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節 寶玉的變态心理及其激烈思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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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是不必谏而強谏，寶玉反對“文死谏”，當屬此類。
李卓吾曾言：“夫暴虐之君淫刑以逞，谏又烏能入也。
早知其不可谏，即引身而退者上也。
不可谏而必谏，谏之而不聽乃去者次也。
若夫不聽複谏，谏而以死，癡也。
何也？君臣之義交也，士為知己死，彼無道之君曷嘗以國士遇我也。
然此直雲癡耳，未甚害也，猶可以為世鑒也。
若乃其君非暴，而故誣之為暴，無所用谏，而故欲以強谏，此非以其君父為要名之資，以為吾他日終南之捷徑乎。
若而人者設遇龍逢比幹之主，雖賞之使谏，吾知其必不敢谏矣。
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當今之世也。
”（《初潭集》卷二十四《君臣四·五癡臣》）“昔者，齊宣王問卿”，孟子分之為兩種：一是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谏，反複之而不聽，則易位”；二是異姓之卿，“君有過則谏，反複之而不聽，則去”（《孟子注疏》卷十下《萬章下》）。
古代常以君父并稱，君父二字合為一語，不知始自何時，莫非是始自道學流行之後？然而父子之情固與君臣之道有别，父子的關系是天然的，君臣的關系是人為的。
凡事物由天然而發生的，不能毀，亦不宜毀。
至于人為事物，在必要時，能毀，亦宜毀。
就谏诤言之，《禮》雲：“為人臣之禮不顯谏，三谏而不聽，則去之。
子之事親也，三谏而不聽，則号泣而随之。
”（《禮記注疏》卷五《曲禮下》）明代大臣以事親之禮事君，或廷杖，或下獄而死，這豈可謂為忠？謂之癡臣，可也。
再進一步觀之，亂臣與賊子絕不相同，賊子之可殺，乃無所逃于天地之間。
亂臣是否可殺，則要看人主之行為。
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論語·八佾》）即君以禮待臣，而後臣才以忠報君。
孟子之言，更見明顯，他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雠。
”（《孟子注疏》卷八上《離婁下》）臣既視君如寇雠，則君有大過，何必谏？而為了保護民衆的安全，革命可也。
“禮時為大，順次之。
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纣，時也。
”（《禮記注疏》卷二十三《禮器》）即孔子雖稱堯舜之禅讓，亦甚贊成湯武的革命。
柳宗元說：“漢之失德久矣……曹丕之父攘禍以立強，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
丕嗣而禅，天下得之以為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也。
”（《柳河東集》卷二十《舜禹之事》）即由柳宗元觀之，禅讓與篡奪相去無幾。
曹丕得到帝位，與堯之禅舜，舜之禅禹，殆無不同。
何況湯武之伐桀纣，動師十萬，血流漂杵，而後人美稱之為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魏之代漢，卻無用兵動武之事。
到底孰有利于百姓？王船山說：“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
興亡之修短有恒數，苟易姓而無原野流血之慘，則輕授他人而民不病。
魏之授晉，上雖逆而下固安，無乃不可乎？”（《讀通鑒論》卷十一《晉泰始元年》）李卓吾之言稍嫌偏激，然亦有些道理。
他說：“孟子曰社稷為重，君為輕。
信斯言也，道（馮道）知之矣。
夫社者所以安民也，稷者所以養民也。
民得安養而後君臣之責始盡。
君不能安養斯民，而臣獨為之安養，而後馮道之責始盡。
今觀五季相禅，潛移默奪，縱有兵革，不聞争城。
五十年間，雖曆四姓，事一十二君，并耶律契丹等，而百姓卒免鋒镝之苦者，道務安養之力也。
