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自由、決定論與選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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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項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些因素。
另一方面，有強烈反對納粹的工人階級各黨派、強有力的工會；有一群反納粹的自由中産階級；有德國式的文化和人文主義傳統。
分别傾向于推動兩邊各自發展的各種因素達到某種平衡，就在這種形勢下，1929年打敗納粹仍然是真正可能實現的事。
在希特勒派兵進駐萊茵蘭(16)之前，這種可能性同樣存在。
有些軍事将領密謀推翻他，他的軍隊編制也存在缺陷。
西方反法西斯同盟以雷霆之勢讓希特勒兵敗如山倒，這是最有可能發生的事。
另一方面，如果當初希特勒不那麼喪心病狂、慘無人道，導緻被占領國家的人民紛紛奮起反抗，結果又當如何？如果當初希特勒聽從他手下那些将軍們的建議，從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及其他戰場實行戰略撤退，結果又當如何？他還有避免全面潰敗的自由嗎？ 我們最後一個例子，涉及的是個體認識的另一個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個體作選擇的能力，那就是個體對兩類相反的選項的認識：一類是真實的選項，另一類是因為并非基于真實的可能性進而不具備可能性的選項。
決定論的觀點是，每一個需要作選擇的情境中隻存在一個真實的可能性。
在黑格爾看來，自由的人在行事之時是認識到這個唯一可能性的，即認識到這一必然性；不自由的人則看不到它，因此被迫以某種方式行事，同時并不會意識到自己是必然性的執行者，即理性的執行者。
另一方面，從非決定論的立場來看，個體在作選擇的時刻存在着多種可能性，而且人有任其選擇的自由。
然而通常情況下，不是隻存在一個&ldquo真實的可能性&rdquo，而是存在兩個甚至更多。
從來不存在任何專制性能在無限的可能性之中給人留下這一個選擇。
&ldquo真實的可能性&rdquo是什麼意思呢？考慮到個體内心或一個社會内部各種相互作用的力量形成的整體結構，真實的可能性是一個能具體化的可能性。
它與虛構的可能性對立，後者相當于人的各種願望和欲望，但鑒于現實存在的情況永遠無法實現。
人是各種力量的集群，這些力量以某種确切且可以确定的方式形成結構體系。
這一特殊的結構樣式，即人，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環境因素（階層、社會、家庭）、遺傳因素和體質狀況。
通過研究這些構成性趨勢，我們就已經能夠看到，它們并不一定是決定某種&ldquo效果&rdquo的&ldquo原因&rdquo。
一個天生羞怯的人，有可能會變得畏縮膽怯、腼腆孤僻、消極被動和灰心氣餒，也可能會敏悟過人，比如成為一個頗具天賦的詩人、心理學家或内科醫生；但他不具備下面這種&ldquo真實的可能性&rdquo：成為一個不敏感、無憂無慮、說幹就幹的人。
上述兩個方向中，他究竟會朝哪邊發展，取決于一些使他産生某種傾向的其他因素。
對于一個天生具有或早期形成施虐傾向的人來說，道理是一樣的。
這種情形中的個體有可能成為一個施虐狂，也有可能通過對抗來克服自己的施虐傾向，形成一種特别強大的精神&ldquo抗體&rdquo，使他做不出殘忍冷酷的事，同時也令他對施加在别人或自己身上的任何殘酷行為都高度敏感；他永遠都不會成為一個對殘忍無動于衷的人。
