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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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時對于文化并非全然無知,我明白曆史對于文學的影響是間接的、緩慢的、經常矛盾的。
我很清楚,許多偉大的曆史事件并沒有産生偉大的小說,甚至最卓越的「小說世紀」也一樣。
我知道,「複興運動」(注12)的偉大小說并沒有寫出來過。
我們全都曉得,我們并沒有太天真;可是我相信──一個人隻要目睹過、見證過曆史,心中就會生出特别的責任心…… 就我來說,這種責任心終究讓我覺得──曆史的課題太過重要、太過嚴正了,并不是我的能力所可以負擔。
而且,我為了避免自己被這樣的課題吓住,便決定不要迎頭硬攻,而改從側面切入。
我利用一個孩子的眼睛來觀看這個世界,孩子所在的環境充滿頑童和遊民。
我發想出這個故事:一方面,故事仍然牽連遊擊戰、英雄主義和犧牲;另一方面,故事保有自己的色彩、苦味、步調…… ※ 這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
經過這麼多年之後,我可以如何定義、重審這部小說呢?(我必須從頭開始重寫這篇序文。
我行進的方向錯誤:我幾乎要說,這部小說之所以出現,是因為我很聰明,逃開「使命感」的重擔──事實正好相反……)我将這部小說定義為一種「使命感」文學,但我采用「使命感」的廣義。
在今天,當人們在讨論「使命感的文學」時,通常都會陷入錯誤的想法──人們會以為,這種文學隻是用來注釋早已定案的論述,和任何文學表現無關。
但,實際上,所謂的「使命感」,是種承諾,是可以在各種層面跳出來的;在此,它主要的意涵是:意象與文字,姿态,步調,風格,輕蔑,違抗。
選擇這樣的課題,就已經是一種幾近大膽挑釁的炫耀。
向誰挑釁呢?當時的我會說,我要同時站在兩種戰鬥位置上:一方面,我要挑戰诋毀抗戰精神的人;另一方面,我要挑戰将抗戰精神過度神聖化的神殿看守人。
第一種作戰位置:解放結束不過一年的時間,正經十足的體面人士就再次占據高位,抓住那時期的任何機會大肆發作──舉凡戰後青年生活困頓、犯罪率再次提高、建立新法制困難重重,他們都有意見。
他們大聲疾呼,「看哪,我們早就說過了;這些遊擊隊,總是那副德性;他們不必大費周章告訴我們抗戰時期的童話;那種理想,我們都清楚得很……」 我就在這種社會氣候之下寫出我的作品;我利用這本小說,吊詭響應那些正經人士:「好極了,你們好像很有道理,我就照辦。
我不會在小說中描寫最好的遊擊隊員,我反而要寫出最壞的一批。
我的小說焦點将會放在一組極其狡猾的角色上頭。
我故意描寫壞角色而不寫好人物,這又如何呢?這些未加深思慮就投入混戰的角色,也都是由人類互救的人性沖動所趨使啊,這種沖動就使他們比你好上千百倍,使他們成為推動曆史的動力,而你們這些人根本沒有這把勁!」但這種論點,這種挑釁,現在已經離我很遠了;我要指出,即便在當時,這本書也隻不過是一部小說而已,并不是曆史論證過程中的元素。
同樣的,如果你仍然感覺到一丁點情縮挑撥,這種微微的刺痛全都來自那時候的争辯。
來自雙重的争辯。
至于在第二種作戰位置上頭的,位于「左翼文化」的烽火,也離現在的我很遠了。
那時,針對藝文活動的「政治指導」才正要開始。
有人要求作家創造「正面的英雄」,要作家寫出在社會行為與革命戰力方面的正當形象、說教标尺。
這,我說過,隻是起頭;我還要補充,從那時候開始,這種施加在作家身上的壓力并沒有在意大利發揮效力,也得不到支持。
然而,新文學隐然就要遭遇危險,似乎即将承受宣教、勸說的差事。
當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并不甚明白壓力的降臨;不過,我已經被惹毛了,我摩拳擦掌,準備對抗新起的高調。
(我們那時維持反主流的精神:反主流,是一種很難維護的資産。
雖然這筆資産已經不再完好如初,卻仍然支撐了我們,讓我們度過一段輕易許多卻也非常危險的時期……) 我在那段時期的反應,可說是這樣的:「啊,你們想要『社會主義的英雄』,嗯?你們要『革命精神的浪漫主義』,是吧?好啊,我就寫一篇遊擊隊的故事給你們,這故事裡沒有人是英雄、沒半個人具有階級意識。
我要獻給你們一個充滿車衣婦、流浪漢、『下層無産階級』的世界!(注13)〔這對當時的我而言是個新觀念;我以為這是一個大發現。
