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蒙、藏、回鹘文資
關燈
小
中
大
enrim-byon-hyirnam-tharmdor-bsdus）等，都是很重要的元史研究資料。
此外，有兩部晚出的教法史，也是不可少的參考資料：一是松巴堪布（Sum-pamkhan-po，名也攝班珠爾Ye-shesdpal-hbyor）的《印度、漢地、西藏、蒙古佛教史，如意寶樹》（hphags-yulrgya-nagchen-pobodda■sog-yul-du■dam-pahiChos-hbyun-chuldpag-bsamljon-bzan，1748年成書），搜羅資料極為豐富，書中的《方格年表》（Rehu-mig），自1027年至1746年，每年皆列有史事，是研究西藏史最佳的工具書；二是1819年蒙族僧人固始噶居巴&mdash洛桑澤培（Gu-shri-dka-bcu-pablo-bzang-tshe-&lsquophel）所著的《蒙古佛教史》（HorChos-■byun），對藏傳佛教與蒙古的早期關系有詳細的記載。
此書同時有蒙文本，内蒙古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藏有其抄本，1990年，陳慶英、烏力吉根據藏、蒙文本譯為漢文，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在西藏地區還保存有許多元代的檔案文書，這是最珍貴的原始資料。
沙魯寺所藏十一件帝師法旨，經意大利藏學家圖奇收入其所著《西藏畫卷》（TibtanPaintedScrolls，羅馬，1949）并譯為英文，已為學界所熟知。
在薩斯迦寺和其他寺廟保存的此類資料還有待于進一步發掘利用。
此外，還有印章（如“白蘭王印”）等各種實物資料。
第三節 回鹘（畏兀）文資料 八世紀時，七河地區的突騎施人最初用粟特文字母拼寫突厥語，其後回鹘人在此基礎上創制了回鹘文，主要在西遷到天山東部地區的回鹘人（元代改譯為畏吾、畏吾兒或畏兀、畏兀兒）中通行，直到十五世紀，以後逐漸被用阿拉伯字母書寫的維吾爾文完全取代。
現存回鹘（畏兀）文資料，大别之可分為宗教文獻和世俗文獻兩類。
前者有佛教、摩尼教、景教的經典和宗教歌詩、故事；後者有曆史、文學作品，醫學、曆法、語言書，碑刻，以及二百多件官私文書，包括谕令公文（主要是有關賦稅徭役的）和私人間的錢物借貸契約，土地和人口的買賣、典當、租種契約，養子過繼文書，貨物貿易合同等等。
可以确定屬于十三、十四世紀蒙元時期的回鹘（畏兀）文官私文書在110件以上①，這是研究元代畏兀人曆史，特别是社會經濟狀況的第一手珍貴資料。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以來，随着回鹘（畏兀）文文獻的不斷發現，中外學者陸續刊布文獻的原文、譯寫和翻譯，發表研究論文。
重要者有俄國拉德洛夫的《回鹘語文獻集》（1928），馬洛夫的《古突厥文獻》，德米特裡耶娃等編的《亞洲民族研究所藏突厥語手稿文獻概述》一、二（1965，1975），德國米勒編的《回鹘文獻研究》4卷（1908&mdash1931），班額、馮加班合編的《吐魯番突厥語文獻》6卷（1929&mdash1934），前東德科學院編的《柏林吐魯番文獻叢刊》中的回鹘文獻各冊，法國出的《伯希和中亞考古叢刊》中的回鹘文文獻冊（1971），我國學者馮家昇與他人合撰的《回鹘斌通賣身契三種》（《考古學報》，1958），耿世民的《維吾爾族古代文化和文獻概論》（1983）。
馮家昇、耿世民以及俄人吉洪諾夫、基比羅夫、馬寥夫金、伯恩斯坦，德人勒柯克、茨麥、馮加班，日人護雅夫、山田信夫、莊垣内正弘、梅村坦等許多學者，對各種文書分别作了深入研究，在他們的論文、著作中也刊布了多件文書的譯寫和譯文。
1961年京都出版的《西域文化研究》第四冊刊有羽田明、山田信夫編的《龍谷大學所藏回鹘資料目錄》以及多篇有關研究論文。
1987年以來，新疆《喀什師院學報》連續刊載袁丁的《回鹘文社會經濟文書選注》；李經緯的《吐魯番回鹘文社會經濟文書選注》彙集了108件文書（即将出版），是目前國内收羅最多的一部回鹘文書集。
蒙元時期的回鹘（畏兀）文碑銘，有《亦都護高昌王世勳碑》（在甘肅武威），《大元肅州路也可達魯花赤世襲碑》（在甘肅酒泉），《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銘》（在酒泉）。
耿世民、卡哈爾、劉迎勝先後對這些碑銘作過研究介紹。
①美國學者克拉克（V.Clark）所著《十三&mdash十四世紀東突厥斯坦畏兀兒世俗文書概論》（1975）中說，在其研究的141件文書中，可斷定是十三&mdash十四世紀遺物的有110件。
