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舊制度下的行政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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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尤其是有關物理學、博物學的奇聞趣事。
”通告還附有一份内容介紹，其中宣稱，新報紙雖然較之它所取代的報紙出版更勤，内容更多，但訂閱費則便宜得多。
總督有了這些文件後，便寫信給總督代理，下令貫徹；但是總督代理開始回答說，他們一無所知。
大臣因而發出第二封信，嚴斥外省無能。
“國王陛下命令我告知你們，他要你們至為嚴肅地負責此事，向你們的屬員下達最确切的命令。
”總督代理行動起來了：其中一位報告有個走私鹽犯（偷運鹽）被處絞刑而且表現出很大勇氣；另一位報告該區有個婦女一胎生三個女孩；第三位報告爆發了一場可怕的暴風雨，但确無任何損失。
有一人宣稱，他曾十分留心，但沒有發現一件值得一提的事，不過他自己仍訂了一份如此有用的報紙，并打算請所有有教養的人都訂閱。
然而這番努力看來收效甚微，因為大臣在另一封信中說：“國王不辭勞苦，親自詳細了解各項措施，使報紙辦得更好，并願給這家報紙應得的殊榮和名氣，但是國王看到他的旨意如此不受重視，表示了極大的不滿。
” 可見曆史是一座畫廊，在那裡原作很少，複制品很多。
此外必須承認，在法國，中央政府從未模仿歐洲南部那些政府，它們控制一切似乎隻是為了使一切都陷于荒蕪。
法國政府對自己的任務常常是十分理解的，而且總是表現出驚人的積極性。
但是它的積極性常常毫無結果，甚至反倒有害，因為它有時想做超出自己力量的事，或做無人能控制的事。
政府很少進行或很快便放棄最為必要的改革，這些改革需要不屈不撓的毅力才能成功；但是政府不斷地更改某些規章或某些法律。
沒有什麼東西能在它所處的範圍内得到片刻安甯。
新規則以如此奇特的速度一個接着一個更替着，使官員們由于身受上級控制，常常摸不清應該怎樣順從。
市府官員向總監本人抱怨，附屬的立法太不穩定，他們說道：“單單财政條例的變化就足以迫使一個市府官員——即使他是終身職——懈怠自身事務，光去研究各種新規章。
”即使法律沒有變更，執行法律的方法每天都在變動。
若未從舊制度政府遺留下來的秘密文件中看到政府的工作狀态，就無法設想法律最後竟如此遭人蔑視，甚至遭執行法律者的蔑視，因為那時既無政治議會，又無報紙，大臣及其官署的任意胡為、專橫跋扈和變化無常均不受限制。
在禦前會議的判決中，有不少援引先前的法律，這些法律常常是新近制定的，已經頒布，但是未能實行。
國王敕令、宣言、诏書都經過莊嚴的登記注冊，可是在執行中無不受到重重變更。
在總監和總督的信函中，我們可以看到，政府不斷允許人們援引例外，而不按它自己的命令辦事。
它很少破壞法律，但它每天都根據特殊情況，為了辦事方便起見，悄悄地将法律向任一方向扭曲。
總督緻函大臣，談到一個國家工程招标者要求免交入市稅的問題：“确實，按照我剛剛引證的敕令和判決的嚴格規定，對于這些捐稅，王國内人人都得交納，無一例外；但是谙熟法律事務的人都知道，這些硬性攤派和随之而來的各種處罰一樣，盡管有确立稅制的種種敕令、宣言和判決，卻從未妨礙例外措施。
” 舊制度原形畢露：條規強硬嚴峻，實行起來軟弱松怠；這是它的特點。
誰若想通過法律彙編來判斷那個時代的政府，誰就會陷入最可笑的謬誤之中。
我找到國王于1757年頒布的一個宣言，宣稱凡編寫或印刷書刊違反宗教或現行制度者，将一律被判死刑。
出售這類書籍的書店，販賣這類書籍的商人，均應受此刑罰。
那麼我們豈不又回到了聖多米尼克的時代了嗎？不，這個時代恰恰是伏爾泰威臨文壇的時代。
人們常常抱怨法國人蔑視法律；哎呀！什麼時候他們才能學會尊重法律啊？可以說，在舊制度的人們身上，法律概念應在他們頭腦裡占有的位置一向是空的。
每個懇請者都要求人們照顧他而撇開現行法規，其态度之堅決和威嚴就像要求人們遵行法規一樣，的确，隻有當他們想拒絕法規時才會以法規來反法規。
人民對當局的服從還是全面的，但是他們遵從當局卻是出于習慣而非出于意願；因為，倘若人民偶然激動起來的話，最微小的波動立即就可将人民引向暴力，這時，鎮壓人民的，也總是暴力和專權，而不是法律。
在18世紀，法國中央政權尚未具有它後來才有的健全有力的政體；然而，由于中央政權已經摧毀了所有中間政權機構，因而在中央政權和個人之間，隻存在廣闊空曠的空間，因此在個人眼中，中央政權已成為社會機器的唯一動力，成為公共生活所必須的唯一代理人。