以上是對構成性因素方面&ldquo真實的可能性&rdquo問題的讨論，下面我們回到前文提到的吸煙的例子。
個體面臨兩種真實的可能性：要麼繼續做個老煙槍，要麼自此徹底斷了吸煙的念想。
他自以為可以接着吸但不多吸的這種想法，其實是一種錯覺。
在我們婚外情的例子中，那個男人有兩種真實的可能性：要麼幹脆不邀請那個女人出來，要麼跟她來一段外遇。
考慮到他和她的人格中各種力量的集群，他自以為可以請她喝一杯但不跟她發生暧昧關系的這種想法，是不切實際的。
希特勒有一種真實的可能性是赢得戰争&mdash&mdash或者說，至少不會輸得如此徹底&mdash&mdash如果當初他對占領區的人們不曾那麼殘暴無情，如果當初他不是那麼自戀乃至不允許戰略撤退，等等。
但在這些選項之外，并不存在任何真實的可能性&mdash&mdash如他所希望的那樣：把占領區的人們當作自己毀滅性沖動的發洩對象、以絕不撤退來滿足自己的虛榮和狂妄、用自己的勃勃野心來威脅一切其他資本主義勢力、赢得這場大戰，所有這些并不在真實的可能性範圍之内。
同樣的道理也适用于我們如今面臨的形勢：當前存在着強烈的戰争傾向，這源于世界各極勢力都擁有核武器以及由此導緻彼此之間心存憂懼和猜忌；人們對國家主權盲目崇拜；對外政策缺乏客觀性和理性。
另一方面，美蘇兩大陣營中的大多數民衆都希望避免核毀滅帶來的災難；餘下的人們都發出心聲，堅持要求列強不要把其他國家卷入其瘋狂行為；現有的一些社會和技術因素能提供和平的解決方案，并為人類的幸福未來敞開了希望之門。
我們有兩套因素，各自推動着相反傾向的發展，但仍然存在着兩種真實的可能性，人類可以從中二選一：要麼結束核武器競賽和冷戰以實現和平，要麼繼續推行當前政策以發動戰争。
兩種可能性都真實存在，即便二者的影響力有大有小。
人類作選擇的自由仍然存在。
但絕無可能發生的是，我們繼續推進軍備競賽和冷戰、繼續懷着偏執妄想的仇恨心态，同時又企圖避免核毀滅。
1962年10月，我們似乎已經與這種選擇自由失之交臂：有悖于天下人意志&mdash&mdash或許某些精神錯亂的死亡熱愛者除外&mdash&mdash的毀滅性災難似乎一觸即發。
(17)在那種局勢下，全人類得到拯救&mdash&mdash緊張關系之後得到緩和，談判和妥協成為可能。
當前這段時期，即1964年，很可能是人類擁有在生命與毀滅之間作出選擇之自由的最後時機。
倘若我們浮于各種表面約定&mdash&mdash它們象征着良好意願，卻并不能讓我們洞悉其中給定的選項及其各自會引發的各種後果&mdash&mdash那麼我們的選擇自由終将煙消雲散。
倘若人類自取滅亡，那将不會是因為人心生來邪惡，而是因為他認識不到真實可行的選項及其造成的各種後果。
自由的可能性恰恰在于，我們能在自己可以選擇的和&ldquo不真實的可能性&rdquo之間認識到哪些是真實的可能性；後者是我們一廂情願的想法&mdash&mdash決定選擇真實但（在個人或社會看來）不得人心的選項這種事令人不愉快，我們要借着美好的願望從中脫身。
不真實的可能性，當然就是根本沒有任何可能性，都是些脫離實際的白日夢。
然而不幸的事實是，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在面對真實的選項，而且有必要作出一個需要當事人深入洞察和付出犧牲的決定時，他們甯願去想象還有别的可能性或許可以達成所願；我們因此讓自己視而不見這樣一個事實：這些不真實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它們有如鏡花水月，命運在其背後自有決斷。
活在非可能性會變成現實這種錯覺之下的個體，在被動接受為他所作的決定和非他所願的意外災難發生時，他會措手不及和憤憤不平，覺得自己受到了傷害。