”（《李氏藏書》卷六十《馮道》）餘引了許多先哲的話，不過證明寶玉謂“文死谏”隻是沽名釣譽。
但寶玉隻勸人臣不要作“癡臣”，未能更進一步，發表革命的思想，此即寶玉所以為寶玉，不能與古代思想家相比。
李卓吾曾言：“夫暴虐之君淫刑以逞，谏又烏能入也。
早知其不可谏，即引身而退者上也。
不可谏而必谏，谏之而不聽乃去者次也。
若夫不聽複谏，谏而以死，癡也。
何也？君臣之義交也，士為知己死，彼無道之君曷嘗以國士遇我也。
然此直雲癡耳，未甚害也，猶可以為世鑒也。
若乃其君非暴，而故誣之為暴，無所用谏，而故欲以強谏，此非以其君父為要名之資，以為吾他日終南之捷徑乎。
若而人者設遇龍逢比幹之主，雖賞之使谏，吾知其必不敢谏矣。
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當今之世也。
”（《初潭集》卷二十四《君臣四·五癡臣》）“昔者，齊宣王問卿”，孟子分之為兩種：一是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谏，反複之而不聽，則易位”；二是異姓之卿，“君有過則谏，反複之而不聽，則去”（《孟子注疏》卷十下《萬章下》）。
古代常以君父并稱，君父二字合為一語，不知始自何時，莫非是始自道學流行之後？然而父子之情固與君臣之道有别，父子的關系是天然的，君臣的關系是人為的。
凡事物由天然而發生的，不能毀，亦不宜毀。
至于人為事物，在必要時，能毀，亦宜毀。
就谏诤言之，《禮》雲：“為人臣之禮不顯谏，三谏而不聽，則去之。
子之事親也，三谏而不聽，則号泣而随之。
”（《禮記注疏》卷五《曲禮下》）明代大臣以事親之禮事君，或廷杖，或下獄而死，這豈可謂為忠？謂之癡臣，可也。
再進一步觀之，亂臣與賊子絕不相同，賊子之可殺，乃無所逃于天地之間。
亂臣是否可殺，則要看人主之行為。
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論語·八佾》）即君以禮待臣，而後臣才以忠報君。
孟子之言，更見明顯，他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雠。
”（《孟子注疏》卷八上《離婁下》）臣既視君如寇雠，則君有大過，何必谏？而為了保護民衆的安全，革命可也。
“禮時為大，順次之。
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纣，時也。
”（《禮記注疏》卷二十三《禮器》）即孔子雖稱堯舜之禅讓，亦甚贊成湯武的革命。
柳宗元說：“漢之失德久矣……曹丕之父攘禍以立強，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
丕嗣而禅，天下得之以為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也。
”（《柳河東集》卷二十《舜禹之事》）即由柳宗元觀之，禅讓與篡奪相去無幾。
曹丕得到帝位，與堯之禅舜，舜之禅禹，殆無不同。
何況湯武之伐桀纣，動師十萬，血流漂杵，而後人美稱之為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魏之代漢，卻無用兵動武之事。
到底孰有利于百姓？王船山說：“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
興亡之修短有恒數，苟易姓而無原野流血之慘，則輕授他人而民不病。
魏之授晉，上雖逆而下固安，無乃不可乎？”（《讀通鑒論》卷十一《晉泰始元年》）李卓吾之言稍嫌偏激，然亦有些道理。
他說：“孟子曰社稷為重，君為輕。
信斯言也，道（馮道）知之矣。
夫社者所以安民也，稷者所以養民也。
民得安養而後君臣之責始盡。
君不能安養斯民，而臣獨為之安養，而後馮道之責始盡。
今觀五季相禅，潛移默奪，縱有兵革，不聞争城。
五十年間，雖曆四姓，事一十二君，并耶律契丹等，而百姓卒免鋒镝之苦者，道務安養之力也。
”（《李氏藏書》卷六十《馮道》）餘引了許多先哲的話，不過證明寶玉謂“文死谏”隻是沽名釣譽。
但寶玉隻勸人臣不要作“癡臣”，未能更進一步，發表革命的思想，此即寶玉所以為寶玉，不能與古代思想家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