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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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時對于文化并非全然無知，我明白曆史對于文學的影響是間接的、緩慢的、經常矛盾的。
我很清楚，許多偉大的曆史事件并沒有産生偉大的小說，甚至最卓越的「小說世紀」也一樣。
我知道，「複興運動」（注12）的偉大小說并沒有寫出來過。
我們全都曉得，我們并沒有太天真；可是我相信──一個人隻要目睹過、見證過曆史，心中就會生出特别的責任心…… 就我來說，這種責任心終究讓我覺得──曆史的課題太過重要、太過嚴正了，并不是我的能力所可以負擔。
而且，我為了避免自己被這樣的課題吓住，便決定不要迎頭硬攻，而改從側面切入。
我利用一個孩子的眼睛來觀看這個世界，孩子所在的環境充滿頑童和遊民。
我發想出這個故事：一方面，故事仍然牽連遊擊戰、英雄主義和犧牲；另一方面，故事保有自己的色彩、苦味、步調…… ※ 這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
經過這麼多年之後，我可以如何定義、重審這部小說呢？（我必須從頭開始重寫這篇序文。
我行進的方向錯誤：我幾乎要說，這部小說之所以出現，是因為我很聰明，逃開「使命感」的重擔──事實正好相反……）我将這部小說定義為一種「使命感」文學，但我采用「使命感」的廣義。
在今天，當人們在讨論「使命感的文學」時，通常都會陷入錯誤的想法──人們會以為，這種文學隻是用來注釋早已定案的論述，和任何文學表現無關。
但，實際上，所謂的「使命感」，是種承諾，是可以在各種層面跳出來的；在此，它主要的意涵是：意象與文字，姿态，步調，風格，輕蔑，違抗。
選擇這樣的課題，就已經是一種幾近大膽挑釁的炫耀。
向誰挑釁呢？當時的我會說，我要同時站在兩種戰鬥位置上：一方面，我要挑戰诋毀抗戰精神的人；另一方面，我要挑戰将抗戰精神過度神聖化的神殿看守人。
第一種作戰位置：解放結束不過一年的時間，正經十足的體面人士就再次占據高位，抓住那時期的任何機會大肆發作──舉凡戰後青年生活困頓、犯罪率再次提高、建立新法制困難重重，他們都有意見。
他們大聲疾呼，「看哪，我們早就說過了；這些遊擊隊，總是那副德性；他們不必大費周章告訴我們抗戰時期的童話；那種理想，我們都清楚得很……」 我就在這種社會氣候之下寫出我的作品；我利用這本小說，吊詭響應那些正經人士：「好極了，你們好像很有道理，我就照辦。
我不會在小說中描寫最好的遊擊隊員，我反而要寫出最壞的一批。
我的小說焦點将會放在一組極其狡猾的角色上頭。
我故意描寫壞角色而不寫好人物，這又如何呢？這些未加深思慮就投入混戰的角色，也都是由人類互救的人性沖動所趨使啊，這種沖動就使他們比你好上千百倍，使他們成為推動曆史的動力，而你們這些人根本沒有這把勁！」但這種論點，這種挑釁，現在已經離我很遠了；我要指出，即便在當時，這本書也隻不過是一部小說而已，并不是曆史論證過程中的元素。
同樣的，如果你仍然感覺到一丁點情縮挑撥，這種微微的刺痛全都來自那時候的争辯。
來自雙重的争辯。
至于在第二種作戰位置上頭的，位于「左翼文化」的烽火，也離現在的我很遠了。
那時，針對藝文活動的「政治指導」才正要開始。
有人要求作家創造「正面的英雄」，要作家寫出在社會行為與革命戰力方面的正當形象、說教标尺。
這，我說過，隻是起頭；我還要補充，從那時候開始，這種施加在作家身上的壓力并沒有在意大利發揮效力，也得不到支持。
然而，新文學隐然就要遭遇危險，似乎即将承受宣教、勸說的差事。
當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并不甚明白壓力的降臨；不過，我已經被惹毛了，我摩拳擦掌，準備對抗新起的高調。
（我們那時維持反主流的精神：反主流，是一種很難維護的資産。
雖然這筆資産已經不再完好如初，卻仍然支撐了我們，讓我們度過一段輕易許多卻也非常危險的時期……） 我在那段時期的反應，可說是這樣的：「啊，你們想要『社會主義的英雄』，嗯？你們要『革命精神的浪漫主義』，是吧？好啊，我就寫一篇遊擊隊的故事給你們，這故事裡沒有人是英雄、沒半個人具有階級意識。
我要獻給你們一個充滿車衣婦、流浪漢、『下層無産階級』的世界！（注13）〔這對當時的我而言是個新觀念；我以為這是一個大發現。