這種時候，他會陷入歸咎于他人、為自己辯解和/或祈求上帝庇佑的誤區；而他唯一應該責怪的，是他自己缺乏勇氣不敢面對問題、缺乏理性不能理解問題。
至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人的行為總是由各種傾向引起，這些傾向根植于其性格中起作用的（通常是無意識的）各種力量。
倘若這些力量發展到某種程度，它們可能會變得非常強烈，乃至不僅使個體産生某種傾向，還會左右他整個人；如此一來，他就沒有了選擇自由。
在有些人的性格中，各種相互沖突的傾向有效運作；在這種情況下，個體是有選擇自由的。
這種自由受到真實存在的可能性的限制，這些真實的可能性由整體情況所決定。
人的自由，在于他有可能選擇真實存在的可能性（選項）。
這個意義上的自由可以被界定為：不是個體&ldquo在認識到必要性的情況下行事&rdquo，而是基于他對多個選項及其會造成的多種後果的認識的情況下行事。
從來不存在什麼非決定論；存在着的，有時候是決定論，有時候是基于&ldquo認識&rdquo這一專屬于人類現象的選擇論。
換一種表述就是，任一事件都有其原因。
但是在該事件發生之前的一系列人或事中，可能存在着若幹動機，而這些動機又可能變成引發下一事件的起因。
這些可能的原因究竟哪一個會發揮作用，可能取決于個體作決定的那一刻具有的認識。
換言之，無事不有其因，但并非凡事都被決定（此處取該詞的&ldquo強硬派&rdquo意義。
） 此處對決定論、非決定論和選擇論觀點的探讨，基本上沿襲了三位思想家的理論：斯賓諾莎、馬克思和弗洛伊德。
這三位思想家常常被稱為&ldquo決定論者&rdquo。
這一稱謂是有充分理由的，其中最有力的依據，就是思想家本人以之自稱。
斯賓諾莎曾寫道：&ldquo在心靈中沒有絕對的或自由的意志；而心靈之有這個意願或那個意願乃是被一個原因所決定，而這個原因又為另一個原因所決定，而這個原因又同為别的原因所決定，如此遞進，以至無窮。
&rdquo（《倫理學》第二部分，命題四十八）(18)斯賓諾莎為下面這個事實提供了解釋：意志在我們的主觀體驗中是自由的&mdash&mdash在康德和很多其他哲學家看來，這正是意志自由的證據&mdash&mdash而這其實是自我欺騙的結果。
我們能認識到自己的欲望，但不能認識到這些欲望背後的動機，因此我們相信欲望&ldquo自由&rdquo地存在。
弗洛伊德也曾表明其決定論立場，相信精神自由和選擇。
他說，非決定論&ldquo很不科學。
&hellip&hellip它應該讓道于決定論，後者甚至統攝着精神生活&rdquo。
馬克思看上去也是一位決定論者。
他發現了曆史規律，這些規律把政治事件解釋為階級分層和階級鬥争的結果，并把後者解釋為現行生産力及其發展的結果。
似乎三位思想家都否認人類自由，并在人身上看到了其背後運轉的力量助推器，它不僅使人産生傾向，而且決定其如何行事。
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是位嚴格的黑格爾主義者，對他來說，個體對必然性的認識是自由的最高限度。
(19) 不僅斯賓諾莎、馬克思和弗洛伊德各自的觀點表述方式使他們看起來像是決定論者，他們的很多門生也是這樣理解的。
對馬克思和弗洛伊德尤其如此。
很多&ldquo馬克思主義者&rdquo言語之間就好像存在着一個不可改變的曆史進程，好像未來是由過去決定的，好像某些事件的發生有其必然性。
弗洛伊德也有很多弟子與其立場一緻，他們認為弗洛伊德的心理學是科學的，而這恰恰是因為它能通過前面的原因預測後面的結果。
然而，這種把斯賓諾莎、馬克思和弗洛伊德當作決定論者進行的闡釋，是将三位思想家哲學的其他部分完全棄之不顧的做法。
&ldquo決定論者&rdquo斯賓諾莎的主要著述是一部有關倫理學的著作，這是為何？為什麼馬克思主要意在讨論社會主義革命，弗洛伊德的主要目标是找到一種療法來治療精神病患者的神經症？ 要回答這些問題，其實很簡單。