沒有比诋毀政府者本人的文章更能證明這點了。
當大革命前的長期的困惑開始發生作用時，形形色色有關社會與政府的新體系破門而出。
這些改革家們提出的目
”通告還附有一份内容介紹，其中宣稱，新報紙雖然較之它所取代的報紙出版更勤，内容更多，但訂閱費則便宜得多。
總督有了這些文件後，便寫信給總督代理，下令貫徹；但是總督代理開始回答說，他們一無所知。
大臣因而發出第二封信，嚴斥外省無能。
“國王陛下命令我告知你們，他要你們至為嚴肅地負責此事，向你們的屬員下達最确切的命令。
”總督代理行動起來了：其中一位報告有個走私鹽犯（偷運鹽）被處絞刑而且表現出很大勇氣；另一位報告該區有個婦女一胎生三個女孩；第三位報告爆發了一場可怕的暴風雨，但确無任何損失。
有一人宣稱，他曾十分留心，但沒有發現一件值得一提的事，不過他自己仍訂了一份如此有用的報紙，并打算請所有有教養的人都訂閱。
然而這番努力看來收效甚微，因為大臣在另一封信中說：“國王不辭勞苦，親自詳細了解各項措施，使報紙辦得更好，并願給這家報紙應得的殊榮和名氣，但是國王看到他的旨意如此不受重視，表示了極大的不滿。
” 可見曆史是一座畫廊，在那裡原作很少，複制品很多。
此外必須承認，在法國，中央政府從未模仿歐洲南部那些政府，它們控制一切似乎隻是為了使一切都陷于荒蕪。
法國政府對自己的任務常常是十分理解的，而且總是表現出驚人的積極性。
但是它的積極性常常毫無結果，甚至反倒有害，因為它有時想做超出自己力量的事，或做無人能控制的事。
政府很少進行或很快便放棄最為必要的改革，這些改革需要不屈不撓的毅力才能成功；但是政府不斷地更改某些規章或某些法律。
沒有什麼東西能在它所處的範圍内得到片刻安甯。
新規則以如此奇特的速度一個接着一個更替着，使官員們由于身受上級控制，常常摸不清應該怎樣順從。
市府官員向總監本人抱怨，附屬的立法太不穩定，他們說道：“單單财政條例的變化就足以迫使一個市府官員——即使他是終身職——懈怠自身事務，光去研究各種新規章。
”即使法律沒有變更，執行法律的方法每天都在變動。
若未從舊制度政府遺留下來的秘密文件中看到政府的工作狀态，就無法設想法律最後竟如此遭人蔑視，甚至遭執行法律者的蔑視，因為那時既無政治議會，又無報紙，大臣及其官署的任意胡為、專橫跋扈和變化無常均不受限制。
在禦前會議的判決中，有不少援引先前的法律，這些法律常常是新近制定的，已經頒布，但是未能實行。
國王敕令、宣言、诏書都經過莊嚴的登記注冊，可是在執行中無不受到重重變更。
在總監和總督的信函中，我們可以看到，政府不斷允許人們援引例外，而不按它自己的命令辦事。
它很少破壞法律，但它每天都根據特殊情況，為了辦事方便起見，悄悄地将法律向任一方向扭曲。
總督緻函大臣，談到一個國家工程招标者要求免交入市稅的問題：“确實，按照我剛剛引證的敕令和判決的嚴格規定，對于這些捐稅，王國内人人都得交納，無一例外；但是谙熟法律事務的人都知道，這些硬性攤派和随之而來的各種處罰一樣，盡管有确立稅制的種種敕令、宣言和判決，卻從未妨礙例外措施。
” 舊制度原形畢露：條規強硬嚴峻，實行起來軟弱松怠；這是它的特點。
誰若想通過法律彙編來判斷那個時代的政府，誰就會陷入最可笑的謬誤之中。
我找到國王于1757年頒布的一個宣言，宣稱凡編寫或印刷書刊違反宗教或現行制度者，将一律被判死刑。
出售這類書籍的書店，販賣這類書籍的商人，均應受此刑罰。
那麼我們豈不又回到了聖多米尼克的時代了嗎？不，這個時代恰恰是伏爾泰威臨文壇的時代。
人們常常抱怨法國人蔑視法律；哎呀！什麼時候他們才能學會尊重法律啊？可以說，在舊制度的人們身上，法律概念應在他們頭腦裡占有的位置一向是空的。
每個懇請者都要求人們照顧他而撇開現行法規，其态度之堅決和威嚴就像要求人們遵行法規一樣，的确，隻有當他們想拒絕法規時才會以法規來反法規。
人民對當局的服從還是全面的，但是他們遵從當局卻是出于習慣而非出于意願；因為，倘若人民偶然激動起來的話，最微小的波動立即就可将人民引向暴力，這時，鎮壓人民的，也總是暴力和專權，而不是法律。
在18世紀，法國中央政權尚未具有它後來才有的健全有力的政體；然而，由于中央政權已經摧毀了所有中間政權機構，因而在中央政權和個人之間，隻存在廣闊空曠的空間，因此在個人眼中，中央政權已成為社會機器的唯一動力，成為公共生活所必須的唯一代理人。
沒有比诋毀政府者本人的文章更能證明這點了。
當大革命前的長期的困惑開始發生作用時，形形色色有關社會與政府的新體系破門而出。
這些改革家們提出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