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舊制度下的行政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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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讀過舊制度的總督與其上級和下屬的通信的人，無不贊歎政治制度的相似竟使那個時代與我們時代的行政官如出一轍。
他們仿佛跨過将他們分割的大革命的深淵，攜起手來。
我看被統治者也是這樣。
立法在人們精神上所顯示的力量從來也沒有這樣明顯。
大臣已經萌發出一種願望，要洞察所有事務，親自在巴黎處理一切。
随着時代的前進和政府的完善，這種願望日益強烈。
到18世紀末，在任何邊遠省份建立一個慈善工場，都要由總監親自監督其開支、制定規章、選定地址。
創辦乞丐收容所也必須告知總監所收乞丐的姓名以及進出的準确時間。
早在18世紀中期（1733年）達爾讓松先生就寫道：“委托給大臣們的細務漫無邊際。
沒有他們，什麼事也辦不了，隻有通過他們，事情才辦成；如果他們的知識與他們龐大的權力有距離，他們便被迫将一切交給辦事員辦理，這些人便成了真正的掌權的人。
” 總監要求接到不僅對有關事務的報告，而且對有關個人的詳細情況的報告。
總督則緻函總督代理，将報告中所提供的情報逐字逐句地重複一遍，仿佛是他親自了解的确切情況。
為了做到身在巴黎而能領導一切，洞悉一切，必須發明上千種審查手段。
書面文件已經十分龐大，行政程序慢得驚人，我從未發現一個教區重建鐘樓或修理本堂神甫住所的要求能在少于一年内獲得批準，最通常需要兩年或三年才能獲準。
禦前會議在一份判決（1773年3月29日）中承認：“行政手續無限期地拖延誤事，隻能不斷激起最正當的怨言；然而手續又是絕對必需的。
” 我原以為對統計的嗜好是我們今天的政府官員所特有的；但是我錯了。
舊制度末期，人們經常将印好的小型報表寄送總督，報表由總督代理和教區理事填寫。
總監要求呈遞報告，詳述土地特性、耕作、産品種類與産量、牲畜頭數、工業和居民習俗。
這樣取得的情報和今天的專區區長與市長在同一情況下提供的情報相比，是同樣地詳盡而不确切。
總督代理在那種場合對其屬民的品質作出的評語一般都不太好。
他們經常重複這樣的評價：“農民生性懶惰，若不是迫于活命，就不會幹活。
”這種經濟學說在行政官員中頗為盛行。
兩個時代的行政語言，并沒有彼此迥異之處。
它們的風格同樣沒有文采，就像流水帳，含糊而軟弱；撰寫人的獨特面貌被湮沒在普遍的平庸之中。
省長的文字和總督的文字一模一樣。
隻有到18世紀末，當狄德羅和盧梭的特殊言語經過一段時間傳播開來，并用通俗語言進行冗長陳述時，這些作家書中充斥的多愁善感才感染了行政官員，甚至深入到财政界。
行政文風通常是枯燥不堪的套話，這時變得有點感人和溫柔。
一位總督代理向在巴黎的總督抱怨說，“他經常在履行職責時感到一種極其強烈的痛苦，刺痛着充滿憐憫的心。
” 政府像今天一樣，向各教區分發慈善赈濟，條件是居民也須作出一定的奉獻。
當他們奉獻的份額充足時，總監便在分派清單邊上寫道：好，表示滿意；但是，當份額巨大時，他寫道：好，表示滿意和感動。
行政官員幾乎全是資産者，他們已經構成一個階級，有其特有的精神、傳統、道德、榮譽感和自尊心。
這是新社會的貴族，它已經形成，生氣勃勃；隻待大革命為它騰出位置。
法國行政當局已經具有下述特點：資産階級或貴族，所有想從它的外部左右公共事務的人，對于政府一律懷有強烈的仇恨。
想不靠政府幫助便自行成立的最小的獨立團體也使它畏懼；最小的自由結社，不論目标如何，均使政府不快；它隻讓那些由它一手組成并由它主持的社團存在。
大工業公司也不大遂它的心願；總之，它不願讓公民以任何方式幹預對他們自身事務的考察；它甯願貧乏，也不要競争。
但是，必須讓法國人嘗一點放縱的甜頭，以慰藉他們所受的奴役，因此，政府允許極其自由地讨論有關宗教、哲學、道德乃至政治種種普遍的和抽象的理論。
隻要人們不惡意評論政府的芝麻小官，政府甘願容忍他們攻擊社會當時賴以存在的基本原則，或者甚至讨論上帝的問題。
它以為那種事與它無關。
18世紀的報紙，或當時人們所稱作的“加澤特”（gazettes），刊載四行詩句多于争議性文章，盡管如此，政府對這支小小的力量已垂涎三尺。
對書籍它很寬容，對報紙卻非常苛刻；由于無法專橫地予以取締，它便努力使報刊轉而為政府所專用。