三位思想家都已經認識到，人和社會在某種程度上傾向于以某種方式行事，這一程度通常意味着傾向變成了決定作用。
然而與此同時，他們又都不隻是想要解釋和闡述的哲學家，他們還想要改變和轉變。
對斯賓諾莎來說，人的任務、倫理目标恰恰就是減少決定作用并獲得最适宜的自由。
人可以通過自我認識、通過把激情轉變成行動（&ldquo積極的情感&rdquo）來實現這一點&mdash&mdash那些激情使他變得盲目并束縛着他，那些行動（和情感）能使他根據為人的真實利益行事。
&ldquo一個被動的情感隻要當我們對它形成清楚明晰的觀念時，便立即停止作為一個被動的情感存在。
&rdquo（《倫理學》第五部分，命題三）在斯賓諾莎看來，自由不是任何被給予我們的事物，而是我們可以通過洞察力和努力在一定限度之内獲得的事物。
倘若我們剛毅堅忍又有認識，我們就會有可選之項。
征服自由是困難的，這也是為何我們當中大多數人都會失敗。
正如斯賓諾莎在《倫理學》的末章如此寫道（命題四十二，附釋）： 現在，我已經将我要說的所有關于心靈克制情感的力量，以及關于心靈的自由的意義充分發揮了。
由此可以明白看到，智人是如何強而有力，是如何高超于單純為情欲所驅使的愚人。
因為愚人在種種情況下單純地為外因所激動，從來沒有享受過真正的靈魂的滿足；他生活下去，似乎不知道他自己，不知神，亦不知物。
當他一停止被動時，他也就停止存在了。
反之，凡是一個可以真正認作智人的人，他的心靈是不受激動的，而且依某種永恒的必然性而能自知其自身，能知神，也能知物。
他絕不會停止存在，而且永遠享受着真正的靈魂的滿足。
我所指出的足以達到這目的的道路好像是很艱難的，但是這的确是可以尋求得到的道路。
這條道路很少被人發現，這足以表明它誠然是很艱難的。
因為如果解救之事易如反掌，可以不勞而獲，那又怎麼會幾乎為人人所忽視呢？但是一切高貴的事物，其難得正如其稀少一樣。
(20) 斯賓諾莎，這位現代心理學的奠基人，他看到了對人起決定作用的各種因素，但他撰寫的是一部《倫理學》。
他想表明人如何能掙脫束縛獲得自由。
他的&ldquo倫理&rdquo概念恰恰就是對自由的征服概念。
這種征服是可能的，通過理性、通過充分觀念、通過認識；但隻有在個體比大多數人所情願的努力程度基礎上付出更多力氣時，它才有可能實現。
如果說斯賓諾莎的著作旨在探讨個體的&ldquo解救&rdquo（解救意指通過認識和努力實現對自由的征服），那麼馬克思同樣旨在個體的解救。
但是，斯賓諾莎讨論的是個體的非理性問題，而馬克思拓展了這一概念。
他認為，個體的非理性是由個體生活于其中的社會的非理性所引起，這種非理性本身是經濟和社會現實固有的無計劃性和矛盾性産生的結果。
和斯賓諾莎一樣，馬克思的關注對象也是自由和獨立的人。
為了獲得這種自由，人必須認識到在其背後運轉并對其起決定性作用的那些力量。
解放是認識和努力的結果。
更具體地說，馬克思認為工人階級是推動全世界人類解放的曆史動因，他認為階級意識和階級鬥争是人類解放的必要條件。
從下面這句話的意義來看，馬克思和斯賓諾莎一樣，也是一名決定論者：倘若你繼續盲目，不付出最大努力，你會失去你的自由。
但他不隻想要闡釋，這一點也如同斯賓諾莎，他還是一個想要改變的人&mdash&mdash因此，他的全部工作就是想要教會人類如何通過認識和努力獲得自由。
人們常常以為，馬克思曾經預測過必将發生的一些曆史事件，但他從未說過這種話。
他從來都是一名選擇論者。
倘若人能認識到他背後運轉的一切力量，倘若他付出巨大努力來赢得自由，那麼他就能掙脫必然性的鎖鍊。
是羅莎·盧森堡，這位馬克思理論最重要的闡釋者之一，對他的這一選擇論進行了獨特的闡釋。
她說，在這個世紀，人是在&ldquo社會主義和野蠻主義之間&rdquo作選擇。
弗洛伊德這位決定論者，同樣也是一位想要轉變的人：他想把神經症變成精神健康，把本我主宰變成自我主宰。
