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節 寶玉的變态心理及其激烈思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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祿蠹而已。
梁啟超說：“宋明諸哲之訓所以教人為聖賢也。
盡國人而聖賢之，豈非大善，而無如事實上萬不可緻……故窮理盡性之談，正誼明道之旨，君子以之自律，而不以責人也。
”（《飲冰室文集》之二十八《中國道德之大原》）韓非說：“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行也。
今為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
”（《韓非子》第四十九篇《五蠹》）道學家用玄之又玄的無極、太極等等概念，希望國人懲忿窒欲，豈但聽者不解，而言者亦不能自圓其說，乃硬拉出孔聖孟轲以作護符。
其說無救于國，有害于民，宋代學者老早就知道了。
寶玉反對道學，我極同意。
寶玉于曆史方面，尤其文臣死谏，武臣死戰，認為這隻是沽名釣譽，不足以為訓。
但他所注意的是文臣死谏之一事。
他與襲人的對話如次： （寶玉）笑道：“人誰不死？隻要死的好。
那些須眉濁物隻聽見‘文死谏’‘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的名節，便隻管胡鬧起來。
那裡知道有昏君方有死谏之臣，隻顧他邀名，猛拼一死，将來置君父于何地？必定有刀兵，方有死戰，他隻顧圖汗馬之功，猛拼一死，将來棄國于何地？”襲人不等說完，便道：“古時候兒這些人，也因出于不得已，他才死啊！”寶玉道：“那武将要是疏謀少略的，他自己無能，白送了性命；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麼？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兩句書，記在心裡，若朝廷少有瑕疵他就胡彈亂谏，邀忠烈之名；倘有不合，濁氣一湧，即時拼死，這難道也是不得已？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若非聖人，那天也斷斷不把這萬幾重任交代。
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釣譽，并不知君臣的大義。
”（第三十六回） 寶玉這一段話，我所贊成的，隻有二三句：“若朝廷少有瑕疵，他就胡彈亂谏，邀忠烈之名。
”蘇轼有言：“知為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顔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
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
”（《東坡七集·續集》卷十一《上神宗皇帝書》）是時王安石秉政，“好人同己，而惡人異己”，“與之同者援引登青雲，與之異者擯斥沉溝壑”，“人之常情，誰不愛富貴而畏刑禍，于是搢紳大夫望風承流，舍是取非。
興利除害，名為愛民，其實病民；名為益國，其實傷國”。
而且朝廷考課人才，“襲故則無功，出奇則有賞”（《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四十五《應诏言朝政阙失狀》、卷四十六《乞去新法之病民傷國者疏》），于是人臣之躁進者朝呈一策略，暮獻一計劃，花樣百出，人民莫知所從。
閉關時代，最多不過引起民衆暴動，朝代随之更疊；若有外敵窺伺于側，尚可招緻國家的滅亡。
在這種局勢之下，忠梗之臣何能不苦谏而至于死谏。
要是“朝廷少有瑕疵”，而即“胡彈亂谏”，以“邀忠烈之名”，我也和寶玉一樣，大大反對。
明代士大夫往往毛舉細故，借以沽名釣譽，而奏章多傷過激，指斥乘輿，則癸辛并舉，彈擊大臣，則共鲧比肩，迹其事實，初不盡然。
武宗下诏南巡，蓋欲假巡狩之名，肆其荒遊之欲。
群臣恐千騎萬乘，百姓騷驿，争相谏阻，猶可說也。
至于世宗時大禮之議，不過天子個人私事，與國計民生毫無關系，而廷臣竟然伏阙哭争，至謂“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明史》卷一百九十一《何孟春傳》）。
史臣斥其“過激且戆”（同上卷一百九十二楊慎等傳贊），良非虛語。
