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蒙、藏、回鹘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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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了元朝的行政制度(中央各主要機構和各行省),在吐蕃的括戶和驿站的設置,烏思藏十三萬戶的建置及其戶口數,伯顔丞相和桑哥丞相的傳記等。

    與《紅史》比較,所載薩斯迦派和伯木古魯萬戶的曆史以及西藏與元廷的關系,均更詳盡;還增加了沙魯萬戶、達那宗巴(當即《元史》所載之熬籠答剌萬戶)的曆史和江孜法王世系等内容,也主要是記述元代史事。

    作者生活年代去元不遠,得以利用許多重要的第一手資料,如現已大部分散失的《大元通制》、烏思藏宣慰司檔案文書等,以及遺民故老口述的親身見聞,因而所載元代史事就更為豐富、可信,且保存了大量珍貴的原始資料。

    《漢藏史集》傳本甚少,1985年四川民族出版社據我國藏學家王堯提供的國外抄本鉛印出版,有陳慶英漢譯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青史》、《新紅史》軟奴班(gZhon-nu-dpal,1391&mdash1481)所著《青史》(Deb-t-hers■on-po),成書于1478年,記事止于1476年。

    全書分15篇(sKabs),是一部大型著作。

    第一篇述釋迦族起源和佛教的建立、吐蕃王統(迄于朗達磨諸子)、漢地王統(周至明成化年間,包括蒙元帝系),第二、三篇述佛教在吐蕃的後期弘傳和密藏的翻譯,第四篇述薩斯迦派曆史及曆任帝師、本欽、都元帥事迹,第五篇以下述吐蕃各部教法的傳承。

    作者為烏思(前藏)地區一寺廟住持,曾受教于各派名僧,博學多才。

    他利用了大量文獻,包括寺廟志、高僧傳記、古編年史以及《紅史》、布思端《佛教史大寶藏論》等,取材宏富。

    此書大部分内容是各部教法傳承,含有大量元代西藏高僧的傳記和各派、各寺廟的曆史,十分珍貴。

    所載史事、人物的年代,較他書更為詳細、準确。

    《青史》著成後即付刊刻,原版于乾隆末散失了一部分,複刻新版。

    俄人藏學家列裡赫譯為英文,附有詳細索引,分兩冊,于1949、1953年在加爾各答出版(TheBlueAnnals,RoyalAsiaticSocietyofBengal,MonographSeriesT.VII)。

    1985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鉛印本。

    有郭和卿漢譯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鎖南劄思巴(bSod-nams-gras-pa,1478&mdash1554)所著《新紅史》(Deb-ther-dmar-pogsar-ma),成書于1538年,體裁仿照《紅史》,而叙事簡要。

    此書主要特點在于不是按教派,而是按各地方政治勢力來分别叙述,除依藏文史書體例略述印度、吐蕃、漢地、西夏、蒙元王統外,逐個記載了薩斯迦、牙不藏、加麻瓦、必裡公、思答籠、伯木古魯及瓊結、仁蚌等20家地方大小勢力,尤詳于伯木古魯,對我們了解元代烏思藏十三萬戶的情況和元末明初伯木古魯(明譯帕木竹)地方政府興盛的曆史非常有用。

    有圖奇的英譯本(羅馬,1971)和黃颢的漢譯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智者喜宴》、《西藏王臣記》史家巴卧·祖拉稱瓦(dPah-bosTsug-lagphren-ba,1504&mdash1566)于1564年寫成的大型著作《智者喜宴》(mkhas-pa■idga■-ston,民族出版社1986年原文刊本),綜合叙述西藏教法史和政治史。

    作者充分吸收各類文獻,大量抄引在注釋中,因而資料尤為豐富。

    成書于1643年的五世達賴喇嘛的名著《西藏王臣史》(Bod-kyideb-therdpyid-kyirgyal-mo■iglu-dbya■s。

    有郭和卿漢譯本,民族出版社,1983),從曆史傳說起一直寫到明末顧實汗入主西藏。

    書中分别叙述了薩斯迦派、蔡巴(搽裡八)噶舉派、止貢(必裡公)噶舉派和帕竹(伯木古魯)噶舉派的政教史,以及仁蚌巴等十餘家地方貴族、大臣的世代事迹,是研究元代西藏史必須利用的資料。

     其他資料元代以降,西藏各教派和各地貴族出于維護本家勢力的需要,編出了大批世系宗譜和先賢傳記等類著作。

    其中著名者如《朗氏宗譜》(rLans-kyipo-tibse-ru,詳細記載伯木古魯派和掌握此派政、教大權的朗氏家族曆史)、《薩斯迦世系》(Sa-skyagdun-rabs,最詳細的薩斯迦派曆史,且收錄有元朝诏诰和薩斯迦高僧章奏、文告等檔案文書)、《沙魯世系》(Zha-lugdunrabs)、《薩斯迦班智達傳》、《布思端譯師傳》(Bu-stonlo-tsa-■bahirnam-par-thar-pa)、《曆輩噶瑪巴簡傳》(Chos-rjekarma-■pasku-hph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