對想要理性行事的個體來說，神經症&mdash&mdash無論哪種類型&mdash&mdash除了意味着失去自由，還能意味着什麼？精神健康除了意味着個體具有根據自己真實利益行事的能力
另一方面，有強烈反對納粹的工人階級各黨派、強有力的工會；有一群反納粹的自由中産階級；有德國式的文化和人文主義傳統。
分别傾向于推動兩邊各自發展的各種因素達到某種平衡，就在這種形勢下，1929年打敗納粹仍然是真正可能實現的事。
在希特勒派兵進駐萊茵蘭(16)之前，這種可能性同樣存在。
有些軍事将領密謀推翻他，他的軍隊編制也存在缺陷。
西方反法西斯同盟以雷霆之勢讓希特勒兵敗如山倒，這是最有可能發生的事。
另一方面，如果當初希特勒不那麼喪心病狂、慘無人道，導緻被占領國家的人民紛紛奮起反抗，結果又當如何？如果當初希特勒聽從他手下那些将軍們的建議，從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及其他戰場實行戰略撤退，結果又當如何？他還有避免全面潰敗的自由嗎？ 我們最後一個例子，涉及的是個體認識的另一個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個體作選擇的能力，那就是個體對兩類相反的選項的認識：一類是真實的選項，另一類是因為并非基于真實的可能性進而不具備可能性的選項。
決定論的觀點是，每一個需要作選擇的情境中隻存在一個真實的可能性。
在黑格爾看來，自由的人在行事之時是認識到這個唯一可能性的，即認識到這一必然性；不自由的人則看不到它，因此被迫以某種方式行事，同時并不會意識到自己是必然性的執行者，即理性的執行者。
另一方面，從非決定論的立場來看，個體在作選擇的時刻存在着多種可能性，而且人有任其選擇的自由。
然而通常情況下，不是隻存在一個&ldquo真實的可能性&rdquo，而是存在兩個甚至更多。
從來不存在任何專制性能在無限的可能性之中給人留下這一個選擇。
&ldquo真實的可能性&rdquo是什麼意思呢？考慮到個體内心或一個社會内部各種相互作用的力量形成的整體結構，真實的可能性是一個能具體化的可能性。
它與虛構的可能性對立，後者相當于人的各種願望和欲望，但鑒于現實存在的情況永遠無法實現。
人是各種力量的集群，這些力量以某種确切且可以确定的方式形成結構體系。
這一特殊的結構樣式，即人，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環境因素（階層、社會、家庭）、遺傳因素和體質狀況。
通過研究這些構成性趨勢，我們就已經能夠看到，它們并不一定是決定某種&ldquo效果&rdquo的&ldquo原因&rdquo。
一個天生羞怯的人，有可能會變得畏縮膽怯、腼腆孤僻、消極被動和灰心氣餒，也可能會敏悟過人，比如成為一個頗具天賦的詩人、心理學家或内科醫生；但他不具備下面這種&ldquo真實的可能性&rdquo：成為一個不敏感、無憂無慮、說幹就幹的人。
上述兩個方向中，他究竟會朝哪邊發展，取決于一些使他産生某種傾向的其他因素。
對于一個天生具有或早期形成施虐傾向的人來說，道理是一樣的。
這種情形中的個體有可能成為一個施虐狂，也有可能通過對抗來克服自己的施虐傾向，形成一種特别強大的精神&ldquo抗體&rdquo，使他做不出殘忍冷酷的事，同時也令他對施加在别人或自己身上的任何殘酷行為都高度敏感；他永遠都不會成為一個對殘忍無動于衷的人。
以上是對構成性因素方面&ldquo真實的可能性&rdquo問題的讨論，下面我們回到前文提到的吸煙的例子。
個體面臨兩種真實的可能性：要麼繼續做個老煙槍，要麼自此徹底斷了吸煙的念想。
他自以為可以接着吸但不多吸的這種想法，其實是一種錯覺。
在我們婚外情的例子中，那個男人有兩種真實的可能性：要麼幹脆不邀請那個女人出來，要麼跟她來一段外遇。