我找到一份1761年緻王國各總督的通告，其中宣布國王（即路易十五）決定，從今以後，《法蘭西報》将由政府監督編排，通告說：“鑒于國王陛下欲使該報饒有興味，确保它淩駕其他報刊之上，因此，”大臣進一步說道，“你們要寄給我一份簡訊，載明你們财政區内激發公衆好奇心的一
他們仿佛跨過将他們分割的大革命的深淵，攜起手來。
我看被統治者也是這樣。
立法在人們精神上所顯示的力量從來也沒有這樣明顯。
大臣已經萌發出一種願望，要洞察所有事務，親自在巴黎處理一切。
随着時代的前進和政府的完善，這種願望日益強烈。
到18世紀末，在任何邊遠省份建立一個慈善工場，都要由總監親自監督其開支、制定規章、選定地址。
創辦乞丐收容所也必須告知總監所收乞丐的姓名以及進出的準确時間。
早在18世紀中期（1733年）達爾讓松先生就寫道：“委托給大臣們的細務漫無邊際。
沒有他們，什麼事也辦不了，隻有通過他們，事情才辦成；如果他們的知識與他們龐大的權力有距離，他們便被迫将一切交給辦事員辦理，這些人便成了真正的掌權的人。
” 總監要求接到不僅對有關事務的報告，而且對有關個人的詳細情況的報告。
總督則緻函總督代理，将報告中所提供的情報逐字逐句地重複一遍，仿佛是他親自了解的确切情況。
為了做到身在巴黎而能領導一切，洞悉一切，必須發明上千種審查手段。
書面文件已經十分龐大，行政程序慢得驚人，我從未發現一個教區重建鐘樓或修理本堂神甫住所的要求能在少于一年内獲得批準，最通常需要兩年或三年才能獲準。
禦前會議在一份判決（1773年3月29日）中承認：“行政手續無限期地拖延誤事，隻能不斷激起最正當的怨言；然而手續又是絕對必需的。
” 我原以為對統計的嗜好是我們今天的政府官員所特有的；但是我錯了。
舊制度末期，人們經常将印好的小型報表寄送總督，報表由總督代理和教區理事填寫。
總監要求呈遞報告，詳述土地特性、耕作、産品種類與産量、牲畜頭數、工業和居民習俗。
這樣取得的情報和今天的專區區長與市長在同一情況下提供的情報相比，是同樣地詳盡而不确切。
總督代理在那種場合對其屬民的品質作出的評語一般都不太好。
他們經常重複這樣的評價：“農民生性懶惰，若不是迫于活命，就不會幹活。
”這種經濟學說在行政官員中頗為盛行。
兩個時代的行政語言，并沒有彼此迥異之處。
它們的風格同樣沒有文采，就像流水帳，含糊而軟弱；撰寫人的獨特面貌被湮沒在普遍的平庸之中。
省長的文字和總督的文字一模一樣。
隻有到18世紀末，當狄德羅和盧梭的特殊言語經過一段時間傳播開來，并用通俗語言進行冗長陳述時，這些作家書中充斥的多愁善感才感染了行政官員，甚至深入到财政界。
行政文風通常是枯燥不堪的套話，這時變得有點感人和溫柔。
一位總督代理向在巴黎的總督抱怨說，“他經常在履行職責時感到一種極其強烈的痛苦，刺痛着充滿憐憫的心。
” 政府像今天一樣，向各教區分發慈善赈濟，條件是居民也須作出一定的奉獻。
當他們奉獻的份額充足時，總監便在分派清單邊上寫道：好，表示滿意；但是，當份額巨大時，他寫道：好，表示滿意和感動。
行政官員幾乎全是資産者，他們已經構成一個階級，有其特有的精神、傳統、道德、榮譽感和自尊心。
這是新社會的貴族，它已經形成，生氣勃勃；隻待大革命為它騰出位置。
法國行政當局已經具有下述特點：資産階級或貴族，所有想從它的外部左右公共事務的人，對于政府一律懷有強烈的仇恨。
想不靠政府幫助便自行成立的最小的獨立團體也使它畏懼；最小的自由結社，不論目标如何，均使政府不快；它隻讓那些由它一手組成并由它主持的社團存在。
大工業公司也不大遂它的心願；總之，它不願讓公民以任何方式幹預對他們自身事務的考察；它甯願貧乏，也不要競争。
但是，必須讓法國人嘗一點放縱的甜頭，以慰藉他們所受的奴役，因此，政府允許極其自由地讨論有關宗教、哲學、道德乃至政治種種普遍的和抽象的理論。
隻要人們不惡意評論政府的芝麻小官，政府甘願容忍他們攻擊社會當時賴以存在的基本原則，或者甚至讨論上帝的問題。
它以為那種事與它無關。
18世紀的報紙，或當時人們所稱作的“加澤特”（gazettes），刊載四行詩句多于争議性文章，盡管如此，政府對這支小小的力量已垂涎三尺。
對書籍它很寬容，對報紙卻非常苛刻；由于無法專橫地予以取締，它便努力使報刊轉而為政府所專用。
我找到一份1761年緻王國各總督的通告，其中宣布國王（即路易十五）決定，從今以後，《法蘭西報》将由政府監督編排，通告說：“鑒于國王陛下欲使該報饒有興味，确保它淩駕其他報刊之上，因此，”大臣進一步說道，“你們要寄給我一份簡訊，載明你們财政區内激發公衆好奇心的一