案明代言官往往借端聚訟，逞臆沽名，“然論國事而至于愛名，則将惟其名之可取，而事之得失有所不顧”（同上卷一百八十張甯等傳贊）。
此後張居正時奪情之議以及再後三案之争，
梁啟超說：“宋明諸哲之訓所以教人為聖賢也。
盡國人而聖賢之，豈非大善，而無如事實上萬不可緻……故窮理盡性之談，正誼明道之旨，君子以之自律，而不以責人也。
”（《飲冰室文集》之二十八《中國道德之大原》）韓非說：“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行也。
今為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
”（《韓非子》第四十九篇《五蠹》）道學家用玄之又玄的無極、太極等等概念，希望國人懲忿窒欲，豈但聽者不解，而言者亦不能自圓其說，乃硬拉出孔聖孟轲以作護符。
其說無救于國，有害于民，宋代學者老早就知道了。
寶玉反對道學，我極同意。
寶玉于曆史方面，尤其文臣死谏，武臣死戰，認為這隻是沽名釣譽，不足以為訓。
但他所注意的是文臣死谏之一事。
他與襲人的對話如次： （寶玉）笑道：“人誰不死？隻要死的好。
那些須眉濁物隻聽見‘文死谏’‘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的名節，便隻管胡鬧起來。
那裡知道有昏君方有死谏之臣，隻顧他邀名，猛拼一死，将來置君父于何地？必定有刀兵，方有死戰，他隻顧圖汗馬之功，猛拼一死，将來棄國于何地？”襲人不等說完，便道：“古時候兒這些人，也因出于不得已，他才死啊！”寶玉道：“那武将要是疏謀少略的，他自己無能，白送了性命；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麼？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兩句書，記在心裡，若朝廷少有瑕疵他就胡彈亂谏，邀忠烈之名；倘有不合，濁氣一湧，即時拼死，這難道也是不得已？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若非聖人，那天也斷斷不把這萬幾重任交代。
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釣譽，并不知君臣的大義。
”（第三十六回） 寶玉這一段話，我所贊成的，隻有二三句：“若朝廷少有瑕疵，他就胡彈亂谏，邀忠烈之名。
”蘇轼有言：“知為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顔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
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
”（《東坡七集·續集》卷十一《上神宗皇帝書》）是時王安石秉政，“好人同己，而惡人異己”，“與之同者援引登青雲，與之異者擯斥沉溝壑”，“人之常情，誰不愛富貴而畏刑禍，于是搢紳大夫望風承流，舍是取非。
興利除害，名為愛民，其實病民；名為益國，其實傷國”。
而且朝廷考課人才，“襲故則無功，出奇則有賞”（《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四十五《應诏言朝政阙失狀》、卷四十六《乞去新法之病民傷國者疏》），于是人臣之躁進者朝呈一策略，暮獻一計劃，花樣百出，人民莫知所從。
閉關時代，最多不過引起民衆暴動，朝代随之更疊；若有外敵窺伺于側，尚可招緻國家的滅亡。
在這種局勢之下，忠梗之臣何能不苦谏而至于死谏。
要是“朝廷少有瑕疵”，而即“胡彈亂谏”，以“邀忠烈之名”，我也和寶玉一樣，大大反對。
明代士大夫往往毛舉細故，借以沽名釣譽，而奏章多傷過激，指斥乘輿，則癸辛并舉，彈擊大臣，則共鲧比肩，迹其事實，初不盡然。
武宗下诏南巡，蓋欲假巡狩之名，肆其荒遊之欲。
群臣恐千騎萬乘，百姓騷驿，争相谏阻，猶可說也。
至于世宗時大禮之議，不過天子個人私事，與國計民生毫無關系，而廷臣竟然伏阙哭争，至謂“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明史》卷一百九十一《何孟春傳》）。
史臣斥其“過激且戆”（同上卷一百九十二楊慎等傳贊），良非虛語。
案明代言官往往借端聚訟，逞臆沽名，“然論國事而至于愛名，則将惟其名之可取，而事之得失有所不顧”（同上卷一百八十張甯等傳贊）。
此後張居正時奪情之議以及再後三案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