考慮到他和她的人格中各種力量的集群，他自以為可以請她喝一杯但不跟她發生暧昧關系的這種想法，是不切實際的。
希特勒有一種真實的可能性是赢得戰争&mdash&mdash或者說，至少不會輸得如此徹底&mdash&mdash如果當初他對占領區的人們不曾那麼殘暴無情，如果當初他不是那麼自戀乃至不允許戰略撤退，等等。
但在這些選項之外，并不存在任何真實的可能性&mdash&mdash如他所希望的那樣：把占領區的人們當作自己毀滅性沖動的發洩對象、以絕不撤退來滿足自己的虛榮和狂妄、用自己的勃勃野心來威脅一切其他資本主義勢力、赢得這場大戰，所有這些并不在真實的可能性範圍之内。
同樣的道理也适用于我們如今面臨的形勢：當前存在着強烈的戰争傾向，這源于世界各極勢力都擁有核武器以及由此導緻彼此之間心存憂懼和猜忌；人們對國家主權盲目崇拜；對外政策缺乏客觀性和理性。
另一方面，美蘇兩大陣營中的大多數民衆都希望避免核毀滅帶來的災難；餘下的人們都發出心聲，堅持要求列強不要把其他國家卷入其瘋狂行為；現有的一些社會和技術因素能提供和平的解決方案，并為人類的幸福未來敞開了希望之門。
我們有兩套因素，各自推動着相反傾向的發展，但仍然存在着兩種真實的可能性，人類可以從中二選一：要麼結束核武器競賽和冷戰以實現和平，要麼繼續推行當前政策以發動戰争。
兩種可能性都真實存在，即便二者的影響力有大有小。
人類作選擇的自由仍然存在。
但絕無可能發生的是，我們繼續推進軍備競賽和冷戰、繼續懷着偏執妄想的仇恨心态，同時又企圖避免核毀滅。
1962年10月，我們似乎已經與這種選擇自由失之交臂：有悖于天下人意志&mdash&mdash或許某些精神錯亂的死亡熱愛者除外&mdash&mdash的毀滅性災難似乎一觸即發。
(17)在那種局勢下，全人類得到拯救&mdash&mdash緊張關系之後得到緩和，談判和妥協成為可能。
當前這段時期，即1964年，很可能是人類擁有在生命與毀滅之間作出選擇之自由的最後時機。
倘若我們浮于各種表面約定&mdash&mdash它們象征着良好意願，卻并不能讓我們洞悉其中給定的選項及其各自會引發的各種後果&mdash&mdash那麼我們的選擇自由終将煙消雲散。
倘若人類自取滅亡，那将不會是因為人心生來邪惡，而是因為他認識不到真實可行的選項及其造成的各種後果。
自由的可能性恰恰在于，我們能在自己可以選擇的和&ldquo不真實的可能性&rdquo之間認識到哪些是真實的可能性；後者是我們一廂情願的想法&mdash&mdash決定選擇真實但（在個人或社會看來）不得人心的選項這種事令人不愉快，我們要借着美好的願望從中脫身。
不真實的可能性，當然就是根本沒有任何可能性，都是些脫離實際的白日夢。
然而不幸的事實是，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在面對真實的選項，而且有必要作出一個需要當事人深入洞察和付出犧牲的決定時，他們甯願去想象還有别的可能性或許可以達成所願；我們因此讓自己視而不見這樣一個事實：這些不真實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它們有如鏡花水月，命運在其背後自有決斷。
活在非可能性會變成現實這種錯覺之下的個體，在被動接受為他所作的決定和非他所願的意外災難發生時，他會措手不及和憤憤不平，覺得自己受到了傷害。
這種時候，他會陷入歸咎于他人、為自己辯解和/或祈求上帝庇佑的誤區；而他唯一應該責怪的，是他自己缺乏勇氣不敢面對問題、缺乏理性不能理解問題。
至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人的行為總是由各種傾向引起，這些傾向根植于其性格中起作用的（通常是無意識的）各種力量。