這還沒有囊括所有已發現的文書，七十年代以來陸續又有新的發現。
此外，有兩部晚出的教法史，也是不可少的參考資料：一是松巴堪布（Sum-pamkhan-po，名也攝班珠爾Ye-shesdpal-hbyor）的《印度、漢地、西藏、蒙古佛教史，如意寶樹》（hphags-yulrgya-nagchen-pobodda■sog-yul-du■dam-pahiChos-hbyun-chuldpag-bsamljon-bzan，1748年成書），搜羅資料極為豐富，書中的《方格年表》（Rehu-mig），自1027年至1746年，每年皆列有史事，是研究西藏史最佳的工具書；二是1819年蒙族僧人固始噶居巴&mdash洛桑澤培（Gu-shri-dka-bcu-pablo-bzang-tshe-&lsquophel）所著的《蒙古佛教史》（HorChos-■byun），對藏傳佛教與蒙古的早期關系有詳細的記載。
此書同時有蒙文本，内蒙古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藏有其抄本，1990年，陳慶英、烏力吉根據藏、蒙文本譯為漢文，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在西藏地區還保存有許多元代的檔案文書，這是最珍貴的原始資料。
沙魯寺所藏十一件帝師法旨，經意大利藏學家圖奇收入其所著《西藏畫卷》（TibtanPaintedScrolls，羅馬，1949）并譯為英文，已為學界所熟知。
在薩斯迦寺和其他寺廟保存的此類資料還有待于進一步發掘利用。
此外，還有印章（如“白蘭王印”）等各種實物資料。
第三節 回鹘（畏兀）文資料 八世紀時，七河地區的突騎施人最初用粟特文字母拼寫突厥語，其後回鹘人在此基礎上創制了回鹘文，主要在西遷到天山東部地區的回鹘人（元代改譯為畏吾、畏吾兒或畏兀、畏兀兒）中通行，直到十五世紀，以後逐漸被用阿拉伯字母書寫的維吾爾文完全取代。
現存回鹘（畏兀）文資料，大别之可分為宗教文獻和世俗文獻兩類。
前者有佛教、摩尼教、景教的經典和宗教歌詩、故事；後者有曆史、文學作品，醫學、曆法、語言書，碑刻，以及二百多件官私文書，包括谕令公文（主要是有關賦稅徭役的）和私人間的錢物借貸契約，土地和人口的買賣、典當、租種契約，養子過繼文書，貨物貿易合同等等。
可以确定屬于十三、十四世紀蒙元時期的回鹘（畏兀）文官私文書在110件以上①，這是研究元代畏兀人曆史，特别是社會經濟狀況的第一手珍貴資料。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以來，随着回鹘（畏兀）文文獻的不斷發現，中外學者陸續刊布文獻的原文、譯寫和翻譯，發表研究論文。
重要者有俄國拉德洛夫的《回鹘語文獻集》（1928），馬洛夫的《古突厥文獻》，德米特裡耶娃等編的《亞洲民族研究所藏突厥語手稿文獻概述》一、二（1965，1975），德國米勒編的《回鹘文獻研究》4卷（1908&mdash1931），班額、馮加班合編的《吐魯番突厥語文獻》6卷（1929&mdash1934），前東德科學院編的《柏林吐魯番文獻叢刊》中的回鹘文獻各冊，法國出的《伯希和中亞考古叢刊》中的回鹘文文獻冊（1971），我國學者馮家昇與他人合撰的《回鹘斌通賣身契三種》（《考古學報》，1958），耿世民的《維吾爾族古代文化和文獻概論》（1983）。
馮家昇、耿世民以及俄人吉洪諾夫、基比羅夫、馬寥夫金、伯恩斯坦，德人勒柯克、茨麥、馮加班，日人護雅夫、山田信夫、莊垣内正弘、梅村坦等許多學者，對各種文書分别作了深入研究，在他們的論文、著作中也刊布了多件文書的譯寫和譯文。
1961年京都出版的《西域文化研究》第四冊刊有羽田明、山田信夫編的《龍谷大學所藏回鹘資料目錄》以及多篇有關研究論文。
1987年以來，新疆《喀什師院學報》連續刊載袁丁的《回鹘文社會經濟文書選注》；李經緯的《吐魯番回鹘文社會經濟文書選注》彙集了108件文書（即将出版），是目前國内收羅最多的一部回鹘文書集。
蒙元時期的回鹘（畏兀）文碑銘，有《亦都護高昌王世勳碑》（在甘肅武威），《大元肅州路也可達魯花赤世襲碑》（在甘肅酒泉），《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銘》（在酒泉）。
耿世民、卡哈爾、劉迎勝先後對這些碑銘作過研究介紹。
①美國學者克拉克（V.Clark）所著《十三&mdash十四世紀東突厥斯坦畏兀兒世俗文書概論》（1975）中說，在其研究的141件文書中，可斷定是十三&mdash十四世紀遺物的有110件。
這還沒有囊括所有已發現的文書，七十年代以來陸續又有新的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