我那時并不知道,原來下層無産階級一直是,而且永遠是,最好寫的小說領域。
〕這樣,就是最正面,最具革命性的文學作品了!我們何必去關心早已是英雄,早已具有社會意識的人物呢?從小人
我很清楚,許多偉大的曆史事件并沒有産生偉大的小說,甚至最卓越的「小說世紀」也一樣。
我知道,「複興運動」(注12)的偉大小說并沒有寫出來過。
我們全都曉得,我們并沒有太天真;可是我相信──一個人隻要目睹過、見證過曆史,心中就會生出特别的責任心…… 就我來說,這種責任心終究讓我覺得──曆史的課題太過重要、太過嚴正了,并不是我的能力所可以負擔。
而且,我為了避免自己被這樣的課題吓住,便決定不要迎頭硬攻,而改從側面切入。
我利用一個孩子的眼睛來觀看這個世界,孩子所在的環境充滿頑童和遊民。
我發想出這個故事:一方面,故事仍然牽連遊擊戰、英雄主義和犧牲;另一方面,故事保有自己的色彩、苦味、步調…… ※ 這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
經過這麼多年之後,我可以如何定義、重審這部小說呢?(我必須從頭開始重寫這篇序文。
我行進的方向錯誤:我幾乎要說,這部小說之所以出現,是因為我很聰明,逃開「使命感」的重擔──事實正好相反……)我将這部小說定義為一種「使命感」文學,但我采用「使命感」的廣義。
在今天,當人們在讨論「使命感的文學」時,通常都會陷入錯誤的想法──人們會以為,這種文學隻是用來注釋早已定案的論述,和任何文學表現無關。
但,實際上,所謂的「使命感」,是種承諾,是可以在各種層面跳出來的;在此,它主要的意涵是:意象與文字,姿态,步調,風格,輕蔑,違抗。
選擇這樣的課題,就已經是一種幾近大膽挑釁的炫耀。
向誰挑釁呢?當時的我會說,我要同時站在兩種戰鬥位置上:一方面,我要挑戰诋毀抗戰精神的人;另一方面,我要挑戰将抗戰精神過度神聖化的神殿看守人。
第一種作戰位置:解放結束不過一年的時間,正經十足的體面人士就再次占據高位,抓住那時期的任何機會大肆發作──舉凡戰後青年生活困頓、犯罪率再次提高、建立新法制困難重重,他們都有意見。
他們大聲疾呼,「看哪,我們早就說過了;這些遊擊隊,總是那副德性;他們不必大費周章告訴我們抗戰時期的童話;那種理想,我們都清楚得很……」 我就在這種社會氣候之下寫出我的作品;我利用這本小說,吊詭響應那些正經人士:「好極了,你們好像很有道理,我就照辦。
我不會在小說中描寫最好的遊擊隊員,我反而要寫出最壞的一批。
我的小說焦點将會放在一組極其狡猾的角色上頭。
我故意描寫壞角色而不寫好人物,這又如何呢?這些未加深思慮就投入混戰的角色,也都是由人類互救的人性沖動所趨使啊,這種沖動就使他們比你好上千百倍,使他們成為推動曆史的動力,而你們這些人根本沒有這把勁!」但這種論點,這種挑釁,現在已經離我很遠了;我要指出,即便在當時,這本書也隻不過是一部小說而已,并不是曆史論證過程中的元素。
同樣的,如果你仍然感覺到一丁點情縮挑撥,這種微微的刺痛全都來自那時候的争辯。
來自雙重的争辯。
至于在第二種作戰位置上頭的,位于「左翼文化」的烽火,也離現在的我很遠了。
那時,針對藝文活動的「政治指導」才正要開始。
有人要求作家創造「正面的英雄」,要作家寫出在社會行為與革命戰力方面的正當形象、說教标尺。
這,我說過,隻是起頭;我還要補充,從那時候開始,這種施加在作家身上的壓力并沒有在意大利發揮效力,也得不到支持。
然而,新文學隐然就要遭遇危險,似乎即将承受宣教、勸說的差事。
當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并不甚明白壓力的降臨;不過,我已經被惹毛了,我摩拳擦掌,準備對抗新起的高調。
(我們那時維持反主流的精神:反主流,是一種很難維護的資産。
雖然這筆資産已經不再完好如初,卻仍然支撐了我們,讓我們度過一段輕易許多卻也非常危險的時期……) 我在那段時期的反應,可說是這樣的:「啊,你們想要『社會主義的英雄』,嗯?你們要『革命精神的浪漫主義』,是吧?好啊,我就寫一篇遊擊隊的故事給你們,這故事裡沒有人是英雄、沒半個人具有階級意識。
我要獻給你們一個充滿車衣婦、流浪漢、『下層無産階級』的世界!(注13)〔這對當時的我而言是個新觀念;我以為這是一個大發現。
我那時并不知道,原來下層無産階級一直是,而且永遠是,最好寫的小說領域。
〕這樣,就是最正面,最具革命性的文學作品了!我們何必去關心早已是英雄,早已具有社會意識的人物呢?從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