倘若這些力量發展到某種程度，它們可能會變得非常強烈，乃至不僅使個體産生某種傾向，還會左右他整個人；如此一來，他就沒有了選擇自由。
在有些人的性格中，各種相互沖突的傾向有效運作；在這種情況下，個體是有選擇自由的。
這種自由受到真實存在的可能性的限制，這些真實的可能性由整體情況所決定。
人的自由，在于他有可能選擇真實存在的可能性（選項）。
這個意義上的自由可以被界定為：不是個體&ldquo在認識到必要性的情況下行事&rdquo，而是基于他對多個選項及其會造成的多種後果的認識的情況下行事。
從來不存在什麼非決定論；存在着的，有時候是決定論，有時候是基于&ldquo認識&rdquo這一專屬于人類現象的選擇論。
換一種表述就是，任一事件都有其原因。
但是在該事件發生之前的一系列人或事中，可能存在着若幹動機，而這些動機又可能變成引發下一事件的起因。
這些可能的原因究竟哪一個會發揮作用，可能取決于個體作決定的那一刻具有的認識。
換言之，無事不有其因，但并非凡事都被決定（此處取該詞的&ldquo強硬派&rdquo意義。
） 此處對決定論、非決定論和選擇論觀點的探讨，基本上沿襲了三位思想家的理論：斯賓諾莎、馬克思和弗洛伊德。
這三位思想家常常被稱為&ldquo決定論者&rdquo。
這一稱謂是有充分理由的，其中最有力的依據，就是思想家本人以之自稱。
斯賓諾莎曾寫道：&ldquo在心靈中沒有絕對的或自由的意志；而心靈之有這個意願或那個意願乃是被一個原因所決定，而這個原因又為另一個原因所決定，而這個原因又同為别的原因所決定，如此遞進，以至無窮。
&rdquo（《倫理學》第二部分，命題四十八）(18)斯賓諾莎為下面這個事實提供了解釋：意志在我們的主觀體驗中是自由的&mdash&mdash在康德和很多其他哲學家看來，這正是意志自由的證據&mdash&mdash而這其實是自我欺騙的結果。
我們能認識到自己的欲望，但不能認識到這些欲望背後的動機，因此我們相信欲望&ldquo自由&rdquo地存在。
弗洛伊德也曾表明其決定論立場，相信精神自由和選擇。
他說，非決定論&ldquo很不科學。
&hellip&hellip它應該讓道于決定論，後者甚至統攝着精神生活&rdquo。
馬克思看上去也是一位決定論者。
他發現了曆史規律，這些規律把政治事件解釋為階級分層和階級鬥争的結果，并把後者解釋為現行生産力及其發展的結果。
似乎三位思想家都否認人類自由，并在人身上看到了其背後運轉的力量助推器，它不僅使人産生傾向，而且決定其如何行事。
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是位嚴格的黑格爾主義者，對他來說，個體對必然性的認識是自由的最高限度。
(19) 不僅斯賓諾莎、馬克思和弗洛伊德各自的觀點表述方式使他們看起來像是決定論者，他們的很多門生也是這樣理解的。
對馬克思和弗洛伊德尤其如此。
很多&ldquo馬克思主義者&rdquo言語之間就好像存在着一個不可改變的曆史進程，好像未來是由過去決定的，好像某些事件的發生有其必然性。
弗洛伊德也有很多弟子與其立場一緻，他們認為弗洛伊德的心理學是科學的，而這恰恰是因為它能通過前面的原因預測後面的結果。
然而，這種把斯賓諾莎、馬克思和弗洛伊德當作決定論者進行的闡釋，是将三位思想家哲學的其他部分完全棄之不顧的做法。
&ldquo決定論者&rdquo斯賓諾莎的主要著述是一部有關倫理學的著作，這是為何？為什麼馬克思主要意在讨論社會主義革命，弗洛伊德的主要目标是找到一種療法來治療精神病患者的神經症？ 要回答這些問題，其實很簡單。
三位思想家都已經認識到，人和社會在某種程度上傾向于以某種方式行事，這一程度通常意味着傾向變成了決定作用。
然而與此同時，他們又都不隻是想要解釋和闡述的哲學家，他們還想要改變和轉變。
對斯賓諾莎來說，人的任務、倫理目标恰恰就是減少決定作用并獲得最适宜的自由。