我那時并不知道，原來下層無産階級一直是，而且永遠是，最好寫的小說領域。
〕這樣，就是最正面，最具革命性的文學作品了！我們何必去關心早已是英雄，早已具有社會意識的人物呢？從小人
我很清楚，許多偉大的曆史事件并沒有産生偉大的小說，甚至最卓越的「小說世紀」也一樣。
我知道，「複興運動」（注12）的偉大小說并沒有寫出來過。
我們全都曉得，我們并沒有太天真；可是我相信──一個人隻要目睹過、見證過曆史，心中就會生出特别的責任心…… 就我來說，這種責任心終究讓我覺得──曆史的課題太過重要、太過嚴正了，并不是我的能力所可以負擔。
而且，我為了避免自己被這樣的課題吓住，便決定不要迎頭硬攻，而改從側面切入。
我利用一個孩子的眼睛來觀看這個世界，孩子所在的環境充滿頑童和遊民。
我發想出這個故事：一方面，故事仍然牽連遊擊戰、英雄主義和犧牲；另一方面，故事保有自己的色彩、苦味、步調…… ※ 這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
經過這麼多年之後，我可以如何定義、重審這部小說呢？（我必須從頭開始重寫這篇序文。
我行進的方向錯誤：我幾乎要說，這部小說之所以出現，是因為我很聰明，逃開「使命感」的重擔──事實正好相反……）我将這部小說定義為一種「使命感」文學，但我采用「使命感」的廣義。
在今天，當人們在讨論「使命感的文學」時，通常都會陷入錯誤的想法──人們會以為，這種文學隻是用來注釋早已定案的論述，和任何文學表現無關。
但，實際上，所謂的「使命感」，是種承諾，是可以在各種層面跳出來的；在此，它主要的意涵是：意象與文字，姿态，步調，風格，輕蔑，違抗。
選擇這樣的課題，就已經是一種幾近大膽挑釁的炫耀。
向誰挑釁呢？當時的我會說，我要同時站在兩種戰鬥位置上：一方面，我要挑戰诋毀抗戰精神的人；另一方面，我要挑戰将抗戰精神過度神聖化的神殿看守人。
第一種作戰位置：解放結束不過一年的時間，正經十足的體面人士就再次占據高位，抓住那時期的任何機會大肆發作──舉凡戰後青年生活困頓、犯罪率再次提高、建立新法制困難重重，他們都有意見。
他們大聲疾呼，「看哪，我們早就說過了；這些遊擊隊，總是那副德性；他們不必大費周章告訴我們抗戰時期的童話；那種理想，我們都清楚得很……」 我就在這種社會氣候之下寫出我的作品；我利用這本小說，吊詭響應那些正經人士：「好極了，你們好像很有道理，我就照辦。
我不會在小說中描寫最好的遊擊隊員，我反而要寫出最壞的一批。
我的小說焦點将會放在一組極其狡猾的角色上頭。
我故意描寫壞角色而不寫好人物，這又如何呢？這些未加深思慮就投入混戰的角色，也都是由人類互救的人性沖動所趨使啊，這種沖動就使他們比你好上千百倍，使他們成為推動曆史的動力，而你們這些人根本沒有這把勁！」但這種論點，這種挑釁，現在已經離我很遠了；我要指出，即便在當時，這本書也隻不過是一部小說而已，并不是曆史論證過程中的元素。
同樣的，如果你仍然感覺到一丁點情縮挑撥，這種微微的刺痛全都來自那時候的争辯。
來自雙重的争辯。
至于在第二種作戰位置上頭的，位于「左翼文化」的烽火，也離現在的我很遠了。
那時，針對藝文活動的「政治指導」才正要開始。
有人要求作家創造「正面的英雄」，要作家寫出在社會行為與革命戰力方面的正當形象、說教标尺。
這，我說過，隻是起頭；我還要補充，從那時候開始，這種施加在作家身上的壓力并沒有在意大利發揮效力，也得不到支持。
然而，新文學隐然就要遭遇危險，似乎即将承受宣教、勸說的差事。
當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并不甚明白壓力的降臨；不過，我已經被惹毛了，我摩拳擦掌，準備對抗新起的高調。
（我們那時維持反主流的精神：反主流，是一種很難維護的資産。
雖然這筆資産已經不再完好如初，卻仍然支撐了我們，讓我們度過一段輕易許多卻也非常危險的時期……） 我在那段時期的反應，可說是這樣的：「啊，你們想要『社會主義的英雄』，嗯？你們要『革命精神的浪漫主義』，是吧？好啊，我就寫一篇遊擊隊的故事給你們，這故事裡沒有人是英雄、沒半個人具有階級意識。
我要獻給你們一個充滿車衣婦、流浪漢、『下層無産階級』的世界！（注13）〔這對當時的我而言是個新觀念；我以為這是一個大發現。
我那時并不知道，原來下層無産階級一直是，而且永遠是，最好寫的小說領域。
〕這樣，就是最正面，最具革命性的文學作品了！我們何必去關心早已是英雄，早已具有社會意識的人物呢？從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