征收包銀的同時，向全國各地散居的回回、也裡可溫、答失蠻戶起征包銀，每戶二兩，折納至元鈔十一貫，稱回回包銀⑤。
江南包銀行之即廢，但回回包銀卻一直征收到元末⑥。
江南賦稅中還有一項湖廣門攤。
所謂門攤，就是按戶攤派之意。
《元史·食貨志》說：“初，阿裡海牙克湖廣時，罷宋夏稅，依中原例，改科門攤，每戶一貫二錢。
..（大德）三年，又改門攤為夏稅而并征之，每石計三貫四錢之上。
”此說不确。
姚燧《阿裡海涯神道碑》記：“初，北上田租畝取三升，戶調歲惟四兩。
及定湖廣稅法，畝取三升，盡除宋他名征。
後征海南，度不足于用，始權宜抽戶調三之一佐軍”。
所謂戶調，當即北方的包銀。
所謂“抽戶調三之一佐軍”，即包銀四兩的三分之一，大緻為一兩二錢。
由此可知，湖廣門攤的征收實始于至元十五年（1278）元軍征海南前夕，此時湖廣稅法已定，初科門攤是為了彌補征海南的軍費不足，與夏稅的罷廢并無直接關系。
這種湖廣門攤，實際上是包銀在湖廣的變相形态，故元人直接将其與北方包銀相提并論，其賦稅性質屬于科差。
但至元二十九年（1292）時，湖南的一些地方官要求改變當地人戶“除納商稅、酒醋課程外，每一年滾納門攤地畝一兩二錢”的狀況，中書省議定：“自至元二十九年為頭，通行依額認辦。
除離城郭十裡之内并鎮店立務辦課去處，離城郭十裡外鄉村住坐，不以是何計戶計，驗各家實有地備均科，許令各家造酒醋食用，包容各家佃戶，再不重複納稅。
”①這樣，湖廣門攤便演變為一種按戶攤派的酒醋課。
大德三年（1299）後，作為酒醋課的湖廣門攤依然存在，并未并入夏稅②。
諸色課程鹽課、茶課、酒醋課、商稅、市舶稅等數十種稅課，在元代統稱諸色課②《元史》卷十八《成宗紀》一。
③《元典章新集》《戶部》，《江南無田地人戶包銀》。
④《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紀》一。
⑤《元典章新集》《戶部》，《回回當差納包銀》。
⑥王元恭：《至正四明續志》卷六《賦役》。
①《元典章》卷二二《戶部》八《門攤課程》。
②《元史》卷二○《成宗紀》三。
程。
元太宗元年（1229），初定中原稅法，“以酒醋、鹽稅、河泊、金、銀、鐵冶取課于民，歲定白銀萬錠，六色均辦之”①。
後稅額逐漸增至二萬二千錠②。
到元太宗十一年（1239），奧都剌合蠻撲買天下稅課，将稅額提高到四萬四千錠。
到元世祖初年，諸色課額達十餘萬錠③。
全國統一後，諸色課額仍不斷加重。
元政府以課額增虧作為辦課官吏升降的标準，更導緻了課程征辦上的苛征暴斂，嚴重增加了廣大百姓的負擔。
鹽課是諸色課程中最重要的一項，“國之所資，其利最廣莫如鹽”（《元史·食貨志二》）。
因此，元政府對鹽的生産采取壟斷政策，佥派專門的竈戶熬波産鹽，在各地設鹽運司或提舉司加以管理，竈戶在指定的鹽場中制鹽，生産過程受到嚴格的監督，産品必須如數上繳給國家。
對鹽的銷售，元政府采取商運商銷和官運官銷兩種形式。
商運商銷，有“行鹽法”和“市籴法”，以“行鹽法”為主。
“行鹽法”是商人向鹽司或戶部納錢，換取鹽引，憑鹽引到指定的鹽場或鹽倉領鹽，然後運銷各地。
“市籴法”是商人到指定的地點繳納糧食，換引領鹽運銷。
“市籴法”的實行主要是為了解決一些特殊情況下的糧食需要，因而影響不大。
在鹽的商運商銷中，政府的鹽稅包含在鹽引之中。
官運官銷，主要是“食鹽法”。
元世祖時期行“食鹽法”于部分地區，元中葉在更多的地區加以推廣，到元順帝至正三年（1343），才予罷廢。
所謂“食鹽法”，即按人口強行抑配鹽額，收取鹽價。
鹽額不斷加重，元成宗時“口歲至五十斤”④，結果是“民至破家蕩産猶不充”⑤。
此外，元世祖時還一度在各地設常平鹽局，由政府直接賣鹽。
元代的鹽價，元太宗二年（1230）規定，每引重四百斤，價銀十兩。
元世祖中統二年（1261）減為銀七兩。
此後不斷提高，至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增至每引中統鈔三錠。
元文宗天曆年間，一年鹽課總額為七百六十六萬一千餘錠。
元代茶課，承唐宋舊制，通過榷茶方式辦理。
元世祖時，随着元朝領有産茶地區，其榷茶制度日漸形成。
至元五年（1268），榷成都茶。
至元十三年（1276），榷江西茶。
至元十七年（1280），立江西等處榷茶都轉運司于江州（治今江西九江），總理江南各地茶稅。
在榷茶都轉運使司下，先後設立十五處榷茶提舉司，兩處批引所，分布于南方各地，承辦征收茶課的具體事宜。
元代茶葉生産，除貢茶由官府經營外，主要由民間經營。
元代茶法，主要承襲了宋代的“賣引法”。
元代“賣引法”的實施情況是：茶商向茶司納①《經世大典序錄·鹽法》，蘇天爵：《元文類》卷四○。
②宋子貞：《耶律楚材神道碑》，《元文類》卷五七。
③王恽：《便民三十五事》“課程不再添額”，《秋澗集》卷九○。
④劉敏中：《益都路總管劉公去思碑》，《中庵集》卷二。
⑤鄭元祐：《普達實立墓志銘》，《僑吳集》卷十二。
錢為茶課，領取買茶公據，憑公據赴指定山場向茶戶買茶，然後向茶司繳回公據，換取茶引，憑茶引運銷。
茶商運茶到江淮地區以北發賣，須另向商稅機構繳納茶稅。
産茶區的茶戶食茶，也要繳納茶課，由政府确定數額，“有茶樹之家，驗物力多寡貧富均辦”①。
除“賣引法”外，至元十七年（1280）曾一度推行按戶攤派茶課的辦法，天曆年間（1328&mdash1329）一度由地方政府直接經辦茶政②，但都為時甚短，影響不大。
元代茶課，至元十三年（1276）定長引、短引之法，長引每引茶一百二十斤，收鈔五錢四分二厘八毫；短引每引茶九十斤，收鈔四錢二分八毫。
至元十七年（1280），廢長引，專用短引，每引收鈔二兩四錢五分。
此後，茶課不斷提高，延祐五年（1318）竟增至每引收鈔十二兩五錢，與上述情況相應，茶課總額不斷增大，至元十三年僅一千二百餘錠，到延祐五年已劇增至二十萬錠。
（鈔币貶值因素參見本書鈔法章） 酒醋課的情況比較複雜，因為元代酒政疊有變化。
元太宗二年（1230） 始征酒課。
次年，蒙古政府在各地設立酒醋務坊場官，實行酒由政府專營的“榷酤法”，元世祖在位的大部分時期，北方城市酒課仍行“榷酤法”，大體情況是：由政府出備工本，指定專門的人戶為酒戶，造酒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