人可以通過自我認識、通過把激情轉變成行動（&ldquo積極的情感&rdquo）來實現這一點&mdash&mdash那些激情使他變得盲目并束縛着他，那些行動（和情感）能使他根據為人的真實利益行事。
&ldquo一個被動的情感隻要當我們對它形成清楚明晰的觀念時，便立即停止作為一個被動的情感存在。
&rdquo（《倫理學》第五部分，命題三）在斯賓諾莎看來，自由不是任何被給予我們的事物，而是我們可以通過洞察力和努力在一定限度之内獲得的事物。
倘若我們剛毅堅忍又有認識，我們就會有可選之項。
征服自由是困難的，這也是為何我們當中大多數人都會失敗。
正如斯賓諾莎在《倫理學》的末章如此寫道（命題四十二，附釋）： 現在，我已經将我要說的所有關于心靈克制情感的力量，以及關于心靈的自由的意義充分發揮了。
由此可以明白看到，智人是如何強而有力，是如何高超于單純為情欲所驅使的愚人。
因為愚人在種種情況下單純地為外因所激動，從來沒有享受過真正的靈魂的滿足；他生活下去，似乎不知道他自己，不知神，亦不知物。
當他一停止被動時，他也就停止存在了。
反之，凡是一個可以真正認作智人的人，他的心靈是不受激動的，而且依某種永恒的必然性而能自知其自身，能知神，也能知物。
他絕不會停止存在，而且永遠享受着真正的靈魂的滿足。
我所指出的足以達到這目的的道路好像是很艱難的，但是這的确是可以尋求得到的道路。
這條道路很少被人發現，這足以表明它誠然是很艱難的。
因為如果解救之事易如反掌，可以不勞而獲，那又怎麼會幾乎為人人所忽視呢？但是一切高貴的事物，其難得正如其稀少一樣。
(20) 斯賓諾莎，這位現代心理學的奠基人，他看到了對人起決定作用的各種因素，但他撰寫的是一部《倫理學》。
他想表明人如何能掙脫束縛獲得自由。
他的&ldquo倫理&rdquo概念恰恰就是對自由的征服概念。
這種征服是可能的，通過理性、通過充分觀念、通過認識；但隻有在個體比大多數人所情願的努力程度基礎上付出更多力氣時，它才有可能實現。
如果說斯賓諾莎的著作旨在探讨個體的&ldquo解救&rdquo（解救意指通過認識和努力實現對自由的征服），那麼馬克思同樣旨在個體的解救。
但是，斯賓諾莎讨論的是個體的非理性問題，而馬克思拓展了這一概念。
他認為，個體的非理性是由個體生活于其中的社會的非理性所引起，這種非理性本身是經濟和社會現實固有的無計劃性和矛盾性産生的結果。
和斯賓諾莎一樣，馬克思的關注對象也是自由和獨立的人。
為了獲得這種自由，人必須認識到在其背後運轉并對其起決定性作用的那些力量。
解放是認識和努力的結果。
更具體地說，馬克思認為工人階級是推動全世界人類解放的曆史動因，他認為階級意識和階級鬥争是人類解放的必要條件。
從下面這句話的意義來看，馬克思和斯賓諾莎一樣，也是一名決定論者：倘若你繼續盲目，不付出最大努力，你會失去你的自由。
但他不隻想要闡釋，這一點也如同斯賓諾莎，他還是一個想要改變的人&mdash&mdash因此，他的全部工作就是想要教會人類如何通過認識和努力獲得自由。
人們常常以為，馬克思曾經預測過必将發生的一些曆史事件，但他從未說過這種話。
他從來都是一名選擇論者。
倘若人能認識到他背後運轉的一切力量，倘若他付出巨大努力來赢得自由，那麼他就能掙脫必然性的鎖鍊。
是羅莎·盧森堡，這位馬克思理論最重要的闡釋者之一，對他的這一選擇論進行了獨特的闡釋。
她說，在這個世紀，人是在&ldquo社會主義和野蠻主義之間&rdquo作選擇。
弗洛伊德這位決定論者，同樣也是一位想要轉變的人：他想把神經症變成精神健康，把本我主宰變成自我主宰。
對想要理性行事的個體來說，神經症&mdash&mdash無論哪種類型&mdash&mdash除了意味着失去自由，還能意味着什麼？精神健康除了意味着個體具有根據自己真實利益行事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